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

癌症。那正在醞釀，那甚至已是一目了然。她的黑眼圈，她的削瘦。但她的家醫排除了這個可能性。眾所周知，父母永遠是最後一個承認他們的兒子瘋了的人，而孩子們永遠是最後一個承認母親得了癌症的人。媽媽一輩子都害怕自己會得癌症，結果我們更加不相信這件事會真的發生。四十歲的時候，當她的胸部撞到某個家具時，她陷入恐慌：「我會得乳癌。」上個冬天，我有個朋友因胃癌而開刀，她說：「我也會發生一樣的事。」當時我只聳聳肩膀，因為癌症以及用羅望子果醬治療的消化道遲緩，這兩者天差地遠。我們從來沒想像過，媽媽這項執念有天會變得有憑有據。然而，法蘭馨．迪亞托當時想的便是癌症。「我認得出它的面部特徵。還有，」法蘭馨說，「那味道。」這是她後來告訴我們的。一切都真相大白。媽媽在阿爾薩斯腹痛發作，是腫瘤引起的。她昏厥、跌倒，是癌症導致的。而這兩週臥病在床，使得長久以來威脅她健康的腸道阻塞加速惡化。
娃兒打過幾次電話給媽媽，她以為媽媽的身體狀況非常好。她比我和媽媽更親近，也對她牽掛更深。我不能讓她就這樣過去診所，就這樣發現媽媽的臉龐已呈死兆。她下火車之後不久，我打電話去迪亞托家裡找她。當時，她已經睡了，這樣醒來是多麼殘酷啊！
十一月六日星期三這天，公共運輸、瓦斯、電力都罷工。我請鮑斯開車過來載我。在他抵達之前，Ｂ教授再度打電話給我，他說媽媽吐了一整夜，或許撐不過今天。
街上塞車的程度，沒有我原先擔憂的那樣嚴重。早上十點左右，我在一一四號病房的門前見到娃兒。我對她複述了Ｂ教授對我說的話。她告訴我，從今天一早開始，一名急救醫師Ｎ醫師負責救治媽媽，他要為她插鼻胃管，好清理她的胃部：「但她如果已經沒希望了，這樣折磨她有什麼用？不如讓她安詳地走。」娃兒哭著說。鮑斯在大廳等候，我叫娃兒過去找他，他應該會帶她去喝杯咖啡。Ｎ醫師經過我面前，他正要走進病房時，我攔下他。他是一名表情嚴肅的年輕男子，身穿白袍，頭戴白色手術帽。「為什麼要插鼻管？既然已經沒希望了，為什麼還要折磨我媽媽？」他的眼神如雷電劈在我身上：「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他推門進去。過了一陣子之後，一名護士叫我進去。
病床被移回它原本的位置，在病房正中央，床頭靠著牆壁。左側有個點滴，插在媽媽的手臂上。一條透明的塑膠管從她的鼻子裡伸出來，穿越一些複雜的儀器，最後伸入一個玻璃罐中。她的鼻孔被夾住，臉龐又更加乾癟了。房內飄蕩著一陣憂傷的馴良氣息。她輕聲呢喃，對我說，鼻管還不致於讓她太不舒服，但她在夜裡受了許多苦。她很渴，但她不能喝水，護士拿了一支滴管插進水杯，將滴管湊近她的嘴巴，媽媽用它沾溼雙唇，並未將水嚥下。這吮吸的動作既殷切又克制，讓我看得著迷。我出神地看著她的嘴唇，覆蓋著一層細細的汗毛，嘴唇鼓鼓的，像我小時候媽媽不高興或是難為情的時候會鼓起嘴巴一樣。「您要我們把這東西留在她的胃裡嗎？」Ｎ醫師指著裝滿黃色物質的玻璃罐，以攻擊性的口吻這樣問我。我什麼都沒回答。Ｎ醫師在走廊上對我說：「天亮的時候，她頂多只剩下四小時的生命。我讓她重新活過來了。」我不敢問他：為什麼？
