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領漠南軍國重事
一、思大有為於天下
一二三二年父親拖雷逝世的噩耗，對剛滿十八歲的忽必烈，無疑是沉重的打擊。但喪父之痛，一定程度上促使忽必烈迅速成熟，錘煉了他的意志和應付複雜事變的能力。《元史．世祖本紀》稱：「及長，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當是十八歲以後忽必烈政治上趨於成熟幹練的概括性描述。
大約在乃馬真皇后稱制時期，忽必烈進入而立之年。那時，成吉思汗諸子相繼謝世，孫輩叱吒風雲的時刻即將到來。忽必烈一直在思考：如何為大蒙古國幹一番事業，如何大有作為於天下？身為蒙古宗王和拖雷嫡子，他有這樣的責任和實力，也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
忽必烈熱衷於訪求前代帝王的功業逸事，尤其是喜歡聽唐初李世民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成大業的事蹟，而且由衷欽佩，銳意模仿。他千方百計延請召集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孜孜不倦地詢問治理國家的方略辦法。正如史書上說的：「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論定大業，厥有成憲。」由於這一系列努力，身居漠北的忽必烈，周圍漸漸彙集了一批「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傑知經術者」。
在臨時應召和長留漠北的漢族士大夫中，比較系統地向忽必烈獻上治國之道的，當數張德輝、劉秉忠、姚樞、李冶。
一二四七年，河東交城人張德輝被召至漠北藩邸。忽必烈首先發問：「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張德輝回答：「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忽必烈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回答說：「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分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忽必烈深表讚許，又問：「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設施者甚多，將若之何？」張德輝指桌案上的銀盤為喻：「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忽必烈思索良久後說：「此正吾心所不忘也。」
忽必烈還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張德輝答道：「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麄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
忽必烈繼續問道：「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張德輝回答：「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其失，害固為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蠹亦非細。」忽必烈沉默許久，又說：「然則奈何？」張德輝答道：「莫若更選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主兵柄，勳舊如忽都忽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
一二四二年，劉秉忠隨禪學海雲法師赴和林論道。海雲南返後，劉秉忠留在漠北忽必烈藩邸，上書數千百言。大概是：
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
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為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
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
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為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偏重，宜計所廢以准差發……
奧魯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榷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榷，或更減輕，罷繁碎，止科征，無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 給衣糧以為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
