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國閱讀：當代台灣人文精神

名人推薦：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王德威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范銘如
專文推薦

走出象牙塔
文學作品只是屬於靜態的文字嗎？它只是限於藝術審美的領域嗎？或者，它竟只是創作者之間的文字遊戲嗎？這個議題已經存在許多人的觀念或偏見裡，好像已經鑄成定論，那樣牢固地進駐在學術界裡。文學研究者曾經受到強烈質疑，而且也不時被指控：「文學不能治療感冒，也不能治療香港腳。」是這樣嗎？好像理工科技才是真正的知識，是非常實用的學問。然而理工領域，如天文學、物理學，也不能治療感冒與香港腳。學術界對文學領域的偏見，並非真正理解文學的核心價值。長期以來，我希望換一個角度，重新探討文學在當代社會所帶來的衝擊。在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開授了兩個學期的課程，名稱是「文學與當代台灣人文精神」。這個課程設計，在於鼓勵學生透過文學閱讀，進一步探索戰後台灣社會、政治、文化的演變。現在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具體寫出一冊專書，仔細觀察文學如何再現台灣社會，如何從封閉的黨國體制走向開放的民主改革，如何使邊緣族群、性別、階級獲得發言權，從而進一步干涉政治權力。
台灣社會曾經把學術研究視為象牙塔，這是許多人的看法，很少有人對這樣的概括反駁或抗拒。象牙塔（ivory tower）是一個西方舶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對知識分子抱持高度的貶抑。學者把自己關在象牙塔，也並非是罪大惡極。如果一個社會陷入混亂的意識形態鬥爭，或捲入惡劣的政治權力爭奪，學者反而可以獲得一個清楚思考的位置。所謂知識分子，是從英文的「intellectuals」翻譯過來的，意味著從事思考的人，可以實踐知識於他所賴以生存的社會或家國。這個名詞，跟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截然不同。士大夫在西方被譯為「literati」，指的是經過科舉考試的士大夫官僚（scholar-bureaucrats）。士大夫可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卻可以掌握權力，統治天下。這種畸形現象，曾經在中國延續數千年之久，使得民間與官方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德川儒學傳統開始有了變革。他們把「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論述，區隔成為兩種不同的範疇。從誠心到齊家，是屬於私領域，治國、平天下則是屬於公領域。在私領域的個人修養，是屬於個人道德的養成；而在公領域的治國、平天下，則是屬於實學。諸子百家的大傳統，無非都是在於成就個人的品格與道德。進入現代世界以後，凡是有關國家社會的重大決策，就必須透過新興的近代知識，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甚至是物理、化學、生物學、醫學，來實踐於現實的政策裡。這種儒家傳統的變革，是日本明治維新能夠成功的原因，他們全面向西方的近代知識開放，接受現代化思考的洗禮，終於完成脫亞入歐的現代化取向。
明治時期近代知識分子的格局，可以說與晚清的官僚士大夫劃清了界線。前者重視政策的具體實踐，後者仍然停留在道德修養的層面上。知識分子一詞，在中國的出現，恐怕必須要等到五四運動之後，才普遍使用。士大夫自我囚禁於象牙塔之內，在晚清時期並非是離奇現象。明朝的王陽明曾經提出「滿街都是聖人」，在當時可能是一種尊稱。但明朝滅亡的原因，便是滿街聖人仍然在空談心性。當知識與社會之間出現落差時，士大夫在關鍵時刻可能無法救國，反而是朝代顛覆的致命原因。
象牙塔的存在，並不是罪惡。如果知識分子擁有龐大知識，應該對當代社會也具有一定的發言權。在充滿挑戰的關鍵時期，無論是屬於科學領域或人文學科，知識分子往往被期待走出象牙塔。畢竟他們比起社會的各個階層，具備了更完整的知識論與世界觀。他們絕對有足夠能力，足以探知公共價值所受到的扭曲與貶抑。也許要他們承擔公平與正義的責任，似乎是一種苛求，但是指出真理或真相的偏頗與曲解，應該是所有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在太平盛世，學術研究者當然是要關在室內進行專業的思考。當外面的社會現實發生價值混亂時，辨識政治權力的氾濫，或釐清意識形態的誤用，唯知識分子能夠勝任，並提出一個指引。學院或校園的圍牆，也許是構成象牙塔的藩籬。學者或知識分子，可以在圍牆之內進行冷靜的思考，從事深刻的知識追求，比起同時代的其他社會階層，知識分子確實可以獲得相當豐富的資訊。他們具備能力可以發現社會或政治的問題，也可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知識並非是靜態的存在，無論是屬於方法論或實踐論，能夠活用它，就能夠翻轉政治權力的長期優勢。在殖民地時期，在戒嚴令時期，政治從來都是在干涉知識分子，阻礙他們的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這種單方面支配的優勢，經過一九七○年代民主運動之後，知識分子已經可以主動干涉政治。在到達可以干涉政治權力之前，台灣社會已經有多少左翼知識分子遭到逮捕並槍決，有多少右翼的自由主義者遭到查禁並審判。這種血跡斑斑的記憶，長期構成了台灣知識分子的噤聲與畏怯。在白色恐怖年代，無數的社會主義信仰者被冠以匪諜與通敵之名，而受到殘酷的人權迫害。台灣會變成極端右傾的社會，完全肇始於戰後初期的高度鎮壓。相形之下，可以合法地從事公開言論批判的追求，大多是屬於自由主義分子。從一九五○年代的《自由中國》，一九六○年代的《文星》雜誌，一九七○年代的《大學雜誌》，鮮明地鋪陳出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軌跡。