專科醫師會診。當一名醫生與外科醫生Ｐ醫師觸診媽媽鼓脹的肚子時，我妹在我身邊。媽媽在他們碰觸時痛苦呻吟，她在哀號。注射嗎啡。她仍舊發出呻吟，我們出聲請求：「再打一針！」他們反對，說嗎啡過量可能會導致腸道麻痺。那麼，他們期望什麼呢？因為罷工的緣故，電力被切斷了，他們將抽血檢查的血液樣本送去一間有發電機組的美國醫院。他們想動手術嗎？走出病房時，外科醫師告訴我，開刀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病人太虛弱了。一名較為年長的護士貢特宏女士聽見了他說的話。他一走遠，她便衝動地對我說：「別讓她開刀！」接著她掩住自己的嘴說：「如果Ｎ醫師知道我這樣講的話該怎麼辦！我說得像是在說我自己的母親一樣。」我問她：「開刀的話會怎樣？」但她再度關上心門，沒回答我的問題。
媽媽睡著了。我離開時，留給娃兒一堆電話號碼。五點左右，她打電話來沙特家裡找我時，聲音中帶著希望：「外科醫師要試試幫媽媽開刀。血液分析的結果非常振奮人心，她恢復了一些精力，她的心臟撐得住。而且，他並不完全肯定媽媽真的得了癌症，說不定只是腹膜炎而已。如果是這樣的話，她很有機會康復。你同意嗎？」（「別讓她開刀。」）「我同意。幾點？」「你兩點就過來。我們不會告訴她手術的事，我們只會跟她說，要再做一次Ｘ光檢查。」
「別讓她開刀。」這理由站不住腳，無法對抗專家的決定，無法對抗我妹妹心中的一線希望。或許媽媽會就此沉睡不醒？這並非最壞的結局。而且，我不認為一名外科醫師會冒這樣的險，她應該能倖免於難。或許手術會加速病情惡化？貢特宏女士想說的可能是這一點。但以媽媽腸道阻塞的程度來看，她是撐不過三天的，我害怕她在極端的痛苦之中瀕危。
一小時後，娃兒在電話另一端哭著說：「快點過來。他們已經開刀，發現一顆巨大的腫瘤，惡性腫瘤……」沙特和我一起下樓，陪我搭計程車去診所。焦慮梗住了我的喉嚨。一名護士告訴我，我妹在入口大廳與手術室之間的小廳等著。她混亂極了，我要了一顆鎮靜劑給她。她說，醫生們以非常自然的態度告訴媽媽：做Ｘ光檢查之前，他們要為她注射一針鎮定劑。Ｎ醫師讓她陷入沉睡。在麻醉過程之中，娃兒全程握著媽媽的手，我想像那對她是何等艱難的考驗，看著這具飽受摧殘的年邁身軀，這曾經屬於她母親的身軀。翻白的雙眼、敞開的嘴唇，還有那張臉，她將永遠無法忘記。過了好一段時間，Ｎ醫師從媽媽所在的手術室中走出來。媽媽肚子裡有兩公升的膿，腹膜爆裂，一顆碩大的腫瘤，癌症最糟糕的狀況。外科醫師正在盡力將能取出的都取出來。等待期間，我的表姐妹讓娜和她女兒香妲來了。讓娜剛從利摩日[ 編註：Limoges，法國中南部城市，距離巴黎約四百公里。]過來，還以為會看見媽媽安穩舒服地躺在病床上。香妲帶了一本填字遊戲的書要送她。我們尋思著，等媽媽清醒之後，該如何向她解釋。答案很簡單：Ｘ光檢查報告顯示她得了腹膜炎，醫生便立刻決定開刀。
Ｎ醫師告訴我們，媽媽剛被送回她的病房。他對自己的戰果非常得意，今早瀕臨垂死邊緣的她，很順利地熬過了一場漫長而危險的手術。多虧了最先進的麻醉技術，她的心臟、肺部、所有器官都繼續正常運作。可以肯定的是，他成功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技術性戰績。至於這場手術接下來的後果，他想必是不管了。我妹妹曾對外科醫師說：「請幫媽媽開刀。但如果是癌症的話，請您答應我：您不會讓她受苦。」他答應了。他的承諾有多少份量？
媽媽深深沉睡，她仰躺著，面色蠟黃，嘴巴張開，鼻子夾住。我妹妹和一名看護照看著她。我回到家裡，和沙特閒聊，兩人聽了巴爾托克的音樂。晚上十一點，淚水突然狂湧，幾乎變成歇斯底里發作。
驚愕。父親過世時，我沒掉一滴淚。我曾對妹妹說：「輪到媽媽時，也會是一樣的。」直到這一夜為止，我所有的哀慟都是我能夠理解的哀慟，就連它們將我淹沒時，我都能從這些情感中辨認出我自己。但這一次，絕望超出了我的控制，在我心中，有某個不是我的人，正在哭泣。我向沙特提起媽媽的嘴，向他描述我今早看見那嘴唇的樣子，以及我在其中體悟的所有一切：被拒絕的進食欲望、幾乎是卑躬屈膝的謙卑、希望、苦惱、孤寂──不被承認的孤寂。她死亡的孤寂、她一生的孤寂。沙特對我說：而我自己的嘴唇不再聽從我的命令。我將媽媽的唇貼在我的臉頰上，下意識地模仿它的動作。她整個人、她的全副生命都在其中具體顯現，而憐憫之情使我心碎。

