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我的理想伴侶
在北韓佳麗（或她們父母）的眼中，理想的丈夫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青菜蘿蔔各有所好。有些女性的夢想是嫁給藝術家或流行歌手（沒錯，北韓也有所謂的「流行偶像」）；有些人不太在意社會地位或財富，只想嫁給自己愛的人；也有人認為喜歡與否或社會地位都不重要，嫁個堂堂正正的人才是最明智的選擇。不過，北韓也有些為了成功、財富或安逸的生活才結婚的「物質女性」。
這些較現實的女孩子挑選的對象隨著年代而改變，而這段改變的歷程訴說了北韓的社會史。在一九七○年代，黨幹部或軍官是女孩們理想的結婚對象，因為這些男性權力大、特權多。他們的兒女能獲得最好的教育，優渥的糧食配給也能保證全家人衣食無虞；相較之下，嫁給市井小民雖然餓不死，但也吃不飽。看重金錢的女性也會優先考慮這類型的結婚對象。
到了一九八○年代情況開始改變：黨幹部被外交官、國際貿易專家和……水手比了下去，換句話說，能夠定期接觸外幣的人成為了首選。水手列在名單上的原因在於他們經常造訪國外港口，因此會拿到一些以外幣支付的小費（他們能用這些錢在海外買東西再拿回國內兜售，換得一筆不小的利潤）。
自一九八○年代起，強勢貨幣商店在北韓菁英的生活中越來越重要，擁有「帝國主義者的貨幣」或日圓的幸運兒能夠買到一般平民夢寐以求的商品或服務。能藉由工作領到外幣的人們因此受到極大的關注，尤其是未來結婚對象，以及他們雙親的關注。
在過去的十年間情況再度改變。一九九○年代中期的饑荒嚴重破壞了北韓官方數十年來費心建立的社會階層。人們在官方階級制度中的位置重要性銳減，相較之下個人的財力重要得多。在今天的北韓，富有的黑市商人成了那些「物質女性」及其雙親首先關注的對象。
許多黑市商人來自出身成分低劣的家庭，不過人們今天大都會忽略這點。在過去，不良的出身成分可能會毀掉一個人的人生。舉例來說，一位脫北者的二表哥或一九四五年前地主的孫子基本上無法取得任何權力，甚至連個白領職位都難以取得。如今他們的家世背景已不會阻撓他們在市場上賺錢，或在中韓邊境走私貨物，而在今天的北韓社會，錢是最重要的東西，有錢還真能使鬼推磨。
人們對另一個族群的態度也有所改變——一九五○年代末、一九六○年代初從日本移民到北韓的十二萬戶韓裔日本人。這個族群的定位一直都很模糊：政府當局認為他們在政治上不可靠，但在經濟上相當「有用」（以他們的專業技術和從日本「吸金」的能力而言）。出身成分高的家庭對他們總是敬而遠之，因為這些「日本人」常和官方有所齟齬。日本家庭的婆婆也以對媳婦嚴苛為名，而這在北韓社會並不是個小問題。今天這些考量已經不復存在，這群「歸國者」因為能輕易地從日本取得外幣，而成為婚姻市場上的佼佼者。
在今天的北韓，富有但出身成分低的個人（或家庭）與社會階層高但口袋空空的人聯姻的狀況非常普遍。這樣的婚姻令人想起十九世紀歐洲，富有的企業家常和貧窮的貴族結為連理。不過出身成分低的有錢人從這樣的「交易」中能獲得的越來越少，因為重視出身的年代已經漸漸遠去。
出身成分優良，工作又好的男性（外交官、水手、飛行員等）在尋找結婚對象時必須特別小心。配偶的出身成分絕不能有問題，因為她們的家人只要出了一點小錯，就可能毀掉他們的職業生涯。
我們會不會太現實了呢？希望不會。不過也有許許多多的年輕男女完全不在意這些現實的考量。無數的好男好女在對方家庭遭遇嚴重問題時挺身而出，而他們的故事絕對值得一提……
香菸、威士忌，以及瘋狂至極的……外交官
一九七六年初，丹麥警方開始監控一間位於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珠寶店。他們懷疑，珠寶店的老闆涉入某些非法交易。警方很快就發現，有一輛黑色賓士時常出沒在店家附近，賓士掛有外交車牌，而車上的乘客總會將袋子遞交給珠寶店的老闆。賓士車後來被發現隸屬於北韓大使館。
這些可疑的會面讓警方開始鎖定北韓外交官員的行動。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北韓外交官將一百四十七公斤的大麻交給在地的毒梟時被警方逮個正著，於是大使館的所有四名外交官立刻遭到驅逐出境。這是「斯堪地那維亞走私危機」（Scandinavian smuggling crisis）的起始，這起事件許多人至今依舊印象深刻——因為案情實在相當光怪陸離。
這並非第一次北韓外交官運送非法毒品被抓到。一九七六年五月，另一群北韓外交官同樣走私了大麻，因而遭到埃及海關的攔截。對偉大的領袖忠心耿耿的北韓軍人甚至還亮出了一把刀，不過最終還是遭到制伏。而當然，外交護照讓他們得以免受檢方起訴。
不過一九七○年代中期，北韓大使館開始大規模從事非法活動的地點卻是斯堪地那維亞。而且這些不單只是老派的間諜活動而已，畢竟間諜活動長久以來都被默認為外交工作不可分割的一環。北韓從事的活動遠比這些更不尋常，也就是大規模的走私商品販售！
在哥本哈根的失敗之後不久，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挪威警方又逮到了北韓外交官。這回他們販賣的是四千瓶的走私烈酒，以及大量的走私香菸。
