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暴力的機制
暴力的時間性
粗劣的暴力會拒絕時間性。例如，強姦犯不需要以誘惑為媒介；當一個國家放棄使用漫長的外交斡旋方式，那就是宣戰。襲擊，就是中止談話與說服，是在試圖爭取時間。暴力是瞬間的，也就是沒有時間性，或是將時間縮減至最簡單的表達。存在被限制在當下，受制於時間的限縮。粗暴者相信，慢慢來就是在浪費時間。行事激烈，那是因為「期待」此一特性是無法接受的。強迫性暴力執著於緊急性和迫切性，等不及要付諸行動。沙特（Sartre）認為，成為暴力的，就是回到「活在當下」：「暴力就是選擇短暫存活。」個體暴力總是隨興而現，與可預見的非暴力相對。對粗暴者而言，預期未來是無法想像的，因為未來是永恆的現在（perpétuel présent） 。他不會想到如此遙遠，也沒有時間：沒有時間協商、對話、理解、締結、存錢、節省體力。這種與時間的關係意味著拒絕延遲滿足其慾望，更不必說消除慾望、拒絕幻想：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必須將慾望當成現實。沒有組織的粗暴者是便捷的擁護者，要求即刻實現他所有的願望，其舉止「證明所有個人紀律的失敗」；他不懂得對自己說不，他是愉悅原則的化身，擺脫了所有的現實原則。粗暴者強迫非粗暴者爭戰，將之捲入難以忍受、陌生的時間性之中。捍衛者在回擊的同時，試圖重建社會生活的時限性和世界的慣常節奏。
從時間觀點來看，暴力與理性相對，是思想的否定面，因為基本上，論述的合理性會在一段時間內充分發展：為了思考，必須擁有時間、閒暇。推論需要方法、步驟、躊躇、僵局、矛盾、論證。原則上，思考並非是直覺或顯而易見之事。雖然我們想要略過預備階段，僅靠直覺來直接理解客體，然而直覺比較像是一種猜測，而不是思考。我們社會有一大部份的文化（特別是電視：常換頻道、問答比賽、廣告時段、劇情片段）比較傾向於猜測而非自我提問，喜歡驚奇而不是理解。這種即時性文化（culture de l'instantanéité）使注意力無法集中，助長了不經思考的消費。或許我們社會的暴力得以維持，有部份就是因為這種拒絕時間綿延（durée）的關係？
儘管如此，我們是否能區分即刻迅速的暴力，以及漸進緩慢的暴力？暴力一定都是突發性的嗎？暴力顯然首先以猛烈釋放強制力的形式出現，因此描繪其衝動特徵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也有緩慢建立的暴力形式。因此，思考性的暴力和自發性的暴力是有可能對立的。在緩解或加劇情況方面，針對有預謀的冷血罪行和危機造成的衝動罪行，其刑罰顯然不同；一方面是客觀進行的合理犯罪，另一方面則是真實情感的激情罪行。我們還可以再加上另一種分法，那就是有組織、消息靈通的暴力（例如恐怖份子的網絡、犯罪集團），以及非正式、臨時性的暴力。前者有結構性與整合性，後者則是局勢造成的、偶發的。最具破壞性的，無疑是在制度中成形、在階級中發展起來的暴力。但是別忘了，暴力也是慾望的化身。
認可的慾望和模仿的慾望
認可（reconnaissance）的慾望並非道德意義上的感激，也不是尋求名聲：其意義在心理學和現象學上相當於希望能被當作是自由體、被尊為主體。每一個體都渴望其他人能察覺其存在，並儘可能提醒他們這一點。認可的慾望構成了人類活動的脈絡，無論是政治、藝術、科學或日常實際生活。所有的主體都以獨特的方式參與此一認可的追尋之旅，這趟追尋促使他們採取行動。從這點來看，暴力是一種表達方式，能讓自己覺得在他人眼中更有存在感：一個粗暴的人是一個沒有個性的人（homme sans qualités）。
黑格爾（Hegel）在〈主奴關係辯證法〉中主張，暴力是各種意識關係的核心，參與這些意識的個體化。與他人的關係暨不溫柔也不友愛，而是敵對的。自我肯定意味著要進行一場殘酷的鬥爭，這場鬥爭是無可避免的，因為每一個人在尋求認可時，都不想顧及他人的意志。然而，沒有這場鬥爭，就不會有社群的存在；歷經並維持此一暴力對峙，社群才會形成。我們必須說，對黑格爾而言，人類並無社交天性，也沒有自發的社會性。
