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中共戰俘營半月記
解放軍攻克天津的時候，對處理大批俘虜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經驗，繳械就擒的國軍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許有代表性。我們這十幾個後勤軍官聽從解放軍的指揮，離開住所。路上只見掉下來的招牌，斷了的電話線，傾斜翻轉的電車汽車。成群結隊的解放軍交臂而過，沒人看我們，我偷偷的看他。我們走進一所學校，只見成群的俘虜從各個方向陸續湧來，擠滿了房子，擠滿了院子。他們都是在第一線繳械就擒的戰鬥人員，軍官跟士兵穿一樣的衣服，一律不佩符號，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階級，比方說，士兵穿又髒又舊的軍服，連長穿乾乾淨淨的軍服，團長穿嶄新的軍服。解放軍的一位營指導員坐在校長辦公室裡管理我們，我們人數這麼多，他們僅僅一位營指導員，身旁幾個通信兵，門口幾個衛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們已有豐富的經驗。
雖說是押送和集中監視，他們並未怎樣注意我們，反倒是我，我沒忘記我是（或者準備是）一個作家，趕緊趁機會觀察新事物。雖說是東北解放軍入關，那些戰士並不魁梧健壯，個個臉色憔悴，嘴唇皸裂，雙手赤紅，我擔心他們生凍瘡。有人光著頭，大概是戰鬥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沒人伸手來摘我們的皮帽子，很難得！他們沒穿大衣，腰間紮著寬大的布帶，想是為了禦寒。裝備陳舊，多是民間用手工縫製，土布的顏色單調，軍容灰暗，只有腰間插著一雙布鞋嶄新，兵貴神速，他們一晝夜可以急行兩百華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裝備。還記得國軍宿營的時候，照例派人四出偵察，報告說百里之內並無敵蹤，於是放心睡覺，誰知拂曉時分已陷入解放軍重重包圍，神通就在這雙布鞋。個別看，解放軍哪裡是雄師？何以集體表現席捲江山？當時被俘的國軍軍官陷入沉思，沒有答案。
我設法擠到辦公室門口去看指導員，他抽菸，看不出香菸牌子，聞氣味品質不壞。一個國軍軍官擠進來向他介紹自己是是甚麼團的團長，跟指導員攀同鄉，團長是在戰鬥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經好多天沒回家了，要求指導員行個方便，讓他回去看看孩子，他發誓一定回來報到。又有一個軍官擠進來，他說他跟解放軍司令員劉亞樓是親戚，劉亞樓指揮解放天津的戰鬥，目前人在市內，他要求去找劉亞樓見面。那位指導員一面抽菸一面微笑，慢動作撕開香菸盒，掏出鉛筆來寫字，他用香菸盒的反面寫報告，向上級請示。通訊兵去了又回來，字條上面批著兩個字：「不准」，用的也是鉛筆。他們的公文程序怎麼簡化到這般程度，我非常驚異。指導員拿批示給他們看，不說話。
戰鬥結束了，許多國軍軍官沒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牽著小孩出來找丈夫。她們有人找到我們這一站，衛兵不許她們進來，但是可以替她們傳話，「某某團的副團長某某在這裡沒有！你太太帶著孩子在門口找你！」這樣的話由大門外傳到大門裡，由院子裡傳到屋子裡，沒有反應。於是有人高聲喊叫，重複一遍又一遍，還是沒有回聲。於是有人低聲議論，就算他在這裡也不敢出頭承認，他還想隱瞞身分呢。那時國軍軍官被俘後常常謊報級職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將校官冒充尉官，這樣做都是枉費心機，以後還有多次清查，總有辦法把你一個一個揪出來。
俘虜實在太多了，解放軍不斷增加臨時收容的地方，我們這裡一批人疏散出去，騰出空間，於是進行下一個程序，「區分山羊綿羊」。第一步，軍官和士兵分開，他們把士兵帶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軍官和中校以下的軍官分開，他們又把上校以上的軍官帶走了。斬頭去尾，我們中間這一段人數最多，這才發現我們那個單位只來了我們十幾個呆鳥，別人早有脫身之計，人人祕而不宣。兩個月後我逃到上海，發現我們的新老闆先到一步，住在一棟花園樓房裡。四個月後我逃到台北，陸續遇見許多同仁，他們也都是狡兔。
