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家程天放的早年回憶錄

〈奉使德國〉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國民政府特任我做駐德意志國特命全權大使，這在我生命史上展開了一個新頁。
我在美國意利諾大學和加拿大都朗度大學讀書的時候，所進的是政治系，所專攻的是國際關係，我在意大寫的碩士論文是〈中美關係〉，在都大寫的博士論文是〈加拿大的亞洲移民〉，因此我和外交工作是可以連得起來的。但是我在民國十五年夏天回國，恰好國民革命軍北伐。那年十月攻克南昌，我回到本省，獻身革命。十六年二月江西省政府成立，當時表面上中國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員加入本黨，共同奮鬥，事實上共黨份子陰謀篡奪黨權，而本黨忠實同志也嚴加防範。江西省政府成立時，中央認為領導青年思想的教育廳工作非常重要，就叫我做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我本來不是學教育的，但因為機緣凑合，一參加政治，就擔任了教育行政工作。
天下事往往如此，一件事開始後，同樣的事件就會繼續發生。我做江西教育廳長不到兩月，共黨作亂，省政府瓦解，我也被拘捕，在看守所裡渡過兩個月才脫險。就因為我有這兩個月的教育廳長經驗，中央需要教育行政人員時，就會想起我。因此我在民國十八年到二十四年擔任過安徽和湖北的教育廳長，安徽大學、浙江大學的校長，和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使得一般人都認為我是一個教育行政專家。我所研究的國際公法、國際關係等，反而從未應用過。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江西南部的共匪，經過五次圍剿，完全肅清，只剩少數殘餘突圍而出流竄到陜北去。二十四年四月，江西擧行剿匪陣亡將士祭典，請中央派員主祭，中央因我是江西人，就派我前往。我在南昌主持公祭後，就到經共匪盤據多年的地區，南城、南豐、廣昌、寧都等縣代表中央慰問官兵和民眾。這些地區，雖則收復已將近半年，但是那種殘破情形，依然慘不忍睹。因為贛東也曾經受方志敏部騷擾，所以我從寧都折返臨川，經由東鄉、貴溪、弋陽、橫峯、上饒、玉山，到杭州，再由京杭國道返回南京覆命。
那時我是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經常列席中央常會和政治會議，汪精衛是中央常務委員又是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二十五年五月我回南京後，第一次常會，恰好是汪精衛主席，我報告在江西收復區的見聞。會散後汪突然找我談話，告訴我中德兩國同意將公使館，升格做大使館，他決定將現任駐德兼駐奧公使劉崇傑專駐奧國，而另外找一個年富力強的人去做大使，問我願不願意去擔任這項職務，我當時聽了簡直大吃一驚。民國十二年我在都朗度主持《醒華日報》時，陳璧君由馬素博士陪同來加拿大，為執信學校募集基金，在都朗度住了半個月，我天天陪她出去奔走，和她很熟。可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汪精衛到南京做行政院長，我因為對汪的反覆無常，時而反蔣，時而擁蔣，時而親共，時而反共，很不滿意。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和廣州暴動，和民國十九年北平開擴大會議時，我都曾公開指責過汪，所以除了在公共場所見面外，從沒有去拜訪他或陳璧君，我和汪是這種關係，他怎麼會想起我來呢，不過我心裡的念頭當然不告訴汪，我只答覆說：「我是研究國際關係的，當然對外交工作有興趣，可是我和德國素無淵源，德國人也不知道我，德國政府願意接受我做大使嗎？」他說：「這沒有問題，現在中國還在訓政時期，中國國民黨代表人民行使政權，你是黨的中央委員，可以代表黨，也就可以代表國家，德國政府必然歡迎你去的。」我就說：「既然汪先生如此看法，我自然願接受汪先生的好意，可是我現在擔任中央政校的教務主任，政校校長是蔣委員長兼任，所以必須蔣先生准許我辭職，我才能到德國去。」汪說：「很好，那麼我向蔣先生去說，如果蔣先生贊成你去，外交部就徵求德國政府的同意。」我們的談話，到此結束。