癌症。那正在醞釀，那甚至已是一目了然。她的黑眼圈，她的削瘦。但她的家醫排除了這個可能性。眾所周知，父母永遠是最後一個承認他們的兒子瘋了的人，而孩子們永遠是最後一個承認母親得了癌症的人。媽媽一輩子都害怕自己會得癌症，結果我們更加不相信這件事會真的發生。四十歲的時候，當她的胸部撞到某個家具時，她陷入恐慌：「我會得乳癌。」上個冬天，我有個朋友因胃癌而開刀，她說：「我也會發生一樣的事。」當時我只聳聳肩膀，因為癌症以及用羅望子果醬治療的消化道遲緩，這兩者天差地遠。我們從來沒想像過，媽媽這項執念有天會變得有...

【推薦序】
給我妹妹的畫像：波娃素描母親生前二十八天────張亦絢（作家）
敘述從一九六三年十月某日開始。波娃人在羅馬，住巴黎的母親跌了一跤。從書名我們會知道，紀事終點，毫不令人驚奇的，將是母親的死亡。然而，我們還是止不住地驚奇——在最後的日子裡，發生了那麼多事，那麼多變化，還有，當然還有，是波娃在這份書寫中，呈現的剔透與力道。如同相信此生堅不流出——但終究最忍不住的一滴，奪眶而出的淚珠。
如果波娃今天還在世，她已經超過一百一十歲。當她在四十歲出頭時出版《第二性》時，較為眾所周知的七〇年代女性主義風潮尚未成形。波娃本人先是以作家出道，同時以與沙特同居但拒絕婚姻的反叛形象成為二十世紀的一種迷因，既為人津津樂道，也身歷如同「醜聞女王」的性別歧視與（好／壞）名聲地位。莒哈斯過七十才拿到的文學大獎龔古爾，波娃是在四十六歲時掄下。
投入女性主義，波娃遠非在血氣方剛時開始，而是在初老之期才變得老當益壯。其中，還有被年輕女性主義者牽成的因素在。換言之，她的思想建樹早於她的女性主義者自我定位。（間隔約二十年）我一向認為這是一個把才女資本累積轉浥注女性集體賦權的有趣例子。不了解她與文學的深厚淵源，以及與女性主義遲來的約會，對波娃與女性主義的理解都會略略失之片面——文學與女性主義，這兩股力量好似兩個波浪，一前一後，互相追趕也彼此推助——而《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臺灣偶譯為《寧靜而死》），可以說，就是了解雙浪「行行重行行」的極佳入口。
在與死神踢球的這一役，我們都屬必敗一隊。雖然必敗，我們照踢不誤，並且還關心延長或加賽——這部紀事就像一場現場轉播，令我們目不轉睛。我一口氣讀完了它，覺得張力彷彿懸疑小說，纏綿有如情書一疊——儘管死者往往等於喪失獨特，死亡的過程卻各有個性。
簡單地說，這是最容易使人意會波娃如何以哲學立足進行書寫的典範。
哲學的最低限度，就是不依據既定習慣或規定做出反應與陳述——我於是知道我為什麼把這些文字比喻為賽事轉播了，因為即使最後的輸贏確定，我們卻不能預知過程中，每時每刻的最新發展——波娃不斷將自己開放給未知，讀者因而一再接到衝擊。事物（病情）是未知，反應（母親）是未知，各種感受更是未知——波娃寫母親住院：
她要我們拉起遮住窗戶的窗簾，並看著窗外閃著金光的樹葉說:「好美，如果是在我家的話，我就看不到這風景了！」她面露微笑。我和妹妹心中浮現同樣的念頭:我們重新尋回了小時候照亮我們童年的那道微笑，她年輕時的燦爛微笑。從那時到現在的這些年之間，那微笑消失去哪了？
