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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純淨未知的世界

我們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晚間抵達墨爾本，陪同人員帶著一群小孩前往機場貴賓室與新家庭見面。

貴賓室裡面許多大人看著我們進入，我覺得很害羞。我看過無數次紅色相簿裡布萊爾利夫婦的照片，因此一眼就認出他們。我站在原地努力微笑，然後低頭看看手中最後一點珍貴的巧克力。（這本書封面的照片就是我剛抵達墨爾本、走進貴賓室時拍的照片——你還可以看到我手中的巧克力。）

工作人員帶我上前，我對新父母所說的第一個字是「Cadbury」。在印度，這個字是巧克力的同義詞。我們互相擁抱後，新媽媽直接做了一件普通母親會做的事情——拿衛生紙幫我擦手。

由於我的英文能力有限，新父母也不會說北印度話，我們之間幾乎無法交談，於是我們一起坐下翻閱他們寄來的那本紅色書本。爸媽指著我即將入住的房屋，以及我們等一下要開的車。然後，我們努力學著習慣彼此的陪伴與存在。我想，我肯定是個很難搞定的小孩——畢竟在經歷過諸多事情後，我不得不對所有事情小心翼翼、有所保留。你可以從照片中看到，我的表情並非警戒或焦慮，而是持保留態度，等著看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儘管如此，我當下就能感覺到自己跟布萊爾利夫婦在一起是安全的。那是一種直覺——他們帶給我一種寧靜、慈祥的感覺，笑容中充滿溫暖，很快就讓我放鬆心情。

看到阿薩拉開心地與新家庭互動也讓我的心情漸漸平靜。她最後跟著新家人離開機場，我們以孩子般的方式匆匆道別。而我還得與新家人再搭一段飛機，從墨爾本經巴斯海峽前往荷伯特。因此我們一家人的第一個晚上，是在機場旅館度過。
抵達旅館後，母親直接帶我去洗澡，在我身上抹泡泡，把我泡在水裡，將身上的蟲卵清洗乾淨。我跟澳洲小孩的情況非常不同，除了身上的寄生蟲外，腸內還有線蟲、斷掉的牙齒與心臟雜音（幸好沒有持續太久）。印度窮人的健康也是普遍的問題，若是露宿街頭的話，情況會更糟糕。

我在澳洲第一晚睡得很安穩，顯然我已經漸漸習慣住旅館了。隔天早上醒來時，我看到爸媽從他們的床上看著我，等我清醒。一開始我只敢躲在被單底下偷看他們。媽媽說她還清楚記得那天早上的畫面：她和父親在床上看到房內另一端的單人床上、被子底下稍稍隆起，有一坨黑色頭髮探出頭來。直到現在，我有時都還會忍不住偷瞄他們。小時候，我們一家三口常會回想起那第一個夜晚，我會提醒他們：「我在偷看，我在偷看。」

我不曉得當下是否有人相信這一切真的發生了——在這房裡的兩個陌生人即將變成我的父母，或者這個來自印度的男孩即將變成他們的兒子。

＊＊＊

早餐過後，我們還得搭短程飛機飛往荷伯特，那也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旅館或機場外看到新家鄉外面的世界。對於以往只看過地球上最擁擠、最髒亂地區的雙眼，眼前的景象是如此空曠、如此乾淨——街道、建築、甚至汽車都是如此。放眼望去，沒有人跟我一樣是深色皮膚，但其實根本也很難見到什麼人。這裡幾乎只能用空無一人來形容。

就在我們開車穿越陌生的鄉村、進入荷伯特的郊區後，我看到滿是閃閃發亮、猶如宮殿般的地區，也看到我的新家。我看到跟紅色書本裡一模一樣的房屋，但現場看起來更宏偉、更震撼。家裡只有三個人，卻有四間房間，每間房間都很寬敞明亮且整齊清潔。客廳裡鋪有地毯，還有舒服的長椅沙發和我見過最大台的電視機，有大浴缸的浴室，以及廚房裡裝滿食物的櫥櫃。至於冰箱——我喜歡站在冰箱前感受拉開冰箱門時散放出來的冷空氣。