在那蒼白而荒涼的年代，所有的雜誌都承受過被查禁的命運。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楊、彭明敏，都曾經羅列在台灣自由主義傳統的系譜裡。他們如果不是被監禁，便是被剝奪教職，或者是被迫遠走他鄉。歷史所給予他們的殘酷命運，終於沒有使他們保持沉默，只要有發言的空間，他們都各自提出內心所懷抱的理想社會。沒有這些前行者的努力，也許就無法預告日後台灣民主運動的誕生。他們擁有的利器，只不過是思想與文字。他們未嘗有一日使其理想獲得實踐，但是他們的著作卻為後來的知識分子提供無窮無盡的想像。
相對於早期靜態的知識分子，台灣在一九七○年代開始見證運動型知識分子的誕生。所謂運動型知識分子，指的是他們不再只是依賴靜態文字的發表，而是進一步與同時期的思想光譜接近者相互結盟。他們完全是時代的產物，如果沒有經歷過一九七○年釣魚台運動，如果沒有受到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的衝擊，如果沒有受到一九七二年華府與北京簽訂《上海公報》的影響，知識分子不可能走出書齋，而紛紛投入正在萌芽的草根民主運動。一九六○年，雷震雖然有過組黨運動的嘗試，卻在威權體制的破壞下，使構想中的中國民主黨胎死腹中。
在一連串國際事件的打擊下，國民黨在台灣所虛構的「中國體制」，逐漸顯露其欺罔性。聚集在《大學雜誌》下的本土知識分子，已經強烈感受台灣的歷史危機。他們一方面放棄國民黨黨籍，一方面主動參與選舉運動。其中的代表人物，當以許信良與張俊宏為具體例證。在那危疑時期，他們不僅具有論述能力，也具備了走出象牙塔的勇氣。他們比起雷震、殷海光還更具優勢的原因，就在於國民黨所高舉「代表中國」的旗幟，已被揭破是荒謬與謊言。這是一個結束的開始，黨外運動一詞逐漸形成全新的政治觀念，一方面暗示政治的中國性已注定要式微，一方面則彰顯文化的台灣性即將嶄露頭角。
走出象牙塔，是當代台灣知識分子的宿命。民主運動的展開，政治改革的翻轉，國際形勢的挑戰，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使整個社會再也不可能停留在戒嚴時期的寧靜與安定。學校的圍牆，再也抵擋不住變革力量的席捲而來。知識分子留守在書窗裡的安頓，也不復存在。在知識實踐的時代，所有的思考者與書寫者似乎受到要求，如何把靜態思維化成具體行動。這恰恰是當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檢驗人文精神的最佳時期。
什麼是人文精神？
傳統書生參與科舉考試時，或者獲得官位時，往往被要求必須寫出所謂的「策論」。這些策論是針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或經濟狀況，向皇室提出政策上的建議。以北宋為例，整個王朝不只受到北方契丹人的挑釁，也受到西夏人的「寇邊」，迫使天朝必須進行防禦戰爭。由於北宋強調中央集權，提倡文人政治，所以這些書生所提出的政策建言，往往都淪為空談。在他們的文字裡，充滿了非常腐朽的春秋觀念，再三強調尊王攘夷的崇高理想，因此當時所盛行的弭兵論，都只能證明書生空議論而已。在舊社會裡，知識與現實總是出現巨大落差，他們可以提出陳義甚高的言論，卻無法在殘酷的現實世界具體使用。
士大夫的思維，能夠支配傳統社會長達千年之久，完全是受到科舉制度的庇蔭。他們提出的建議，或傳播的言論，大多數是屬於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表面上是非常雄辯，骨子裡卻是極其空洞。這種現象，必須要到一九○五年慈禧太后廢除科舉考試之後，知識領域才逐漸有了改觀。緊接著五四運動崛起之後，當時知識分子如胡適、魯迅，開始展開對儒家思想或傳統文化的嚴厲批判。那種蔚為風氣的反傳統論（anti-traditionalism），正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一次徹底反省。台灣社會的知識現代化，並沒有與五四傳統緊密連接起來。他們在殖民地裡所接受的現代教育，就已經脫離傳統儒家思想的桎梏。殖民地孩童在公學校所受的教育，包括國語、歷史、數學、博物，已經與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截然不同。
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誕生的時間，大約在一九一五年左右，也就是噍吧哖事件受到殘酷鎮壓的那年。知識分子一詞，無論是思考或行動，已經與中國士大夫的條件有了全然不同的取向。他們所受的知識訓練，在走出學校之後，便是要把所有學習的成果具體實踐於社會。一九二○年，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所組成的新民會，創辦了《台灣青年》的刊物，開始介紹當時全世界最新的思潮，並且也針對殖民地所面臨的畸形統治，提出他們的見解。無論是他們所吸收的理論，或是對殖民地社會的分析，他們的言論高度完全可以與現代思潮相互比並。發軔於一九二○年代的啟蒙運動，對於後來政治團體的衝擊，不可不謂巨大。這些政治團體包括：台灣文化協會（1921）、台灣農民組合（1926）、台灣民眾黨（1927）、台灣共產黨（1928）、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29），在思想光譜上，從極右到極左的政治立場，都同時浮現。