這不是書中唯一精彩絕倫的「燦爛微笑」：在此書寫的波娃是絕對柔情與嚴厲的。柔情，所以不但捕捉得到母親可愛的詩情，還記得多年以前的微笑；嚴厲，所以並不以為這足夠，並不以為一瞬的美好足以勾銷一生的磨難。她不妥協——許多人都會對母親與死亡妥協，但她不。
一種女兒特有的清醒與貪心（有理）——痛惜母親所受的限制，無論限制是來自早年的缺愛、婚姻的不公，或是養成順從個性的這個社會——她都想對視尖叫。
但在波娃的書寫裡，是聽不到尖叫的——不是因為她把它們掩蓋了，而是她用變化多端的樂聲，包圍了那個「無聲的尖叫」——而正因尖叫被賦予了矛盾的無聲特質，尖叫也就無法消滅。
這本書是傾盡感情與技巧，自由與責任的藝術。
無論男孩女孩，都有掙脫母親獨立的課題。在波娃的例子裡，決裂的因素還包括不信神的女兒與虔誠母親的分立。波娃也特別思索了，懷有信仰的母親，為何無法免於對死亡的恐懼。而在不放棄無神論立場同時，波娃並不吝於忠實紀錄作為養出無神論女兒母親的驚懼與苦惱，甚至在為病痛到無法祈禱的母親辯護時，在在流露出她對信仰的深刻認識。她仍然身體力行了「對不同意之人的真誠愛」。五十多年前，癌症痛楚或病人自主等議題不若今日公開，波娃的若干觀察，想必仍是當時禁忌。書中寫到對病人隱瞞癌症病情一節等，也有賴醫療文化的專家，加以歷史回顧。
自照相發明後，Post-Morten（死者照）曾在某些地區蔚為流行，也啟發了藝術領域。不同於遺照，死者照是「生後照」，固然會將死者裝束一如生者，但銘記的是「此人已死」。小孩、偉人與藝術家，是我在這個主題中看到最多的。為了解決死者與生者的異同，也發展了不同風格（例如擺了各種姿勢，但我沒看到讓死者睜眼或站立的）。這本書多少也可放入「死者照」的技巧類型中比較。波娃母親不是小孩、偉人或藝術家，但「普通的年長女人之死」，其實帶出了更多面向的思考。
波娃將這本書題獻給她妹妹。是因為母親傷害妹妹更多（因為母親早年認同長女而貶低次女）？因為妹妹與母親更加緊密（妹妹將因母逝失落更多）？因為另一種「長姐如母」？
答案或許不那麼重要。波娃在晚年接受採訪時自我責備，說自己不夠有意識披露她與其他女人的親密與深度連結（應該也包括了她本人的同性戀情），認為年輕一代會因為此傳承的缺損而受苦——她的自我責備或許有理，或許根本沒有——畢竟，她留下了這本《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
【導讀】
不要溫馴地走入永夜────林雅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公共衛生暨醫學人文學科副教授）
一九六四年，西蒙波娃於母親逝後不久，寫下《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這部非常個人且親密的記事，回望母親臨終前六週的時日，呈現了兩個女兒陪伴母親走向死亡的過程。這本書無疑是波娃最好的作品之一，迄今卻未得到相應的注意與討論。這場真誠深情的悼念讓我們得以重新理解波娃對於愛與關係、病痛與受苦、決定的艱難、失去與哀傷，以及對於死亡的反思。
無論在《第二性》或是早期的幾部回憶錄與自傳當中，西蒙波娃總帶著哲學家冷然疏離的觀察眼光，犀利剖白女人的處境、母親的形象，以及母女關係的緊張。我有時會想，如果西蒙波娃深知女人與母親都是被製造出來的，那麼她是否也能夠對這些因為壓抑而扭曲的自我多一點寬容。還好我們在《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裡感受到波娃的揪心，即使這是女兒直至陪伴母親臨終，隨著逐漸衰老與消逝的頹敗肉身所活出來的醒覺。
