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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一個活詞
在民族主義興起的中國，本來應該要變成死語的表達方式在使用上變得頻繁了起來，就是「漢奸」這一個詞。
戰爭期間與戰爭結束後，在中國協助日本的中國人都被稱作「漢奸」，被國家和輿論嚴重地譴責。「漢奸」比起「賣國賊」是個更加苛刻的表達方式，這可從漢字的印象來窺探。近幾年，在網路的世界裡，主張國際協調的人們被熱血的「愛國者」痛罵是「漢奸」的也是家常便飯的事。主張民主，人權，憲政等普世價值的雜誌則被一部分的保守派稱為「漢奸雜誌」。當發生反日示威這種特殊時期的時候，「親日派」和「漢奸」幾乎是同一個意思。抵抗列強的侵略，以獨立國家為目標的近代中國，對外強硬派通常都可以維持其正當性，妥協派與談和派只要未掌握絕對的權力的情況下，就會被當成漢奸。「愛國無罪」的口號也與這樣的價值觀並不無關係。
當被問到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漢奸」是誰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中國人一定會回答是汪兆銘（精衛）。就如後面所述一樣，汪兆銘是中日戰爭中在日本佔領地成立與日本合作政權的政治人物。中日戰爭期間的一九三八年，為呼應日本的軍部和一部分的民間勢力所推動的「和平運動」，而離開國民政府所在地的重慶，與日本進行了和平交涉。其結果就是在日本佔領地南京成立了合作政權。
正當全國國民一致抵抗日本侵略中，與敵國握手言和是國民情感的層次上不被原諒的行為。汪兆銘成為「漢奸」的代名詞應當是這個原因。
汪兆銘與汪兆銘政權不僅中國近代史，也帶給現代中國一個大問題。從那時候起，就形成了對外強硬就是「愛國」，對外妥協就是「漢奸」的公式，持續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判斷。就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的幹部和知識份子也被貼上「漢奸」的標籤，這個詞也被當作攻擊政敵時方便且有效的手段來使用。「漢奸」一詞的被亂用，招來了國民與國民之間的對立，不可否認這帶給了社會安定與調和負面的影響。
在本章將探討「漢奸」一詞是如何產生的，中國近代史與現代社會之中，「漢奸」兩字帶有什麼樣的意涵，而以現代大國為目標的中國，要如何去克服這個問題。還有，正因這個問題與日本有很深切的關係，所以這裡一併考察中國近代史中的日本。
回顧日清戰爭以後的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國的國家構想的重要部分就是處理與日本的關係。
滿洲事變後，與日本之間的國力差距，和殘存的地方勢力，尤其是新興的共產黨勢力的威脅，強烈意識到這些問題的蔣介石打出了「安內攘外」的政策。對蔣介石而言，阻止外國（日本）侵略的前提就是實現中國國內的安定與統一。在塘沽停戰協定締結之下，九一八事變告一段落的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動員了國民政府軍的精銳，對共產黨紅軍展開了大規模的包圍作戰。已經承受長達四次國民政府軍包圍作戰的紅軍，擋不住國民政府軍的猛攻而不得不放棄其根據地。
可是，共產黨雖然弱化了，但還有其他反蔣介石勢力的存在，中國經濟也尚未從混亂之中跳脫而出。判斷中國沒有與日本做正面對決實力的蔣介石於是試探了與日本妥協的可能性。
蔣介石有著在東京振武學堂的留學經驗與在高田聯隊的服役經驗，對日本人與日本社會帶有強烈的親切感。對象徵日本人精神的「武士道」「大和魂」有所憧憬的蔣介石對保持整潔與秩序，著重禮節的日本人，與教育普及，識字率高的日本社會有著很高的評價。他即使把做為國家的日本當作敵人，也不曾把日本人當作敵人（家近亮子《蔣介石的外交戰略與日中戰爭》）。
這樣的蔣介石判斷必須避開與日本的全面對決，於是在一九三四年的年末挑起了「日本是中國的敵人或是友人」的爭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雜誌《外交評論》中，刊載了一篇署名為徐道鄰的論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這論文之中呼籲以日本放棄滿洲國為條件，來改善與日本的關係。蔣介石的結論是，日本與中國是「共存共亡的民族」，「若互相為敵，就會面臨滅亡的危機」，所以「恢復友好關係是中日共同背負的時代使命」（同前）。可是蔣介石所提出的條件卻無法讓日本作出讓步。有別於蔣介石的外交構想，在這時期，存在著對日本提出更寬大的條件，實現與日本妥協的親日團體。
這個團體試著透過與日本廣泛性的妥協來實現中國的和平與安定，摸索新的國家樣貌。中日全面開戰後，雖然蔣介石變更了在「敵乎友乎」的爭論中所表示出的日本認識，修正軌道到與日本全面開戰上，但這個親日團體依然未放棄對日妥協的可能性，持續探索著與日本合作和「和平建國」的可能性。而其領導人正是汪兆銘。
兩個「中央政府」
中日戰爭期間的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日本佔領下的南京，成立了以汪兆銘為首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統一全中國為目的的北伐（討伐各地軍閥的內戰）大致上獲得勝利的一九二七年以後，中華民國將實際上的中央政府設置在南京，其名稱也是「國民政府」。位於江蘇省西南部的南京是中國七大古都之一，與中國屈指可數經濟都市上海在距離上也非常接近。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將首都設立於此，正式推動現代國家的建設。可是，在一九四〇年的時候，中日戰爭也經歷了三年，中華民國的政府機能已經轉往內陸的重慶，而南京則在日本的佔領範圍之下。