最棒的是我的房間——我從沒有過自己的房間。我在印度住過的兩間房子都只有單間房，而在那之後，我都得跟其他孩子同處一室。但我不記得會害怕自己睡覺——或許我已經習慣睡在街頭。可是我很怕黑，因此需要打開房門，並且確保走廊亮燈。

我躺在自己柔軟的床上，床頭上貼有一張大型印度地圖，還有新衣服讓我在涼爽的塔斯馬尼亞氣候中得以保暖，地上有一箱箱的圖片故事書與玩具。我好一陣子後才意識到這些都是我的——全部都是，而且我高興愛怎麼玩就怎麼玩。但其實我還有點不安，可能害怕早晚會有其他的大孩子來跟我搶。我也花了好一段時間才習慣自己能擁有東西。

不過，在新爸媽的教導下，我輕鬆適應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他們說我適應得很好。一開始我們先吃印度食物，媽媽後來才漸漸讓我接受澳洲飲食。這兩者之間除了味道外，還有其他差異：媽媽記得有一次我發現她把一塊紅肉放進冰箱裡，我衝上前哭著對她說：「牛！牛！」對於一個在印度教教條下成長的孩子，屠殺神聖的動物是一項禁忌。媽媽一度不知該如何是好，但她很快就笑著說：「不，那是牛肉。」顯然換了個字眼就讓我安心許多。最後，我開心地吃著眼前豐盛的食物，也克服了味道與文化的障礙。

我迅速受到澳洲戶外生活的吸引。在印度時，我居住的地方不是鄉鎮就是城市，雖然可以自由閒逛，但怎麼也無法擺脫周圍的建築、馬路與人群。而在荷伯特，我的父母非常活躍，常帶我去打高爾夫球、賞鳥與划船。父親經常用雙體船載我出海，也讓我深深愛上水上活動，最後也學會游泳。光是看到海平面就足以讓我的心平靜下來。印度各地都處於發展狀態，放眼望去只有令人窒息的高樓大廈，讓人彷彿身處在巨大的迷宮裡。有些人覺得繁忙的城市充滿活力與刺激，但如果你是在那繁忙的都市中乞討或需要他人停下腳步來聽你說話時，你就會看到這座城市的另一面。因此，在我習慣荷伯特的生活步調後，我覺得這個地方更能讓人安心。

我們住在塔米爾區（Tranmere）的外圍，與荷伯特中心區隔河相望。抵達約一個月後，我開始在隔壁的霍瓦區（Howrah）上學。幾年後我才發現，這世界上充滿不可思議的巧合。在我飛往澳洲的前一、兩個月，我也曾在加爾各答中的霍瓦區謀生路，這也是該城市最大的火車站站名與最有名的橋樑名字。荷伯特的霍瓦區則是海邊郊區，有學校、運動俱樂部和一間大型購物商場。這是一八三○年代由一名在西孟加拉邦首都服役的英國軍官所命名，他在荷伯特生活後，發現兩地山丘與河流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就算曾經有相似之處，現在也早已不復存在。
我喜歡上學。但印度沒有免費教育，如果我沒有來到塔司馬尼亞的霍瓦區，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接受教育。跟澳洲其他地方一樣，此地深具盎格魯撒克遜的風格，不過也有幾個來自其他國家的小孩，而我跟其他兩個來自中國與印度的學生還得額外多上英文課。

雖然我已經習慣身邊的膚色與文化差異，但跟其他人的感覺一樣，我的存在其實很突兀，尤其我有一對白人父母。其他的孩子談起自己的家庭時，會說他們是怎麼從其他國家或是從墨爾本過來，他們也會問我從哪裡來，但我只能回答「我來自印度」。即便我給出答案，其他小孩依然很好奇，想知道我為什麼會與白人家庭一起生活。媽媽為此多次參加學校的家長會和親師座談會，告訴其他人關於我被領養的緣由。我的同學們也滿意地接受答案，之後就沒再多問。