日據時期以降的台灣知識分子，便是要糾正殖民統治所帶來的人格扭曲。當他們提到台灣人時，「人」的價值觀念都受到尊崇。這樣的「人」，涵蓋了人本、人權、人文的廣泛定義。這些都牽涉到文化內容的問題，確切而言，凡是有關種族（race）、階級（class）、性別（gender）的議題，都是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的關心所在。在面對日本的種族優越論時，知識分子提出了台灣人本位論。在面對日本資本家壟斷所有的利益時，他們站在農民與工人的立場提出批判。在面對統治者男性中心論的支配時，他們也會站出來為台灣女性講話。
他們的思考與行動，可以說非常符合當代所說的人文精神（humanism）。知識分子在殖民地時期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多元，從最基礎的啟蒙工作，到思想傳播，終而創辦雜誌與報紙，足以顯示他們對自己所具備的身分相當警覺。稍後他們所介入一九二○年代的政治運動，以及一九三○年代的文學運動，無非都是台灣人文精神的延伸。無論是左派或右派知識分子，他們在訴諸具體行動時，都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他們受到逮捕審判，或是思想遭到檢查，根本無所遁逃，而必須為自己發表的語言或文字負起責任。他們在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果敢行動，無疑是為後代的知識青年塑造典範。
什麼是人文精神？這個語詞的誕生，其實是因應現代科技的到來。「人」的發現，是文藝復興以降的重要議題。當他們的知識逐漸脫離教會的控制，人的意義不再是神學的附庸，而是一個可以思考、可以批判、也可以行動的肉身，也是可以藉由理性的判斷，建立一個全新的文化秩序。啟蒙運動之後，西方知識分子開始在科學方面開啟無限的想像，近代知識所包括的化學、數學、物理學次第建立起來，而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也持續開拓出來。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知識領域慢慢構築完成。十九世紀中期發生的工業革命，使人類更進一步創造科技文明，那種大量生產、大量複製的時代，也接踵而來。
機械文明開始統治整個世界，人的意義也因而逐漸萎縮。在整個龐大的工業社會裡，作為人的單位愈來愈渺小，有人稱之為「原子化」（atomization）。人類藉由近代知識建立起來的工業文明，證明了科學並不必然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利用科學文明來製造戰爭，使人類陷入兩次大戰的災難，已經證明人類的智慧是極其有限。所謂現代性（modernity），一言以蔽之，便是指人的理性（reason）。當人的理性高過所有的世俗價值，它的地位無疑已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利用理性的判別，利用科學的優越性，來建立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性別歧視，正是二次大戰以降人類所面臨最急迫的危機。
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重新提出人文精神的議題，是不是已經過時了？是不是會被嫌棄是一個老掉牙的問題？身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或許只要把文學內容的研究做好，便已經相當盡職了。然而，在文學閱讀中，慢慢會發現所有的作品並非只是靜態文字的演出。作家在他的書寫中所呈現的世界，往往是讀者未曾思考或從未到達的境界。在閱讀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了台灣社會一直都存在著族群歧視、階級歧視、性別歧視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可能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是由工業文明造成。島上發生的文化衝突，其根源往往來自歷史的殘餘，政治的多餘，而這正是本書所要面對、處理並解決的。
戰後初期的族群歧視，來自中華民族主義的高漲，以及台灣人所接受的日本文化遺產。兩種不同的歷史經驗相遇時，都各自產生兩極的想像、與相反的看法。在戒嚴時期，省籍問題也不斷衍生、氾濫，尤其是外省族群多劃歸在軍公教的社群裡，而本地族群則多是屬於一般工商業的庶民。一九七○年代本土運動崛起後，又開始出現統獨問題。政治主張使得知識分子也分別隸屬於不同意識形態的團體。一九九○年代，政黨政治開始萌芽時，整個社會又陷入藍綠對決。這已經不是政治議題所能概括，其中還牽涉到經濟、社會、文化的內容。
人文精神最基的本信念，便是把人當作人看待，同時也強調自己要活下去，也必須讓別人活下去。依據這樣的信念，我們在文學世界裡看到人的存在，看到生命與社會的本質。文學不再是靜態的書寫，它所呈現外在社會的偏見、歧視、貶抑，絕對不是向壁虛構。作家以敏銳之眼洞察人間的不幸與偏頗，把他們所看到的事實化為故事，呈現在讀者面前。作家的想像可能被視為虛構，但是他們確實到達社會最徹底最深層的邊境。從那裡他帶回來訊息，呈現給他的讀者。文學容許我們看見女性受到歧視，原住民受到污名化，農民工人受到剝削，同志受到扭曲。在靜態的文字之間遊走，終於激發讀者的批判行動。而這樣的批判，正好與我們所高舉的人文精神相互吻合。從文學閱讀中探索當代台灣人文精神，正是本書書寫的主要企圖。

