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的國際化：制度演進與展望

名人推薦：本書主要探討人民幣國際化的源起、進程中的特殊制度安排，以及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引發人民幣國際化的挑戰。作者從貨物貿易成長分析出發，檢視中國國際收支沿革與外匯管理制度演進，深入分析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基礎。本書獨具的特色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特殊制度安排」歷程，這些討論不僅幫助讀者理解中國式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思維，同時也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施政參酌的重要範例。面對‘後中美貿易摩擦’的世界經濟新格局，及人民幣愈趨國際化，台灣金融產業如何融入此一變局，本書頗具參考價值。
台北外匯市場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周...

國際收支是一國所有對外經濟活動的集中體現，透過觀察分析中國國際收支規模和結構變化，可以直觀的瞭解中國對外貿易、資本流動的發展狀況，進而反應出國際貿易格局的巨變，更可以解釋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性、合理性。檢視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歷程，依據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1997》資料顯示，1980-1995年間中國國民生產毛額 (GDP)和人均國民生產毛額年增率分別為11.1%及8.2%，較同期世界平均值的年增率高出6.5%。其後，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2000-2017年間中國國民生產毛額 (GDP) 平均的年增率仍維持9.3%，相較於美國與主要工業國家(OECD)的平均值3.6%，這樣的發展態勢，使得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等國際機構認為中國經濟在21世紀可能成為全世界最大經濟體。
確實，自1997年以來，截至2017年為止，世界主要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總值(GDP)，按當年人民幣兌美金的平均匯率計算，中國(12兆146億美元)、美國(19兆3,906億美元)、日本(4兆8,721億美元)、德國 (3兆6,848億美元)、法國 (2兆5,836億美元)、英國(2兆5,245億美元)和義大利(1兆9,739億美元)。對照東南亞國協(ASEAN)成員國的國民生產毛額總值，按當年人民幣兌美金的平均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體量規模明顯高於東南亞國協成員國的總值2,762億美元。
另外，依據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1997》資料顯示1980-1995年間中國國民生產毛額總值和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皆比同期的新加坡、韓國、台灣、馬來西亞和印尼皆高出1.9%至3.5%。 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5.4%、13.4%和12.4%，明顯的超越開發中國家、已開發國家和世界的平均水準
中國經濟能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必須歸功於推動改革開放，而且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與人力優勢，在國際分工價值鏈得到合理定位，獲得巨大的比較利益。經過四十年努力，中國國際收支的規模呈現從小變大、結構不斷優化、持續吸引外資、外匯儲備充足。從一個貧弱的經濟小國轉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貿易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經濟發展受到舉世矚目的成就；而且創造了連續四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無重大危機，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奠定了基礎。
開始於1978年底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具體內容包括:
一、農村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集體耕作制度」，將原先集體農場地土地平均分配給各個農戶自行經營，並且自1983年開始在全中國農村推行。
二、體制改革。在農村改革順利成功的鼓勵下，中國於1984年10月的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推動以市場為導向的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是體制改革的主要對象，重要的改革方針包括：
(一)允許民營企業 (即非國有企業)的成長，透過開放個體經濟、允許個體業主雇用工人、發展鄉鎮企業、發展外國投資企業等合法化私營經濟的措施。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二) 設置經濟特區，建立加工出口區和自由貿易港。
(三) 建立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驗區。
上述政策目標是藉由以下幾項具體做法提升激勵誘因、改善經濟效率，達到矯正扭曲的產業結構，以發揮比較優勢的原則。
一、擴大企業自主權，引進強調績效考核與允許利潤留成的薪獎制度、允許國企在強制性的國家計劃之外進行生產、允許出口企業保留部份外匯收入，俾其自主支配使用；
二、導入市場訂價機制，允許國企以議價方式出售強制性的國家計劃定額以外的產品，並且自主訂定產量計畫，因此形成產品價格雙軌制；
三、明確規範企業經理人員的權利與義務，並在全國推廣；
四、減少政府干預，將現代企業制度引進國有企業，強化企業自主權以提高國有企業生產力。
由於改革開放以前是「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中國經濟生產技術與已開發國家有著明顯差距，以致於落實技術進步的成本偏高、整體經濟體系裡的技術進步緩慢、經濟成長率偏低。但是隨著改革開放腳步的邁進，藉由模仿、購買外來技術的方式，才得以實現技術進步與經濟成長提升的目的。此後，中國經濟增長發生急遽變化。1978-1997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24億元增加到7萬4,772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379元增加到6,079元。