一二五○年，原燕京行台郎中、營州柳城人姚樞應召至漠北忽必烈藩邸。姚樞見忽必烈「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為」，就融會二帝三王之道和治國平天下之大經，歸納為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等八目。又詳細列舉救治時弊的三十條，即立省部，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班俸祿，定法律，審刑獄，設監司，明黜陟，閣徵斂，簡驛傳，修學校，崇經術，旌孝節，厚風俗，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遊惰，肅軍政，賙匱乏， 恤鰥寡，布屯田，通漕運，倚債負，廣儲蓄，復常平，立平準，卻利便，杜告訐。
劉秉忠和姚樞所言，多數針對蒙古國時期的弊政，又凝結了漢地王朝的豐富統治經驗，所以給忽必烈的影響和震動似乎更直接、更深刻。忽必烈自然容易高興地接受。而且，相當多的內容又成為忽必烈創建元朝以後主要政策的濫觴。
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末進士。忽必烈聞知其賢，派遣使者召至藩邸，還特意讓使者轉達「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之盛情。
忽必烈問：「天下當如何而治？」李冶回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綱紀而已。」
忽必烈問：魏徵、曹彬何如？李冶答道：「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
忽必烈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李冶回答：「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才賢否？李冶回答：「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
忽必烈又問：「回鶻人可用否？」李冶答道：「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在國家擇而用之耳。」
李冶所言，側重於識才用人。他滿足了忽必烈求才若渴的心願，忽必烈當然願意接受。
這些獻納問答，都是極好的漢地先進文化啟蒙，都是治國平天下的經驗之談。不僅為忽必烈增加了許多可貴的知識和資訊，而且為他瞭解中原漢地和日後以漢法治漢地，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準備。
在這些漢族儒士的影響下，忽必烈還有了一定的尊孔禮儒的傾向。如乃馬真皇后三年（一二四四）前金朝狀元王鶚應忽必烈之召，攜孔子畫像赴漠北，在忽必烈的支持下舉行釋奠禮，忽必烈還與左右飲食其胙物，由此受到尊孔儀禮的初步演習。憲宗二年（一二五二），應召北覲的北方文學巨擘元好問及張德輝，尊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竟欣然接受。應該承認，此時的忽必烈，未必完全懂得上述釋奠和尊號的真實涵義。他的尊孔禮儒的傾向也是比較朦朧或不十分自覺的。
二、金蓮川開府
憲宗元年（一二五一）六月，兄長蒙哥登上蒙古國汗位。隨之，幸運之神降臨，忽必烈奉汗兄之命擔起了總領漠南的重任。
總領漠南前後，忽必烈在延請四方文學之士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號稱「金蓮川幕府」的謀臣侍從集團。這個謀臣侍從集團，對忽必烈總領漠南乃至以後締造元帝國的人生歷程，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金蓮川幕府」，取名於忽必烈奉命總領漠南軍國庶事後的駐牧開府地點。該駐牧地在原金桓州附近的金蓮川。此地原名曷里滸東川，因夏季盛開美麗的金蓮花，金世宗時易名為金蓮川。這批藩邸謀臣侍從隨而被稱為「金蓮川幕府」。
幕府侍臣包括：劉秉忠、趙璧、王鶚、張德輝、張文謙、竇默、姚樞、許國楨、郝經、許衡、廉希憲、商挺、劉肅、宋子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輝、張易、馬亨、趙良弼、趙炳、張惠、李冶、楊奐等。這些人都是中州菁英和碩德耆儒。他們多數是較長時間留在漠北或漠南金蓮川藩邸，一小部分漢地名士或因年邁者旋召旋歸，並不久留。他們地域種族各異，技能職業有別，學術派別林立，志趣主張也不盡相同。大體可分為邢州術數家群、理學家群、金源文學群、經邦理財群、宗教僧侶群及王府宿衛群等若干群體。他們分別從自己的學術志趣出發，闡揚各自的政見方略，希望為忽必烈所採用，竭力在總領漠南的施政中留下一些屬於己方主張的印痕。
邢州術數家群。
這一群體的領袖是劉秉忠，成員有王恂、張文謙、張易、馬亨等。
