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通電話：阿兵哥的深夜求救

空軍彈藥失竊爆發集體刑求逼供案

1999年9月14日，黃媽媽才首度獲聘成為國防部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諮詢委員，沒想到，半個月後就有案件「上門了」。
「黃媽媽，被關的小朋友都是被刑求的，你快點去救他們……。」
某個下午，黃媽媽騎著摩托車前往立法院的路上，接到一通電話，只短短說了幾句話隨即掛斷。
10月初，空軍桃園基地相繼發生兩次彈藥失竊案，短短1天，10月4日就有「好消息」。軍方聲稱掌握5名「重嫌」，包括當天衛哨羅樟坪、彈藥補給兵蘇黃平、駕駛兵王至偉等三位役男，以及涉嫌人「自白」供出的民間人士練忠和（即蘇黃平二姐夫）和一名16歲的華姓少年。
黃媽媽直覺：「水鬼塞涵孔」（閩南諺語，隨便抓個人塞滿坑洞，亦即找個替死鬼充數），軍方一定會找階級小的出來頂罪。

□
時間：1999年10月初
地點：空軍桃園基地
事件：
I.十月三日：B彈藥庫側門遭油壓剪破壞，T65 突擊步槍8,960 發（共八箱）穿甲彈失竊。
II.十月十一日：L彈藥庫遭破壞，防紅外線火焰彈60枚、空用外載拋棄用起爆管炸藥包22 包、練習用手榴彈17枚，及彩色發煙手榴彈22枚失竊。

半信半疑的黃媽媽還不知要如何查證此事，只好先致電國防部長唐飛，希望查案過程不得有不當刑求情形發生，當下也獲得了部長承諾將展開內部自主調查。

已經掌握5位涉案嫌疑人的軍方深知：人是抓到了，但獨獨缺「證據」，否則就能儘速宣告破案。

於是北區軍事檢察署提訊3名役男「模擬」當天的作案過程：駕駛兵王至偉負責關掉彈藥庫探照燈，蘇黃平、羅樟坪將子彈運到軍車上，載到基地外圍彈藥庫，再由民間人士練忠和接應，載往他處……。然而，這所謂的「犯案過程」全是憑空捏造的，自然沒有一個人能實際「供出」贓物—失竊彈藥的確切流向。

調查還在偵辦中，國慶日的隔天又發生第2起失竊案，這次失竊的彈藥包括火焰彈、起爆管炸藥包、練習用手榴彈，及彩色發煙手榴彈。

「人都被關了，竟然還可以同地犯案？很明顯，他們肯定是被刑求了。」

黃媽媽這麼想的同時，也登門拜訪監察委員趙昌平，請監察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在調查空軍桃園基地彈藥失竊時，務必要注意專案小組是否刑求、讓涉嫌人屈打成招。

一天半夜12點多，黃媽媽家中的市內電話響了起來。相當疲累的黃媽媽原本打定主意不想理會，沒想到電話鈴聲一直響個不停，彷彿還愈響愈大聲，這肯定是有什麼要緊的事。

「黃媽媽，刑求是真的，但不暪你說，我是想借你的手，砍砍囂張的保防官，他們『掌
控』所有案情發展。」

這頭的黃媽媽想再多問什麼，對方立刻掛斷了電話。

專案小組都已經大動作偵辦調查，基地彈藥卻一再失竊，這肯定是「內神通外鬼」的典型案例；但誰是內神？誰又是外鬼？黃媽媽決定自己到基地走一遭。

某天傍晚，黃媽媽偕同友人到占地3千公頃的空軍桃園基地週遭「地毯式」散步，為了避免哨兵起疑，一行人一路上有說有笑，這才發現基地有部分區塊和民地重疊，毫無衛哨管制；別說貓狗可以來去自如，就算是個成人也只消側個身就能進出營區。