只有另一個意識出現（它本身也有渴求）才能讓意識完全獲得肯定，意識並非透過客體，而是在與其他意識相遇時，才能成為某物而得以穩固。渴望某一客體會導致摧毀它（例如消耗），但即使客體完整無缺，它也無法成為我們的保障。我們亦不能滿足於與我們自身唯一的形象共存；我們體驗到一種控制不住的需求，那就是從「主觀確信」進入「客觀真理」。每個人都想從外在性來驗證他本身的內在確實性。只要這些確實性都是思想，它們就永遠是一種抽象肯定，每個人都將他想要的納入其中。他者首先在我之外，另一個對我的論述來源，可為我帶來苦苦追尋的真理。相異性（altérité）就是建構身份的時刻。不同於笛卡兒（Descartes）「cogito」的孤獨感（參見唯我論[solipsisme]），沒有人能不透過另一個主體，就可將自己視為一個主體。當意識中止其烏托邦式的獨立性，它就成為反思的。認可的過程不會純然是理論的，而是相反地要透過行動。重要的是，我可以將他人的評斷當成是我自己的，並將我投射成他們。我要求他者成為我的鏡子：畢竟，我只想要確認我的觀點。因此，交互性並不受歡迎，因為它被簡化為實務性的交流：每個人都想要他人的認可，卻不想要承認他人，這就引起了認可之戰：「每一個意識都在尋求另一個意識的死亡。」意識之間的對峙是為了能以主體之姿自我實踐，這是因為他者被視為能提升價值之物，是一個被異化和物化的存在、一個自我意識的奴役工具。在肉體上消滅他人並非解決之道，因為他者賦予我的形象將會失去。
因此，那些被承認豐功偉業勝於他者的人，便成為主宰者。戰鬥或挑戰的目的是要指派一個新的領導者，這個人將冒著生命危險邁向極致，他極其喜歡死亡更甚於異化和不被認可的生活。相應的是，那些過於害怕死亡、屈服於選擇生命而非自由的人，就成了奴隸。蔑視生命者獲得掌控權。奴隸放棄戰鬥之時，也從此放棄了被認可。意識被異化了，只剩下自保的本能。主人獲得奴隸意識的認可（但他沒有承認奴隸的意識），因而握有奴隸的真理並為他所用。
儘管如此，此一統治關係會突然轉變：主人遊手好閒，沒有技術能力，但是奴隸在駕馭自然的工藝方面「成為主人」。就此而言，奴隸是主人的主人與真理，而主人則同時成為奴隸的奴隸。主人只知道其興趣和愉悅的空虛。奴隸則要面對物質並操作工具，改造已定之事物、在工作中自我實現。掌控是一條死路，因為它仍是個別的慾望，但是在奴役之中，醞釀了人性的概念。
沙特在《存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一書裡，受到黑格爾分析的啟發，表示衝突是「與他人之具體關係」的本義。個體因深刻的衝突模式而彼此有所關連。在《無處可逃》（Huis clos）這齣戲中，卡桑（Garcin）、愛絲黛兒（Estelle）、伊內絲（Inès）三人被關在一個象徵地獄（彼世）的地方，他們不能自殺，因為他們已經死了。只有透過鬥爭，主體才能贏得擺脫鬥爭的權利。放棄鬥爭的意識是一個弱小的獵物、一個完美的受害者。卡桑曾想要自我封閉，但是兩名女性的攻擊加劇了緊張關係，她們從未如此暴力過。這闡明了「意識衝突」的悲劇性：「地獄就是他人。」他人的在場是一個永恆的異化，是對自由的永久剝奪。即使是愛情（試圖捕獲他者的自由及其對我們的看法）也要經受頑強的暴力。去愛，就是「想要被愛」，不是無償，也不慷慨，不尋求互惠，也不會獻出自己。
這些論點認為，暴力是意欲尋求認可的必然結果，此一慾望存於主體，並在主體追尋自我中構成主體。但是，所有的為存在而戰都要歷經為擁有而戰：這兩個基本的形而上學觀點很難完全區分。
沙特在《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捍衛另一個想法：人類一直在相互爭戰，因為利益是不夠的，這就引發了激烈的需求與慾望之爭。人類生活在利益普遍稀有的體制下，這就是暴力的基本肇因：「對大家來說是不夠的」，沙特如此重述。缺乏（或恐懼缺乏）促成了爭戰，為了生存，我們會加入衝突。這個因素深入社會生活和歷史之中，激起了人的無情。不過，這個理論或許缺少了一個重大元素，也就是對問題的解答：除了稀少性，為何我們會渴求同樣的客體且為之相互爭戰？這是因為人的慾望是模仿而來的，慾望奠基於模擬：值得嚮往的客體必須已經受到第三者的覬覦，才能激起興致。我們之所以渴求某一事物，那是因為他人已經提升了其價值。我們很少會對眾人放棄的客體產生興趣。客體越有價值，就越能激起我們想要的慾望。所有的慾望都是對他者之慾望的慾望。單獨且自主的慾望甚少出現。
無法迴避的後果：暴力來自渴求相同事物的競爭，起因是與他人競爭及剝奪其相關利益的快感。真正原創的個人慾望不可能出現，這就造成了一種矛盾：在此，導致人人為敵的是相似性，而非相異之處。勒內．吉哈爾（René Girard）稱這個過程為「仿效慾望」或「三角慾望」：第三者永遠都介於渴求的主體和被渴求的客體之間，即使是想像中的亦然，就像唐吉訶德（Don Quichotte）從騎士小說中獲得啟發，踏上冒險之旅。仿效慾望遠非自戀，只需要些微的自尊和獲選客體令人失望的乏味。最重要是與他人維持敵對狀態：暴力比它能獲得的客體更為重要，這是進入競爭關係的完美託辭。典範成為對手，接著是誓不兩立的敵人，這些主角陷入競爭邏輯裡。總之，人們相互攻擊以爭奪稀少和令人忌羨的利益，也為了能像其他人一樣擁有、行事。在這個階段，我們逐漸從主體間的暴力邁向團體裡的個人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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