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本書集歷史，傳記，和倫理學論文三重性質於一身。
是一部歐洲和美國的現代政治思想史。主題放在權力與正義，以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舉凡懷抱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各式思想的知識份子心目中所理解的這兩個概念為綱要。同時也是歷史學者曁散文名家東尼．賈德的思想傳記，他在二十世紀中葉生於倫敦，二次大戰與大浩劫屠殺後世人驚魂甫定之際，正值共產黨人在東歐鞏固起他們的權力。最後，這本書也是對政治思想有其侷限（也具備重生的能力）乃至於知識份子在政治領域中的道德失敗（但仍肩負起相當的責任）的一番凝神注視。
在我心目中，能夠以如此寬廣的視野幅度寫出各式思想之間千絲萬縷的奧妙關係，東尼．賈德是不二人選。早在二〇〇八年，東尼以其熱情洋溢富於思辨，精熟法國史料的功底，對知識份子及其社會參與多所論述，寫出了一部豐富詳盡的一九四五年以降歐洲史，書名為《戰後歐洲六十年》。他讓自己在論述道德和書寫歷史上面的天賦找到一個適當的出口，落實為一些短評和篇幅較長的學術研究，而且把這兩種形式都錘煉到接近完美的境地。提議要寫這本書，說到底是因為十一月的某一天我得知東尼之後將沒有辦法再寫任何東西，至少是沒有辦法用傳統的方式寫作了。我意識到他沒有辦法再用雙手工作的隔一天就跟東尼建議我們來一起寫一本書。東尼罹患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這是一種退化性的腦部疾病，會讓人逐漸全身麻痺，而且確定會致命，通常就在不久之後。
這本書採取的形式是由東尼和我自己進行綿長的談話。歷經那年冬天到隨後二〇〇九年春天夏天的每個星期四，我都搭上八點五十分的火車從紐哈文到紐約的大中央車站，然後轉地鐵到曼哈頓南區東尼和他妻子珍妮佛．侯曼斯以及他們的兩個兒子丹尼爾和尼克所居住的那附近。我們兩個碰面的時間都是定在早上十一點；通常我先到一家咖啡館大概花個十分鐘稍微整理一下有關於當天主題的思緒，以及做幾則附註。然後在咖啡館裡用很熱的水洗手，接著到了東尼的公寓再一次用很熱的水洗手；東尼由於身體的病況造成他非常畏寒，而我希望能夠去握他的手。
當二〇〇九年一月我們開始對話時，東尼都還能夠走。他沒有辦法轉動門把打開他自己公寓的大門，但是他還能夠站在門後歡迎我。沒有多久他就只能坐在房間的一張扶手椅上迎接我了。春天還沒過完他的鼻子和大面積的頭部都被一條人工的呼吸管蓋住了，以補他的肺臟現在沒辦法運作的功能。到了夏天我們在他的書房裡碰面，四周圍全部都是書，東尼坐在一張電動輪椅上面俯看著我。有時候我會幫他操控一下輪椅上的開關，因為當然東尼自己是沒有辦法。到那段時候東尼已經大致上都沒有辦法驅動他的身體了，除了他的頭，雙眼和聲帶之外。而為了要把這本書寫出來，那樣也就足夠了。
眼睜睜地看著這樣毁滅性的發病過程真的讓人很悲傷，尤其是在他身體機能迅速退化的那些時刻。在二〇〇九年四月的時候，眼看著東尼的雙腿變得不聽使喚，然後接著在幾個禮拜的時間裡他的肺也失去功能，我心裡明白（印象裡他的醫生們也都有同樣的看法）他最多就是再活幾個星期了。因此我才更加感謝珍妮和兩個孩子在這樣的時刻還願意把和東尼相處的時光分享給我。然而我們之間的這些對話在知識程度上也真的很有料，帶給我們腦力集中，溝通無間同時有鑒於一起達致了好的成果而心懷感激的樂趣。把手邊預計要討論的話題一一落實，而且還要跟上東尼心念流轉的步調速度，是很費神的工作，同時也令人愉快。