劉秉忠，邢州邢台人，一二四二年隨禪宗海雲法師北上覲見忽必烈，留侍於漠北。劉秉忠學貫儒、佛、道三教，尤其「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皇極邵氏》之書，靡不周知」。他不僅「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策」，還嫺熟治國之術。如前述，到漠北之初，劉秉忠曾上書數千百言，「皆尊王庇民之事」。但忽必烈最賞識的是「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而且有所謂「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的神秘約定。據說，他與忽必烈「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這又是其他藩府舊臣無法比擬的。元人張昱詩曰：「學貫天人劉太保，卜年卜世際昌期。帝王真命自神武，雨水君臣今見之。」
王恂，中山安喜（今河北定縣）人，曾從劉秉忠學於邢州紫金山。「蚤以算術妙天下」，在藩府擔任太子伴讀。
張文謙，邢州沙河（今河北沙河縣）人，與劉秉忠自幼同窗，「年相若，志相得」，早年受劉秉忠的影響，「洞究術數」。後來，又與許衡等交結，潛心義理之學。他被忽必烈「擢置侍從之列」，司教令牋奏，日見信任。
邢州術數家群的成員，大都是劉秉忠的同鄉、同窗、或門人，並且是由劉秉忠薦舉進入藩邸幕府圈的。學術上也以陰陽術數為主。由於劉秉忠的緣故，邢州術數家群在藩邸幕府中稱得上是最早投靠忽必烈，最受忽必烈信任的。
理學家群。
這一群體主要由竇默、姚樞、許衡三位北方著名理學家組成。
竇默，廣平肥鄉（今河北肥鄉縣）人，初業醫，又學伊洛性理之書，一度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一二四九年應召於漠北，首以三綱五常為言。忽必烈對此說有所領會，亦稱：「人道之端，無大於此。失此，則不名為人，且無以立於世矣。」竇默又說：「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忽必烈對此頗感興趣，一日三次召見與之交談，奏對皆稱旨，自此對竇默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竇默是理學家群中最早進入忽必烈藩邸的。曾奉命教授太子真金，姚樞、許衡均由他舉薦。
姚樞，營州柳城（今遼寧朝陽）人，曾從趙復處得程、朱二子性理之書，潛心研讀，遂成北方理學領袖之一。一二五○年北謁忽必烈，上治國平天下及救時弊之八目三十條，「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姚樞所言講究現實，也比較注重這位蒙古宗王的認同接受程度。忽必烈奇其才識，「動必見詢」，視姚為藩邸的主要謀臣。
忽必烈雖然對空言性理的理學不甚感興趣，但竇默、姚樞二人「誠結主知」，一直受到格外的眷顧和信賴。忽必烈曾云：「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二為一，始成完人矣。」「此輩賢士，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同治天下？」
至於許衡，因其被舉薦的時間較晚，起初僅奉王府令旨教授京兆，又兼性情古怪，所言迂闊空泛，藩邸時期的忽必烈並不喜歡他。儘管許衡在理學家群中學術造詣是最高的。
金源文學群。
這一群體大多數是前金朝詞賦進士出身，率以詩賦文章相標榜。王鶚是這一群體的領袖，成員主要有徐世隆、李冶、劉肅、宋子貞、李昶等。
王鶚，開州東明（今山東東明縣）人，金正大狀元。一二四四年召赴漠北藩邸，忽必烈對他格外優待，每每賜座，呼狀元而不名。他曾給忽必烈進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常常到深夜。忽必烈頗為所論感動，說：「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它日不能行之耶！」王鶚「以文章魁海內」，「一時學者翕然咸師尊之」。他向忽必烈所舉薦的，也多半是金朝的詞賦文士。忽必烈還命令近侍闊闊、廉希憲、柴禎等五人以王鶚為師，學習漢文化。
徐世隆，陳州西華（今河南西華縣）人，金正大進士。他「古文純正明白」，「詩歌則坦夷瀏亮」，「四六則駢儷親切」。一二五二年徐世隆北上，見忽必烈於日月山帳殿，以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說，勸戒忽必烈征雲南之行。
李冶，真定欒城（今河北欒城縣）人，金正大末進士。他「聚書環堵」，以做文章為樂，「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一二五七年，隨使者北謁，也是忽必烈問以治道的漢文士之一。
其他屬於此群體的劉肅、宋子貞、李昶等，也都是喜好文學詩賦的進士出身者。
有必要解釋，這一群體的文士大部分是學儒通儒的。以上王鶚、徐世隆、李冶三人進講治道時，言必稱孔孟綱常，就很能說明問題。不過，他們在崇尚標榜詩賦文章之餘，兼學兼通的多是傳統的孔孟儒術，而非程朱的性理之學。
經邦理財群。