俘虜分類之後進行編隊，編隊之後立即前往指定的地點受訓，指導員不再微笑，也沒有講話，他只是冷冷的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講話，只是冷冷的工作，一片「晚來天欲雪」的感覺。他們為甚麼不講話？這是不祥之兆嗎？由鬧烘烘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軍似乎要趕快把俘虜弄出天津市區，出門以後指導員不見了，他的臉色還像塊冰壓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虛，胡思亂想，想起滾進地下室的手榴彈，想起德國納粹把俘虜運到郊外集體槍決。
還好，我們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楊柳青，東看西看好像沒有楊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倉，看見碉堡殘破，交通壕翻邊，鐵絲網零亂，大概是砲兵猛轟造成的吧，想見戰鬥還是很激烈。我們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這夜無星無月，野外有人不斷發射照明彈，（為甚麼？）顯示最後的戰時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見隊形蜿蜒。途中隊伍距離拉得很長，身旁沒人監視，可是一個人也沒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農家，老大娘為我們燒火做飯，整天僅此一餐，可是並不覺得餓。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隊解放軍同行。我放慢腳步，一再用眼睛的餘光打量他們，他們的基本教練簡單馬虎，肩上的步槍東倒西歪。我注意他們的槍械，那時，共軍用「小米加上步槍」打敗國軍的飛機大砲，已經成為流行的口號。我只看見日軍的制式步槍「三八式」，國軍的制式步槍「中正式」。我心頭一懍，想起我在瀋陽揹過擦過的那枝槍，那枝槍流落何方？我還記得它的號碼，真想看看他們每個人的槍，看他們的號碼離我多近多遠。解放軍打天津，除了飛機以外，大砲機槍衝鋒槍甚麼武器都有，據「火器堂」網上資料，抗戰八年，內戰四年，聯勤的兵工廠大約製造了五十萬枝中正式步槍，我想平津戰役結束時，總有三十萬枝已經握在解放軍手中了吧？韓戰發生，中共派志願軍抗美援朝，正好用「中正式」跟聯軍大戰三百回合。
我們一直往北走，天氣忽然起了變化，風沙撲面而來，那風沙強悍詭異，難以形容。我拉低帽沿，掏出手帕遮臉，閉緊眼睛趕路，每隔幾秒鐘睜開一條縫，看一看腳下的路，塵土細沙趁勢鑽進來。四面一片濛濛的黃，空氣有顏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難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時我只為眼睛擔憂，作家可以沒有手，沒有腳，必須有眼睛。現在我知道，那天我們遇上了「沙塵暴」，西北風挾帶內蒙的塵沙，向南撲來，它一年比一年嚴重，現在已經形成天災，華北東北都成災區。現在「沙塵暴」過境的時候，人取消戶外活動，飛機停飛，沙塵落地造成「沙化」，土地沒法耕種，人民沒法安居。專家總是往壞處想，他們憂慮多少年後，東北華北一半變成少漠。倘若真有那麼一天，後世史家會指指點點，國共兩黨興兵百萬，血流成河，爭的就是這幾粒沙。