我治史的範圍是在東歐，當地在口述書籍這個領域有令人驕傲的輝煌傳統。在這個類型當中最有名的一個例子是捷克作家喀瑞爾．卡培克以戰爭期間捷克斯洛伐克的哲學家總統湯馬士．麻薩力克為對象所做的一系列訪談。這本書正好就是東尼用捷克文從頭看到尾所閱讀的第一本書。最好的一本口述書籍或許是《我的世紀》，波蘭猶太詩人亞歷山大．瓦特那本精彩萬分的自傳，由人在加州的米悟虛藉由卡式錄音機所整理出來的訪談內容。我第一次讀到那本書是在一趟從華沙到布拉格的火車旅程途中，就在我開始攻讀歷史學博士那個時候。當我跟東尼提議要來共同寫一本口述書籍時，腦中倒沒有想到這些珠玉在前的典範，也不敢自視為另一個卡培克或者米悟虛。像我這樣讀過許多這種口述書籍的東歐研究者，理所當然地就覺得從對話當中可以產生具有長遠價值的內容。
我向東尼所提的問題有三個來源。我最早同時也稍微比較籠統的計劃是把東尼過去所寫的書從頭到尾談過一遍，從他那本法國左派歷史一直講到《戰後歐洲六十年》，追索有關於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應該扮演的角色以及歷史學者可以在這個領域如何投注工夫的一般論述。我所感興趣的是在這本書裡面確實很顯著的一些主題，例如說東尼的作品當中非常飄忽難以捉摸的猶太問題，法國史的全球個性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力量與限制。我直覺上以為東歐的薰陶拓寬了東尼在道德上和知識上的觀點，但是並不知道我這個直覺到底正不正確或者正確到什麼程度。對話過程中我得知東尼跟東歐的一些關聯，還有很多其他的面向，因為提摩西．賈頓．艾許和瑪西．秀爾跟我們建議，而且東尼也同意，我們把一些談話時間焦點擺在東尼的人生而不是他所寫的書。這麼一聊之下到了最後，東尼跟我坦承他一直都計劃要寫一本二十世紀知識界的歷史。我使用他的分章大綱作為三分之一問題來源的基礎。
這本書的對話性質要求這兩個作者必須要熟悉幾千本其他不同的書。因為東尼和我是面對面彼此交談，當下沒有時間查參考資料。東尼事先不知道我會問些什麼，而我也事先不知道他會怎麼回答。現在你所看到的成書內容反映出當時那種隨機自然發生，無法預測的情況，而且有時候還摻進兩個心靈在言談之間有意一搭一唱構造出來的玩笑。但是書中隨便任何一處，尤其是在歷史相關的段落裡，都要依靠我們運用雙方現成的腹笥藏書，尤其特別需要依靠東尼腦海裡豐富程度令人讚嘆又歸類完善井井有條的內在文庫。這本書以其對話內容自成一格，但或許在閱讀的規模上更是前所未有。我之前不曾跟著東尼學習，但是他內在文庫裡面的目錄小卡片有相當多的程度都跟我自己內在文庫的小卡片重疊。我們各自之前讀過的書創造出一個我們共同的空間讓東尼和我能夠一起在其中運作遨遊，標誌出值得留意的界碑和展望，在一個其他活動方式都完全沒有可能的時刻。
即使如此，說是一回事，出版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們之間的對話有多少原封不動如實變成這本書？每回對話都有錄音下來，然後存成一個數位檔案。然後年輕的歷史學家雅蒂達．康福就要負責聽著檔案把內容謄寫出來。這項任務本身需要有足夠的知識才能夠勝任，因為要從那些不完美的錄音當中猜出我們在講什麼，雅蒂達必須本來就知道我們兩個在講的那些東西。如果沒有她專心致志地做這件事而且具備所需要的知識，這本書要完成就會困難很多。從二〇〇九年夏天到二〇一〇年春季我把謄寫出來的逐字稿編輯成九章，所根據的是之前東尼就同意的寫作計劃。因為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〇年那個學年我正好在維也納客座，二〇〇九年十月和十二月這兩個月當中我幾次從維也納飛到紐約，好讓我們兩個人可以一起討論進度。我還從維也納透過電子郵件把草稿章節寄給東尼審閱，他改過以後再寄還給我。