這樣的情況，自然無法排除內應通報消息後，由外鬼潛入偷竊的可能。

□

10月底，空軍總部發言人針對刑求疑雲對外強調，軍方專案小組根據事證辦案，羅樟坪、蘇黃平、王至偉3人確實涉嫌重大；而在留置室隔離偵訊過程中，不僅有軍事檢察官督導，並全程錄音、錄影，絕不可能逼供或屈打成招。11月2日，國防部北區地方軍事法院桃園分院檢察署與聯手偵查的桃園地檢署也嚴正否認抓錯人，強調偵查方向並無錯誤；軍檢是在多方查證並蒐集到部分證據才將3人移送羈押，反而是涉案人供詞反覆，甚至懷疑3人在案發前就多次模擬串供，才會拖延偵辦進度。

循正常體制無法獲得聲援的黃媽媽再度登門拜訪監察院，希望在獨立調查此案時能特別注意是否有小兵遭到刑求，並且多次往返於立法院，希望朝野立委寄予關注。但是，得到的回應令人相當失望。

「黃媽媽，我在做檢察官的時候，每個家屬都跟我說家人被刑求……。我很想幫妳啊，但是妳沒有證據就不可能破案，我也幫不上忙。」（ T 委員）

「妳不要一直鬧了啦，軍方調查說沒有就沒有；還是你想選舉？乾脆妳自己出來選立委好了！」（F委員）

11月23日淩晨，4名歹徒前往海岸巡防司令部（前身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於2000年2月1日併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大園營區崗哨，企圖槍擊士兵奪槍未遂。這起搶槍未遂事件，因為地緣關係，讓膠著的案情引發不少聯想。而3名士兵遭淩虐刑求的傳言更是甚囂塵上。

隔年2月2日，6名歹徒持槍搶奪空軍桃園基地衛兵國造65式K2步槍得逞，經由衛哨兵指認，剛從該基地退役半年的營長傳令兵陳○鎮涉有重嫌。4天之後，陳○鎮自知身分曝光恐怕難逃法網，連同涉案人方○誠、徐○南、張○隆等四人主動投案，同時坦言彈藥失竊案與在押的3名士兵、2位民間人士沒有任何關聯（專案小組最終循線追查到同夥張○濤、吳○星、劉○廷等人，並順利找到遭竊的彈藥與槍枝，犯案集團的企圖是計畫在農曆年前搶劫銀行與運鈔車）

空軍基地彈藥失竊案，竟揪出兩組犯案人馬，原本以為軍方主動出面、勇於認錯道歉
就罷了，但「一案雙破」的荒謬劇情才要開始。

□

2月中旬，一位參與專案偵辦的情治人員，因為看不慣軍方高壓偵訊方式，擔心自己日後遭到牽連，因此偷偷保留了軍方刑求的相關物證，又透過秘密管道對外透露軍方刑求淩虐的方式多不勝數。像是：拳打腳踢、電擊棒電擊、以冰塊冰凍下體、以尖刀刺指甲縫，甚至以竹筷夾手腳、將嫌犯泡在水裡，然後以冷氣狂吹、挖坑深埋至頸部、雙手銬在床邊強迫晝夜站立，剝奪嫌犯睡眠等等。

同一時間，被收押的役男家屬出面說明遭關押的小兵都有不在場證明，或者不可能犯案的理由。

其中，樟坪10月1日才從原單位的消防分隊改調看守彈藥庫後方的水塔，要如何在短短一天之內，摸清彈藥庫附近地形，且與外人串通協助犯案？居住在三芝的黃平，放假期間返回三芝住所，除了沿途加油的發票可做為證據，黃平的友人也願意作證。至於駕駛兵至偉則休假在家，直到突然接獲部隊緊急召回才趕赴營區。