當時風沙中辛苦掙扎，哪會想這許多，我只擔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風也停了。那是一個很大的村莊，瓦房很多。我們先在村頭一字排開，解放軍戰士抬了一個籮筐來，我們在軍官監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東西掏出來，鈔票，銀元，戒指，手錶，都放在籮筐裡，我能了解，這是防止我們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進去，鋼筆，照片，符號，日記本，我明白，這是要從裡面找情報。他們做應該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張符號以外，甚麼財物也沒有。我的職位是個上尉軍需啊，軍隊裡不是常說「窮書記、富軍需」嗎，解放軍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實際上是個「窮書記」？似乎懷疑，倒也讓我過關。他強調受訓以後所有的東西都會發還，這位軍官是我們的指導員。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們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裡，屋裡沒有任何家具，大概是「階級鬥爭」取走了一切浮財。每一棟房屋都沒有門，應該是民伕拆下門做擔架去支援前方的戰爭。每一棟房屋也沒有窗櫺，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來。既然門窗「洞」開，解放軍戰士管理俘虜，要看要聽，十分方便。夜間風雪出入自如，彷彿回到抗戰時期流亡學生的生活。
我必須說，解放軍管理俘虜還算和善寬鬆，伙食也不壞，一天兩餐，菜裡有肉。當然我們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後，第一件事情是集體跑步，這時，住在這個村子裡的俘虜全員到齊，大概有兩百人左右，解放軍駐紮的武力大約是兩個班，果然一以當十。跑步之後，大家在廣場集合，班長登台教唱，第一天學的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天夜裡降了一場淺淺的雪，天公慈悲，沒颳大風，早晨白雲折射天光，總算晴了。第二天學的是「換槍換槍快換槍，蔣介石，運輸大隊長，送來大批美國槍。」我聽了不覺一笑，也不知他們有幽默感，還是我有幽默感。
所謂受訓，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難，終於有這麼一天，早操以後，班長教唱，劈頭就是「蔣介石，大流氓，無恥的漢奸賣國賊。」我張口結舌，這未免太離譜了吧？這並不是侮辱蔣氏，而是侮辱我們的知識程度。我讀過教會歷史，當年羅馬帝國打算消滅基督教，把教堂屋頂上的十字架拆來擺在地上，命令教徒一個一個踐踏，如今解放軍玩的是同樣的把戲，可是跟羅馬統治者比，格調太低了。大約人同此心，解放軍班長領頭起句以後，全場默然，指導員一向不說話，臉色像上了一層釉子，這時帶著槍兵走過來，指著我們的鼻子喝問：「你為甚麼不唱？為甚麼不唱？」隊伍裡這才有了嗡嗡之聲。他不滿意，又一個一個指著鼻子喝令：「大聲唱！大聲唱！」隊伍裡的歌聲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學唱，於是被指導員帶進辦公室。我模仿朱連長向副團長抗辯的態度，立正站好，姿勢筆挺，有問必答，一口一個「報告指導員」。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厲聲斥責，「你已經解放了，為甚麼不唱解放軍的歌？」我告訴他，我是唱八路軍的歌長大的。不待他考問，我自動唱起來，我採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樹林裡，有我們無數好兄弟。」唱了兩句，馬上換另外一首，「風在吼，馬在嘯，黃河在咆哮。」再換一首，「延水濁，延水清，情郎哥哥去當兵，當兵要當八路軍。」再換一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抗日軍不打抗日軍。」
他大喝一聲：「夠了！你這些歌現在沒人唱了，你到這裡來受訓，就是教你趕上形勢。」我說報告指導員，八路軍的那些歌真好，我們愛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現在教的歌哪裡比得上？現在這支歌怎麼這麼低俗？這哪裡像解放軍的歌？我不顧他的反應，連唱帶說，他用銳利的眼神觀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後來我知道，他們認為抗拒爭辯都是真情流露，他們對「真情」有興趣，如果我馬上無條件適應，他反而認為是虛偽，引起他們的戒備懷疑。
