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雅典的衰落
假如，是由其他國家來取代一個已衰敗的強國霸權，那麼在相當程度上，或許能避免對人類世界造成危害。
問題就在於世事總未能盡如人意。雖有人說彼此獨立、相互制衡是理想的政治局勢，但事實上，這種局勢除了混亂之外，並無任何建樹可言。
況且，這種混亂的局勢不單只有影響到當事者，它還具有波及到其他眾多國家的特性；若無法於短期間內解決這種混亂狀態，日後將會演變成一種長期混沌不清的現象。
在結束纏鬥長達三十年的伯羅奔尼撒戰役後，雅典城邦亦隨之衰退，連帶地也使往後四十二年的歲月裡，希臘城邦逐步地走向全面終結之路。
日本語譯成「霸權」一詞，源於古希臘語的「hegemonia」（英語則為hegemony），其涵義是一國在政治、軍事、經濟、文明與文化各個層面，對於其他國家發揮強烈影響力之意。
在古希臘世界中，具備這樣條件的霸權國家就只有雅典城邦。斯巴達雖被視為希臘城邦中擁有最強陸軍戰力的城邦，但也不過是擁有以軍事力量著稱的拉克戴（Lacedaemon，指斯巴達）戰士的城邦而已。
西元前四○四年，這一年在伯羅奔尼撒戰役中挫敗的雅典，從霸權城邦的地位慘跌至谷底。
據研究者指出，從這年開始到馬其頓崛起為止的半個世紀裡，相繼稱雄的霸權城邦，先是斯巴達，再來是緊接於後的底比斯。
若是如此，那麼希臘世界的霸權即是由雅典交棒給斯巴達，以及接續其後的底比斯；這在相當程度上應該能抑制因霸權移轉所產生的弊端。
可是，希臘世界仍難逃「城邦時代終結」之命運。
政治制度裡的民主政體、寡頭政體或是傾向於混合的政體，彼此的立場盡是不同。 不過雅典、斯巴達、底比斯同樣都是城邦；相反地，馬其頓卻是個王政之國。
因此，當閱讀學者們的學術著作時，應去探究其闡述的字裡行間，背後所隱藏的真正想法。
即使看到的是附上引號的「霸權時代」，也應該理解引號內霸權時代所指的真正意思。
所以，本卷第一部中將談論的是，以往未曾被冠上「霸權城邦」這樣稱謂的雅典在稱霸八十年之後，被所謂的「霸權城邦」取而代之的四十二年這段時間。
西元前四○四年，挫敗的只有雅典；然而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節節敗退的卻是所有希臘城邦。
喪失自信
伯羅奔尼撒戰役後，失敗的雅典即刻放棄民主政體(democratic)而改採寡頭政體(oligarchy)，並不是受到勝利者斯巴達的要脅所致。
雅典公民在糾葛三十年之久的戰役中慘遭前所未有的屈辱後，便對城邦實施長達將近百年的民主政體，失去信任了。
西元前四○四年，當時的雅典確實已經失去八十年來辛勤積累的「城邦實力」。
主戰力海軍從兩百艘被縮減至十二艘，這種程度的兵力，只有警戒近海區域的水準而已。
連結首都雅典與比雷埃夫斯外港之間的七點五公里「長城牆」，其各個據點全被破壞殆盡。自從有了這道長城牆的存在，城邦的防衛與人民的食物無虞匱乏；但這兩方面的安全保障，如今卻全歸於零了。
持續七十年以上的「提洛同盟」也遭到解散的命運。根據比起聽從本邦政府意圖，更在意贊助者波斯心意的斯巴達將軍—─黎塞多羅司之意，目的是藉著能脫離雅典而獨立之美名，讓那些位於愛琴海周邊的加盟城邦離開聯盟。
然而，不同於以斯巴達為盟主的純粹軍事同盟—─「伯羅奔尼撒同盟」，一直由雅典主導的「提洛同盟」，其組織架構上除了是軍事聯盟之外，也是經濟聯盟體。當時沒有任何城邦思考過所謂的提洛同盟，早已形成一個廣泛區域的經濟圈，而且這正是由希臘民族中，擁有敏銳經濟判斷力的雅典人所創造之「作品」。
