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個破碎敘事：我所不知道的
智人是如何出現的呢？他們在物種歷史上如此新興，守著一點穀物並且與馴養的動物雜居一處，生活在擁擠的定居聚落中，由原始形式的國家統治。這種新穎之生態與社會的複合體幾乎成為歷史紀錄中所有人種的典型模式。此一模式隨後又加入人口增加、水力和獸力的應用、航海以及遠程貿易等等因素，並在化石燃料開始使用之前流行六千多年。接下來的敘述乃是一場好奇探究，對象是這個農業與生態複合體的起源、結構和後果。
過去，此一過程通常被描述為進步、文明以及公共秩序，外加健康和休閒的提升。如今，對比我們所掌握的知識，那類敘述很多都是錯的或是嚴重誤導世人。本人以過去二十年來自己所閱讀之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創新研究成果為基礎，嘗試針對過去的認知提出質疑，此即本書寫作的目的。
身為地球上的物種之一，人類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最早農業社會與國家的時間點只落在其歷史上最近的百分之五。如拿相同指標加以衡量，始於十八世紀末的化石燃料時代，更僅占這一物種歷史的百分之零點二五而已。基於一些令人掛慮的明顯原因，我們越來越專注於自己在最近這個時代的環境中所留下的足跡。此一影響有多大，單從圍繞「人新世」（Anthropocene）一詞的熱烈討論中即可看出端倪。該詞被創造來指稱一個新的地質時代，而在此期間，人類的活動對於世界的生態系統以及大氣層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當代人類活動對生態圈產生重大影響的這事雖已無庸置疑，但具爭議的是：它究竟何時開始變得具決定性了？有人建議將它訂在最初幾次核子試驗的日期，因為那些試驗已在全世界留下永久性的、可檢測出的放射性層。其他人建議將工業革命以及開始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年代視為「人新世」時鐘的啟動點。也有人選擇將起始點訂在工業社會獲得足以徹底改變自然景觀之工具的那個年代〔例如炸藥、推土機、鋼筋混凝土（特別是用於水壩建設上的）〕。在這三個候選項目中，工業革命不過是發生在兩個世紀前的事罷了，而其他兩項大家對其依然記憶猶新。若按我們這個物種大約二十萬年的歷史作為衡量標準，那麼「人新世」猶如幾分鐘前開始而已。
關於前述起始點的定年問題，我提出一個在歷史時間軸上遠遠更早的年代。基於「人新世」對環境具有質與量之飛躍性影響的信念，我建議將「用火」（人類第一個改變景觀的重要工具）或是「生態位的構建」（niche construction）當成「人新世」的起始點。「用火」的證據至少可以上溯四十萬年前，但是也許還可提早更多，甚至早在智人出現以前就已存在。定居聚落、農業及畜牧業大約出現在一萬兩千年前，這標誌了人類在改變景觀上的另一次長足進步。如果我們留意人類在歷史上的足跡就會發現：在「人新世」較近的「深」足跡印下之前，「人新世」還經歷了漫長的「淺」足跡階段。會說它「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極少有原始人使用這些塑造地景的工具。西元前一萬年左右，全世界人類的總數只有區區的兩百萬到四百萬，還遠不及今日人口的千分之一。另一個前現代時期的決定性發明乃是「國家」這個制度性的產物。第一批在美索不達米亞沖積平原上冒出頭的國家不早於距今約六千年前，這是該地區首度出現農業和定居現象之後再經過幾千年的事。在運用技術、改造地景以符合自身利益這件事上，沒有哪種組織會比國家貢獻更大的了。
那麼，為了了解我們如何養成栽培穀物、馴養家畜的定居習慣，並且變成現今我們稱為「國家」此新機構所管理的人民，我們需要來一趟「深刻歷史」之旅。在我看來，歷史是一種最具顛覆性的學科，因為它可以告訴我們，那些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是如何產生的。「深刻歷史」的誘惑力在於：藉由揭示許多偶發事件的出現以及它們如何一起塑造出例如工業革命、末次冰盛期或是秦帝國的現象，它呼應了由早期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所主張的以「長時段」（la longue durée）代替公共事件編年史的方法。不過當代對於「深刻歷史」的看法又比「年鑑學派」更勝一籌，因為前者通常也將物種的歷史包括進去。這是我自己置身於其中的「時代精神」，而這個「時代精神」無疑闡釋了如下格言：「米諾娃的貓頭鷹只在黃昏時飛起」。
國家和文明論述的矛盾
「國家形成」的一個基本問題是：我們身為智人，如何在前所未有的情況下開始和栽培的植物、馴養的動物以及其他人生活在一起？若從這個廣角視野來看，國家形式絕非自然的或是先天的。智人在大約二十萬年前以亞種的身分出現，並且在不到六萬年前才開始出現在非洲和地中海東部沿岸以外的地區。植物栽培以及定居社區出現的第一個證據則落在大約一萬二千年前。在那之前（換句話說，占人類百分之九十五的生活體驗），人類一向生活在小型的、移動的、分散的、相對平等之依靠漁獵和採集維生的遊群中。對國家形式感興趣的人來說，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小型的、階級分化的、徵稅的、築有圍牆的小邦遲至西元前三千一百年左右才出現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谷地，而這時距離穀類作物栽培以及定居現象的首度出現已經超過四千多年了。對於那些將國家形式視為水到渠成後會自然成形的理論家來說，穀類作物及定居生活（Sedentism）等促使國家出現的技術與經濟條件都滿足後，國家和帝國這種邏輯上必然、且最有效的政治秩序單位將立即崛起。然而，這長達四千年的間隔卻構成了一大難題。