烈酒在北歐危機當中扮演了顯著的角色。為了管控人民的飲酒習慣並增加稅收，北歐政府針對酒精課徵了高昂的稅金。我到現在還記得這項政策的一項副作用——一九八○年代，芬蘭人的豪飲派對時常都是在我的家鄉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舉辦，因為只有在那裡他們才能享受便宜的烈酒大喝特喝。這樣的制度也讓免稅的進口烈酒變成了利潤極高的一項生意。平壤官員很快就發現，這是非常容易賺錢的方法，於是開始在外交官的行李箱裡走私這些免稅的烈酒與香菸。
舉例來說，在挪威，北韓大使館所賣出的烈酒和香菸的黑市價值估計約為一百萬美元（若以今天的物價來看，這個金額至少還要乘以三倍）。
在挪威與丹麥之後，類似的網絡也在另外兩個北歐國家現形——芬蘭和瑞典。瑞典的營運規模大概是最龐大的，而且這起事件獲得了當地媒體的大幅報導。有一天晚上，一群調皮的瑞典學生還將一面招牌放在北韓大使館門口，上面寫著「葡萄酒暨烈酒合作社」——這行為讓使館的人員相當不滿。
然而，瑞典並沒有依循丹麥和挪威的前例與北韓斷交。當時一位瑞典官員解釋：「我們有其他的考量。」這段撲朔迷離的話其實很好理解：在北歐，瑞典是唯一在北韓方面擁有真正利益的國家。一九七○年代初期，平壤曾經在國際市場上到處貸款，而當時瑞典商人運送了一大批設備前往平壤。
很顯然，瑞典這麼做的背後，假設在當時相當普遍，那就表示共產國家一般都是良好的借款方。到了一九八○年左右，北韓成了第一個倒債的共產國家，而此時瑞典才頓悟，發現這筆交易並非他們原先所想得那麼美好。然而，由於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當局仍癡心盼望能索回一定的金額，因此不願意斷絕雙方的外交關係。此外，瑞典也是停戰委員會的代表方之一，而這點可能也在維持邦交上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於是，利用外交特權進行走私的笨拙伎倆得到了反效果，但是這些走私活動也並未因此停止。打從一九七○年代中期開始，北韓海外的外交機構就持續承受著壓力，必須想方設法賺取收入因應開支，而且最好還能貢獻一些錢給母國的國庫。所有合法與非法的手段都可以接受：畢竟，外國人士都是局外人，所以對主體思想的戰士而言全都是合理的目標。此外，平壤當局的盟友和贊助者也並未得到豁免——他們統統都是合理的目標。
所有這些走私活動釀成的問題可能還多於賺得的收入。簡言之，這是一場錯誤。然而，即便北韓外交官員偶爾行徑怪異、盤算錯誤，我們仍不應低估他們的外交技能。他們可能伎倆笨拙，但卻都是優異的策略家，在與許多強敵鬥智的時刻往往能出奇制勝。
失蹤的少女和漁民
北韓特務很喜歡從事綁架行動。當然，世界許多各國的間諜偶爾也愛綁架幾個人，但是在多數案例當中，如此激烈行動的背後都有著不難理解的迫切原因：受害者是顯赫的反對派領袖，或者是無法透過正常管道引渡的通緝犯，又或者是一些得知重大機密的倒楣鬼，因此再也無法享受行動、言論的自由。
然而，有一些北韓的綁架行動卻不太一樣：這些綁架往往隨機得令人詫異，而且鎖定的對象並沒有明顯的重要性。由於大部分的綁架存在著隨機性，因此懷疑論者就曾駁斥關於這些綁架的指控，認為一切都是「首爾主導的謊言」。的確，為什麼這個獨裁國度的情報機構要花上時間、金錢，綁架一位日本麵條師傅和一名愛好網球的年輕人呢？即便如此，二○○二年之際，身為偉大的領袖與國父之子的金正日本人證實了，這些針對日本平凡老百姓、看似毫無意義的綁架案件確實曾經發生。這引發了軒然大波，並且讓原本就非常緊張的北韓、日本關係進一步雪上加霜。
當然，北韓特務的目標也不僅限於日本人。北韓政府也開始鎖定自家的異議人士，並且在一九五○、六○年代期間將他們自蘇聯與其他共產國家綁架回國。後來，他們又將新的手段和技巧套用在更多的目標身上，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南韓人。
據悉，自從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以來，至少有四百八十六名南韓人士被強行帶往北韓，並且再也沒有返國。這些統計數字還不包括大量的北韓難民，他們在過去十年裡也在中國遭到綁架。此外，這些數字同樣不包含為數更多的另一群人，那就是韓戰期間被帶到北韓的南韓人，他們可能是囚犯或受北韓軍隊徵召的士兵。
南韓被綁架的主要有四種人：漁民、海軍人員以及遭到劫機的乘客與機組人員。此外，還包括一些祕密行動的受害者。目前為止，這類受害者的人數據稱是十七人，但毫無疑問的，實際的數字一定高出許多。如果綁架的計畫執行順利，那麼受害者基本上就像是人間蒸發，接著人們很快就會假定他們已經死亡。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五名南韓高中生的案件，他們在一九七七到一九七八年間消失在一座島嶼的海灘上。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人們一直以為他們都已經往生（推測是溺水死亡），然而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期，人們發現這些當時的年輕人正在北韓從事教職，介紹南韓文化和生活的基本知識給北韓未來的祕密情報人員。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南韓學生的綁架案時間差不多正值日本類似的綁架事件。在這兩起案件當中，綁匪顯然隨機選定了一些青少年，而這些青少年很不巧在錯誤的時間單獨出現在海灘上。此外，這兩起案件的被綁架者日後也都成了特務訓練員。或許青少年正是理想的特務訓練員吧：他們尚能接收思想教化，但同時又已具備足夠且實用的在地知識。然而人們不禁想問：在已被假定溺斃或走失在朝鮮半島山區的青少年裡，究竟還有多少人其實是被帶往北韓了呢？而其中又有多少人至今仍然健在？