加盟的城邦或是島嶼，就如同企業體系的分公司、分店那樣，有不少居住於當地的雅典人，因黎塞多羅司的命令被迫回到雅典本邦，連帶使得愛琴海這個廣大經濟圈也隨之崩解。雅典於伯羅奔尼撒戰役失敗後，經濟大邦的地位亦不復存在了。
而且，所謂的聯盟是基於有需求時，以能得到必要的援助為前提才會加盟。擁有兩百艘軍船時的雅典當然是行有餘力，如今所剩十二艘的軍力已不可同日而語。至此，不再是海軍大邦的雅典，也不配稱之為聯盟的領導者了。
被奪去長久享有的霸權地位，淪為與其他城邦平起平坐，對現狀感到絕望的雅典人，並不是自願放棄民主體制而改行寡頭政體的。
大多數的公民對驟然巨變的現狀，全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狀態。就在此時，堅信雅典應該建立寡頭政體的少數者，回到城邦來了。
伯羅奔尼撒戰役贏家—─斯巴達，以強硬的態度向失敗方雅典提出的談和條件之一，就是接受逃到其他城邦的反民主派人士回到雅典城邦。輸家雅典對此完全無法提出任何的異議。
就這樣，回到雅典的海外回歸者，成立一個名為「三十人政權」的寡頭政權。多數公民對這情形並未表示任何反對意見，因為他們的內心已不再有氣力來反對了。
這「三十人」中致力奔走與斯巴達講和者，除了堤拉梅尼司(Theramenes)之外，其餘幾乎都是和斯巴達將軍黎塞多羅司率領的進駐軍同時返回雅典的男子。
這個政權的領導者克里提亞斯(Kritias)此時正值五十六歲，他是當時二十四歲哲學家柏拉圖的舅舅；出身雅典名門，依梭倫訂立的資產階級來區分，是屬於第一階級的富豪者。
克里提亞斯亦是位絕世美男。和比小他十歲、算同一世代的阿爾西比亞德斯這樣陽光型的美男子截然不同，他是個陰沉幽暗的美男；也與做任何事都不帶抱怨與憤怒的阿爾西比亞德斯迥異，克里提亞斯的心中不時地燃燒著一股強烈的怒氣。
克里提亞斯才華洋溢，從目前留存於後世的作品，以詩、悲劇喜劇、哀歌(elegy)之形式書寫的政治評論中，可以得知他是個敏銳知性又兼具纖細感性的人。不過一般來說，能在各方面發揮才能的人，往往很少會有一部決定性的優良著作問世。
克里提亞斯對於哲學也很感興趣，眾人皆知他是蘇格拉底的弟子。距此時五年後—西元前三九九年，被宣判死刑、飲下毒酒而亡的蘇格拉底，其被羅織的罪狀之一，就是對雅典年輕人帶來壞的影響。而受蘇格拉底影響，給雅典帶來危害的有名人物就是阿爾西比亞德斯、克里提亞斯這兩個人。
與剛滿三十歲符合擔任城邦要職資格的年齡時，便活躍於城邦政治事務舞台的阿爾西比亞德斯不一樣，克里提亞斯初登政壇時，已經四十九歲了。
當時雅典的習慣，是以這人是誰的孩子來稱呼其名。與三歲時就喪父的阿爾西比亞德斯不同，克里提亞斯的父親在兒子五十歲時，仍舊精神奕奕、元氣飽滿，也因如此，克里提亞斯很晚才成為家族的掌門者。
西元前四一一年，因遠征敘拉古，最後得知軍隊慘敗而陷入六神無主的雅典，成立了寡頭政權，且當時主要中心人物老卡雷斯庫洛斯(Callaeschrus)的身邊就有其兒子克里提亞斯。稱為「四百人政權」的寡頭政體，是集雅典反民主派所形成的政權。
然而，這政權只撐了四個月便宣告結束。接續其後的仍是本質未變，但公民人數更形增加的「五千人政權」寡頭政體。雖說這次的執政期稍長，但同樣是曇花一現，不到兩年的時間雅典又重返民主政體。一年多來，建立寡頭政權的相關人士，在未經流血革命就結束政權的這段期間，大多都逃亡到其他城邦。在這期間，克里提亞斯的父親離世，他獨自一人離開雅典從此展開他六年多的流亡生涯。