「軍方淩虐逼供」已經是紙包不住火，甚至傳出所謂的「自白」全是軍方事先寫好劇本，強迫人蓋上手印。

外界也才終於體悟到，3名役男所經歷的很可能是永遠見不到天光的暗夜。

「黃媽媽，『一案雙破、兩個真相』的這個臉，軍方拉不下的，聽說他們還是會起訴3名士兵。」

再度接獲密報之後，黃媽媽立刻打了幾個電話，並且拜會空軍總司令部，要求立即調查刑求案；空總的回覆是：將會立即展開自主調查，並處置失職人員。經過兩個星期自主調查，結果是「沒有刑求」，軍方也要求外界拿出刑求具體證據，否則就不該再捕風捉影、抹黑軍方。黃媽媽的抗爭行動哪裡有可能就此打住，她稍微轉個念頭，立刻將目標鎖定國防部；目的是引起輿論以及更高層的注意，讓軍檢不致妄動譟進。

果然，一名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周姓檢察官致電黃媽媽，希望與黃媽媽連袂出擊，一探刑求虛實。這天，黃媽媽帶著家屬在營區外拿著大聲公吶喊鼓譟，甚至帶著雞蛋備戰，而周姓軍事檢察官便趁勢直驅營區勘查，鎖定可能的地緣關係；不一會兒便找到了疑似施刑的營舍，並發現鋁棒、礦泉水瓶、竹筷等「刑具」。刑求案鐵證歷歷，案情自然急轉直下。

2月19日，樟坪、黃平、至偉三人終於獲得交保候傳；3月24日，軍方為求破案刑求逼供的案件反而進入偵查階段。

空軍彈藥失竊爆發集體刑求逼供案

1999年9月14日，黃媽媽才首度獲聘成為國防部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諮詢委員，沒想到，半個月後就有案件「上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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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遲來的道歉─那些「黃國章們」的故事
去年十月五日下午，本書主角黃媽媽、作者儒林、紀錄片導演汪怡昕、「玉山社」社長魏淑貞、編輯群和我共同討論本書出版事宜時，沒有人料想到，十個月之後，海軍司令黃曙光上將會代表軍方公開向黃媽媽陳碧娥女士道歉─儘管這句道歉整整遲到了廿三年。

在台灣，軍中人權就像是潘朵拉的盒子，一旦被打開，只能看見被層層遮掩的秘辛，真相往往埋藏在深不見底的某個地方。

因為歷經全世界最長的戒嚴時期（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年，長達三十八年），「軍事體制」與「黨國體制」深深主導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發展，而軍事體制援引的「特別權力關係」更凌駕於基本人權之上，使得軍中人權成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最黑暗的角落之一。

經過民主運動的長期努力，以及解嚴前後在野黨立委、監委的強力監督，台灣的軍事體制才逐漸邁向正常化。然而，軍中各項欺凌人權、不當管教、隱匿真相的內部文化卻未與時俱進，儘管解嚴之後民主自由發展大步向前，軍中人權卻始終跟不上時代變遷。

一九九一年剛退伍的學運領袖羅文嘉、馬永成、鍾佳濱等人成立「軍中人權促進會」時，一定沒有想到，就算到了二○一三年，軍中仍會發生「洪仲丘事件」這樣的悲劇。一直要到廿五萬人走上街頭發出怒吼，軍事審判才終於回歸正軌讓位給司法審判。

「洪仲丘事件」有無數人關心聲援，一九九五年發生的「水兵黃國章事件」呢？只有黃媽媽一個人奔走了廿三年，獨自搜集資料、尋找真相，才能在二○一八年撥開迷霧、水落石出，得到軍方正式道歉。但這已算是相當幸運了，還有數不清的「黃國章們」，這些當事人家屬何時才能知道真相、得到一聲最起碼的道歉？

所幸，他們還有黃媽媽。黃媽媽不僅為愛子伸冤，更毅然接下「軍中人權促進會」的棒子，陪伴其他軍中冤案當事人家屬，努力成為軍方與家屬之間的溝通橋樑，讓陽光能夠一點一點滲透進入封閉保守的軍方領域。

