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周成蔭館長提議，要將我對中國新聞史的研究翻成中文出版，讓我實在有些猶豫。這無疑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不僅要勞煩多位譯者，我也得仔細審查翻譯的準確性，更需要編輯來確保一切如常運作直到竣工。就我來說，從事新的研究似乎比核實翻譯來得更為有趣和有效率。身為作者，我雖以德文為母語，但為求促進國際學術的交流與討論，這些論文都是以英文寫作和發表。這些論文所處理的，不管就形式或者內容，都是屬於跨文化的媒體，著眼於這類中國報刊（Chinese press）各方面無所不在、至關重要的跨語言、跨文化連結。相較之下，中國和臺灣對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主要是建構一種以民族國家為邊界且以中文為媒介語言的敘事框架。然而，當時許多重要報刊都是以外文在中國發行，尤其以英文為大宗，這是因為早期許多重要中文報紙都是由外國人發行和管理，這類中文報紙的消息來源大多不是用中文寫成，其體例和修辭，也都是在當時不斷發生的跨文化交流中形塑而成；而所有這些層面，無一被排除在歷史書寫之外。綜觀臺海兩岸大學，中國近代史、社會史或文學史的教學，再再顯示這種「內部論」（in¬ternalist）歷史，是廣泛歷史現象中的一部分。它源於輕率認定中國研究作為一種研究領域，基本上是以中文進行溝通，而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國際性的領域，它是以多種語言進行交流，沒有中心，且許多重要的文稿並非以中文發表。其中一個後果是，課堂上指定的閱讀材料，全都是中文（在我念書和教學的德國，中國研究指定閱讀教材通常囊括英、中、德、日或法文發表的研究）。另一個後果是，學生無法被引導從各個地方、各種語言去尋找史料和學術分析，最終只會因循前例。
基於這一考量，我突然想到，翻譯包括幾個個案研究的文集，或許有助解決上述的疑慮。它所依據的研究取徑（approach），盡可能追索各種語言、各類媒體與各個地方的蛛絲馬跡，所獲致的成果，也許能夠幫助年輕世代開拓新的思考視野和研究方法。定期報刊是這類個案研究的理想範疇，因為只要是有眼睛的人，總能辨識出其中的跨文化連結。也許讀者可以瀏覽這些論文的註腳，其中所提供之檔案、出版品、多種語言學術作品等取之不盡的參考文獻，能夠激發讀者以更為開放的心態，邁向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這一想法最終占了上風，成果就呈現在各位讀者眼前。
本書的個案研究著重在早期中文報刊（Chinese language press），文章大多涉及《申報》、發行《申報》的公司，以及初期數十年間總綰公司營運的美查（Ernest Major）。申報館成爲近代中文新聞媒體的起源，以及造就上海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成為幾十年來中國媒體之都的因素。
這些研究運用的方法依主題而有所不同：第一章是為一本書所寫的序言，主旨針對兩位重量級學者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為新聞史所設立的「理論參數」（theoretical parameters），亦即「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和「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提出批判性的視角。面對經驗性證據（empirical evidence）的挑戰―不僅針對亞洲―兩者皆有缺陷，而缺陷的根源，主要出自這兩位學者的意識形態。從文字範疇轉向圖像範疇的跨文化互動，《點石齋畫報》這一章追溯中國融入世界後如何轉而關注視覺、實然面與普及性的重要，以及這一轉變又是如何受到新美學觀的形塑。之後的研究與近代中國出版研究之「內部論」判然有別，它根據申報館這一出版社在塑造新華文經典所扮演的角色，彰顯外資出版商如何藉由「聚珍版」書系以樹立新的標竿。這個標竿不僅重視印刷品質與強調編輯用心，更注重書籍的是否名符經典的新標準。這一書系最終涵蓋了學術文獻、新刊小說、考察中國習俗的田野筆記（field notes）、新聞報導，以及花街柳巷的側寫，以滿足人口不斷攀升之城市公眾的獵奇心理，而這一群體既面貌多元，又飽含文化涵養。〈申報館出版品中的女性〉一文兼容社會史與報紙內容分析，顯示出申報館對塑造城市女性新公共形象的重要性，不論其作為報紙報導的對象、作家、讀者、學生、藝人，或者作為中國人有關婦女地位老生常談的共通見解與批判性探討的課題。縱使沒有明確將女性待遇作為衡量中國的「文明標準」，但是受到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啟發（Scottish Enlightenment），申報館也凝聚了女性在自家出版品中的不同形象以作為指標。隨後是一篇匯集了檔案、日記和報紙史料的研究，這一歷史研究重建了《申報》史上的重大關鍵時刻。由於《申報》不屬清廷管轄，也不受英國總領事館（British Consulate General）的控制，享有獨特的自由度。然而，這樣的自由激怒了清廷和領事館，導致報紙一度幾乎遭禁停刊。為了保有這份自由，《申報》充分仰仗由中國讀者和投稿人構成的申報館外部社群，利用中國官員的矛盾心理，即他們倚賴報紙提供的全面訊息，只要《申報》的文章不會激怒他們的自尊。接續的研究，著重關於「報刊」（press）的普通觀念（commonplace）是如何在晚清的公共領域中成形。它運用了統計和語言學方法，以及當時廣為流傳、但大多被現代學者遺忘的史料－晚清的新知識百科全書。該研究主張，直到二十世紀初，在被中國視為現代國家基石的公共機構之中，報紙的地位已經安然無虞，儘管對報紙該由國家、還是社會領域私人性質的公民來管理，仍然存在著爭議。本文集最後針對「中國報刊」概念的涵義，做出總結評論。主流歷史敘事總認為，「中國報刊」即是以中文寫就，由中國人在中國發行和管理，本書反對這種說法，並舉證、梳理「中國報刊」的跨文化與跨語言徵候。同一時期在中國問世的定期出版品，以不同的語言寫成，由操不同母語的人群管理，代表迥異的中外利益；這類跨越國界、語言、民族流轉的新聞和見解，一直到現在提供了豐碩、至關重要，可惜尚未挖掘的研究領域。毋庸贅述，我當然期待早先發表的引論，能夠說服年輕學者群起探索這一迷人的領域，讓被摒棄在主流敘事之外的相關史料，不至於就此不見天日。
這些研究大大受惠於海德堡大學漢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Heidelberg University）有關早期華文報紙非正式研究小組年輕成員的熱心投入。小組的許多成員仍然持續在這一領域耕耘出重要的作品，而我在本書個案研究與論文的註釋所參考援引的部分，書中的案例分析只不過是這一龐大研究整體當中的小小一隅。這項集合眾人之力的研究，如今已經獲得豐碩的成果，並激勵許多年輕學者的學術生涯，也欣慰在這批年輕學者當中有多位是女性。
我也要向李蘭琪女士致上謝意，她不僅篩選論文最終彙編成本書，同時還鍥而不捨挑出我疏忽的錯誤，並針對論文內容建議合適的配圖。最後，我在開頭所提到的猶豫，絲毫不減我的備感榮幸，
舍我紀念館周館長願意集結我的研究論文成書中譯出版。我樂見批評性的評論，但更期待從事報業史研究的年輕中國學者，敢於踏進跨文化與跨語言這一未知的領域。
瓦格納（Rudolf G. Wagner）
二○一八年十月八日，寫於海德堡（Heide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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