西元前四○四年，克里提亞斯率領同志，回到因伯羅奔尼撒戰役挫敗而一蹶不振的雅典。這次是與勝利者斯巴達的軍隊一起返回城邦。
五十六歲的克里提亞斯，在流亡期間愈發堅定自己反民主和親近斯巴達的立場。所以，隔了六年才返回城邦的他，首要意圖當然是要中興寡頭政權，並且下定決心不重蹈先前短命政權的覆轍。
成立沒多久的「三十人政權」，當時卻被稱為「三十人暴君」之統治。克里提亞斯決定開始對反對派，也就是對民主派的人士展開斬草除根的消滅行動。換句話說，就是從無流血轉變為流血的暴虐方針。
只是施行這種鎮壓手段，往往會牽連到不論是否持有相反立場的無辜者身上。
對於不支持民主派的的公民們，也會以未積極表態贊同寡頭派的理由，一一地檢舉他們，使得被判處死刑的案例不斷攀升。整個雅典深陷於恐怖政治的氛圍裡。
就連不是雅典公民，駐留在雅典具影響力的外邦人士也同樣遭到攻擊打壓，理由是他們搶走了海外歸來者的工作，這點威脅到因伯羅奔尼撒戰役而跌至谷底的雅典經濟實力。
提洛同盟廣泛經濟圈的消失，使雅典的經濟遭受莫大打擊。而駐留在雅典的外邦人士，其與海外經濟保持密切聯繫這條「線」的角色，至此完全被切斷了。
恐怖政治的暴虐行徑日益加劇；因肅清而犧牲的人數，攀升逾一千五百人以上。在三十人政權裡，也有人對此舉動發出強烈的反彈聲浪。三十人之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堤拉梅尼司，便公然點名指責克里提亞斯。
在年齡方面與克里提亞斯屬於相同世代的堤拉梅尼司，是代表雅典戰敗後與斯巴達談和的公眾人物；即使他是真心支持寡頭政體，卻不是位頑固的寡頭派者。四百人政權時代時，堤拉梅尼司便被派遣到支持民主派、不贊同寡頭派的薩摩斯島上，負責將這個屬於雅典的海軍基地納入寡頭派勢力範圍內之任務；但卻在薩摩斯島上被迎接他的阿爾西比亞德斯所說服，要他出任海戰的副將軍一職。那段時間他完全忘記自己是被賦予任務的寡頭派支持者身分。
當愛琴海的東邊成為伯羅奔尼撒戰役最後階段的主戰場時，雅典一開始與斯巴達之間的所有海戰，皆居於連戰連勝的優勢，這應該是寡頭派立場的堤拉梅尼司，持續協助民主派的阿爾西比亞德斯所建下之戰果。
這時期還有一位和堤拉梅尼司同行，從「四百人政權」中挑選出派遣到薩摩斯島的寡頭派成員，那就是德拉席柏洛司(Thrasybulus)； 同時，他也是個願意駐守在薩摩斯島這個民主派意識鮮明的雅典海軍陣營裡，在阿爾西比亞德斯指揮之下，由堤拉梅尼司率領右翼、他率領左翼的陣勢，為祖國帶來勝利的雅典人。
不過，在西元前四○四年伯羅奔尼撒戰役失敗後所成立的「三十人政權」裡，雖能看到堤拉梅尼司之名，卻不見德拉席柏洛司的加入。當德拉席柏洛司開始察覺「三十人政權」有變質為「三十人暴君」的跡象時，便離開雅典逃到底比斯。或許他未必是對民主政體產生信賴，而是對將來要在雅典施行寡頭政體已不再抱持期待了。
對於拖了將近三十年的伯羅奔尼撒戰役，最後卻慘敗且無力重振的雅典，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以及社會菁英都選擇效仿德拉席柏洛司的作法；所以三十人政權的成功與否，將取決於其施政方法。正因如此，昔日同為戰場上夥伴、比德拉席柏洛司更執意於寡頭體制思想的堤拉梅尼司，選擇加入「三十人政權」，並試圖從核心內部來制止恐怖鎮壓的行動。
但這個嘗試終究是失敗。根據繼修昔底德之後書寫希臘人歷史的色諾芬(Xenophon)之筆，便知道實在不須對這兩方之對立加以論戰的。相較於極盡所能、力挽狂瀾勸說的堤拉梅尼司，受到眾人責難的克里提亞斯則是只能以暴怒情緒來應對。