這些確鑿事實與我們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人云亦云所學來的人類史前史版本大有出入。在歷史上，人類被第一批強大農耕王國所代表之進步與文明的論述迷住了。他們建構了強大的新社會後，決計盡可能與自己起源地的遠親（那些仍然在邊境地帶召喚他們或是威脅他們的遠親）區隔開來。基本上，這個「人類力爭上游」的故事強調：農業取代了漁獵、採集以及游牧部族那野蠻的、原始的、無法無天的暴力世界。另一方面，定點耕作所收成的農作物乃是定居生活、制度性宗教、社會以及依法運作之政府的起源和保證。那些拒絕接受農業的人要不是出於無知就是拒絕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在幾乎所有早期的農業文明中，農業的優勢都由一套精細複雜的神話所肯定：一個偉大的男神或女神將神聖的穀類交給一群選民。
一旦「定點耕作比先前的維生方式更具優勢與吸引力」的基本假設受到質疑，便凸顯了另一個問題：前述所依靠的另一個更深層的假設卻幾乎不曾受到挑戰。這個假設就是：定居生活本身比移徙生活更優越又更具吸引力。在有關文明的論述中，「農莊」（domus）和固定居所是如此根深柢固，以至於大家對它已然視而不見，就好比水之於魚那樣！如果斷言疲憊的智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安定下來，迫不及待地想要結束數十萬年以來的飄泊和季節性移徙，那麼這結論未免下得太草率了。因為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各地都有流動族群決心抗拒定居生活的情況，即使生活條件相對有利時亦復如此。以游牧和漁獵採集維生的族群曾經抗拒定居的生活方式，並將它和疾病感染以及國家掌控聯想在一起，而這種看法通常是正確的。許多美國的原住民只是在軍事失敗之後才會被困在保留區裡，但其他的美國原住民則抓住與歐洲人接觸的歷史機緣，反而進一步增加自己的機動性，好比蘇族（Sioux）和科曼奇人成為騎馬的獵戶、生意人或突襲掠奪者，而納瓦霍人則變成以放羊為主的牧民。許多人遵循移徙的傳統（放牧、採集、漁獵、捕撈海產，甚至投身游耕），同時也欣然適應現代貿易，但仍堅決抗拒定居的生活方式。至少，我們根本沒有證據可以保證如下的論點為真：現代定居生活的種種「好處」乃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普遍願望。
關於定居生活以及農業的基本論述在提供其養分的神話消失很久之後仍然遺存下來。從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約翰．洛克（John Locke）再到詹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 Vico）、路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eriedrich Engels）、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對於一般社會進化的論述，從漁獵採集到游牧再到農業（從遊群到村莊到城鎮再到城市）的進步順序已是廣受採納的理論。如此的觀點幾乎重現了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眼中「從家庭到親族到部族到人民再到國家（一群生活在法律之下的人）」的進化模式。在該模式中，羅馬是整個進化過程的巔峰，而塞爾特人和日耳曼人則位居其下。這類記錄文明發展進程的論述儘管在細節上有所差別，但大多數都由學校教育行禮如儀地傳播出去，並且深深烙印在全世界男女學童的腦海中。從上一種維生方式轉向下一種維生方式的過程被認定是清晰而明確的。換句話說，任何人一旦見識過農業技術，誰也不想繼續過游牧或採集的生活，而踏出的每一步都被視為人類追求幸福過程中的飛躍：更多休閒、營養更好、預期壽命更長，最終則是促進居家生活技巧以及文明發展。將這種論述從世人的記憶中抹除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種「十二步復原計畫」需要絞盡腦汁加以想像，不過我在這裡還是踏出小小一步。
事實證明，一旦和已積累起來的考古證據對照，大部分可被我們稱之為「傳統標準論述」的東西都站不住腳。與早期的假設正好相反，靠漁獵採集維生的部族（即使是今天仍居住在偏遠庇護區的那一些）絕非如傳聞所說的三餐不繼、處於挨餓狀態、走投無路的人。說到飲食、健康和休閒等方面的條件，事實上，漁獵採集者從不曾像現在一樣過得那麼好。相反的，務農的人在飲食、健康和休閒等方面則從不曾像現在一樣過得那麼糟。當前的「舊石器時代飲食」風尚即反映了這種考古學知識對流行文化的滲透。從漁獵採集轉變為農耕（其過程是緩慢的、時有停滯的、可逆的，有時甚至是不完全的）並非只是帶來益處，其實所付出的成本也很可觀。因此，在傳統的標準論述中，栽培作物雖然看上去好像是邁向現今美好世界的關鍵性一步，但是對於那些第一次經歷這種過程的人來說，情況卻並非如此。有些學者認為那個事實已反映在《聖經》中亞當和夏娃被驅逐出伊甸園的故事裡。
本人認為，近期研究對於傳統標準論述所造成的打擊是命中要害的。例如，大家一直認為「定居生活」乃是農耕出現後的自然結果。莊稼能讓人口集中並且定居下來，也提供了國家形成的必要條件。然而，定居現象實際上在前農業時代生態資源豐富且多樣的環境中也很常見，特別是靠近魚類、鳥類和大型獵物季節性遷徙路徑的濕地。此一事實令傳統標準論述頗感頭疼。例如，在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希臘語即「河流之間」）南部就出現了定居的部族或甚至城鎮，人口最多可達五千，且沒有農業或者農業規模微不足道。另外，我們還看到一種相反的異常現象：從事作物種植的人除在短暫的收穫期外，一般處於流動與散居的狀態。最後這個矛盾再次提醒我們：事實上，傳統標準論述所隱含的假設（即人類迫不及待想放棄移徙生活並完全「安頓下來」）也可能是錯誤的。
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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