有不少綁架案件發生在海外。一九七九年四月，有一位南韓年輕人走進奧斯陸（Oslo）的北韓大使館。他的名字叫作高相文，在國內是一名學校老師。他為何這麼做、方法又是什麼，至今並不清楚。一如往常，北韓方面堅持高相文選擇了叛逃，而南韓方面則宣稱這名年輕教師的計程車司機擺了個大烏龍：乘客叫車要前往「韓國大使館」，結果司機把他載到了「另一個韓國」的大使館。
在那個時間點上，我們已經很難說這起廣為人知的事件究竟是綁架、是叛逃，還是介於兩者之間。然而到了一九九四年，消息指出高相文人在北韓勞動營裡。接著一場小型政治宣傳隨之展開，高相文現身北韓媒體向所有人保證，他過著自由、快樂的婚姻生活，並且對美國帝國主義以及南韓的傀儡政權充滿了憎恨（他的演說中大部分都是標準的反美、反南韓語言）。我們並不曉得，在這場演說之後他又消失到哪裡去了——究竟是回到平壤的公寓裡，還是回到集中營的地牢當中，不過後者似乎更有可能。與此同時，高相文在南韓守寡的妻子承受不了龐大的壓力，最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另外還有一些比較容易理解的綁架案例：北韓綁架的對象握有重要情報。一九七一年，南韓駐西德的外交官俞成根在西柏林遭到綁架，同行的還有他的妻子與兩個小孩。另外在一九七○年代，幾位南韓的官員也紛紛在歐洲失蹤，或許他們同樣遭到了北韓特務的綁架，不過時至今日，只有俞成根的案件得到了確認。
一九九○年代，大部分這類型的綁架案件都發生在中國，而受害者多半是政治活躍分子、傳教士以及南韓間諜（無論是真間諜還是被懷疑為間諜者）。所有這些綁架案件都發生在中國東北、鄰近北韓國界地帶。二○○五年初，南韓政府終於承認，在中國協助北韓難民的金東植牧師於二○○○年遭到北韓特務的綁架。他被帶往北韓，而情報官員試圖從他身上獲取情報——推測是動用了史達林式的老牌訊問伎倆。該牧師因此身亡。
被綁架者絕大部分——百分之九十確認的案件，也就是四百八十六名被綁架者當中的四百三十五人——都是漁民，他們往往先在海上遭遇北韓海軍的攔截，接著再連人帶船被帶往北韓。在這類事件發生之後，北韓政府通常會堅稱漁船先刻意跨越兩韓之間的邊界線，而南韓要不就是予以否認，要不就是主張越界不過就是航行上的無心之過。我們無從判斷誰必須為哪一起爭端負責，尤其是因為一九六○、七○年代時，韓國漁民的航行技術確實仍有許多有待加強之處。
在某些案例當中，遭到逮捕的船員最終獲得了遣返，不過平壤當局時常聲稱，至少有幾位船員「選擇留在社會主義天堂，而不願回到資本主義南韓的人間煉獄」。或許這種說法有時並不虛假，但是在某些案例當中卻是天大的謊言。這是綁架或叛逃的常見問題。每當事件發生之際，南韓當局與受害者家屬總是傾向將事件描述為綁架，然而北韓方面卻堅持，當事人是自願選擇叛逃。即便是在未來，真相恐怕也永遠無法水落石出：人類的動機或許都很複雜。而新的壓力也可能在未來浮現：在後金正日時期的北韓，很少人會願意承認，自己或自身的親友曾經自願選擇叛逃，前往史達林主義的獨裁國度。
第一起為人所知的漁船攔截事件發生在一九五五年五月，而最近期的事件則是發生在一九八七年，當時有十二名南韓人成為北韓的階下囚。不過在日後的攔截事件裡，船員往往都會獲得釋放遣返。
有一些綁架事件則是發生在空中，而不是海上。第一起這類案件發生於一九五八年，當時一群劫機者將一架南韓客機挾持到了北韓。大多數的乘客與機組人員都得到了遣返，但是平壤當局一如往常，聲稱有兩名乘客（當然再加上六名劫機者）選擇留在社會主義天堂。
一九六九年，另一架飛機遭到了劫機。大部分的南韓人獲得遣返，但是有十二位機組人員和乘客被扣留在北韓。最後，其中兩名空服員成為北韓政治宣傳廣播的播音員，目標鎖定的是南韓民眾。
一般而言，北韓當局會希望利用被綁架者的知識和技能。當然，漁民幾乎沒什麼具有價值的情報，但是他們仍能接受訓練、成為間諜，之後再被送回南韓。此外，被綁架者也會被用來訓練北韓未來的情報人員。教育程度比較高的被綁架者可能會受雇於某些組織，而這些組織或許負責對南韓進行政治宣傳攻勢，例如在廣播方面。
大部分的被綁架者會被分派到農村地區的某個地方工作。有些人過的生活可以說是一切正常，或者至少以北韓的標準而言甚至相當成功。舉例來說，金柄淘的船隻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遭到攔截，他被迫留在北韓生活，之後成為一名工廠工人。最後，他成為領班工頭，並獲得工作傑出的表揚，和一般北韓工人的生活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二○○三年，他跨境進入中國並返回南韓。其他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報導指出，有些被綁架者被關進監牢，罪名是「間諜行動被拆穿」或者「思想保守反動」（前文提及的高相文就是諸多案例之一）。
然而許多人不禁會問：為什麼在首爾綁架的議題沒有太多討論呢？畢竟，過去以來遭到綁架的日本人不到六十個——即便是最高的估計也低於這個數字。儘管如此，這個議題在日本政治當中非常重要，也在東京政壇挑起了強烈的情感。與此同時，南韓國內，似乎只有家屬和某些右翼團體在乎消失在北方的南韓人。為什麼呢？