許多女性作家都書寫過母女之間的難解情結，在自我貶抑的社會處境中，母親對女兒的愛往往矛盾無能。在波娃的回憶裡，情感與慾望熾烈的母親總以對女兒們的掌控，代償在婚姻裡被壓制的自我。波娃終生追求自由獨立，批判中產階級的婚姻體制與母職的綑綁，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母親？
在本書一開始，波娃悠遊在羅馬、莫斯科、布拉格，以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距離隔開彼此生活，逃逸於母親的控制之外。但惡化的病程將波娃的開闊世界圈限至母親身邊，囚於病房一隅：「世界縮減成為她那間病房的容積。…我真正的人生是在她身邊上演。」過去移動不羈，總有餘裕安排以月度量的長途旅行變成計算母親最後光景的每時每分。遠行與歸返演出了向來深邃費解的母女關係，曾經彼此為難，既要拉開又想靠近，既愛且畏（「你，我很怕你」），捨得與捨不得。
這場臨終照顧讓母女再次親密，令波娃從自由獨立的女人回返與母親連結的孩提歲月。波娃不再選擇逃離，而是與母親共融相倚¬¬—「我將媽媽的唇貼在我的臉頰上，下意識地模仿它的動作」，波娃打破獨立個體的界限，生命終於走到一起，女兒說著母親的話。
然而，疾病來得太快。在病人無權發聲的年代，醫生的不斷催逼，波娃與妹妹陷入必須為母親抉擇的難題與掙扎。姐妹們很清楚，手術或許能夠拉長母親的活，但也拖延她的苦，無奈死亡必是永恆的離去，就算可以多活一刻，總是令人心安。掙扎與矛盾的不只是手術與否，還有隨之而來在死亡與受苦間的擺盪。只得任由親情所滋長出的某種執著牽起兩端，讓母親的肉身流連其中。姐妹們只能給予母親虛假的希望求生，賭著「死亡與酷刑之間的競賽」哪一方會勝出。
但給予希望的背叛仍是背叛：
就算死亡搶先獲勝，這騙局是多麼可憎啊！媽媽以為我們站在她那邊，但我們在她這個故事中，早已站到她的對面。我是個無所不知的狡猾守護神，我早已知曉牌底答案，而媽媽依舊遠遠地在尋常人類的孤寂之中苦苦搏鬥。她為了康復而做出的頑強努力、她的耐心、她的勇氣，全都被矇騙了。
即使決定動了手術，在母親死後，「別讓她開刀」這句話還是一直縈繞在波娃腦中，她不停懊悔自己為什麼不阻止，無論是敗給社會道德還是專業傲慢，為什麼讓母親受苦？就算母親無痛死去，也總還是想著，為什麼欺瞞母親，讓母親懷抱著康復的希望在孤寂中努力。
當人們在課堂上冷靜談論病情告知與臨終決定的醫學倫理，殊不知這些從來不是抽離的理性思慮就能促成，而是浸泡在捨得與捨不得，對生命的執念、對死亡與未知的恐懼，被病情的無常變化逼著、推著、催促著，不得不做的選擇。每一次的死都是第一次，每一次的告別都是最後一次。
哀傷並不會隨著離去而停止。「當摯愛的人逝去時，倖存便是一種罪過，我們因這罪過而傷痛萬分、無盡悔恨。」波娃感嘆對母親生前關心太少，臨終時又保護太多。所有的作為好像都是辜負。陪伴在臨終病榻旁，最重要的究竟是什麼？到底要怎麼做才能不後悔？
對母親死亡的歉疚似乎有某種共通性。一如蘇珊桑塔格(SusanSontag)的獨子大衛里夫(DavidRieff)在《泅泳於死亡之海》中不停嘆息：「我們這些愛她的人都辜負了她，就像生者永遠辜負垂死者一樣。」我們永遠無法在親人死亡後不帶著愧疚繼續生活，永遠懊悔著自己還可以多做，或少做點什麼。
面臨死亡，我們期待什麼樣的應對？相較於奶奶與父親都平靜接受死亡，波娃說道：「媽媽和我一樣熱愛生命，她在死亡面前流露的，是和我一樣的反叛之心。」但其實我們並沒有在波娃母親的臨終場景看見那種用盡所有治療手段與死神搏鬥的驚心動魄，更沒有讀到什麼活出精采人生的勵志口號。所以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反叛？而這種反叛究竟是來自於生之欲或是死之畏(Angst)，又或其他？