吸引外資、舉負債發展是開發中國家打破貧困惡性循環的「馬太效應」，實現經濟較快增長的必經之路，中國也不例外。隨著計畫經濟成功轉向市場經濟，良好的經營環境、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巨大的消費市場前景，為中國招攬來外商直接投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外資流入國。1993年以前，外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持觀望態度，直接投資很少，主要是港澳台資金，資本流入的主要形式是外債，資本與金融帳戶規模小，變動不大。1994年之後轉為明顯順差，呈現不斷增長之勢。
在中國的資本流動中，長期的、提高生產能力、帶來外匯收入的直接投資一直佔據核心地位，巨額的外商直接投資（FDI）是帶來資本與金融項目大量順差的主因。2013年以來，為了落實「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掀起對外投資高潮，在沿線國家展開廣泛的國際產能合作。對外的大規模投資導致資本與金融專案收支順差逐步下降，甚至2016年出現逆差，改變了中國國際收支長期經常項目、資本與金融項目「雙順差」的格局。
改革開放初期，人民幣藉由人員往來、邊境貿易、邊境旅遊等方式，向中國毗鄰國家和港澳台少量流出。加入WTO後，為推動對外貿易的發展、滿足居民出國旅遊需求，開始逐步放開人民幣流出限制，人民幣現鈔透過個人攜帶方式流向中國周邊地區。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在有效防範風險的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快推進與港澳地區貨物貿易的人民幣結算試點。隨後，人民銀行陸續在香港和澳門地區為個人人民幣業務提供清算安排。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為順應市場需求，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正式啟動。2009年以來，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角度出發，人民銀行先後開展跨境貿易、投融資人民幣結算試點工作，逐步建立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為進一步拓寬人民幣跨境流動管道、推動實現人民幣跨境良性循環、促進境內外人民幣市場協調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有效促進了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隨著中國經濟日漸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持續吸引國外投資的同時，於上個世紀末，開始大規模的海外直接投資，人民幣在海外直接投資逐漸 發揮作用，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開啟了人民幣國際化在直接投資領域的漸進過程。據中國商務部等部門的統計，中國對外投資額從2002年的27億美元，攀升到2016年的1961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35.8％。201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連續增長十四年後首次下滑，降到約1400億美元。2015年從金額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首次超過海外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成為直接投資的淨輸出國。201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規模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位，而存量規模也達到1.5萬億美元，居全球第六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占全球的比重，從2002年的0.5％上升到2016年的13.5％，顯示中國已成為全球對外投資的大國。
雖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使用人民幣才剛剛起步，且人民幣投資在對外投資總額所占比重很低，但它仍代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重要一步，是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作為結算貨幣的自然延伸。就某種意義而言，中國對外投資在特定場合下，使用人民幣的條件已經具備，大規模複製這些條件的投資情景也逐步浮現。也說明了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特定的制度安排，反映了中國對外投資活動中對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的廣納或需求；其中，制度安排主要是透過一系列的中國外向型基金來實現。中國外向型基金大體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基金是由國家透過財政部或外匯局直接全資出資的對外投資公司或基金，由上述部門直接委派人員出任管理公司高階理管，對投資公司或基金進行管理；
第二類基金是由外匯局出資並控股的對外投資基金，由外匯局和其他主導方（主要是國開行和口行）共同派出人員進行管理；
第三類基金是指由中國國務院批准成立，由國開行或口行帶頭成立，並控股的對外投資基金，通常這類基金有外匯局下屬機構作為投資人參與；
第四類基金是由國開行、口行或其他大型金融機構，如：四大商業銀行或地方政府帶頭成立的對外投資基金。第四類基金股東更加多元化，但沒有外匯局的直接參與。
截至目前，中國外向型股權基金在使用人民幣直接投資方面還處於摸索階段，實現人民幣直接投資需要完備很多基礎設施和作業系統，比如：當地開立人民幣帳戶、當地幣與人民幣的兌換、提供人民幣與本地幣之間的對沖操作等，都還有許多操作層面的細節亟待中國和當地國家密切協調加以解決。當前，在國際招投標項目、海外併購項目和綠地項目等以標的公司為對象的投資，其人民幣的使用，仍僅限於對參與投標的中方企業的出資，還沒有實現就項目公司的人民幣出資。因而人民幣在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使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此就國際經驗已經證實一國貨幣的國際化，離不開完善發達的離岸金融市場，人民幣國際化也必須有完善、成熟的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ichengreen(2010年)和McCauley(2011年)指出，一國貨幣要想成為國際貨幣，必須在國際金融中心建立離岸市場，以此提高在進出口商，以及國外投資者的認知度和接受度，所以對新興金融市場國家而言，離岸金融市場尤為重要。國際貨幣的體外循環可以減少對發行國貨幣政策的衝擊，同時也可以減少人民幣的大規模跨境流動，對中國內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衝擊；因此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就是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建設。1989年，中國允許相關銀行開辦離岸金融業務，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探索與發展歷程。這些年，中國重點推進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發展，採取了多條路徑試點探索。