這反映了當今南韓對北韓的整體態度。一九六○、七○年代，軍政府的官方政治宣傳曾經常提及綁架的議題，然而現今，中年的南韓人對於任何讓他們回想起這類政治宣傳的事物都非常感冒（可能也無可救藥了）。左派政黨如今越來越主導著南韓的國內論述，而該黨派對於北韓的態度則特別正面積極。背後的邏輯很簡單：如果向北韓提起不愉快的議題，不但沒什麼幫助，反而會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左派的新聞記者喜歡說：「必須先有發展，之後再談人權。」這麼說可能也沒錯，但是當類似的邏輯套用在南韓本身過往的專制政權時，同一批意識形態主義者卻又大為光火，
即便南韓的強人不同於北韓的金氏王朝，真正實現了卓越的經濟成長，而且在南韓的軍政府時期，他們對人權的侵犯規模相當有限。這大概可以被描述為對於政治自由的背叛，而政治自由正是南韓左派的重要理念——但是說實在的，在人類歷史上，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自由都曾因為政治上的方便而被犧牲過無數次。
然而重要的是，每當有少數人試著提起這項議題時，南韓的一般民眾往往選擇忽略，或者至少大部分的人選擇視而不見。他們希望滋養自己對於北韓的新幻想。根據目前一面倒的氛圍，北韓應該要被視為可憐的、招致誤解的好兄弟，並且亟需援助，而不是擄走青少年的殘忍綁架犯，也不是虐待人道牧師的酷刑者。
有的時候，當前的南韓輿論（或者應該說是現今南韓輿論的主導者）似乎輕易遺忘了北韓行徑當中最令人髮指的案例。舉例來說，很少人還記得，有兩名南韓藝術家曾經差點在克羅埃西亞的首都札格瑞布（Zagreb）遭到綁架——而近期在前南斯拉夫的檔案中發現了新的文件，為這起事件帶來了更為清楚的脈絡。這正是我們下一節要談的。
鋼琴啊，鋼琴
一九七七年七月初，年輕卻已頗為知名的南韓鋼琴家白建宇當時旅居巴黎，並且收到一份相當罕見的邀請。有人告訴他，瑞士的一位百萬富翁希望在自家舉辦一場私人音樂會，而白建宇獲選為這場音樂會的演奏家。他受邀偕同妻子一起前往瑞士，而他的妻子正是大名鼎鼎的美女演員尹靜姬，是一九七○年代南韓電影產業的巨星之一。
這份邀請的傳遞人是朴仁京女士，她是一位顯赫的南韓畫家的妻子，同樣也居住在巴黎。朴仁京並不掩飾她的左派思想，而她的丈夫很快也成了少數的旅外韓裔畫家當中，獲准在平壤舉辦展覽的其中一位。然而在這起事件當中，朴仁京說她的動機完全出自於物質利益的考量：這位神祕的百萬富翁據說是她丈夫畫作的買主。白建宇一開始對這份邀請並不感興趣，但是禁不起朴仁京一而再、再而三的說服，他最後終於首肯。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這對夫婦在朴仁京的陪同下抵達了蘇黎世，也就是音樂會即將舉行的地點。然而，事情的發展開始變得離奇。到了機場，一行人由一位女士接待。這位女士表明自己是這名百萬富翁的祕書，並解釋活動地點已經有所更改，私人音樂會將在南斯拉夫的札格瑞布舉辦。雖然理論上是共產國家，但南斯拉夫在共產陣營裡一直都是唱反調的成員，和其資本主義的鄰近國家也維持著相對良好的關係。儘管如此，南斯拉夫的簽證法規相當嚴格。不過這位「祕書」向他們保證，一切都會有人妥善打點。
當三人抵達札格瑞布時，白建宇和妻子注意到了一幅不尋常的畫面：停機坪上停著一架北韓客機。札格瑞布的機場非常小，和平壤之間也沒有定期的航班（一九七七年之際，沒有任何東歐國家提供類似的航班服務）。在機場裡，白建宇和尹靜姬還注意到了一位亞裔女子，她看起來像是北韓人。和那位祕書保證的一樣，簽證完全沒有問題：他們一行人由南斯拉夫的官員接待，而官員讓他們跳過了一般的入境程序。然而，機場並沒有任何人迎接他們。他們依循著在蘇黎世獲得的指示，叫了一輛計程車前往位於市郊的一棟別墅。
此時，白建宇已經感到相當狐疑，於是他請計程車司機先稍等一會兒，同時要妻子留在車上。別墅空無一人，看起來也不像是富豪商人的房子。然而，幾分鐘之後白建宇撞見了一名男子。從衣著與舉止判斷，這名男子應該是北韓人，於是白建宇決定逃跑，這位陌生男子則緊追在後。
鋼琴家在靠近別墅門口處跳上了車，並且在北韓男子抓住門把前將門上了鎖。計程車趕緊駛離現場。白建宇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因此他立刻前往美國領事館。美國領事官員將他們安置在一間當地旅館，並且就在他自己的房間隔壁，同時安排了最快能返回蘇黎世的班機。清晨時分，一群亞裔人士嘗試破門而入，但是白建宇和尹靜姬堅決不開門。隔天一早他們趕緊搭機逃離，而那架北韓客機還停在停機坪上。
很顯然，多虧了白建宇的機警、勇氣和好運（再加上美國領事官員的果決行動），尹靜姬和白建宇才免於成為遭北韓特務綁架的第一位南韓知名藝術家。
一九七○年後期是北韓綁架的高峰時期，而且奇怪的是，南韓電影明星似乎是他們最屬意的目標之一。或許這是受到北韓某位知名電影達人的影響，這位電影達人同時也監督著北韓的間諜活動，未來即將成為新的親愛的領袖。一九七八年，首爾的電影巨星崔銀姬在香港遭到綁架，而不久之後，他的電影製作人丈夫也身陷同樣的遭遇。這樣看來，同樣的命運原本也差點落在尹靜姬和白建宇身上。
一九九○年代，更多的細節逐漸浮現。據悉，某些南斯拉夫的官員受到北韓間諜組織的收買，因而在綁架行動方面提供協助。但是許多情節仍舊不太清楚——舉例來說，像是朴仁京所扮演的角色。南韓的保守派指控她是平壤的中間人，試圖引誘自己的「友人」上鉤受害，甚至因此而喪命，然而左派卻讚揚她「進步、擁戴民主的行為」。短期之內我們不太可能獲悉真相。但是在南韓，即使是思想「進步」，或者甚至身為「人權倡議者」，一個人仍有可能對全世界數一數二壓迫、殘暴的政權抱持著熱忱。這正是韓國歷史進展當中變幻莫測的現象。
