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台灣奇蹟
編者：中研院副研究員 李宗榮、林宗弘
台灣戰後曾經歷長達四十年的經濟成長，創下1963 年至 1996 年平均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超過9%之紀錄的「經濟奇蹟」，違反了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的預測，引起國際學界關注，將台灣視為第三世界發展的成功典範。在上述脈絡下，台灣的經濟社會學蓬勃發展，從歷史文獻來看，1980 年代以來關於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或可稱之為「奇蹟典範」(miracle paradigm)。然而，從 1990 年代開始，這種經濟發展榮景與學術上的百花爭鳴逐漸退色。
從 1997 年起，台灣受亞洲金融風暴衝擊，2001 年又遭遇全球電子業衰退，GDP 年成長率首次為負 1.26，失業率則衝破 5%。在民進黨首次執政期間，年成長率平均下滑到 4-5%之間，成為在野國民黨的攻擊對象。然而，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全球金融海嘯來襲，2009 年 GDP 年成長率衰退到負 1.57，失業率逼近 6%，到 2015 年為止，年成長率平均下滑到 3%左右。隨著中國經濟成長動力減弱，新一波全球蕭條風雨欲來，台灣的經濟前景堪虞。
1990 年代之後，台灣不僅經濟成長率衰退，也歷經許多重大的經濟制度變革。1986 年解除戒嚴之後，隨之而來 1989 年經濟自由化，國營事業私有化以及管制手段減少，國家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能力越來越弱。民主轉型、政黨輪替以及民眾權利意識成長的影響下，經濟政策已經難以用強勢的行政權來推動，另一方面，政府效能趕不上市場轉型腳步，過去以強國家指導經濟發展的模式難以為繼。重大財經政策，例如貿易上對中國大陸投資「戒急用忍」與後來的積極開放，「兩兆雙星」計畫，以及金融改革與高等教育產業大幅開放，似乎都不見效，說明國家角色的失能。其次，台灣金融市場對國際資金開放，以及台商大量外移到中國大陸另闢生產基地，兩岸經濟整合使得台灣中小企業面臨存亡挑戰、勞工就業條件也受影響，逐漸與經濟成長脫鉤甚至惡化。而從市場結構來看，台灣的私營企業大型化，例如原為中小企業的鴻海集團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製造商之一；大型企業取代中小企業出口份額。所謂高科技電子業逐漸凌駕傳統產業，台灣先是成為全球不可或缺的代工基地，在 21 世紀卻迅速資本外移，電子業海外生產的產值高達四分之三。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團企業，成為台灣經濟活動的主力，也越來越遠離台灣經濟起飛時由中小企業撐起半邊天的圖像。
金融產業結構也面臨巨變。1991 年銀行自由化與公有控股集團逐漸釋股改變了間接金融的產業結構，農會與信合社的信用市場被新銀行取代，「二次金改」之後形成新光、中信、國泰富邦與以花旗為代表的外資銀行等巨型金控集團。此外，股市迅速自由化與對外開放，成為台灣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上市櫃公司數目由 1990 年的兩百多家成長到2014 年的一千四百餘家，法人與外資主導台灣股市，企業則歷經「金融化」與「華爾街化」的洗禮，經營策略受到全球競爭壓力與股東短期獲利要求的影響。
1990 年代之後的新興研究發現與奇蹟典範並不吻合。例如，台灣出口成長與人均 GDP 停滯的趨勢相悖、人均勞動生產力上升與平均薪資停滯的趨勢相悖、創業行為減少與社會流動停滯、國家發展政策失效，總合生育率世界最低等，新世紀的經濟議題逐一浮現。
相對於奇蹟典範，我們將最近十年來的經濟社會學文獻稱為「衰退典範 (recession paradigm)」，這些文獻更關心某些政治與社會條件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分析台灣經濟衰退的根源與後果。我們將《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所收錄或間接涉及的衰退典範文獻，區分為「宏觀的國家制度轉型研究」與「微觀的組織或網絡研究」兩大類。