這個群體的人員，率以治國經邦為直接任務，或喜好謀畫經略，或善於理財會計。郝經、趙璧是其代表人物。
郝經，澤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縣）人，金朝亡後，僑居保定，充世侯張柔家塾教授。郝經雖然「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但又強調「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為利益拘」，「不作章句儒」，立志「務為有用之學」，「以復興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應召赴藩邸後，他充任重要謀臣，上下數千年，旁徵博引，援據古義，為忽必烈呈獻諸多救弊更化的良策。忽必烈喜其所言，凝聽忘倦，還在日後的施政中多有採用。
趙璧，雲中懷仁（今山西懷仁縣）人。一二四二年，即被忽必烈召至漠北駐地，是忽必烈最親近的漢人侍從之一。忽必烈讓王妃親自為他縫製衣裘，派他馳驛出使四方，招聘名士王鶚、姚樞等。還奉命學習蒙古語，在馬背上替忽必烈譯講《大學衍義》。趙璧被忽必烈稱為秀才，頗善於草擬表章文檄，且教授蒙古生徒儒書。然而，他「刻意吏學，以經濟為己任」，後來又「經畫饋運」，「手校簿書」，忽必烈任命其為中書平章的制書中也有「素閒朝政，久輔聖躬，柱石廟堂，經綸邦國」之語，故更像是一位經邦理政的精敏儒吏。
此外，「能理財賦」「調軍食」的李德輝，「博學有經濟器」的張德輝，文武才兼備，「有經濟略」的商挺，被忽必烈命為撫州長，「城邑規制，為之一新」的趙炳，擔任邢州安撫司和陝西宣撫司幕官的趙良弼，「盡通諸國語」，後任制國用司副使的張惠，出身察必皇后斡耳朵媵人，又與李德輝「偕侍潛邸」的阿合馬等，也大致屬於這一群體。
宗教僧侶群。
代表人物是吐蕃薩加派僧師八思巴、禪宗僧人海雲、太一道教大師蕭公弼等。這個群體人數不多，但對忽必烈的個人宗教信仰，對日後元王朝的宗教政策及治理吐蕃，影響頗大。
王府宿衛群。
顧名思義，這一群體是由忽必烈王府怯薛宿衛士組成。如廉希憲、董文用、董文忠、賀仁傑、阿里海牙、許國禎、謝仲溫、姚天福、高天錫、謁只里、昔班、闊闊等。這些人來自蒙古、色目、漢人等不同種族，平時負責王府的生活服侍和護衛。除廉希憲以外，王府宿衛士大多沒有什麼突出的政見主張，也不常參與藩邸的治道問答。但他們始終是忽必烈最信賴的藩邸人員。
以上六種類型或群體，只是著眼於其基本特徵的粗略劃分。實際上，六群體部分人員在志趣流派方面常呈現一定程度的交叉或復合。例如，由於程朱性理之學是宋代以來儒學的新發展，多數中原士大夫對其均有某種渴望或追求欲，理學家群以外的四群體（不包括宗教僧侶群）中即有張文謙、王鶚、郝經、廉希憲等重要人物，饒有興趣地品味研讀伊洛義理之書。而經邦理財群之外，又不乏劉秉忠、姚樞、廉希憲等運籌帷幄的巨擘。張文謙和趙璧的身分根腳，也屬於怯薛宿衛。總之，六種類型或群體的劃分，使我們對「金蓮川幕府」內部構成及其與忽必烈的關係，一目了然。儘管這種劃分只是相對或粗略的。
忽必烈對「金蓮川幕府」及其他應召人員的態度，是比較理智的。這些侍從和應召人員形形色色，所持主張及所懷目的各異：有的希望獲取賞賜，有的希望免除本派別門人的勞役賦稅，有的希望改善民眾的生活並恢復中國的統一與秩序，有的則主張以華化夷，促使蒙古人逐漸漢化。此時的忽必烈，對這些人大抵是禮賢下士，虛己而問，相容並蓄，不明顯地抑此褒彼，以多聽多問為主，擇其有用有益而從。即使是對個別不友好、不合作者，也不發怒，不失禮。一次，忽必烈召見被俘北上的南人趙復，問道：「我欲取南宋，卿可導之乎？」趙復回答：「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聽罷，反而挺高興，也不再強迫趙復在蒙古政權做官。
「金蓮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動吸收漢法制度，並與中原士大夫實行政治聯合的良好開端。它增加了以忽必烈為代表的蒙古貴族與漢族士大夫間彼此溝通、認同，對忽必烈履行其總領漠南的使命，發揮了深刻而積極的影響。由於這些士大夫中的相當部分來自漢世侯幕僚屬吏（如郝經、王鶚來自張柔幕下，宋子貞、李昶、徐世隆、商挺等來自嚴實幕下），「金蓮川幕府」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忽必烈和漢地世侯的聯繫。從長遠看，它又為元帝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會支援和官員準備。中統至元間，這些幕府侍從「布列台閣，分任岳牧」， 成為忽必烈政權的主要班底。他們有關漢地統治方式的論列，也為忽必烈君臨整個華夏描繪了一幅行之有效的政治藍圖。簡單地說，此藍圖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以漢法治漢地，二是原有蒙古制度參考漢地等先進方式予以變通，以適應君臨南北的形勢需要。而後，忽必烈總領漠南和建立元朝的整個政治生涯，幾乎都是基於這幅藍圖而實踐和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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