綁架的起始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某一天，北韓駐莫斯科舊大使館的庭院裡上演了不可思議的一幕。突然之間，二樓的一扇窗戶從室內遭到擊破，接著一名年近三十的男子從窗戶跳了出來，站上大樓通往地下室入口的屋頂。男子接著又一跳，這次來到了地面，接著他衝向大使館的出入口。「攔住他！」「把門關上！」「這王八蛋要跑了！」「發動車輛！」但是大使館的車輛花了幾分鐘的時間才發動，而當他們開始追趕的時候，很顯然已經太遲了：這名落跑男子已經消失在莫斯科的街頭。北韓特務所策畫的頭幾起綁架事件之一就此以失敗告終。
「日本被綁架者」的議題最近又再次受到關注：北韓間諜組織有個古怪的特質，就是他們對於綁架的偏好。在這些綁架案件的受害者中，有不少都是日本人和南韓人，然而在北韓的特務行動當中，最鮮為人知的一部分正是北韓公民本身遭到綁架的案件。當某些北韓公民人在海外，並且開始展現出異議的跡象時，北韓政府為避免公然叛逃所導致的政治麻煩，通常會將這些人士引誘回國，綁架或者加以殺害。
大部分這類事件都發生在蘇聯。當時，在這個共產強權境內一直都有若干來自北韓的旅居人士——學生、官員、技術專家以及伐木工人等等。這些人旅居蘇聯的經驗往往讓他們對於全知的偉大的領袖產生懷疑，或者開始質疑其政策是否明智。而當然，北韓必須著手處理這些懷疑論者。
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得知這些綁架行動的每一項細節。
相關的文件現在都深鎖在平壤的檔案櫃裡，而且我們也無法確定，未來這些文件是否逃得過兩韓情勢發展的動盪。畢竟，紙張文件是高度可燃的物質，這點每一位機密文件的護衛者都再清楚不過。無論如何，一九九○年代初期，有上百名北韓人在蘇聯被官方認定為「失蹤」。其中有一些確實是犯罪或其他事件的受害者，但是蘇聯的保安部門相信，許多人應該是遭到平壤特務的綁架或是暗殺。
第一起這類事件發生在一九五七年，也就是莫斯科與平壤的關係遭受重大震盪之後。由於受到蘇聯非史達林式社會主義的影響，有十幾位莫斯科國立電影學院（State Institute of Cinematography，簡稱VGIK）的北韓學生拒絕返回北韓，並且向蘇聯政府申請政治庇護。政治庇護的申請通過了。蘇聯當局的決定除了有人道的考量，對平壤也是一記清楚的警告，表明蘇聯並不認同金日成的政策。
國立電影學院的學生是以許真、許雄培為首。雖然他年紀輕輕（一九五八年的時候他三十歲），但許真可是一位韓戰英雄，他的祖父許蔿更是知名的儒家學者，也是一位北韓的獨立鬥士。在莫斯科，許真成為金日成獨裁政權高分貝的批判者，於是北韓決定綁架他。北韓特務雖然成功將他帶進了大使館，但是許真不僅身強體健而且智勇雙全，於是他跳出了廁所的窗戶，最終消失在城市街道當中。
另一起事件則發生在一九五九年的秋天，這次同樣也是一名異議藝術家遭到綁架。李尚具是莫斯科音樂學院（Moscow School of Music）的研究生，他不但申請了蘇聯的政治庇護，甚至向北韓國會寄出一封信，內容大肆批判金日成政權。報復很快就來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尚具遭到北韓特務的綁架。這起事件就發生在莫斯科市中心，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柴可夫斯基紀念碑附近（很適合綁架一位前途似錦的音樂家）。李尚具被強押上一輛車子，隔天就被客機帶回平壤，而且很顯然被下了藥、意識不清。
這起事件引起蘇聯當時的領導人赫魯雪夫的關切。北韓大使因此被召回平壤，而北韓政府也被要求發布官方說明。不出所料，整起事件的責任被怪罪到過於積極的外交官員身上，而這對於李尚具也毫無幫助：這名不幸的音樂家從此永遠消失在平壤的監牢裡頭。
那許真後來怎麼樣了呢？他繼續留在蘇聯，並且成為一名作家和記者。一九七○年代，他展開一項大膽的計畫：他不顧北韓間諜組織的威脅，多次訪談流亡俄羅斯的北韓人士。這些訪談最後集結成書，並於一九八二年在日本出版——這是關於北韓歷史認真、嚴肅的早期研究之一。
聽收音機的日子
數十年來，北韓的政戰官身處在一個思想操作極為容易的環境，羨煞了其他共產國家的同仁。大部分的政治宣傳者都必須與敵方陣營、外國媒體及地下組織製造並傳播的觀點抗衡。在大部分的共產國家，收音機成了「非法資訊」最主要的來源，因為它操作簡單、相對便宜且容易攜帶。最重要的是，收音機能接收到長距離外，亦即國外電台傳來的信號。西方的俄語電台曾對蘇聯人民的世界觀造成極大的影響，在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蘇聯全境有許多民眾收聽過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英國廣播公司（BBC）和自由電台（Radio Liberty）的廣播節目，而這也是致使其瓦解的原因之一。
這麼看來，北韓官方長期以來對收音機嚴加控管，可說是一點也不意外。蘇聯官方曾試著干擾那些以其民眾為目標的外國電台，而北韓則找出了一個更便宜有效的解決方式——直接禁止可調諧無線電接收器的販賣與使用。我無法研究出這條禁令何時頒布，但很明顯在一九六○年代時已經生效。