為了提高跨境人民幣交易的清算結算效率，2015年10月8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系統（一期）正式啟動。其由跨境銀行間支付清算（上海）有限責任公司負責運營，採用即時全額結算方式，為跨境貿易、跨境直接投資、跨境投融資等人民幣業務提供高效清算結算技術。2016年，進一步推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建設和直接參與者擴容，並進一步規範和健全人民幣跨境收付資訊管理系統（RCPMIS）業務規則，提高資料包送品質，使人民幣跨境使用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2018年3月26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二期於投產試運行，10家中外資銀行同步試點上線。
自2009年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政策實施後，中國借助全球市場發展的有利時機，構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框架，採取全方位的推進策略，實施各項政策措施， 使人民幣國際化取得重大進展，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也面臨過一些風險，但同時歷練了中國監管當局應對風險的能力，提高對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的監管水準。只有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完善，才能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堅實的基礎，可以說，只有當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各種制度安排不斷放鬆，RQFII和RQDII制度的取消，國際資本市場上不再有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等投資限制，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融資、國際支付、國際交易和國際儲備中被廣泛認可接受，那麼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國際化就實現了。
過去幾年，中國針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從供給、生產端進行「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處）」為重點的供給側改革。這些供給側改革提升了中國的技術水準，優化了產業結構，發揮了創新對發展的驅動作用，提高科技進步貢獻率，同時強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有利於解決深刻的結構性矛盾，提高經濟增長品質，凸顯中國經濟具備旺盛的活力與競爭優勢。
當然，中國經濟確實面臨著眾多挑戰。但已瞭解自2010年以來經濟下滑的癥結，係結構性因素所致。此外，中國也找到了解決方案，告別高增長時代，以「一一五三」為核心的新時代經濟政策，「一」是以高品質發展為總要求，「一」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軸，「五」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為任務，「三」以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防治污染為攻堅戰（任澤平，2018年）。可以預見，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紅利的釋放，新興行業崛起，加之世界經濟逐漸復甦，2019年以後中國將會逐步邁入高品質發展階段，完成經濟轉型，進而增強人民幣的國際信用，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護航。
中國對外開放既不能「一刀切」式的一放了之，也不能盲目追捧「有形的手」做過度干預，必須是在各方面不斷完善和成熟的情況下，穩步有序的開放。因此中國應該不斷探索市場化監督管理新模式，採用如：負面清單等手段；在制度設計、監管的體制、原則和方式各方面展現開放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要求；並且積極主動落實簡政放權，取消現有的不必要的、不合理的行政程式，激發金融機構的自主性和自律性，提升貿易投資的便利程度，激發市場活力。
一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和開放水準直接影響貨幣的國際化水準。開放的金融市場不僅透過金融交易、貿易結算等方面影響貨幣國際化水準，還能夠支持經濟的發展開放、增加價值發現、緩解貨幣國際化帶來的金融風險。開放的金融市場更能聯通國內經濟和世界經濟，避免封閉、單一市場過度集中的貨幣需求，而產生巨大波動。歷史上，英國、美國、日本等貨幣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國家，都是依賴發達且開放的金融市場，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務和多樣的金融產品、強化了本幣在金融產品計價交易的功能，推動了本幣貿易支付結算的功能，不斷提升本幣的境外使用，最終促成貨幣國際化。
債券市場開放有助於增強人民幣國際金融計價交易的功能。中國債券市場位列世界第三，對國際投資者吸引力較強。隨著「債券通」正式上線運行，內地與香港債券市場的互聯互通取得突破性進展。中國熊貓債市場也發展迅速，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所市場等多個市場均呈現良好的態勢，發行主體也涵蓋了外國政府，國際開發機構、商業銀行，境外金融和非金融企業，發行主體和交易市場的擴大與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相輔相成。此外，點心債、寶島債、彩虹債、綠色債券、SDR債券等債券的發行，大大豐富了債券市場的交易品項，促進了人民幣的國際使用。
股票市場繼推出了港股通、深港通、基金互認之後，A股成功納入明晟（MSCI）新興市場指數，七家外商獨資私募基金管理人完成備案，雙向開放程度進一步擴大。在衍生品市場和離岸市場方面，2017年港交所推出了財政部五年期國債期貨合約試點，成為離岸市場首個以政府債券為標的的期貨合約。此外，港交所還推出一系列人民幣期權，如：美元兌離岸人民幣貨幣期權和人民幣黃金期貨。這些金融產品的推出，豐富了中國金融市場的金融產品，符合投資者對人民幣相關資產的投資需求。