若如海德格所言，每個人都必須正面迎接、誠實面對那場永遠只屬於自己的死，才能尋回自我的本真。嚴格說來，在眾人的聯手欺瞞下，波娃母親不知死之將至，更未意識到自己這一次會死。這是一場母女共謀逃避死亡的自欺(mauvaisefois)嗎？而我們能夠在謊言中真誠向死嗎？我們如何在謊言中真誠向死？
又或者我們可以有另一種讀法。討論波娃母親是否知道自己將死的真相，根本不是重要的問題。無論如何，她是真真切切經受著肉身的衰頹，而又選擇在每況愈下的身體挫敗中重新關注自我。母親面對的生死不在於理性認知，而是來自身體經驗的立即性。日漸衰微失控的肉身迫使她重新度量自我的需求與價值，那個從前在婚姻與母職中失落的自我。這也幫助我們回答，為何相較於對父親過世的漠然，母親的死會為波娃帶來無比的哀慟。看著曾經讓女兒幼年依戀、青春期反感的身體轉變成老朽的遺骸，最終，還是母親受苦的肉身決定了女兒的情感。波娃在這場記事中所呈現的「即身倫理」(embodiedethics)，讓母女在每一個病痛的身體刻度中共同以綿密的關懷與照料相互接納，在肉身中反叛死亡。
對波娃而言，死亡不是生命的一部分，而是對生存價值的奪取與覆滅，死亡永遠是「一種不合理的暴力」。那麼是什麼使波娃母親的死亡得以安詳？反之，人子又為何感嘆：「我母親（桑塔格）死得一點都不安詳。」(《泅泳於死亡之海》)
無論身體再怎麼衰敗，母親都想活。波娃在《論老年》重提母親對死帶有一種「動物性的畏懼」，但卻「緊緊攀附著生命直到她最後一口氣」，直到臨終前都懷抱對生命的懸念。相較於伊凡伊里奇（IvanIlych）失去親友的關心，只能在忠僕格拉西姆（Gerasim）身上尋得一點安慰，波娃母親在女兒們真實的愛與付出中受到體貼善待，縱使過程是場充滿謊言的背叛。與其像頑強抵抗死亡的桑塔格一直活在死亡之中，姐妹們選擇讓母親在死前都活著。因此，「她的死亡極為安詳，那是唯有幸運兒才能擁有的死法。」唯一遺憾的是，這場欺瞞盡管使得母親擁有「病榻上的某種幸福」，但她們始終未能真正優雅道別：
媽媽臥病在床這段期間，我們不曾離開她的身邊，但她以為這段臨終歲月是她的康復期，於是她和我們徹徹底底分離了。
這本書關於一個母親與兩個女兒，也是關於愛、受苦與死亡的深思。從生到死、開放到禁閉、獨立自主到相依相倚，從象徵秩序到想像秩序，波娃不只是在盡一份女兒照顧母親的責任。選擇書寫母親的死，這個行動本身即在肯認另一位女性的實存，具有女性主義的重要意涵。正如波娃描繪神父在彌撒說出母親的名字「佛蘭索瓦．波娃」時使母親復活，刺痛姐妹們的心。
術後三十天，波娃選擇紀錄的不是母親生命的消逝，而是描繪病榻上的活。對比早年抹消自我，屈從於社會規範與宗教意識型態，走向死亡的母親不再溫馴，即使屈辱，縱然徒勞，肉身的自由與主體性仍能以存在主義式的反叛綻出。

【推薦序】
給我妹妹的畫像：波娃素描母親生前二十八天────張亦絢（作家）
敘述從一九六三年十月某日開始。波娃人在羅馬，住巴黎的母親跌了一跤。從書名我們會知道，紀事終點，毫不令人驚奇的，將是母親的死亡。然而，我們還是止不住地驚奇——在最後的日子裡，發生了那麼多事，那麼多變化，還有，當然還有，是波娃在這份書寫中，呈現的剔透與力道。如同相信此生堅不流出——但終究最忍不住的一滴，奪眶而出的淚珠。
如果波娃今天還在世，她已經超過一百一十歲。當她在四十歲出頭時出版《第二性》時，較為眾所周知的七〇年代女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