這本述說黃國章及其他「黃國章們」故事的作品，因此格外令人動容。在黃國章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一位聲嘶力竭的慈母，在為兒子的死亡真相進行永無止境的戰鬥；而從一九九九年「空軍桃園基地掉彈刑求案」到二○一八年「八軍團集體脅迫致使中士電線自縊案」，我們更看到一位軍中人權工作者改變早期「逢軍必反」心態，燃燒自己的時間心力來協助所有「黃國章們」平反。

很高興能協助促成本書出版，感謝黃媽媽的長期奮鬥、作者儒林的使命感（儒林既是我的高中學弟，也是曾任客家電視台台長的優秀同業），以及玉山社團隊的努力。追尋真相永不嫌遲，期待本書能夠進一步促成軍方心態與內部文化的良性改變，讓軍中人權不再是台灣民主化掉落的那塊重要拼圖。

何榮幸（《報導者》總編輯）


推薦序
誰是孤軍
二戰美軍一○一空降師的名言：
「一如往常，我們又被包圍了。」
─語出‧二戰‧巴思通戰役期間

一○一空降師是以深入敵後為主要任務，並以此為目標而訓練的戰鬥單位。所以他們最常遇到的戰場環境，就是陷入被包圍，奉行孤軍奮戰、堅持不退的戰術目標，待友軍加入創造致勝契機。

如果這是自發的、做好準備的，那麼孤軍奮戰並不可怕，因為他們知道友軍就在外面集結，只要堅持不退爭取時間，集結好的友軍就有機會衝進來，一舉破陣。

我和黃媽媽認識是因為三年半前，偶然的聽聞了黃媽媽的現況。當時國章已經走了廿年，我非常訝異這個媽媽還在持續她的真相之旅，這引發了我高度的好奇，我直覺會碰到一位偏執而悲情的媽媽。意外的，初次見面，黃媽媽很冷靜、思慮很清晰，也看得出來她有高度的戒心，那次會面，我們都在觀察彼此。

見面回來後，我認真的思考要不要進行這個題材的拍攝，因為這是一般傳播人最怕觸碰的那種題目。老案、軍方、無法拍攝的家人、難以獲得的經費、難以建立的觀點和相當有個性的被拍攝者，這是智商超過八十、入行超過五年的傳播工作者，都知道不要碰的冷僻題材，於是我猶豫了好一陣子。

再次和黃媽見面，我訝異的發現，黃媽媽除了追查「自己家孩子」的真相，還參與了如此多「別人家孩子」的協助，只因為出於死了這麼多孩子，家長為什麼都不作聲的悲憤。黃媽媽長期自費自力的孤軍形象突然在我腦中躍出，而且我知道，有媒體的長期加入，也許能增加一點點找到真相的機會，是的，一點點。

於是，我決定成為黃媽媽的友軍，於是，加入友軍後的黃媽媽成為一支大一點的孤軍，呵呵。

在拍攝的三年半過程中，黃媽媽一樣持續的接到軍中案件的申訴，在多方折衝、角力、鬥智、迂迴和勇敢局內人的協助之下，我們竟然能進部隊紀錄到多個案件的完整全貌，這大概是台灣媒體第一次的經驗吧。過程中我發現，黃媽媽不再只是一個處處想和軍方唱反調、只想給軍方難看的母親，黃媽媽早已蛻變成一位能夠冷靜協助雙方的溝通者和保護者。時代的改變也使得軍中人權事件不一樣了，案件樣貌已經從單純的霸凌到複雜的雙方權利義務觀念的衝突，黃媽媽曾感嘆的說，每個人都是別人的孩子，何苦互相傷害。此刻的黃媽媽，只有愛沒有恨。

於是我請黃媽媽將協處過的案件整理出書，但故事的複雜和軍中事務的專業，使得文字化過程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還好，在好友、前客家台台長、優秀資深媒體人李儒林先生，同時也是孤軍紀錄片的主題曲《微光》的作詞者，挺身而出、兩肋插刀的書寫下，得以完成這本台灣第一部的軍中人權實例專書，過程中特別感謝何榮幸先生和玉山社團隊的協助，終於，友軍的不斷加入，使得這隻孤軍更加龐大了。
我們繼續堅持，並相信友軍就在不遠處，希望這次是「巴思通戰役」而不是「衡陽保衛戰」。