宏觀因素：國家、金融、勞資關係、性別與人口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國家理論大行其道，無人能否認一些基本國家能力，例如產權保護、國防、治安與反貪腐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然而新世紀以來，研究發現國家介入產業發展的成敗，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例如在陳水扁政府時期的兩兆雙星留下企業與銀行的沉重債務，而馬英九政府時期國民黨財經官僚班師回朝並持續發展生技產業，卻無法改變經濟衰退趨勢。如今看來，發展國家理論更像是倒因為果：廉價勞動力推動經濟發展提供豐富稅收，使得威權國家能投資公共建設同時收買追隨者，而非國家干預帶來經濟發展。可惜的是，台灣學界在國家能力理論上缺乏進展。王振寰，李宗榮與陳琮淵對此做出回應，他們回顧台灣戰後不同歷史時期的產業，企業組織，科技研發以及政策擬定等面向，發現在國家能力相對弱化、民主化與政商關係改變之下，傳統發展國家由上而下駕馭市場在政治上不可行、也容易失敗。未來發展國家會更趨向平台的搭建者，而不再是行動的引導者，它將為企業提供強化競爭力的制度性支援，由市場決定企業的存亡。
發展國家弱化也涉及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學者鄭力軒的研究發現國家對金融體制的壓抑，造成股市以散戶為主，這種結構特色讓新興科技業積極透過金融市場來擴張其資本，同時集團化企業也高度仰賴股市來設立子公司擴張，而公營事業在自由化的過程中積極釋股，同時維持政府對經營權的控制。所有這些過程共同促成了台灣股市的高度成長，也創造了市值上兆的超級公司，使 1990 年代成為台股的鍍金時代。鄭力軒的研究說明台灣金融市場的發展深深地嵌入政治制度，對台灣大型家族集團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補充性的解釋。由於1990年代股市以散戶為主，家族企業控制鮮少遇到購併的挑戰，讓股市成為家族企業擴張時汲取資源的渠道，而非遭受市場競爭的試煉場。然而，2003年金融自由化、國家允許外資進入市場，股市結構演變為外資與法人掌控，交易次數大幅下降。金融市場資本集中化、全球化與會計規範的改變，給上市公司越來越大的經營壓力，甚至出現家族企業遭敵意併購的案例。
在勞資關係方面，由於白色恐怖時期國府對左派政治勢力的清剿、對公部門工人的列寧式黨國與工會控制，私部門中小企業與城市新興中產階級崛起，外銷產業與內需非正式部門的創業機會豐富，創下國際研究數據裡最高的社會流動比率，以及相對平等的所得分配，加上微觀層次勞動過程裡黑手變頭家的經驗，使勞資階級意識極為模糊。結果，台灣的快速工業化並沒有催生一個強大且自覺的工人階級。時至今日，儘管貧富差距惡化與社會流動停滯使一般民眾的階級意識提升，影響投票傾向，工會組織卻持續衰退。何明修的研究對台灣勞資政三方的互動與工運路線分化有詳細的介紹。
雖然在巴西、印度、印尼等國經濟崛起之際，儒教文化決定論已經黯然失色，台灣父權家庭文化與人口的角色，卻成為衰退典範的焦點。張晉芬的系列研究發現從平均數據來看，台灣的性別間薪資差距好似逐年縮小。然而即使女性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勞動參與率也逐年增加，與男性的薪資差距仍高達兩成。性別間的職業隔離有顯著的解釋力，女性從事中高階白領工作比例仍遠低於男性，同一職業不同性別的薪資差異明顯，在控制教育和工作經驗等因素後，兩性仍同工不同酬。
鄭雁馨的系列研究探討從高結婚率到低結婚率、以及人口紅利到人口負債的逆轉過程。1980 年代中葉起，台灣時期生育率跌破人口替代水準 2.1 人，開啟長達三十年快速下滑的生育率軌跡。死亡率的下降與平均餘命的增加使人口迅速老化。台灣人口結構已由 1970 年代高出生高死亡的典型金字塔，逐漸轉向「中廣而上下窄」的紡錘型。新世紀邁入後工業化的台灣社會，面對全球化競爭下的勞動市場結構和社會不平等，其引發之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導致超低生育率與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所導致的經濟動能不足，將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嚴峻考驗。鄭雁馨指出改革職場性別歧視與降低婚育成本，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將是挽救台灣經濟的重要策略。