每一章裡面都有一些是傳記性的成份，另外還有一些是歷史性的成份。所以這本書裡面講著講著就從東尼的人生跨越到某些二十世紀政治思想最重要的發生場景：做一個猶太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德國問題的大浩劫；猶太復國主義和它來自歐洲的各種起源；英國式的獨特發展和法國式的放諸四海而皆準；馬克思主義和它讓世界各地趨之若鶩的吸引力；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在東歐作為一種道德觀念重新復興起來；以及在歐洲和美國的社會規劃。在每一章節的歷史部分，東尼所講的部分用正常字體我所講的部分則用斜體。雖然說傳記部分也是從我們兩個的對話當中整理出來，但我把我的發言部分整個移除。如此一來每一章開始的時候就會有一部分東尼的生平傳記，以東尼的發言語調用正常字體。然後到了某個地方我會出現，提起一個問題，用斜體字呈現。之後就展開那一章的歷史部分。
之所以像這樣把傳記部分和歷史部分連結起來並不是東尼原本就有的想法，而且已經對話出來的這些內容隨處都可以簡簡單單就加進他的人生經歷，就好像從一口井當中你要汲出多少桶水都不成問題。與其形容這是從地面上往下挖洞，我們比較像是一個一個巨型的地下洞穴，連我們自己都還沒有意識到有這些洞穴存在。那股想要堅稱這些複雜世相只是簡單道理的一件外衣的極力主張，就是二十世紀種種病症的其中之一。透過請教東尼的人生經驗，我並不是想要找到一個簡單的解釋來滿足自己的渴望，而比較像是沿路拍著牆，想找出是不是有通道能夠連結到地底下的一個一個密室，到底有沒有這樣通道的存在，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只是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可能有。
例如說，東尼之所以會寫猶太史並不是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猶太人。他也從來不是真的只是在寫一本猶太史。就像他那一代許多有猶太淵源的學者一樣，他的研究主題迴避了想當然爾地以大屠殺作為中心，即使當他個人所知道的一些史料，某種程度地把研究的方向帶往這個領域。同樣的情形，東尼會寫到英國也不是因為他自己是個英國人。除了幾處的例外，他根本就很少多寫到英國什麼。英國人的個性，或者說他所受到的英國教育，使得他形成一種對文學形式和參照材料的品味，這些秉性伴隨他走過他那一代，所謂一九六八年那一代，在知識追求上的翻攪和政治上的經歷（就我所知確實起了作用）。他跟法國的不解之緣也跟任何淵源不太相關，而是（在我看來）出自於一種渴望，想要找到普世的或者至少是整個歐洲的問題關鍵，還想要知道這樣的一個革命傳統無論是被擁抱或者被唾棄能夠向我們揭示多少真理。東尼在東歐這方面的知識主要是倚賴他這些年所認識的東歐人。然而就是這些友誼幫他打開了一個大陸。東尼是自己選擇了移居美國並歸化入籍；對這個國家的認同似乎是視之為一塊需要不時予以針砭的遼闊大地。
我希望透過本書這個特殊的形式，用個人親身經歷來帶出知識史的主題，能夠讓讀者看到一個心靈在一生的過程當中是怎麼樣去體會，或者還能夠讓讀者看到這個心靈是怎麼樣往前發展並自我改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整本知識史都在東尼的腦海中：這是我每個星期跟他對話的時候，硬生生地全盤從他那邊吸收過來所感受到的現實。本書每一頁上面的一字一句都在他的心裡面反覆思量（或者說也在我的心裡反覆思量）。歷史到底是怎麼樣在這個人心裡逐漸成形，然後怎麼樣再被表述出來，像這樣的問題或許像這樣的書正好可以給出答案。