若依據現代研究者所言，克里提亞斯雖屬於第一階級的知識分子，但我個人認為此人心中的憂懼不安，是「三十人政權」會不會如同「四百人政權」一樣以失敗結束，因此把這樣的不安情緒化為憤怒轉嫁到他人身上，最後使人盲目並失去冷靜的判斷力。堤拉梅尼司在同儕中擁有的優秀能力，卻成為他被克里提亞斯忌妒憎恨的引爆點。克里提亞斯想著：唯有拔除這個眼中釘，心裡才會暢快。
有千萬種的理由可以將其告發審判，於是以叛逆城邦之罪起訴堤拉梅尼司，而這樣的罪名在雅典只能以死刑定讞，最後的下場是飲下毒藥而死。至於杯中殘餘的數滴毒液，則被稱作「為克里提亞斯美男子所預留下的」。
這件事是德拉席柏洛司，和其同志們群起逃往底比斯的主要關鍵。
當初跟著德拉席柏洛司逃到底比斯，隨後又開始南下進軍雅典的雅典人，不過是七十個人。隨著逐步接近首都，人數也漸漸增加，最後達到數千人的規模；與其說公民對寡頭政體感到失望，更多的是對那種恐怖統治而深感絕望吧！
克里提亞斯面對身邊僅剩不到一半的同伴，想起了斯巴達也是施行寡頭政體，遂向他們尋求救援。
斯巴達也不吝於對此做出回應。由二王之一的普薩尼亞斯君王率領斯巴達正規軍出動。
假如斯巴達是真心使出全力的話，那麼應該能輕而易舉地解決德拉席柏洛司所率領的雅典民主派吧。
但是，普薩尼亞斯只讓他們見識一下斯巴達軍隊的實力後便立即撤退，返回斯巴達去了。此舉表明了斯巴達不想涉入雅典內部的鬥爭漩渦裡。
為何情況會如此演變呢？詳細情形將於後文敘述。既然斯巴達不插手管事，局勢就成為雅典寡頭派與民主派之間的內鬥了。
以這場戰鬥的規模來看，大概就像是稍具規模的示威遊行隊伍與鎮暴警察間的衝突，雙方同樣各持武器，火力全開地想將對方置於死地。
這場鬥爭發生在比雷埃夫斯港近郊。最後是寡頭派失敗，克里提亞斯死於激戰之中；此外，另有兩位重量級人物亦於戰鬥中陣亡。
就這樣，「三十人政權」從成立開始到瓦解，不過半年時間。
率領民主派勝利的德拉席柏洛司，當下立即發表特赦，公開表示即使是跟隨克里提亞斯戰鬥的雅典人，也一律不加以問罪。因「三十人暴君」而引發的恐怖政治，讓人民心理產生嚴重的過敏反應。
然而，形式上雖說重返民主體制，卻未必能回復到原來應有的機能性。
因為雅典城邦的民主政體是與以下的條件環環相扣後，才能充分地發揮其機能。
雅典海軍不只稱霸愛琴海，同時也是整個地中海實力最強的。
首都雅典與比雷埃夫斯外港的一體化，使雅典擁有全希臘最強大的經濟實力。
因提洛同盟的運作活絡化，促成物質方面與知性文化的交流。
雅典雖說已重拾民主政體，但在伯羅奔尼撒戰役失敗不到兩年裡，過去曾擁有的一切，已永不存在了。
而且，曾是希臘城邦中唯一具備國際城市等級的雅典，駐留於此地的外邦人士也不斷減少。
這些駐留的外邦人士，是從其他城邦移居到雅典的希臘人，同樣都說希臘話。
雖然雅典對這些外邦人士完全採取門戶開放政策，但是不管他們在雅典居住了幾年，永遠都無法取得雅典公民權的資格；也就是說，他們無法參與城邦政治，也不被承認擁有不動產的權利。不過，他們還是能以後補戰力的身分加入防衛軍。即便如此，這些人依然選擇居住雅典，因為那時候的雅典還是個充滿商業機會的城邦。
這些屬於雅典城邦的魅力，在伯羅奔尼撒戰役失敗後全都消失了；加上不久後發生的恐怖政治，讓他們直接面臨到生命與資產隨時會被剝奪的處境。長久吸引他們居住在雅典的優勢已經不若往日，因此雅典面對這種狀況的解決之道是改變參政方針，讓這些駐留的外邦人士擁有雅典公民權的資格；但仍止不住人數減少的趨勢，而這樣的現象亦直接衝擊雅典公民的中間階級。
