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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文的歷史發展
所謂古文
“古文”兩個字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意義。我們現在所說的古文，則是指與現代語體文相對的一切文言文。事實上，在五四以前，幾乎一切正式行用的文章都是用文言寫的，從上古一直到五四前的一個時期，在漫長的年代中，儘管文體經過很大的變化，在今天看來，都算是有別於現代漢語的文體。所以都可加上“古文”的名稱。
當然，用文言寫的不一定都是好文章。但是在舊時代裡，著名作家們所寫的，有不少精湛卓越、不可磨滅的作品，非但可供我們今天的師法、借鑒，而且事實上我們一直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其中有些詞彙、成語、語法以及修辭技巧，都還在日常應用的語文中活生生地繼續使用著，並沒有完全遠離我們，所以值得欣賞、學習，汲取其優點。
作為一個文體來說，古文的名稱起於唐宋。因為當時流行的文體，大部分是追求華靡形式的，語法也不很嚴格。通過幾個先進作家的創導，直接採取了漢以前比較樸素的風格，加以變化，使其條理暢達，簡潔有力，這種文體，名為“古文”。雖然名為古文，實際卻含有革新的意義。由宋到明清，這種古文的影響逐步加深加廣，為文學界所普遍接受，雖然仍舊名為古文，實際已經是比較符合時代要求的文體了。不過當時也還有兩種文體不屬於這個範疇。一是駢體，在美文方面仍然通用，一是制藝，在科舉考試中是必須使用的。所以在那時代，古文別於那兩種而言。
這種從唐宋以後興起的所謂古文，是我們所要學習的主要部分，因而必須有清晰的認識。
上古的文章
不言而喻，上古的文字是非常簡略的。我們所能看到的不過是些記事的文字，只用些實體詞記載事實的概略，動詞形容詞都用得極少，其他介詞連詞都不如後來的多，所以讀起來覺得枯燥質樸，沒有情調。在古器物的銘文上看見的都是這種。從現在的習慣說來，還不能算是文章。然而也已經有了一些特定的表示語氣。例如記事文在開始的時候總是用“惟”字引起下文。又如由此事以至彼事則用“乃”字（古字寫作迺）以表因果關係。又如在頌祝的時候用“其”字表示希望。這些就是文言語法中的助字（虛字）所由來。逐步發展下去，這類的用語多了，於文氣的抑揚轉折，理路的層次脈絡，就大有幫助，因而成為文言文的主要特徵。
上古的用字幾乎全不是我們所習慣的。非但我們今天不習慣，司馬遷在西漢時代已經覺得《書經》的文字難於理解，所以不得不用當時通用的字來代替《書經》上的字，試舉一節《書經》和司馬遷《史記》的譯文對照起來看。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囂訟可乎？”（《書經．堯典》）
信飭百官，眾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史記．五帝本紀》）
從這裡可以看出司馬遷用的字確實距離我們近了一些。然而這不等於說《史記》的文章好過《書經》的文章。相反，《書經》有《書經》的優美風格，司馬遷的翻譯也不免破壞了原有的優點，變得直率無味了。假使司馬遷按照他的自由意志來改寫，必然會好得多。所以知道文章風格是各自獨立的，並不因為時代遠了就貶低價值。
至於用字，誠然各時代的習慣不同，然而也正因為一個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字表達，才使我們的詞彙日益豐富。例如《書經》上的“庶”字和“咸”字，在今天看來，果然不如“眾”字和“皆”字的熟悉，但是“庶”字和“咸”字也並沒有完全僵死，一直還可以替換著使用。所以，由於悠久歷史的積累，新的不斷產生，舊的也存儲備用，文言就提供了充裕的詞彙資源，足以應付多方面的需要。像《書經》這樣簡括肅穆的文風，仍然是唐宋以後古文所追求效法的對象之一，特別在碑銘一類的文章中，更為適宜。
《詩經》