北韓店舖裡買得到的無線電接收器波長均已固定，只能從官方的廣播電台收到信號。因此當全家人聚在身形龐大的「大同江」（Taedonggang）收音機（以一九六○年科技製造的老式收音機）旁邊時，他們只能收聽經官方核准的，充滿意識形態的資訊。
當然，只要有一點專業技術，要把接收器改裝成真正的收音機並不是難事。為了防止這種事發生，警方會定期抽檢所有向政府登記的接收器。確保民眾「正確」使用收音機也是「人民班」（一種地方聯保制度）幹部的重要責任。人民班幹部有權在任何時刻闖入任一間民家確認是否有人使用未註冊的無線電接收器，就連夜半萬籟俱寂之際也不例外。
如果一個北韓人能夠取得外幣，他∕她便能在國內為數眾多的外幣商店買到外國製造的收音機。不過在購買後，這台收音機隨即會送到警方的工作站動點小手術，將它能接收的波長固定住，確保它只收得到來自平壤官方的廣播（但近年來這樣的做法已逐漸減少）。
官方的控制無法滴水不漏，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我的北韓朋友當中至少有一人擁有能夠調諧的收音機，並和家人一起收聽外國的廣播節目。軍方的通訊專家也能運用他們的設備收聽國外（大部分是南韓）的廣播，並經常為之。當然，這是件冒險的事，一個北韓人如果收聽南韓廣播被逮到，可能會送進勞改營。電影劇作家鄭松山便是個例子，他在一九九五年被判處十二年徒刑，罪名是在軍事訓練時收聽南韓廣播（鄭的運氣還算不錯，他後來成功叛逃到南韓）。
因此一個「好的北韓人民」只應收聽國內的廣播節目；當他們打開那台「政治正確」、無法調諧的收音機時，除了本地頻道，還能聽什麼呢？
北韓的廣播史始於一九四五年十月，電台於一九四六年正式命名為「平壤廣播電台」，一九四八年改名為「北韓中央放送局」，時至今日，這個電台仍是北韓國內廣播媒體的支柱。
外國人（或南韓人）對北韓廣播的印象大都是「非常怪異」。節目中音樂和簡短的報導通常交替播出；每個準點通常以新聞作為開端，內容幾乎和《勞動新聞》報紙上一模一樣。接著便是數分鐘關於金日成、金正日或其他崇高政治思想的進行曲或一般歌曲。緊接在歌曲之後的是五到十分鐘的短講，不是評論北韓境內的情況有多麼繁榮，就是報導南韓的生活有多麼悲慘，抑或讚揚主體思想的智慧。《勞動新聞》上的文章也時常在廣播上播出。
南韓學者煞費苦心地分析了北韓的廣播節目，根據一項最近的估計，二○○○年朝鮮中央廣播電台的節目有百分之三十四．二的時間在讚美金日成或金正日、百分之二十八．八鼓勵工人更努力勞動、百分之十七．四解釋或提倡主體思想、百分之十二講述南韓大眾受苦受難的故事，以及那些「南韓傀儡」的詭計。
北韓大部分的廣播節目都和《勞動新聞》上的文章一樣無趣，對從未接觸其他資訊的北韓人來說也是如此。不過有些針對特定聽眾放送的節目如「軍人時間」或「青年拓荒者時間」，在目標族群間廣受歡迎。
朝鮮中央廣播電台也播出一些外語節目，包含俄語、中文、日語、阿拉伯語和西班牙語，這些節目的內容仍是呆板生硬的政治宣傳。相當不幸地（或說幸運地？）北韓人對於和西方的公關活動相當不擅長，因此從未達到什麼成效。問題很明顯不在訊息本身，畢竟我們見證過一些令人聞之色變的政權，成功拉攏西方政壇（或其左傾∕右傾分子）並獲得衷心的支持。
因此最大的問題在於訊息的呈現方式，以及北韓媒體對外國聽眾思維的渾然不覺。大部分的講稿皆由韓文直接翻譯，並含有大量典故和術語，讓外國聽眾覺得既怪異又無法理解。
對偉大的領袖和親愛的領袖浮誇的讚詞，在翻譯成品質不佳的外文版本後往往造成反效果，讓北韓成為笑柄。我還記得一九七○年代我還是個青少年時，在我的家鄉前蘇聯的列寧格勒，許多理髮店裡都有一疊疊的《朝鮮》（Korea）雜誌，它是本畫風浮誇的政治宣傳月刊。為什麼理髮店裡會有這種刊物呢？我懷疑真正的答案會讓月刊的編輯很沒面子：這些雜誌是訂來讓等待理髮的客倌消遣用的。北韓的政治宣傳對俄國人來說相當怪異，不只因為它看起來像蘇聯政治宣傳的誇大版本，品質低到不能再低的俄文翻譯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笑果」。
朝鮮中央廣播電台並不是北韓廣播體系中的唯一戰力，還有許多其他電台，不過它們大部分都以南韓聽眾為目標。
我必須提一下平壤廣播電台（非指存在於一九四○年代的同名電台）。平壤廣播電台建立於一九六七年，其定位為「第二個朝鮮中央廣播電台」，並於一九七二年得其名並沿用至今。該電台播出的節目經過一番調整，意圖迎合南韓人和海外韓裔人士的口味。電台還有一個FM頻道，以南韓北部為放送目標，大都播出音樂節目，以古典音樂為主要類型。除此之外還有廣播劇和書本朗讀節目，內容大都是頌揚北韓並批判南韓。
平壤廣播電台並沒有隱藏自己的來歷，不過北韓也從事過一些「黑色宣傳」。幾十年來，北韓的「救國之聲」自稱是在南韓領土某處放送的「祕密電台」，並由當地的左派地下組織主導，甚至連北韓的各種百科全書也記載著這種說法！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蠢到相信這樣的謬論，不過「救國之聲」一直堅守著這樣的身分，直到二○○三年關台為止。事實上，救國之聲的放送地點位於北韓邊境的幾個城市，自一九七○年開台以來便雇用了一些叛逃至北韓，或綁架而來的南韓的播音員和編輯（有些案例實在很難說是叛逃還是綁架）。