這次談話後，我始終想不出原因，為什麼汪精衛會派我這樣一個曾經反對他的人，去擔任這樣一個重要的職務。過了一星期，陳果夫先生──當時他擔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經常在鎮江，有時來南京開會。──到我寓所來看我，這個謎才揭開了。原來汪精衛和果夫先生曾談起黨內外交人才缺乏，外交使節往往需要用北京政府時代的舊人，而這些職業外交家，對本黨的主義和國民政府的政策，都不夠了解，因此他主持外交部感覺用人困難，隨請果夫先生介紹可以擔任使節的同志。果夫先生就說天放同志是研究國際公法國際關係的，他可能勝任，所以汪精衛要找駐德大使時，就想起我來。我和他談話後，他又請果夫先生拍電徵詢蔣先生的意見──那時蔣先生在成都，主持剿滅流竄中的共匪，──蔣先生覆電贊成我去，果夫先生通知汪精衛，他立即叫外交部主管人員辦徵求同意的手續。果夫先生事前從沒有透露給我聽，現在事已定局，他才來通知後，要我準備。又過兩天張道藩兄──當時是交通部次長──也告訴我，汪精衛曾和朱騮先先生，──當時是交通部部長談起過駐德大使人選，並且提及我的名字，騮先先生也推薦我去擔任。我這時才知道果夫先生推薦於前，騮先先生促成於後，才有汪精衛在中央常會散後和我談話的一幕。果夫先生初做江蘇省政府主席時我擔任過省政府委員兼祕書長，後來辭去祕書長，專做委員。騮先先生做教育部部長時，我做浙江大學校長。我和他們兩位的友誼都相當深，可是我卻從來沒有拜託過他們中任何一位為我向汪說項。所以他們的推薦我出任大使，可以說完全基於公的立場，而沒有參雜任何私意，而且事前並不告訴我來市惠，這一點是使我對他們很敬佩，也很感激的。
國民政府命令一發表，我就立刻忙起來了。擔任國內一個機關的主管，要你稍微有行政經驗，立即可以走馬上任，最多也不過在就職以前，將人事稍微調整一下，找幾個得力的助手，其餘的事可以到職以後隨時研究，隨時改進。可是到外國去擔任代表國家的使節，就不那麼簡單，尤其我雖則研究過國際公法和國際關係，對於實際外交工作卻毫無經驗，一切須從頭學起，這就非有相當時間的準備不可，我的準備工作可以分做三項來講。
第一是人的準備，駐德公使館人員很少，當時譚伯羽兄是使館參事，還兼商務專員，負軍事聯絡和軍火購買的責任，二等祕書是譚葆端君兼管領事事務。三等祕書是王家鴻君管留學生事務。此外有一個主事劉某，兩個甲種學習員王學理和黃維立君，還有兩個當地僱用的打字和雜務人員。而且王家鴻君已奉令調部，劉某也由劉公使調往駐奧使館，人員更感缺乏。我向汪精衛請求，使館既然升格，人員也應該充實，蒙汪允許。我就保薦李維果、姚定塵兩君做二等祕書，邱長康君做三等祕書，陳澤華君做隨員，毛保恒君做主事，大使館裡有了七個正式職員兩個甲種學習員。同時蔣委員長以中央政校校長的身分，派外交系畢業的蕭作梁、朱建民、周熾夏、斯頌熙四君，到德國去進修，一面在柏林大學研究，一面在大使館做乙種學習員，不領公家薪水而為使館服務。這樣大使館裡就有了十三個人工作，可是和駐英駐法大使館比較，倫敦巴黎都有總領事館，而柏林沒有，事無大小都集中在大使館辦理，所以依然是相當忙碌的。
第二是物的準備，我平常穿的是普通西裝，現在擔任外交官，所有晨禮服、晚禮服、小禮服，和外交禮服，都要定做，而且襯衫、鞋、帽，都要和衣服配合。我向新近到過德國的人打聽，知道駐德大使館裡面很空虛，中西文參考書籍簡直沒有，陳設也很簡陋。除了滿清時代運去的一些紫檀櫥櫃和太師椅外，中國物品也很缺乏。我覺得要做外交工作，必要的參考書籍不能不備，同時中國的大使館至少要帶點中國的氣氛，使得到過使館的外賓對中國的藝術有點認識。因此我就搜羅了許多中西文書籍帶去，中文以歷史、哲學、文學的書為主，西文則以近代史、國際公法、國際關係的書為主，也搜集了當時中國教育、文化、農工商礦、和交通事業的資料。我托人在北平購買了宮燈、象牙、銀器，和景泰藍的陳設品，以及各種顏色各種樣式的天津地毯，又托人在景德鎮定製花瓶和宴客用的整套磁器。此外我又購置了名人字畫，和湘繡及都錦生織錦的山水花鳥，以便在使館懸掛。使館升格後，原來的公文用紙和中西文信封信箋，都不適用，我就在國內印製。此外還選購筆墨、印泥等帶去，因為在歐洲即使能買到，也是品質很劣的。甚至黨國旗，我知道在外國一定買不到，所以定製大批帶去應用。準備這些物品，足足費了兩三個月的時間，而且預借了大使館三個月的公費，外交部准許逐月扣還，分一年扣清，結果我到館後，經費感到異常支絀。
第三是我本身的準備。我雖則在國外研究國際公法、國際關係，可是返國以後，所擔任的都是教育行政或黨務工作，這類問題已經逐漸隔膜。同時我對外交實務從沒有辦理過，需要學習，對駐在國的歷史和政治、經濟情形也應該明瞭。我知道歐洲社會由於傳統關係，是非常注重禮節的，外交人員自然格外如此，做一個代表國家的大使，在這些地方更要特別檢點，免得受人家批評。因此，我買了幾種國際公法，外交實務，和德國歷史及現況的名著，一有閒暇就潛心閱讀，也買了幾本關於歐洲禮節的書，注意他們上流社會人士在某種場合穿某種衣服，以及呈遞國書、拜訪賓客、參加宴會、舞會，乃至觀賞歌劇等，應有的儀式。有些地方在中國人看來實在是繁文縟節，可是歐洲社會既然如此，我到了歐洲，自然非學樣不可。