微觀因素：企業大型化、集團家族化與隱形冠軍
在企業組織分析的中觀或微觀層次上，台灣市場結構轉變裡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企業大型化與家族集團的歷久不衰。台灣企業目前的規模有多大？台灣鴻海集團規模曾經高達近 130 萬人，僅次於美國Walmart (約 220 萬人)與中國中石化(約 160 萬人)為全球第三。林宗弘與胡伯維分析大型企業排名資料庫，發現台灣企業主要透過兩種模式擴大規模，一個是透過上市集資或財務槓桿的作用來獲取資金，投資於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例如台積電；另一個則是透過資本外移至中國大陸或東南亞，追逐廉價的勞動力來擴大勞動密集的世界工廠。後者使得台灣企業的營收與雇用人數急速上升純益率卻下降。例如鴻海毛利長年未能超過 3%，可謂薄利多銷。因此，林宗弘與胡伯維認為市場政治邏輯（指「惰性」廠商僅求市佔規模的擴大與存活），而非新古典的最佳化的生產要素組合而達到利潤極大化或熊彼特式企業家精神，主導台灣企業行為。
家族資本主義通常是市場制度缺陷與落後的特徵，然而在台灣，被家族所控制的公司仍佔上市公司的八成左右，集團企業亦然，鍾喜梅等研究指出財團法人金字塔控股的策略，李宗榮嘗試從廣泛的歷史制度來解釋台灣家族資本主義的持續。戰後初期，國民黨政權在統治正當性的考量之下，與台灣本地的地主階層與新興的商人與政治家族合作，透過經濟特權交換政治的忠誠，是學術上所謂的威權侍從體制。李宗榮同時指出以家族親屬連繫的企業集團，或所謂親控集團網絡，逐漸浮現。這個親控集團網絡猶如封建貴族，位居台灣市場結構頂層，掌控金融等重要產業，而且彼此結親繁殖血脈，這種強連帶有助於企業內部股權控制，外部結盟擴張。
企業大型化意味著中小企業整體發展日益艱難。研究發現，2011 年的製造業部門超過 500 名員工的企業佔總體收入的 65.9%，相較於 1996 年的 43%有顯著的增加; 200 人以下中小企業生產收入則從 1996年的 44.8%降至 2011 年的 25%。縱使如此，台灣許多中小企業仍有不少「隱形冠軍」。謝斐宇透過 1996～2011 年台灣工商普查資料，計算位於台灣中部的機械與金屬部門產業的附加價值，發現中小企業沒有因為資訊業興起而被擠壓，仍是產業創新活動極為活躍的一群，雖然營收總和不高，在附加價值表現上與半導體相較毫不遜色，甚至比電腦周邊製造業高出許多。不僅如此，在外銷成長與創新上，包括自行車，工具機以及汽車零組件產業，中小企業分散化的生產結構仍然表現優異，並無空洞化。
台灣廠商的規模以及特徵，究竟對勞動條件產生什麼影響？劉正與蘇國賢等整併 1991 年與 2001 年的「工商業普查」、「員工動向調查」與「職類別薪資調查」等資料庫，形成以廠商為單位的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每三個製造業工人就有兩個受僱於明顯對勞工進行剝削的企業，而這些製造業廠商多數是中小企業。他們的研究或許有助於平衡對中小企業的溢美之詞。
全球化下的台灣科技網絡
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現象，台灣經濟起飛曾經受惠。然而1990 年代後，在客戶要求與降低成本的動力下，急速成長的科技業不斷更新全球布局，將台商推向中國大陸與其他鄰近國家。高科技的電子業是其中的主角。台灣廠商曾經生產高達全球百分之九十的筆記型電腦，川上桃子教授以此為題出版專著並在日本獲獎，她發現在內部組織方面，台商為應付不同代工客戶的規格與設計需求，各代工廠逐漸衍生出能夠個別承接訂單卻又維持獨立的組織結構，多元客戶委託代工設計提供台商絕佳的學習機會，藉此吸收到尖端市場資訊，技術研發上也因為跨產品學習與整合，以及代工廠內部技術人才網絡的非正式交流，而超越日本廠商。