我不記得自己曾在學校裡受到種族歧視，但媽媽卻說其實是有的，只是我沒有意識到而已。或許這也是從頭開始學習當地語言的好處。有一次我問媽媽：「『黑鬼』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讓她很難過。還有一次，我們排隊登記參加一項運動隊伍，爸爸聽到前面一名婦人說：「我不想和那個黑小子同一隊。」我無意淡化這些言語背後的意義，但相較於我聽過其他非英裔白人的經歷，我覺得自己的情況還不算太糟，也覺得我的成長之路並未受到任何種族歧視的傷害。

但對爸媽來說，感覺可能大不相同。我聽說當地專門籌辦晚宴與舞會的印度文化協會是以負面眼光看待我們家。那是荷伯特當地的大型印度團體，成員來自斐濟、南非和印度本國，有一段時間我們經常參加協會舉辦的活動，也樂在其中。但爸媽注意到旁人經常以狐疑的眼神觀察我們，並認為讓白人從印度領養印度小孩是件錯誤的行為。不用說，我對此根本不以為意。

我們參加的另一個組織是澳洲跨國孩童援助協會（ASIAC），這個組織專門協助領養海外兒童。媽媽非常積極幫助其他澳洲家庭應付不斷改變的領養手續，以及當事人所要面對的挑戰。透過該組織，我遇見了其他飄洋過海來到澳洲、住在多人種家庭的小孩。媽媽告訴我，我們第一次參加ASIAC野餐時，我看起來有點意外——可能是有點失落——因為發現原來我不是在荷伯特「唯一特別」的孩子。儘管有這些難堪的經驗，我還是交到了新朋友，其中一個是印度男孩拉維，他跟他的新家庭住在朗瑟士敦，剛開始的前幾年，我們兩家人還時常來往。

ASIAC也幫我聯繫上其他同樣來自那瓦濟凡之家的孩子。我最要好的朋友阿薩拉是跟著新家庭住在維多利亞省的溫奇爾西河邊，我們兩家人也一直透過電話保持聯繫。在我抵達澳洲一年後，我們所有人選在墨爾本聚會，還有其他兩個被領養到澳洲的小孩阿布杜和穆沙也一同加入，大家一起到動物園玩。我很開心見到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忙著比較各自的新生活，也拿之前在孤兒院的日子做比較，雖然孤兒院不算太糟，但我想我們沒人願意再回到那裡。在我看來，大家都跟我一樣快樂。

同一年的下半年，索德太太也出現在荷伯特，陪另一名被領養的孩童阿撒過來，我記得在孤兒院見過他。我很高興能再次見到索德太太——她一直都很照顧我們，是我在印度走失期間遇見過最友善、最值得信任的人。我想，她肯定很高興看到她所幫助的孩子們能在新環境中展開新生活。索德太太經手處理過許多悲劇，但我相信她所得到的回報也是無量的。有些被領養的人可能不知道這過程有多辛苦，但索德太太在澳洲見到她幫助過的孩童與新家庭，肯定能讓她帶著滿滿的動力回到工作崗位。
＊＊＊

十歲時，我的養父母從印度領養了第二個小孩。我非常開心能有兄弟。事實上，我在印度最想念的人是小妹。在耶誕節人家問我最想要什麼，我通常會說：「我想要跟謝姬拉在一起。」我當然也非常想念親生母親，但打從一開始，我的新媽媽就扮演著非常棒的母親角色，加上有爸爸在身邊更讓我備感開心。他們無法取代離開生母的遺憾，但也盡力弭平我的失落感。我生命中真正缺席的人——尤其是對某個沒有父母在身旁陪伴、長期獨自在家的小孩而言——就是兄弟或姊妹。