金融業方面，中國放寬了外資對金融機構的持股限制，決定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直接或間接投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貨公司的投資比例限制，放寬至51％，並在三年後不限制該比例；取消了外資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單一持股不超過20％、合計持股不超過25％的比例限制，對銀行業股權投資比例實施內外一致的規則；對外資投資具有人身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三年後將單個或多個境外投資人投資比例放寬至51％，五年後取消投資限制。這些措施都進一步拓展了金融業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利率市場化方面，中國從2015年起，逐步放鬆對利率管制，取得階段性成就，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國債收益率曲線和貸款基礎利率（LPR）等為參考的市場基準利率成型，為各類金融產品交易的定價發行提供有利參考。伴隨著中國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從數量型主導轉為價格型主導，中國在利率走廊機制建設方面也取得一系列成果，透過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等操作，提供短期流動性，完善了央行利率調控體系，提高了調控能力。
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機制，要統籌協調監管部門，明確監管部門的職責和邊界。在金融業發展的初級階段，中國對外開放程度較低，以「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模式，為中國經濟金融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提高，經濟金融不斷發展，金融業務交叉綜合的程度提高，各類金融機構的相互聯繫更加緊密，這就要求中國向混業監管方向進行改革。隨著新的「一行兩會」的監管框架形成，中國混業監管的格局逐漸清晰。
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機制，要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引入適合中國現實的監管標準。宏觀政策的穩定直接關係到金融的穩定，金融穩定是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重要支撐。在監管和調控中，中國應當注重匯率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統籌協調，將微觀審慎與宏觀審慎相結合，統一物價穩定、匯率穩定和經濟穩定增長等多個目標，助力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在引入監管標準、量化指標時，應當在適合中國國情的前提下，主動與國際接軌，積極借鑑外國的成功經驗，增強監管的時效性和針對性。
總而言之，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了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人民幣國際化也引領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新時期。然而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長期策略，未來要繼續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在保證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情況下，順應市場需求，順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資本專案開放逐步擴大，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更緊密融合，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市場必更將遭受到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影響，以及外來因素衝擊的風險。另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金融監管協調與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監管體系將面臨國際金融風險更嚴峻的挑戰。這就要求中國建立健全的人民幣回流機制，切實提升國內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和流動性，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加強對系統性風險的識別和防範。
人民幣離岸市場已初具規模，中國人民銀行與其它國家央行簽署的雙邊互換協定規模不斷增加。順勢推動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進而增加它在全球儲備中的比例，人民幣將作為多元化的儲備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成為符合全球大多數國家利益的一種儲備貨幣。
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供給側改革不斷深化，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發生了結構轉換，對外經貿出現了相應的變化，即傳統貿易的驅動力減弱，製造業向知識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轉變，金融、服務業的驅動力逐漸凸顯，因此大宗商品計價正是「貿易＋金融雙輪驅動」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亟需推進人民幣在大宗商品計價中的使用。
而中國作為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需求國，長期缺乏定價權，導致中國企業只能被動的接受國際價格波動，但是在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序推進下，人民幣結算、計價和儲備的職能初現，增強了境內企業使用人民幣定價大宗商品的動力和可能性。推動人民幣在大宗商品中的定價功能並非一蹴而就，應當在保證中國能源安全、市場穩定的前提下，穩步發展，協調推進。確保人民幣的大宗商品定價功能健全發展：
一、從市場和機制入手，一方面鼓勵中國及其主要交易夥伴國的企業使用人民幣計價，另一方面提供更加便捷的結算方式，以及更加高效的風險管理機制：
二、加速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雖然目前人民幣清算體系已經覆蓋全球，但是離岸市場的產品仍不夠豐富，所以應推進中資金融機構，特別是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國際化，形成發達的人民幣國際迴圈機制。