過去駐留於雅典的外邦人士不被承認擁有不動產產權。因此，為因應到雅典定居或是短期出差的外邦人士，租賃型住宅的比例就相對地多。
湧入雅典的外邦人士絡繹不絕，是西元年四八○年第二次波希戰役大勝之後的事。從那以後七十年以上的歲月裡，許多雅典公民已習慣把駐留的外邦人士所繳納的房屋租金，作為維持家計的部分收入來源。
然而就如同敗戰來得突然，這種情形也無預警地來得倉皇。
更甚者，恢復民主政體的雅典政府，居然於此時課徵不動產稅。就算沒有房屋租金的收入，但只要是持有房屋的所有權者，就必須繳交這個新稅。
不過，無法得知當時這個臨時性新稅制度的稅率到底是多少。即便是因為國庫空轉才想用徵稅來填補這無底洞，但這並不能提升經濟力，公民對這樣的政府施政也不會有好的評價。一意孤行評價不良的政策，當然也會漸漸失去人民對政治的信賴了。
人才外流
另一個雪上加霜的現象，是各邦百姓之間的流動產生了變化。
過去一向由外邦人士遷移到雅典，自從伯羅奔尼撒戰役一戰失敗後，情況為之一轉，百姓紛紛離開雅典前往其他城邦去了。
這種百姓間的流動大致上分為兩類：一是菁英分子，一是普通庶民。
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歐里庇得斯，就是在馬其頓國王的邀請之下離開了雅典；而那位被視為明日之星的年輕悲劇作家，蘇格拉底的弟子阿伽頌前去馬其頓也有一段時間了。但這兩人自從移居他國後，就不再有傑出的作品出現。
這麼說，好像在雅典就能激發創作靈感似的。如今留在雅典的名人僅剩下蘇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蘇格拉底仍然維持以往自己獨特的風格，而這時期的阿里斯托芬幾乎不再發表任何作品了。大概是這位難得一見的諷刺喜劇作家，無法再用昔日嘲諷的批判精神讓百姓捧腹大笑，而喜愛觀看的雅典人也變得鬱鬱寡歡。
向外出走的庶民則是前往他國當傭兵。雇主並不是希臘的其他城邦，而是八十年前曾被他們打到體無完膚的波斯帝國。儘管他們心中可能盤算著，波斯這個大帝國應該會給付他們高額的薪水吧！但實際情形卻是令人遺憾的。伯里克里斯時代時的雅典，支付給主戰力重裝步兵的薪資，也只是三橈漕軍船補充戰力搖櫓手的一點五倍而已。所以，他們並不是因為保證享有高薪的誘因才離鄉背井去外國工作，而是現實生活中的雅典已經無法賴以維生，逼不得已出外求取一線生機。
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就像那些前往他國的藝術家不再有任何創作，這些傭兵們再也不能成為締造歷史性一刻而戰鬥的成員，只能充當波斯帝國內部鬥爭的一名小兵罷了。
奇怪的是，當時雅典辦不到的事，在其他城邦更不可能辦到；在雅典不行，那麼不管到哪都不行，成了菁英和庶民的一個共通點。
即使時局來到了伯羅奔尼撒戰役的勝利者—─「斯巴達的霸權時代」，也沒人會想要在斯巴達建造一座可以與帕德嫩相匹敵的雄偉神殿。所謂「有雅典才有希臘」這句話，雖然有點誇大，但絕非是過度吹噓的評價。
出走海外的雅典公民，還有一位二十幾歲年輕的色諾芬。依照梭倫改革以資產來區分的階層，他出生於和騎士階級同一階層的第二階級，即使留在雅典也可以安然度日。他也是蘇格拉底的弟子之一，這兩人的相遇，一如蘇格拉底式的對話。
漫步於小徑，蘇格拉底迎面而來。又因街道狹窄，彼此只能面對面而站。這時蘇格拉底先寒暄起來了：
「這麼新鮮的魚，是去哪裡捕獲的啊？」
年輕的色諾芬一看是知名哲學家的詢問，便恭敬如實地回答：
「是在魚市場買的。」
蘇格拉底繼續問：