近年來，北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能夠自動調諧的收音機數量遽增，大部分是在過去十年由中國走私而來，並廣泛運用於收聽南韓廣播。許久之前，北韓官方處心積慮想讓人民與外面的世界隔絕，但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滴水不漏，至少在二十一世紀不可能……
有線廣播
每天早上五點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歌在無數北韓人的耳畔響起，為他們全新的一天拉開序幕。
你可能聽說過，北韓的有線廣播系統獨一無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類似的配置。這種說法並不太對：如同北韓許多其他建設，這種「第三廣播」其實是模仿蘇聯而來：自一九五○年代起，蘇聯官方要求每棟平房都需裝置有線廣播設備。「有線廣播」不只是共產世界的專利，在一九五○及一九六○年代，類似的設備在南韓也相當普遍，直到一九七○年代電晶體收音機出現後才式微。
北韓自一九四○年代開始發展有線廣播系統，並於一九七五年宣告境內所有城市和村莊都能聽到廣播。
「有線廣播」的優點何在？首先，它的成本相當低廉。建置廣播網絡的確需要一筆花費，但其使用的天線設備相當陽春，比無線廣播便宜了一大半。基本上一套設備包含一個擴音器，以及一個音量調整桿。頻道則永遠只有一個。因此，無法負擔相對昂貴的無線設備的人們也很容易買到這樣簡單的玩意兒。
北韓會對有線廣播如此偏執，當然還有政治方面的考量。首先，無線設備能夠藉由調諧收聽外國廣播，對政權造成威脅。即便官方販售的收音機無法調諧，熟悉無線設備的國民仍可能改裝收音機，並因此從外國廣播中聽到一些「異端邪說」。
傳送的訊號不會被攔截，是有線廣播的另一個優點。因此透過有線廣播播報一些不想讓國外聽到的消息，是絕對安全的。一九八○年代北韓與蘇聯的關係惡化，蘇維埃共產主義即將垮台，即便如此，北韓官方仍未公開批評他們往昔的資助者。反之，在「第三廣播」上則很容易聽見一些批判的言論，而人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
有線廣播還有一個優點：能夠選擇性地只對某個區域進行廣播。這個優點在官方進行防空演習或其他軍演時被善加利用。「第三廣播」也在國家要舉行重要活動時扮演關鍵角色。官方透過廣播來指揮某個區域的居民：告訴他們該在何時到何地歡迎外國貴賓、該穿什麼衣服、該做什麼事。北韓官方也預期外賓可能會和國民說話，並明令國民被問到一些「常見問題」時該如何提供「標準答案」。
自一九八○年代起，所有的新公寓都須裝置有線廣播設備，若是較老舊的建築，則直接透過窗架上的小孔將線路拉進屋內。不只住家，辦公室內也須裝設廣播器，而廣播線路通常也和公共場所的擴音器相連結。今天當我回憶一九八○年代在北韓的生活時，我仍清楚記得那無所不在的「背景音樂」——不曾間斷的軍隊進行曲，偶爾穿插當地的新聞廣播。
國內的有線廣播網絡統一由朝鮮遞信省經營，並由各地的郵局維護所有線路及擴音器。在國家統治力較強的時期，官方要求每年進行一次線路檢查，但今天這個規定已如許多其他的規定一般遭到忽略。
「第三廣播」的內容通常包含音樂、新聞及教育節目，皆具濃厚的政治宣傳色彩。早上的廣播通常以金氏家族成員的英雄事蹟揭開序幕，整個白天則以簡短的新聞及音樂互相穿插。許多年前聽眾只能從廣播聽到一種音樂——軍隊進行曲，但如今北韓風的流行音樂也經常在節目上播出。晚上的節目則是以連載形式播出的「廣播劇」以及小說朗讀。
儘管意識形態重重，北韓人非常喜歡他們的「第三廣播」——收聽不用花上什麼錢、訊號穩定，有些節目也相當受歡迎。即便有些家庭擁有電視機，在更多人的家中，「第三廣播」是唯一的娛樂來源。
那些年，北韓人一起看的電影
北韓是個擁有許多「死忠影迷」的國家，至少根據目前取得的資料是這樣沒錯。一九八七年北韓的官方廣播表示，每個北韓人每年平均會上電影院二十一次。南韓社會學家在一九九○年代中期對脫北者進行了一項研究，得到了差不多的數字——每年十五至十八次。光就數據上來看，南韓人每年平均只去了二．三趟電影院。
為什麼北韓人看電影看得這麼勤呢？「國民義務」占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會強迫人民觀看某些電影。不用說，這些電影的每個畫面、每句台詞都滿溢著政治訊息，敘說著黨和領袖們的偉大。
不過許多時候人們上電影院是出自自願，因為這是國內最唾手可得的娛樂形式，而且經濟實惠。在近年的漲價及經濟改革之前，一張電影票大概是○．四到一．五北韓圓，約為國民平均月薪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一。
除此之外，北韓的生活形態無法提供除了看電影以外的其他娛樂。餐廳又少又貴，一般平民幾乎進不去、吃不起；我從沒聽過有「網咖」這種東西；旅遊既不常見也不易安排。
北韓政府相當支持電影院的發展。許久以前，國家社會主義的創始者列寧以政治宣傳的角度表示：「電影是所有藝術中最重要的一種。」北韓人如今仍恪守他的教訓。事實上，金正日本人也特別關注電影產業（裡頭美女如雲或許是一個原因）。
公道點說，金正日在大學時期就是個電影迷。他曾在一九六○年代早期藉著自己的職權，進口了數量稀少的外國電影，並安排了私人的觀影活動。他接著啟動了所謂的「第一○○號行動」，旨在取得外國電影的複本，並運送到北韓（大部分是透過大使館）。他在一九六○年代接管了北韓的電影產業，這也給了他許多認識漂亮女性的機會（他向大眾公開的情人大都是女演員），不過他確實運用了自己的政治權力，來提升北韓電影產業的技術層面（若說美感層面沒什麼提升的話）。