三、引導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揮大宗商品計價功能，針對不同國家的需求，增加結算的靈活性。
四、使用金融科技推動市場發展，增加資訊透明度和市場管理水準，促進人民幣大宗商品計價功能的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從國家層面來看，要釐清人民幣國際化政策與經濟發展、創新驅動、改革開放等國家策略的關係，形成相互促進，協同發展的關係；從國際層面來看，要考慮到與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機結合，發揮人民幣國際化在全球綜合治理中應有的作用，助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最終促進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實現互利共贏。
當然，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挑戰與機遇必定會同時存在，這就要求中國要提高宏觀審慎的管理能力，深度參與全球貿易市場，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堅實的基礎，提高抗風險能力，確保人民幣國際化穩健推進，最終在國際範圍內被廣泛信任和接受。當前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步入緩慢的發展階段，未來可以開拓哪些新的領域，採取哪些新的舉措，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是考驗的難題。因此重點應當是在風險可控情形下，尊重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的客觀規律基礎上，向全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入發展。

國際收支是一國所有對外經濟活動的集中體現，透過觀察分析中國國際收支規模和結構變化，可以直觀的瞭解中國對外貿易、資本流動的發展狀況，進而反應出國際貿易格局的巨變，更可以解釋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性、合理性。檢視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歷程，依據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1997》資料顯示，1980-1995年間中國國民生產毛額 (GDP)和人均國民生產毛額年增率分別為11.1%及8.2%，較同期世界平均值的年增率高出6.5%。其後，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2000-2017年間中國國民生產毛額 (GDP) 平均的年增率仍維持9.3%，相較...

1980年代初，當時日本工業產能開始逐步超過美國，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370億美元，強勁的製造業競爭力被美國視為導致其國內工作機會減少與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美國的主導下，英國、法國、西德與日本，於1985年9月22日簽署《廣場協議》，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廣場協議》之後，日圓升值減少了日本對於美國的貿易順差。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帶來的出口壓力，以及美國不斷發起的貿易戰，日本積極提振內需，並且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其結果造成了日元急劇升值、日本實體經濟外移、外國資本湧入等一系列問題，進而發生資產泡沫，最後導致經濟崩潰。
相似的經驗在1990年代初的台灣也曾經發生，美國針對台灣對美國逐年呈現貿易順差的不平衡狀態也感到不安，遂以其國內法「特別301條款」，啟動貿易調查，要求台灣提供更加完善的智慧財產權制度與具體措施來保護美國出口的商品。其結果導致了一連串台幣升值、產業外移、信用卡卡債、問題金融機構與不動產價格攀升的經濟難題。
在2018年初之前，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表現吸引重要全球金融機構、國際金融組織，以及諸多投資者構對於中國經濟崛起歷程以及未來發展的關注。然而，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3750億美元，這樣的規模與發展，不難理解為什麼自從2018年第二季以來中美間貿易衝突的快速激化。這樣的發展，警醒人們針對這新千禧年以來的世界經濟亮點，暫時擱置稱羨推崇的態度，改以審慎的視角，重新看待中國在近年內推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重要政策倡議，與各項深化金融市場改革與開放的步驟及措施以達成「人民幣的國際化」目標。
本書寫作的主題是探索人民幣為什麼能夠在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十數年內躋身國際準備貨幣。討論的內容主要是以中國發展的經驗為基礎，回顧中國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歷程、政策設計與發展策略以至於經濟高度成長後不能夠迴避的諸多挑戰。
筆者認為，中國在1949年以後強調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了達成此一「超英趕美」目標，便透過行政干預手段，集中生產要素資源，進行政策安排與分配。對照台灣在經濟發展早期的1960年代，類似經驗也曾出現，只是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遷，企業自主性逐漸提高，經營者面對股東問責的要求，難以繼續再依政策需求而進行生產安排。
儘管全球性經貿組織、多邊機構與學術單位針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課題積極探討與論證，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確立了人民幣做為國際準備貨幣的地位，也無疑的肯定中國在世界經濟的角色。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宣布將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的貨幣籃子。其後，IMF 在2017年3月首次公佈人民幣外匯儲備的規模，截至2017年第三季的規模已經達到1.08兆美元。
針對這一快速發展的過程，筆者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嘗試探討下列幾個重要問題和回應這些課題的可能答案:
首先、對照世界上其他主要通貨，諸如：英鎊、美元、歐元與日幣，人民幣快速崛起的背景和原因何在? 人民幣與其它主要通貨在全球經濟貿易活動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角色變革與本質差異又是如何?