謝姬拉是我特別的責任。她是家裡與我關係最緊密、也是我最牽掛的人——母親記得我小時候常因為沒有好好照顧妹妹而有罪惡感。或許我最無法釋懷的，就是與古杜一起離開的那天晚上。

爸媽首次申請領養小孩時，並未填寫性別或其他要求限制。只要是需要一個家的孩子，他們就樂於接受——所以他們才得到我。因此第二次申請領養時，他們也作出相同決定；我們家的新成員可能是個小女孩，也可能是年紀比我大的孩子，而最後的結果是我有了一個小弟弟：馬拓希。

我不在乎新成員是不是一個妹妹，光想到家裡多了一個孩子陪我玩，這樣就夠了。而且，如果他跟我一樣安靜害羞，我想我應該可以幫助他適應新生活。他就是我要幫忙照顧的對象。

但馬拓希跟我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有一部分原因是人與人之間天生的差異性，另一部分則是我們在印度的遭遇大不相同。人們願意從國外領養小孩其實是非常勇敢的，因為這些孩子的背景往往非常複雜，過去各種不同的苦難也為適應新生活增添幾分難度，新家人之間甚至難以了解彼此，更別說提供協助。由於馬拓希十分吵鬧且不聽話，我一開始只能選擇沉默與保留態度。相較於想討人歡心的我，他選擇了叛逆。

馬拓希謎樣的背景是我們兩人之間的共同點。他在貧困的環境中成長，沒有正式接受教育，也無法說清楚他到底是何時在哪裡出生。他來到澳洲時已經九歲，身上也沒有出生證明、醫療證明或其他任何官方文件能說明他的來歷。我們選擇十一月三十日做為他的生日，因為那是他踏上澳洲的第一天。他跟我一樣像是憑空降落到這個世界上，但他很幸運可以降落在荷伯特的布萊爾利家。

關於馬拓希，我們知道的故事是：他出生在加爾各答附近，是說孟加拉語長大的。他的母親拋下他、自己從暴力家庭中逃走，被送去與身體虛弱的祖母同住。但祖母照顧自己都有困難，更何況要養另一個小男孩，因此她便將馬拓希交給國家，最後跟我一樣由ISSA——索德太太的領養機構——接手照顧。受限於法律規定，一個孤兒只能在一間ISSA機構住兩個月，在此期間會想辦法幫他們回歸原生家庭或是安排接受領養。索德太太很高興能將他安排給布萊爾利夫婦，如此一來，我們就是兄弟了。

但馬拓希對於如此順利的領養手續並不開心，因為他是有父母的。雖然不能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母親下落不明，父親不想要他——所以他要符合領養資格也是困難重重。兩個月的時間一到，他又被轉回去利盧阿之家——我之前也待過的青少年收容中心——而ISSA也努力爭取讓我們家能順利收養他。在利盧阿之家時，馬拓希就沒有我幸運了。他在那裡受到虐待與性侵，我們後來才知道，原來他以前也曾被自己的叔叔侵犯過。

經過兩年繁瑣複雜的法律程序，他明顯也被自己的遭遇嚇壞了。唯一的好處就是他的英文比我好，這也有助於他習慣澳洲的新生活。馬拓希的事情暴露出官僚領養制度所造成的傷害。我後來得知他的遭遇時，忍不住回想起我在利盧阿之家的那些夜晚，發生在我兄弟身上的事情，其實也很容易就發生在我身上。

楔子
1　家的記憶
2　迷失在大城市裡
3　想生存，就得學會相信直覺
4　在一連串打擊後遇見「新生」
5　迎向純淨未知的世界
6　以愛之名的領養旅程
7　Google Earth開啟尋根曙光
8　專注於未知而忘了已知
9　在希望與否定之間徘徊
10　像大海一樣深的喜悅重逢
11　補綴迷失的童年時光
12　因為相信，我們回到彼此的生命裡
13　追憶人生的答案
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