數十年來，革命的熱忱與敵國——「美帝」及其「南韓傀儡」的暴行，一直都是北韓電影的重大主題。不過北韓的影迷對這些政治訊息早已習以為常，能夠自動過濾，把注意力放在對「現實生活」的描繪，亦即家庭和人際關係的議題上。
非寫實的動作片在北韓也相當受歡迎。當然，那些下場淒慘的壞蛋還是原班人馬——美國帝國主義者、日本軍國主義者、以上兩者的走狗，或更久之前那些反動組織的首腦。即便要吞下大量的政治訊息，北韓人仍很樂意觀賞一部好的動作片（人們在看詹姆斯．龐德〔James Bond〕電影時不也是這樣？）。第一批這樣的電影出現在一九八○年代中期，當時北韓人一窩蜂地衝到電影院觀看像《洪吉童》（Hong Kil-dong）或《命令027》（Order #027）等片，前者的時空背景訂在十七世紀，敘說一個北韓版的俠盜故事；後者則描繪北韓突擊隊在韓戰中的無往不利。
外國電影也在一九八○年代重新進入北韓。一九五○年代時，蘇聯、中國和其他共產國家的電影常出現在北韓的大銀幕上。一九六○年代北韓和蘇俄的關係開始惡化，而益加解放的蘇聯被視為改革主義的危險來源。即便禁令時嚴時鬆，接下來的二十年左右，北韓人民很少在銀幕上看到蘇聯電影。及至一九八○年代早期，官方才解除對部分蘇聯電影的禁令。
儘管沒有公開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推知北韓史上最賣座的電影應該是《二十世紀的海盜》（Pirates of the 20th century）。這是一部一九七九年的蘇聯電影，描述俄羅斯水手如何用爐火純青的武藝教訓橫行在南太平洋的海盜。這部片的劇情可說荒腔走板，演技也相當粗糙，但裡頭有豐富的特效和武打畫面，甚至還有女性半裸的畫面（我不太確定後者是否逃過了北韓審查官員的剪刀）。
若要談些「較有品味」的片子，北韓影迷非常喜歡俄羅斯導演梁贊諾夫（David Riazanov）的愛情喜劇，他的電影在俄羅斯中產知識階級間也大受歡迎（筆者對身為其中的一員深感驕傲）。其他熱門的類型還包括蘇聯時代的間諜片，大都由尤利安．謝苗諾夫（Yulian Semenov）的小說改編，他是個相當多產的作家，寫過無數的偵探及間諜小說。這類電影不僅包含著「正確」的意識形態（勇敢的KGB探員即時擋下美帝的陰謀），也擁有北韓電影不可能達到的細膩度（謝苗諾夫筆下奸巧的美國人，和北韓電影中具攻擊性卻無比單純的美國北方人不可同日而語）。
印度電影在北韓也相當普遍。儘管在西方知名度較低，孟買「寶萊塢」生產的大量音樂劇和通俗劇在東南亞和一些前共產國家廣受歡迎。這些電影充滿許多甜言蜜語和鋪張的情緒、單薄的角色、容易預測的劇情、簡單粗糙的對話以及平庸無奇的演技，不過裡頭也有許多歌舞片段，以及令人屏息炫目的場景，可說是將逃避主義發揮到極致。即便北韓人幾十年來大量攝取了充滿意識形態的電影，片中最強烈的情緒是對領袖的愛（或對敵人的恨），寶萊塢電影中甜美樂觀的劇情仍對他們充滿吸引力。
若你有機會在北韓跟當地人說話，你一定會注意到，他們對一部電影最棒的評語就是「裡頭沒什麼思想教化呢，特別有意思」。人們早已厭倦各式各樣的思想教化，至少他們對單向而直接的政治訊息相當反感。而不只是電影工作者對官方的思想箝制感到不悅，就連他們的上司也漸有同感。至少在最近的十個年頭，北韓不僅經歷了經濟危機，也經歷了政治思想上的鬆綁。
其實北韓二○○○年代早期的賣座電影，對於官方要求的政治說詞都只草草帶過。《活著的靈魂》（Living Ghosts）是近期的一部代表作，敘說北韓史上最慘絕人寰的一次意外——滿載著朝鮮工人，要自日本前往朝鮮半島的日艦「浮島丸」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沉沒，造成數千人罹難，嚴重程度超越了《鐵達尼號》（Titanic）。北韓人長久以來皆認為日本的極端主義者早在艦上裝設了爆炸裝置，意圖炸沉這艘船艦。
其實《活著的靈魂》明顯受到詹姆斯．卡麥隆（James Cameron）一部名片的影響，這部電影並未在北韓的電影院上映，但透過錄影帶廣為流傳（亦即北韓的菁英階層大概都看過）。《活著的靈魂》是北韓電影史上用了最多臨時演員，和最多電腦特效的電影，是個全新的嘗試。當然，劇情中包含了一段虛構的愛情故事，但仍免不了加入大量的政治宣傳敘述。
浮島丸的悲劇是段遙遠的歷史，因而能夠加油添醋，拿來當作通俗劇的背景故事。另一部賣座電影則以更近期的事件為題，二○○一年上映的《慈江道的人們》（The People of Chagangdo）也許是北韓至今最血淋淋的寫實作品。「慈江道」是北韓最北的省份，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的饑荒中災情非常嚴重。片中人民將玉米和著木炭吃的畫面寫實得令人驚訝，儘管旁白一如往常地解釋道，人們在苦難之中仍然對金正日不改忠心。無論如何，這部片坦誠的程度始料未及，也隨即受到眾人的矚目。
這樣「大鳴大放」的時期會持續多久？北韓還能禁得起更為公開的自我表述嗎？蘇聯的解放時期持續了三十年，中國則已持續了二十五年（且還在繼續）。不過這兩個政權的領導者比較幸運，他們不必在意富裕的資本主義鄰國，也沒有所謂「南中國」這樣的眼中釘。這也許是北韓如此特立獨行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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