其次、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告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規模以後，中國如何面對人民幣在尚未全面可兌換條件下的必須承擔的「大國責任」?
再者、面對國內實體經濟的快速成長，中國的貨幣監管機構如何兼顧金融體系有效發揮資金中介的功能以及「人民幣的國際化」推動? 換言之，中國政府為了達成前述政策目標所採取「特殊的制度安排」內容如何?政策形成的思想路徑與程序又是如何建構?
最後、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面對美國挑起的雙邊貿易衝突，鄰近國家與地區在此詭譎局勢下如何有效的參與中國自2010年以來積極推動的「走出去」發展策略，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與「人民幣國際化」目標?
本書的寫作，並非緣起於筆者為了出版專論而進行的一項工作，而是筆者嘗試彙整二十年來對於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付出關注的知識積累。過程中，筆者在不同階段對於國際構面與國內層次核心課題的掌握，分別獲得北京大學林毅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貨幣及資本市場局何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太局曾頌華、新加玻國立大學段錦泉院士、永豐銀行陳嘉賢、中國金融學會夏斌、花旗銀行香港劉利剛、西班牙對外發展銀行夏樂、寰宇財務顧問公司俞濟群與大億出版公司王孝平等諸位女士先生們的啟發與指導，特別申謝於此。
很重要的一個歷程是作者前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短期訪問期間，得到瞿宛文女士的協助與鼓勵；同時，特別感謝曾國烈先生在筆者需要討論之際，總是撥冗耐心聆聽並且給予積極建議，這樣的過程自然也擴展了本書寫作的政策視野。
此外，本書在「人民幣國際化」關鍵詞搜尋下所能夠發揮的貢獻，多數得益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涂永紅，謝懷筑，范希文與高潔，以及魏本華與白宗宸、胡鑫、劉付云、孟舒晨諸位學者專家們費心準備的基礎文稿與數據資料；而筆者在台灣金融機構服務的前輩與同事們，則是推動本書出版的主要動力，允宜申謝在此。

1980年代初，當時日本工業產能開始逐步超過美國，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370億美元，強勁的製造業競爭力被美國視為導致其國內工作機會減少與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美國的主導下，英國、法國、西德與日本，於1985年9月22日簽署《廣場協議》，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廣場協議》之後，日圓升值減少了日本對於美國的貿易順差。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帶來的出口壓力，以及美國不斷發起的貿易戰，日本積極提振內需，並且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其結果造...

推薦序 玉山銀行董事長 曾國烈
作者序
第一章 總 論
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的內容
強化產業結構
匯率政策
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本書探討的主要內容
第二章 中國的國際收支管理與匯率制度的演進和發展
國際收支的演進及特徵
國際收支管理的制度變化
國際收支管理制度改革的源起
人民幣匯率制度演進及其影響
國際收支與匯率管理面臨的新挑戰
第三章 人民幣國際化的制度安排與挑戰
全球流動性週期、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架構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設施
趨勢展望
未來挑戰
第四章 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外向型基金與離岸金融市場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使用人民幣逐步浮現
中國外向型基金的設立
中國外向型基金成立的背景
外向型基金的運作方式
外向型基金的作用、優勢和面臨的挑戰
外向型基金的侷限和人民幣國際化路徑
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
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的法規架構
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的制約因素
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的突破與展望
第五章 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
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保障
中國持續改革開放，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
「一帶一路」倡議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
加入SDR為人民幣國際化注入新動力
推動人民幣在大宗商品交易的計價功能
擴大參與全球市場，重塑中國經濟格局
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和挑戰
結 語
參考書目與文獻

推薦序 玉山銀行董事長 曾國烈
作者序
第一章 總 論
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的內容
強化產業結構
匯率政策
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本書探討的主要內容
第二章 中國的國際收支管理與匯率制度的演進和發展
國際收支的演進及特徵
國際收支管理的制度變化
國際收支管理制度改革的源起
人民幣匯率制度演進及其影響
國際收支與匯率管理面臨的新挑戰
第三章 人民幣國際化的制度安排與挑戰
全球流動性週期、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架構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設施
趨勢展望
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