汪怡昕（紀錄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總導演）

推薦序
她不是我媽
從女兒的角度寫這篇序時，一幕幕的景象像倒帶一樣又浮上了心頭。

國章的死跟海浪一樣，把我們家翻成四分五裂，連帶把我媽從一個傳統的婦女翻成軍中人權的黃媽媽，從那一刻起，她已經不只是我們家的媽媽了。

數不清幾次，我媽常常一通求救電話就趕著出門，不管酷暑、寒風刺骨、滂沱大雨……。凌晨我們還在被窩，她接完電話後就趕緊穿衣出門，我的心跳得好快，無法安眠。隔天她會告訴我，又去了醫院、殯儀館、驗屍間……，都是別人能不去就不去的地方。

身為女兒的我心疼她奔波，也氣她為什麼要堅持這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傷身傷神。
她也只會回答：那是一條命啊……。
我媽的心隨著國章沉入汪洋大海，忘了岸邊還有我們。
她有她的掙扎，我們做兒女的也有。

我媽剛投身軍中人權時，家屬在我們家來來去去，每個來都一定會哭，來幾趟就哭幾趟，經年累月在這種氛圍下，讓我去拜拜的時候都求神明趕快讓國章的死真相大白，這樣我媽就會結束這一切了。
我媽對不能救國章自責，我對不想陪我媽過這種日子愧疚。她做得到，我做不到。

晃眼廿多年了，那些風風雨雨跟瘋瘋語語都在鍛鍊我媽跟我們，我媽在家屬與軍方中協調處理許多她沒做過的事，內化了很多心得跟潛規則，不管是軍方、家屬還是她自己的家庭。我們則是一邊看一邊試著理解這一切，同時學著跟他們分享我媽。

前兩年我跟我媽說請繼續當軍中人權的黃媽媽，她當軍中人權的媽媽比當我們的媽媽還要當的好。我看見也意識到這彷彿是她的天命，沒有人比她更稱職。她不做，那些像國章一樣驚恐又無助的孩子怎麼辦？
那回她卻告訴我她累了，想回來了。

但我知道國章的那根鋼針仍會帶著她穿針引線修補每一個需要的軍中靈魂。

黃思蔤（黃媽媽的女兒）

推薦序
遲來的道歉─那些「黃國章們」的故事
去年十月五日下午，本書主角黃媽媽、作者儒林、紀錄片導演汪怡昕、「玉山社」社長魏淑貞、編輯群和我共同討論本書出版事宜時，沒有人料想到，十個月之後，海軍司令黃曙光上將會代表軍方公開向黃媽媽陳碧娥女士道歉─儘管這句道歉整整遲到了廿三年。

在台灣，軍中人權就像是潘朵拉的盒子，一旦被打開，只能看見被層層遮掩的秘辛，真相往往埋藏在深不見底的某個地方。

因為歷經全世界最長的戒嚴時期（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年，長達三十八年），「軍事體制」與「黨國體制」深深主導戒嚴時期...

有些路還是要一個人走
對你而言，她是一個失聯多年的朋友，一位對兒子離奇死因耿耿於懷的母親；有人對她敬而遠之，就怕和她打交道，但在軍中暗黑角落裡卻有更多人需要她。究竟要多長時間，才會讓她忘記失去兒子的傷痛？一輩子吧？也可能一輩子都不夠；她哪來的能量去衝撞體制？不知道！因為她的能量大到連她自己都不知道要如何控制、極限又在哪裡？

廿三年前（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提前服役的長子黃國章登上南陽艦出海沒多久突然「被失蹤」，六天後，對岸福建籍漁船將國章遺體打撈上岸，一夜之間「逃兵通緝」變成了「因公殉職」。後山的親友希望她節哀順變，然而，她無法「節哀」，更不甘於「順變」，接下來的一舉一動反而都在試著「改變」，改變長久以來被忽視的軍中人權問題。