〈奉使德國〉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國民政府特任我做駐德意志國特命全權大使，這在我生命史上展開了一個新頁。
我在美國意利諾大學和加拿大都朗度大學讀書的時候，所進的是政治系，所專攻的是國際關係，我在意大寫的碩士論文是〈中美關係〉，在都大寫的博士論文是〈加拿大的亞洲移民〉，因此我和外交工作是可以連得起來的。但是我在民國十五年夏天回國，恰好國民革命軍北伐。那年十月攻克南昌，我回到本省，獻身革命。十六年二月江西省政府成立，當時表面上中國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員加入本黨，共同奮鬥，事實上共黨份子陰謀篡奪黨權，而本...

程天放的一生／蔡登山

程天放是五四運動上海學生會會長，美國伊利諾斯州大學政治學碩士，當過報紙主編，數個大學校長，後來成為CC系骨幹，一九三○年代理安徽省主席，首任駐德大使，中央宣傳部長，教育部長。

程天放（一八九九-一九六七），初名學愉，字佳士，號少芝，以參加革命改名天放。江西新建大塘村人，生於杭州，曾祖程矞采係湖廣總督，父仲芝以同知分發浙江。程天放十二歲遭父喪，在家鄉讀私塾三年後，一九一二年肄業於省城洪都中學，半年後入心遠中學學習，以中英文超越儕輩，校長熊純如許為大器。一九一七年入復旦公學，一九一九年為回應北京「五四」愛國運動，組織上海學生聯合會，選為會長，程天放復旦的學弟曾昭六在〈程天放先生少年軼事〉文中說：「五四運動天放為學生會會長，某次上海學生會領導遊行到南市去，天放以會長的身分來領導，隊伍所到之處觀者塞途，那次天放穿的是長袍黑馬褂，高視闊步，旁若無人的領著隊伍昂然前進。雖然南市軍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的來維持秩序，由於這樣一位天神下界般凜然不可犯的人物來領導，道旁的圍觀群眾，竟然『屏息以觀』，軍警竟也不敢阻攔。如果不是天放的從容鎮定，當日後果，真可說是無法推測。自此天放益為上海學生所推崇，所敬重。」程天放文思敏捷，學生會重要文告多出其手，又長於辭令，雄辯滔滔，語驚四座。當時孫中山居滬著書，於報端見程天放言論，召至寓邸接見。

一九一九年復旦大學畢業後，考取江西官費留美，初入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後轉讀伊利諾大學政治系，一九二二年碩士學位，繼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成為中國留學生的「核心人物」，組織學生演講、辯論、成立同學會等活動。還擔任加拿大《醒華日報》總編輯，後來又負責《晨報》編務。「五卅」慘案，廣州「沙基」慘案，他積極發動並支持國內抗日抗英鬥爭，並在溫哥華「國際聯誼」設成立大會上，發表了「世界各民族平等，中華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的演說，並被選為副會長，處處顯現了他無比的愛國情操和領導天才。一九二六年他以《加拿大東方移民》十二萬字的論文，獲政治學博士學位。