在助字使用方面，與《書經》表現相反趨向的，就是《詩經》。在《詩經》裡，可以發見大量而且經常使用的助字。這些助字往往也是後人所不熟悉的。然而不難看出：憑藉這些助字，語氣就非常活潑生動，情調也非常宛轉纏綿。因而大不同於《書經》和上古器物上的銘文了。舉下列的句子為例：
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于以採藻，于彼行潦。（《詩經．召南》）
已矣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經．邶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詩經．鄘風》）
第一例的語氣多麼從容美妙；第二例又多麼沉痛；第三例又多麼憤激！為甚麼能有這樣細膩的表情，使我們讀起來恰和聽見作者親口念出來一樣呢？完全是由於助字的大量使用。這些助字多半屬於“聲態詞”的性質，在當時本來就是按口語寫出的，口中發出怎樣的聲音，筆底下就寫出怎樣的字，這樣自然活潑而宛轉了。到了後來，口語的語法上起了些變化，習慣就愈離愈遠，有些助字的用法就完全不同了，譬如在第一例中，句子開始用“于”字，這在現代國語中簡直沒有相當的字可以代替，因而很難體會其語氣。至於第二第三例中的“矣”、“哉”、“也”等字，用法還和現代國語中的某些字相當，所以我們讀起來還親切有味。
唐宋以後古文的特點就是適當運用這些助字，把它們容納在語法規範之中。其結果就能使文言與口語保持著不太遠的距離。
《論語》
文言文中的助字，到了孔子時代記錄下來的議論和記事文章，才充分發揮了作用，現從傳誦最廣的《論語》，舉下列一段為例：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避）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鳥獸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微子》）
這段的原意大略如下：長沮、桀溺兩人合夥耕田，孔子走過這裡，派子路向他們探聽一下過河的渡口。長沮說：那位趕著車的是誰啊？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說：是。長沮說：那他一定知道渡口在甚麼地方了。子路又去問桀溺，桀溺說：你是甚麼人？子路說：我名叫仲由。桀溺說：是魯國的孔丘的門徒嗎？子路說：是的。桀溺說：天下滔滔都是一樣的，換來換去還不是這樣？並且與其跟那避人之人在一起，何不跟避世的人在一起呢？說罷還是不停地鋤地。子路把這話走去回報孔子，夫子甚為感動說：鳥獸是沒有法子合夥的，不同這班人一起，又同誰一起呢？即使天下太平了，還是要讓他們獨行其是的。
試看這段敘事，層次分明，交代清楚，固不必說。在問津之下用一個“焉”字，在執輿之上用一個“夫”字，這都本不是必須用的字，但用了以後，就使人感覺前者顯出停頓的語氣，而後者顯出提起的語氣，在行文之中發揮著修飾的作用。孔子答話的時候，用慨然二字形容被感動的神情，這又是文言中的特點，善於使用簡練的語言表達複雜的情感。
再看一段孔子的議論文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季氏》）
這樣文義顯露，娓娓動聽的文章，只在《論語》中初次遇見，在以前是不會有的。《論語》的文章所以不同於以前的文章，主要是廣泛使用的句首的助字，如“今”、“夫”、“今夫”，以及句尾的助字，如“與”、“矣”、“也”。一篇之中，反覆數次地出現。這樣一來，表達講道理、論是非的語氣就更為有說服力了。比前面所舉的一例，又進了一步了。