那時，你才是初出茅廬的記者。
同年底，台灣正值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加上隔年就是首屆總統直選（當時，正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尚未合併）；因此，年底立委選舉不僅被視為總統大選的前哨戰，更攸關各政黨實力消長與權力重新分配。總統直選後，緊接著啟動「凍省」（台灣省虛級化、停辦省長及省議員選舉）以及「行政院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不須經立法院同意」的第四次修憲工程。若不是浮動的政治時局與詭譎的朝野氛圍，讓她不斷有機會以行動抗爭獲得媒體關注、搏取版面，否則國章的冤案一樣石沉大海。

長期以來，軍方一直是外界無法了解、監督，甚至被形容為「紙包得住火」的單位，選擇揭露或者隱藏全都在軍方的一念之間（最後多半選擇了「隱藏」）。廿三年來，她沒有一刻不在為追求國章死因的真相奔走，也沒有一刻不在協助軍中弟兄姐妹、家屬調處一樁樁軍中人權申訴案件。

你不禁想：如果，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台灣的「軍中人權」能夠被彰顯以及獲得些許保障，那麼社會都不該忘記這是一位十九歲的年輕小伙子用生命換來的，更歸因於一位隻身拉開窗帘、讓陽光灑進來的平凡母親。

老一輩的人常說：當兵是把孩子送給國家，孩子若能平安退伍就算是撿回來的。在那個年代，「因公殉職」，或者「意外身亡」，都被視為當兵必須承擔的正常風險。但事實如何呢？有多少是外界無法、也無從了解的。因此，你寫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扒糞，讓軍方蒙受負面形象，而是希望各方正視軍中管教的問題，唯有如此才能保障軍中人權，讓軍隊走向正常化。
「我會消失一陣子，去淡水紅樹林海邊吹吹風，有事晚點再聯絡。」
寫序的這一天傍晚，她傳來一通簡訊；吹吹晚風、一個人靜一靜，已經成為她最近的生活寫照。

獨自承受「家敗兒亡」的橫逆，勇於衝撞暗黑體制的她被封為「鋼鐵媽媽」，但堅毅封號的背後所付出的代價可不小。先不論軍方是如何看待這位「打蛇掐七寸、飆罵不眨眼」的母親，和個案家屬間的互動才是她畢生都在學習的功課。是個性使然吧，加上面對不同個案自有不同的處理模式，她介於軍方和家屬之間常常因為誤會、嫌隙搞得兩面不是人；她從不奢望案件告一段落後，就此「綠楊宜作兩家春」，相反地，合則來，不合則回到各自生活常軌，誰都不欠誰。

你想，這個時候的她應該又發現了一條羊腸秘徑，寄情於山水、花鳥之間，再過幾小時，你會在她臉書上看到野鳥覓食、日落月升、潮汐往復的貼文，她形容這樣的自己簡直是「玩物喪志」。但你清楚，這個時候的她並不是單純想要獨處或不被打擾，因為，有些路還是要一個人走……

李儒林（本書作者）

有些路還是要一個人走
對你而言，她是一個失聯多年的朋友，一位對兒子離奇死因耿耿於懷的母親；有人對她敬而遠之，就怕和她打交道，但在軍中暗黑角落裡卻有更多人需要她。究竟要多長時間，才會讓她忘記失去兒子的傷痛？一輩子吧？也可能一輩子都不夠；她哪來的能量去衝撞體制？不知道！因為她的能量大到連她自己都不知道要如何控制、極限又在哪裡？

廿三年前（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提前服役的長子黃國章登上南陽艦出海沒多久突然「被失蹤」，六天後，對岸福建籍漁船將國章遺體打撈上岸，一夜之間「逃兵通緝」變成了「因公殉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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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通 八軍團女上士跳樓自殺案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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