回國後任教於復旦、大夏大學等校，後投身國民黨黨務系統，為CC骨幹人物。一九二七年任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江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此時國民革命軍已底定福建，進攻蘇浙，共匪以江西為支持北伐基地，多方阻撓，值蔣委員長移駐安慶，乃勾結意態游移之少數軍人，於四月二日在南昌暴動。程天放與同志數人於省黨部被毀時，遽遭襲擊，身陷虎口者近兩個月。以時局轉變，看守稍懈，始獲與獄官偕逃。是年十二月，先後出任中央大學教授、國民政府參事、考試院參事。一九二八年改任中央軍官團政治總教官、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九年擔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安徽大學校長。一九三○年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職。一九三一年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兼總司令部黨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三二年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於師資設備均有充實。翌年調任湖北教育廳長，陳果夫開府江蘇，堅邀其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祕書長，於立規建制，綜核名實，獻替殊多。一九三四年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創立研究部與新聞學系，尤以後者造就至夥，成績亦彰彰在人耳目。

一九三五年至三八年任中國駐德國大使，就任初期，中德經濟關係非常密切，德國政治軍事力量的崛起和經濟的高速發展成為國民黨政府效法的榜樣，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和中德軍火貿易成為雙邊關係友好的象徵｡程天放在柏林是最受歡迎和尊敬的駐德大使之一。他曾兩次參加德國國家社會黨的年度大會，實地領略了希特勒推行法西斯主義的概貌。迨中日戰事爆發，彼以與日本建立軸心關係，程天放大使處境日艱，仍苦心肆應，使我國在德所訂戰略物資能如約到達，又旅行各處，廣與民間接觸，獲致輿論同情，以待世局之所演變。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特勒對德國政府實行大換班、大清洗｡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長篇演說，不僅宣布承認「滿洲國」，而且將中日戰爭看成是共黨與反共力量的戰爭，明白表示希望日本勝利，對中國表達了極端不友好的態度｡程天放為此立即報告國內高層，稱「過去國社黨袒日，德政府尚能保持中立」，「現在希特勒公然袒日，不顧中國友誼，將來勢必召回軍事顧問，停止軍火供應，中國對德已無所希冀」，「建議政府召回大使，並正式通知各國，以表示我對德承認偽滿的不滿意」，並提出辭職，表示「在此已無事可做，對不起國家，不願再留德國」｡直至五月三十日，終獲政府批准辭職歸國。

一九三九年初，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他的好友黃季陸說：「那時四川剛將防區劃歸中央統一指揮不久，地方的狹隘觀念很重，又夾雜了黨派的因素，川大正發生風潮，阻礙天放到任，學生和其他的分歧份子，結隊包圍天放的住所沙麗文旅館，提出許多無理要求，要脅迫天放接受，甚至意圖阻止他去接掌川大。天放態度鎮靜，很嚴肅的對他們說道：『我奉了國家命令出長川大，決不因受任何壓力的影響而屈服，威脅對我是沒有用處的！』大義凜然不怒而威，令人不敢侵犯，終於對他折服」，他居成都峨眉三年，川大經他大力整頓，漸具現代規模。一九四三年任中央政校教育長（曾兼新聞系主任）、兼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一九四七年獲選為江西地區立法委員，一九四九年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一九五○年，隨國民政府前往臺灣。一九五○至五四年任教育部部長；卸任後赴美，任教於華盛頓大學遠東問題研究所；政大在臺復校後曾任外交研究所所長。一九四八年任考試院副院長，一九六五年任故宮管理委員會委員。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美國紐約病逝。

程天放主要作品有《歐亞歸途》、《美國論》、《二十世紀之科學（四）：社會科學之部政治學》、《使德回憶錄》、《程天放早年回憶錄》、《胡適與中國》；編有《國父思想與近代學術》。

程天放的一生／蔡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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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天放（一八九九-一九六七），初名學愉，字佳士，號少芝，以參加革命改名天放。江西新建大塘村人，生於杭州，曾祖程矞采係湖廣總督，父仲芝以同知分發浙江。程天放十二歲遭父喪，在家鄉讀私塾三年後，一九一二年肄業於省城洪都中學，半年後入心遠中學學習，以中英文超越儕輩，校長熊純如許為大器。一九一七年入復旦公學，一...

【導讀】程天放的一生／蔡登山

我的家塾生活
百花洲畔的絃誦
李公祠四年
美洲負笈
我所親歷的四二事變
清黨前後事實回憶──由鮑羅廷篡黨滅華陰謀到本黨清共與對俄絕交
主持政大教育回憶
奉使德國
外交官的辛酸苦辣
峨眉憶遊
四二事變四十週年感想
我所親炙的陳果夫先生
追懷張溥泉先生

【附錄一】讀程天放先生的《美國論》後記／胡適
【附錄二】懷念祖父程天放先生／程寶珠

【導讀】程天放的一生／蔡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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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懷念祖父程天放先生／程寶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