他沉默片刻，忽然問我對這裡的生活有甚麼意見。「報告指導員，沒有意見。」怎麼會沒有？他不信。「報告指導員，抗戰的時候，國民黨的游擊隊捉到了八路軍要活埋，我們都是該死沒死的人，在這裡吃得飽，睡得好，當然沒有批評。」這幾句話他聽得進。你對國民黨還有甚麼幻想？「報告指導員，沒有任何幻想。」是不是還想倚靠蔣介石？「報告指導員，我跑江湖混飯吃，從來沒倚靠蔣介石。」大概這句話太沒水準，他皺了一下眉頭。那麼你對自己的前途有甚麼打算？「報告指導員，我的父親在南京做難民，我要到南京去養活他。」我簡化問題，隱瞞了弟弟和妹妹。他說南京馬上要解放了，全中國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說他也有父母，個人的問題要放在全國解放的問題裡解決。
他靜待我的反應，我默不作聲。
他拿出一本小冊子來交給我，他說這是我從未讀過的書，他用警告的語氣說，「接受新知識的時候要用心，還要虛心。」他等著聽我的心得報告。那時候我的左眼開始腫脹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們逆風行軍，塵沙傷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問我的病痛，他顯然打算教我用一隻眼睛讀他指定的教材。
俘虜營裡沒有醫療服務，班長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紗布，我只能把左眼包起來，乍看外表，倒是很像個傷兵。冷風吹拂，我發覺自己跑進指導員的射界，做了他的目標。他們閉上一隻耳朵，沒再強迫我唱歌，我難道已在享受某種優待？代價是甚麼？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隱身，也許因而不能脫身，我那年才二十四歲，對中共多少有用處。
五年前我也許願意加入共青團，可是我的人生觀改變了，大我，紀律，信仰，奉獻，都是可怕的名詞，背後無數負面的內容。我一心嚮往個人自由，我曾在新聞紀錄片裡看見要人走出飛機，儀隊像一堵磚牆排列在旁邊，新聞記者先是一擁而上，後是滿地奔跑追趕，我當時曾暗暗立下志願，從那一堵牆中走出來，到滿地亂跑的人中間去。其實「自由」也有陰暗面，那時我還不知道「事情總是向相反的一面發展」，以螺旋形的軌跡尋求救贖。
我已放棄一切偉大非凡的憧憬，無論是入世的還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養活父親，幫助弟弟妹妹長大。我已知道解放區絕對沒有這樣的空間，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難適應，他對老百姓的期許我無法達到，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渙散的」社會裡去苟活。我必須奔向南京。
腳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嗎？顯然沒有。如果我的左眼長期發炎得不到治療，必定失明，中共不會要一個殘廢的人，那樣我就可以一隻眼睛去南京。我猜父親看見一個「眇目」的兒子回來，不會有快樂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許會得到慷慨的施捨。我在兩利兩害之間忐忑不安。那時我的父親並不知道他自己也面臨選擇：損失一個兒子、或者僅僅損失兒子的一隻眼睛。
我始終沒讀指導員交給我的那本書，只是偶然揭開封面看了一眼。果真「開卷有益」，封面裡空白的那一頁蓋了一個圖章：「東北軍政大學冀熱遼邊區分校圖書館」，正好蓋在左下角。我大吃一驚，天造地設，一張空白的公文紙，可以由我寫一張路條。我以前從未想到逃走，這時左右無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來。解放軍顯然還未建立文書制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沒有能力鑑別公文真偽，如果他們不放我，我也有辦法！圖章的印文是楷書簡體，草莽色彩鮮明，後來知道，中共的印信一律廢棄篆書。