「那知性是要在哪裡獲得呢？」
對這位靜默無法應答的二十三歲年輕人，六十六歲長者開口說：
「請跟我來吧。」
就這樣，色諾芬成為蘇格拉底的弟子，不過他與年齡相仿的柏拉圖個性迥異。兩人雖都是寡頭派的支持者，但與寡頭派領導人克里提亞斯是甥舅關係，仍和現實政治保持相當距離的柏拉圖不同，色諾芬非常積極地參與政治。當德拉席柏洛司率領的民主派與克里提亞斯率領的寡頭派發生內戰時，他是會挺身而出為寡頭派奮力一搏的人。
幸運地，色諾芬未因內戰失去生命。之後也因發布特赦，得以繼續住在雅典的他，大概對恢復民主派的雅典之未來不抱持任何期望了吧！
那時因緣際會從一位友人處，得知斯巴達接受波斯大王的王弟居魯士之請求，正在招募派遣軍隊的成員。
要送往波斯的軍隊，不是由斯巴達君王率領的正規軍；而是在斯巴達將軍指揮下，統率一批為他國所僱用、為他國之利益而奮戰的傭兵所組成的軍隊。明白地說，因為是花錢僱用這些傭兵們來作戰，其社會地位是低於為祖國而戰的公民士兵。
這點似乎讓血氣方剛的年輕小伙子色諾芬，遲遲無法下決定。於是，他找了蘇格拉底商量。
蘇格拉底有個怪僻，那就是向他請教問題時，他並不會正面地回答問題。
這次也一樣，他只回答去一趟德爾菲問問阿波羅神的神諭啟示，或是自己仔細思考，斟酌後再下決定；但這其中暗藏著文章：人類有種傾向，就算是經由自己仔細思量後才做的決定，如果能更進一步獲得眾神的許可，總覺得可以讓心裡更加篤定踏實。蘇格拉底就是看穿了這樣的心態，才給了忠告。
色諾芬似乎真的去了一趟德爾菲，不過結果還是經由自己判斷並做出了決定，那就是前去波斯當傭兵。
和這時期大多數離開祖國的雅典人一樣，色諾芬也不是短暫性的離開。從二十六歲離開祖國到七十二歲去世之前，就未曾再踏上祖國土地。他的眾多著述中，沒有一部是在雅典書寫完成的。
何其幸運，這位古代作家色諾芬的所有著作現今都仍留存著，而論其代表作就非《希臘史》(Hellenica)與《遠征記》(Anabasis)這兩部莫屬。
《希臘史》描述的是從修昔底德不知何故，被迫中斷執筆的伯羅奔尼撒戰役的後期開始，到西元前三六二年希臘城邦時代終結為止；這段期間的史事與修昔底德作品相比，不論在觀察力、洞察力、或是文章鋪陳的能力上都有相當差距，但《希臘史》作為史料的價值仍是不容小覷。在當時能用那樣的材料並加以敘述，除了歷史家修昔底德之外，別無他人了。
但色諾芬以自己親身經驗撰述的《遠征記》，可視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紀實性(nonfiction)作品。岩波書店是否也如此認為呢？在岩波文庫中，有松平千秋譯的《遠征記》，卻無《希臘史》的譯作。
順便一提，「Anabasis」在希臘語中就只有「上路」之意，這大概會讓人聯想古希臘人與近來的日本人相似，把出發前往波斯首都的方向，稱為「上行」；而從首都出發前往其他地方則為「下行」。
色諾芬《遠征記》中，主要敘述的是從小亞細亞出發，往美索不達米亞方向「上行」的進軍之路，雖贏得勝利，卻也因波斯大王王弟居魯士的戰亡，使留在敵人陣營的希臘傭兵們，在逃回故土這段六千公里之遠的下行之路所發生的故事。岩波版《遠征記》一書所下的副標題就是「穿越敵軍六千里」。
率領一萬名士兵突破波斯大王的一波波攻擊，完成這項艱難任務的指揮官，就是當時年僅二十八歲的色諾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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