多年來，延續網絡創新理論，熊瑞梅及其合作者以網絡「結構摺疊」來檢視台灣半導體人才以及中國大陸「海歸」人才在專利發明方面的競爭。台灣的科技業是由矽谷回流的工程師攜帶技術與網絡回鄉、連繫美國科技大廠與台灣製造業，更擴散到中國大陸，是人才回流串起產業聚落並且造成技術擴散的成功案例。最近的研究發現，隨著中國大陸半導體投資與市場規模的擴大，以及研發人才的擴張與世代交替，台灣發明人的重要性被稀釋。根據熊瑞梅等的系列研究，台灣科技人材因為豐富的跨團隊經驗所累積的創新優勢已經被迎頭趕上，台商對紅色供應鏈的恐懼並非空穴來風。
與熊瑞梅等以及川上桃子的發現類似，田畠真弓的研究呈現台灣 LED 廠商在日韓競爭縫隙中求生的過程；在日本經濟失落的二十年中， 面板廠不敵台灣與韓國廠商競爭，日本研發人才逐漸外移至台灣，堪稱「產業浪人」。值得注意的是，田畠真弓描繪日本產業衰退與技術人才外流的前車之鑑，與熊瑞梅發現台灣科技業在中國廠商競爭下逐漸失去優勢的現況，非常類似。
兩岸經貿擴張的挑戰
前述的奇蹟典範的核心命題之一，是出口導向策略推動經濟成長。然而，開放貿易對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的產業升級或所得分配的影響，已經出現批判性的研究。兩岸經貿擴張是從台灣創下經濟奇蹟之後，邁向經濟衰退過程裡的重要因素。
台商對台灣經濟發展短期或長期後果為何？鄭志鵬與林宗弘認為台商雖然仍接受國際買主指揮，然而透過地方產權制度創新、政商關係與台灣人排他性的族群網絡，比其他外資廠商更快且更大規模進入中國大陸設廠，利用廉價勞力與土地、取得生產規模與外銷退稅等優勢，甚至協助中國大陸廠商整合進全球商品鍊，促成「紅色供應鍊」興起。然而，台商過度集中投資於中國大陸，忽視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導致高昂的沉入成本，這種「過度鑲嵌」最終使台商深陷中國大陸經濟衰退或中共高層與兩岸政治鬥爭的泥淖，反映在台商全體營業額、毛利率與雇用人數的下滑。
此外，學者鄧建邦發現地方連帶造成台商進入中國中西部省分的經營困境。早年台商主要是在中國大陸沿海省分投資，依賴具有強烈工作動機的外來農民工；由於勞動力供給相對充裕，數萬人以上集中管理的工廠與宿舍結合體制，讓台商成功剝離農民工的社會關係並使其原子化—這也是造成富士康工人自殺的因素之一。隨著工資與土地成本上升與東南沿海勞動力短缺，台商逐漸往中國內陸省份遷徙，內陸勞工有在地社區網絡以及原生家族資源，可以辭工甚或集體抗爭來表達不滿。季節性的農忙，在地勞工平衡家庭生活，甚至是工作與休閒時間的權衡，都讓內遷台商管理權威難以隨意施展，前往中西部投資其實無法挽救台商衰退的命運。
中國大陸對於台商投資的「惠台政策」被視為推動兩岸政治整合的重要政策槓桿。然而，晚近尤怡文等人研究發現從 2006 年起，台資企業稅率不斷上升，失去其相對優勢。中國大陸本土企業的崛起，及地方政商聯盟所形成的經濟民族主義與地方保護主義，使惠台政策虛有其表。矛盾的是，台商反而更受制於中國大陸投資的利益。2005 年以來國共會談平台形成，一群以國民黨高層與台商網絡為核心的政商聯盟逐漸興起，成為太陽花運動所對抗的服貿黑箱幕後的利益團體。在及其個人系列研究裡，吳介民提供了深入的觀察。
後太陽花時代的經濟策略
最後，奇蹟典範成功預測經濟發展的後果：是國民黨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對抗所造成的族群政治、以及黨國威權主義與自由派中產階級之間的衝突。衰退典範發現新的社會分歧正在湧現：台灣的資產階級正在自我複製，中下階級社會流動與創業機會衰退，觸動民眾階級意識。國家與市場的權力與資源集中在戰後嬰兒潮的企業家世代，觸動世代衝突。2014 年爆發的太陽花運動展現了世代與階級分岐。在後太陽花時代，台灣應該建構何種發展政策?在本書中，陳東升探討了全球與台灣另類的社會經濟發展方案，林宗弘等則提出創新福利國家的想法。在新世紀的全球資本主義大衰退時期，經濟社會學所強調的國家能力、社會鑲嵌與文化價值等，可能有助於批判新自由主義或發展主義的舊思維、回應台灣社會對經濟轉型的焦慮，並且在學術與政策對話中邁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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