孔子在聽到將伐顓臾的消息時，就說：“求啊！這件事只怕做得不對吧！講到顓臾，當初的天子原是叫他坐鎮蒙山地區的，而且已經畫在我國領土之內的了。它就是忠於我們國家的臣子啊！為甚麼要去伐他呢？”冉有自己辯解說：“他老先生要這樣辦，其實我們兩個在他手下本不贊成的。”於是孔子說：“求啊！上古周任有句話說：‘各人按照各人的能力走上自己的崗位，如果沒有能力就應當退下來。’假使看到危險不能去支持，倒下地來不能去扶起，那又何必要甚麼輔佐的人呢。而且你這話也說錯了，如果養的野獸跑出籠子來，貴重的寶物在匣子裡受到損壞，試問是誰的過失呢？”冉有又說，“論起顓臾這個地方，是個險要所在，而又離費邑太近，不把它拿過來，必然會替後世子孫留下禍害的。”孔子說：“求啊！君子所恨的，就是不說自己想這樣罷了，偏要找出理由來強辯。按照我的意見，無論當國當家，所怕的並不是缺乏而是不均勻，並不是貧窮而是不安定。因為均勻就無所謂貧窮，和諧就不至於缺乏，安定就不至於危險。既然是這樣，那末，遠方的人有不服的，可以採用和平的方法，引導他們來，來了就要使他們安定。現在呢，由與求，你們兩人輔佐他老先生，遠方的人不服，並不能夠把他們引導來，國內分裂破散，也不能夠保持完整。倒要打算在自己國內使用武力，我恐怕季孫擔憂的不是顓臾的事，而是自己家門內的事啊！”
兩下對照，就知道句首的助字幫助“起、承、轉、合”而句尾的助字幫助語氣的抑揚頓挫，這就是文言的特徵。在《論語》中表現得最為顯著，也最為明確。
《孟子》
到了孟子的時代，繼承了《論語》的文法，又進一步增加了一些推論的詞句，由簡而趨向於繁。剛好有一段也是討論冉求的議論文章，可以聯繫起來看：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闢）草菜任土地者次之。（《離婁》）
按照孟子的口氣，就是：冉求這人作季氏的家臣，一點也沒有改善季氏的行為，只是把賦稅增加得超出以前一倍。孔子說過：“冉求不是我們的同道，你們這些後生小子簡直不妨大張旗鼓攻擊他。”照這樣看來，為君的不行仁政，倒替他想法子弄錢，這種人都是孔子所要唾棄的。何況還要替他進行橫蠻的戰爭呢？為了爭奪一塊地方而戰爭，就會殺死遍地的人，為了爭奪一處城池而戰爭，就會殺死滿城的人。就是這樣為了追求領土而吃人肉，雖死也抵不了所犯的這種大罪。所以會打仗的，應該處以最嚴厲的刑罰，聯合各國結盟的，次一等，開闢土地（為了備戰）的，又次一等。
孟子這篇文章用了“由此觀之”、“況於”、“此所謂”等等推論語氣的短語或字句，表達了更加複雜細緻的意思，因而增加了文章的矯健。
孟子又特別善於變換使用句尾的助字來增加文章的生動活潑，例如：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萬章》）
按照現代語的口氣就是：萬章問：“有人說：百里奚以五張羊皮的代價把自己賣給秦國養牲口的人作奴隸，為的是藉著餵牛向秦穆公謀求錄用，真有這事嗎？”孟子說：“沒有，不對。這是喜歡造謠的人造出來的。百里奚原是虞國人。晉國拿出寶玉和名馬向虞國請求通過虞國的國境出攻虢國。宮之奇勸阻虞君不要答應晉國的請求，百里奚卻不去勸阻。他是知道虞君不聽勸說的，因而離開虞國去到秦國，年紀已經七十歲了。難道連用餵牛來干求秦穆公是件卑污的事都不懂得，這能算得明智嗎？明知無法勸就不去勸，這能不說他是明智嗎？知道虞君要亡國，先就離開到秦國去，這不能不說他明智啊！到了適當的時機，在秦國活躍起來，知道秦穆公是個可以合作而能成功的人，就去輔佐他，這能不說他是明智嗎？輔佐他以後果然使他的君主顯名天下，傳於後世，不是個賢人，能夠這樣嗎？若是為了成就他的君主而出賣自己作奴隸，鄉里中但知潔身自好的人都不肯這樣幹，你說一個賢人肯幹嗎？”
凡是遇到反覆深入分析問題的時候，這種文法是非常合適的。
同時還要注意：現代語有必須加字方能清楚的地方，文言是可以簡省些的。然而是文法上的簡省，不是修辭上的簡省。在整個結構上只要發揮透徹，話雖多並不嫌多。這也是孟子文章風格的特點。當時的人就說孟子好辯，果然他是辯論的好手。
孟子本來是戰國時代諸子之一，戰國時代的諸子各有獨特的文風，其中如莊子，尤其對後世的文學，有著深切的影響。但是還遠不如孟子影響之大。因為他是儒家的正統派，直接繼承孔子，很久以來就把他當作經書讀，所以《孟子》和《論語》的文法已經成為一般文言文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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