走出象牙塔
文學作品只是屬於靜態的文字嗎？它只是限於藝術審美的領域嗎？或者，它竟只是創作者之間的文字遊戲嗎？這個議題已經存在許多人的觀念或偏見裡，好像已經鑄成定論，那樣牢固地進駐在學術界裡。文學研究者曾經受到強烈質疑，而且也不時被指控：「文學不能治療感冒，也不能治療香港腳。」是這樣嗎？好像理工科技才是真正的知識，是非常實用的學問。然而理工領域，如天文學、物理學，也不能治療感冒與香港腳。學術界對文學領域的偏見，並非真正理解文學的核心價值。長期以來，我希望換一個角度，重新探討文學在當代社會所帶來的衝...

推薦序
板塊與潮汐　王德威
隱形的力量　范銘如

緒論　什麼是人文精神？
第1章 面對台灣歷史傷口：一個歷史與文學的角度
第2章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對決
第3章 殖民地與崇洋媚外的根源――帝國中心論的觀察
第4章 民主運動解放了什麼：七○年代的反思
第5章 誰先解嚴：文學或政治？
第6章 女性文學的意義：從人權立場出發
第7章 原住民文化的窺探：內部殖民的拆解
第8章 同志文學與台灣民主
第9章 和解為什麼可能
第10章 雙元史觀的建構及其實踐
第11章 本土．在地化．民族主義
後記 當前人文學的危機

推薦序
板塊與潮汐　王德威
隱形的力量　范銘如

緒論　什麼是人文精神？
第1章 面對台灣歷史傷口：一個歷史與文學的角度
第2章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對決
第3章 殖民地與崇洋媚外的根源――帝國中心論的觀察
第4章 民主運動解放了什麼：七○年代的反思
第5章 誰先解嚴：文學或政治？
第6章 女性文學的意義：從人權立場出發
第7章 原住民文化的窺探：內部殖民的拆解
第8章 同志文學與台灣民主
第9章 和解為什麼可能
第10章 雙元史觀的建構及其實踐
第11章 本土．在地化．民族主義
後記 當前人文學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