左眼越來越痛，「難友」朱少校幫助我，他說用食鹽水沖洗可以延緩病情。我到附近農家討鹽，一位太太說，她家的鹽用光了，還沒有補充，她讓我進廚房察看，柴米油鹽一無所有，鍋灶冰冷，使我想起「朝朝寒食」。我走進另一農家，當家的太太說她可以給我一撮鹽，但是必須班長許可。我又到處去找班長。
討到了鹽，朱少校捲起袖子，客串護士。每一次我只能討到一撮鹽，好一個慈悲的班長，他天天帶我奔波找鹽，他走在前面，我在後面六英尺左右跟著，他沉默無聲，農家看他的臉色行事。今天回想，我最大的收穫不是食鹽，我有機會看到「老解放區」人民的生活。好像家家都沒有房門。我沒看見男人。天氣晴朗，陽光普照，打麥場邊怎麼沒有一群孩子嬉戲，沒有幾隻狗搖著尾巴團團轉，怎麼沒有老翁抽著旱菸袋聊天，怎麼也沒有大雞小雞覓食，也沒見高高堆起來的麥稈高粱稈。安靜，清靜，乾乾淨淨，一切投入戰爭，當初「不拿人民一針一線」，而今「人民不留一針一線」，這就是解放戰爭的魅力，這就是每一個班長的驕傲。
我在俘虜營的那段日子，外面發生了兩件大事，蔣介石總統宣布「引退」，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傅作義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我們看不到報紙，兩件事都由班長口頭宣布，我還記得，蔣氏引退的消息夜晚傳到俘虜營，我們都已躺好，宿舍裡沒電燈，班長站在黑暗裡說，蔣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視事」。我了解《中華民國憲法》，其中提到總統「缺位」和總統「因故不能視事」，兩者有很大的區別，班長聲調平靜，用字精準，把「不能視事」重複了一次，表示強調，很有政治水準。也許是黑暗遮住了臉孔吧，大家竟鼓起掌來，那時大家在心理上忽然變成觀眾，歹戲拖棚，不如早點落幕，散場回家。
散場以後一定可以回家嗎？天曉得！資料顯示，內戰第一年，六十萬俘虜參軍，第二年，七十萬俘虜參軍。濟南十萬俘虜，或參軍，或勞動生產，一個不放。中共佔有東北全境後決定釋放俘虜，而我恰恰在這個時候被俘，硬仗已經打完，俘虜太多，無處消耗，索性由他們投奔國民黨，國民黨既要照顧他們，又要防範他們，雙方必然產生矛盾，他們縱然抗拒洗腦，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點影響，他們不知不覺會把影響帶到國府統治的地區，成為活性的「病灶」。世事總是如此，又是如此，千千萬萬小人物的命運繫於大人物一念之間。必須說，中共這一著高明！國軍退守台灣，大陸失敗的教訓深刻難忘，萬事防諜當先，盡力布置一個無菌室，那千千萬萬「匪區來歸官兵」跟有潔癖的人吃一鍋飯，難免動輒得咎，軍政機構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額外消耗多少元氣。
我們在俘虜營過陰曆年，萬年曆顯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歲次己丑，牛年！我的生肖屬牛，我的本命年，而我命在旦夕。事後推想，那時他們已經決定釋放我們了，所以停止一切爭取吸收的工作。大約是為了留些「去思」，過年這天午餐加菜，質量豐富，一個高官騎著馬帶著秧歌隊出現，據說是團政委。我第一次看見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鄉人「踩高蹺」，親切，可是無論如何你不能拿它當作中國的「國風」。他們唱的是「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個解放年，鑼鼓喧天鬧得歡，我給大家來拜年。」先是縱隊繞行，然後橫隊排開，唱到最後一句，全體向我們鞠躬，我又覺得折煞。
團政委登台訓話，我用我的一隻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記得牢。他的氣質複雜，我當時用三句成語概括記下：文質彬彬，威風凜凜，陰氣沉沉。我被俘以後見到的解放軍人，跟我在抗戰時期見到的共產黨人完全不同，後者比較陰沉。有人解釋，中共陰沉是由於俄共陰沉，俄共陰沉是由於氣候嚴寒。有人作另一種解釋，中共陰沉是因為他們捨身革命，生活在逮捕和屠殺的陰影之下，因而培養出特殊的氣質。還有一說，中共黨員長期浸潤在唯物辯證之中，而唯物辯證法是一種陰術。
2025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