始於盧溝橋事變的中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擴大到了以上海為中心的華中地區。日本的上海派遣軍與中國的國民政府軍激烈交戰後，結果國際都市上海就被日軍所佔領。乘勢追擊的華中方面軍，十二月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的指揮下，斷然進行了南京攻略戰。一方面蔣介石有鑒於上海戰役中蒙受重大損失的中國現況，於是迴避了與舉全國之力日軍的正面衝突，斷然決定遷都到內陸的武漢與重慶。
日本政府判斷，失去首都的國民政府已經喪失了掌控中國的能力，於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迅速地發表「爾後不與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將政策轉向與「新興中國中央政權」做全面性的中日關係的調整。當七月的時候也策劃了，中國「當今中央政府」屈服於日本時，就「承認此為一個友好政權，將其納入既成的新興中國中央政權旗下，或是與既有的親日政權合作，建立新的中央政權」的方針。為了在「新興中國中央政權」的框架下承認現存的國民政府，日方所提出是「結合或是參加成立新的中央政權」，「舊國民政府的改稱與改組」，「放棄容共政策及採取親日滿防共政策」，「蔣介石下野」等等的條件（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走向太平洋戰爭之路 開戰外交史》增刊資料篇）。總而言之，當時在日本的主流判斷是，由於逃到重慶的蔣介石政府已經降格變成一地方政權的關係，已經沒有統治全中國的能力，而為了實現重建中國和改善與日本的關係只有期待「新中央政府」了。
另一方面，放棄南京，轉往重慶的國民政府，推舉了第一把交椅的蔣介石與第二把交椅的汪兆銘擔任國防最高會議的主席與副主席，準備與日本做持久戰。可是日本的對中國政策的轉換卻造成了國民政府內部不小的動搖。對蔣介石徹底抗戰的方針抱持異議的人們便開始摸索以戰爭之外的手段來打破中日僵局的方法。他們與日本「特務」再三進行了檯面下的交涉。結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兆銘突然離開重慶，揮別了蔣介石的對日抗戰路線。
直到汪兆銘逃出重慶為止，日本政府或是軍部相關人士及記者等民間人士不斷地與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局長高宗武等汪兆銘周遭人士積極接觸的經過，一般稱為「汪兆銘工作」。這實際的情形已被近年來一系列的研究所解開，所以這裡就不再詳細提及。脫離重慶之後，經由雲南省昆明，然後在河內短暫停留的汪兆銘，在隔年三九年五月到達了上海，十個月後在南京設立了新政府來與蔣介石對抗。於是便出現了兩個國民政府並立的狀況。
中國史與「偽政權」
中國歷史上，兩個以上的王朝或政權並存絕不稀奇。之後才成立的政權也主張自己才是正統政權，把過去的政權稱為「偽政權」來否認其正統性。汪兆銘也一樣，主張自己的政府才是代表中國，為中國帶來和平統一的合法政府，對內持續訴諸於中國國民，對外持續訴諸於國際社會。
可是，南京政府有個決定性的弱點。那就是這是在日本的佔領區內，在日本的軍事保護的背景下所建立的政府。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計畫，指導的對日抗戰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時刻，汪兆銘探尋與日本談和的可能性而脫離重慶政府，在日本支配區域建立政權，因此南京政府在成立當初開始就被稱作「偽政權」，不只重慶政府，也不被當時的國際社會所承認。現在的中國和台灣，一般來說都用「汪偽政權」當作歷史用語來使用。
一九三〇年代以後，在中國還有其他在日本軍事背景下所成立的「偽政權」。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偽滿洲國」。根據中國具權威性的百科辭典之一《辭海》（一九九九年版），在「偽」一字之中，除了有現代日語也通用的「偽物」的意思之外，也包含了「非法的，非正統的，不被承認的」意思。歷史上，也可見於稱非正統王朝為「偽朝」的例子。當然，對當時的重慶政府而言，一九四〇年成立的「南京政府」與三二年成立的滿洲國一樣，對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台灣的「中華民國」而言都是正統性與合法性不被承認的「偽政權」。「偽」這個用語也包含了價值上的判斷，在日本學界，除了介紹中國的研究狀況這件事之外，幾乎沒有被使用。與其如此，倒不如說是對在汪兆銘政權上加上一個「偽」字的中國歷史學界的立場抱持著懷疑態度的人很的多。除了歷史學者應當排除主觀的價值判斷這樣的想法之外，也有相當根深柢固的意見就是先決問題是解開汪兆銘政權的複雜的多面性。
的確，研究人物汪兆銘及汪兆銘政權，無論在日本還是中國直到最近為止都被當作是一種禁忌。在中國這被分類為「敏感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並沒有受到環境的眷顧。在日本的學者之中，不同意中國對汪兆銘是「漢奸」評價的人也把它當作是「二十世紀日本的污點」，刻意地避開這個問題。還有，應該也有人認為抵抗蔣介石對日抗戰路線的汪兆銘才是揭櫫「中日提攜」理念的真正的愛國者。可是，這種意見在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的歷史事實之前很難去獲得認同。
近年來，值得注意的新動向就是，在以「思想解放」為基調的現代中國的歷史學界上，汪兆銘研究已不再是禁忌，針對汪兆銘的人物像及汪兆銘政權實態的研究開始興盛起來這件事。在日本與中國，舉辦以這個問題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開始頻繁了起來。可是，中國的學者與日本的學者一討論起這個問題，先姑且不論要不要擺在檯面上，在私底下的爭論點通常都會歸結到汪兆銘是否為「漢奸」，汪兆銘政權是否為「魁儡政權」。當然，在日本也有很多持有和中國學者同樣意見的研究者。把這個問題當作與中方的爭論點的，不如說是針對近代史整體上，帶有與中方不同見解的研究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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