東尼有一次告訴我說，如果我想要回報他這麼多年來對我的幫助，可以等到時機成熟去幫助下一代年輕人。（東尼比我大二十一歲）。起初我把這本書當作是不顧他的勸告直接回報他的一種方式（不聽他的勸告這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這些對話讓我收穫良多，很難把生產出這本書的心力當作是在回報任何人。說到底我如果要回報究竟能夠回報誰？無論是作為他的讀者或者作為他的同事，我對東尼在這裡所呈現出來的各種面貌都早已經熟識。透過我們的對話，我個人想要知道的是經過這些年東尼是怎麼變成更好的思想家作家和歷史學家（雖然我從來都沒有提起這個話題）。一般而言，他對與此相關的問題，比較喜歡採取的回答是，在他各式各樣的認同當中，以及各式各樣的史學方法當中，他一直都是一個局外人。
他是嗎？在猶太人當中曾經有一度熱心投入猶太復國主義到底算是局內還是局外？在知識份子當中曾經信仰馬克思主義到底算是局內還是局外？在英國如果曾經在劍橋國王學院拿到奬學金去攻讀學位到底算是局內還是局外？在歐陸曾經在法國高等師範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到底算是局內還是局外？在東歐如果和波蘭知識份子時相往來又通曉捷克文到底算是局內還是局外？在紐約領導一所研究歐洲的學術機構對其他歐洲人來說到底算是局內還是局外？在紐約書評上發表文章引起史學界同僚側目在學者當中到底算是局內還是局外？染上了退化性的絕症卻沒有公共健康保險照顧，這樣東尼在美國人當中到底算是局內還是局外？以上這每個問題你無論回答局內或局外都可以。
事實，我想，比局內或局外更有趣。同時既是局內人又是局外人似乎可以讓人長智慧，在局內耳目全開一路走過然後再回到局外來思考和寫作。就像東尼的人生所揭櫫的，這樣由內而外的程序可以一直重複。東尼把自己視為局外人的時候，寫出來的東西特別精彩。局外人會毫不保留地接受已經爭論過的結果將之視為既成條件，然後在這個制約底下非常努力地想方設法讓自己正確：所以他們才能夠卸除古老的防備直搗局內人長久未遭侵犯的聖殿。一次又一次東尼（在他自己設定的條件之下）都證明他是對的，對我來說這還不是最有趣的，更有趣的是他與日俱增的理解能力，偉大的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把這種能力稱之為融會貫通。要了解一個歷史事件史學家必須從一種思想框架當中解放出來，接受好幾種不同的思想框架要同時都能成立。這樣得出來的見解乍看之下好像令人比較無法滿意，但長遠來說所達至的成果卻遠遠更經得起時間考驗。也就是從東尼像這樣對多元觀點的接受態度當中，他最好的作品於焉誕生，這裡面最巔峰就是《戰後歐洲六十年》。
也就是在這裡，環繞著多元觀點的問題，東尼自己在知識追求上的思路，和二十世紀的思想史不期而遇。本書的兩個部分，傳記和歷史在這個世界上各自所行經的彈道，交會於一九八九年，東歐風起雲湧四處革命的那一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框架最終崩解，而也就是在這一年，東尼開始想要怎麼樣來寫一部他至今無人能敵未來或許也難有人能望其項背的戰後歐洲史。
東尼和我也就差不多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相識。我當時正在布朗大學修習小湯瑪士．西蒙斯教授開的東歐史，課程中讀到東尼寫的一篇有關東歐異議份子一九九〇年春天進退兩難的長文草稿版本。之後沒多久，感謝瑪麗．葛拉克熱誠居中介紹，東尼和我第一次見到對方本人。多虧葛拉克教授和西蒙斯教授調教有加，我對東歐史大感著迷，之後就到牛津熱誠地攻讀這此一學術領域。從此開始隨後二十年的研讀寫作，才能讓我今天有辦法進行這個對話。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東尼正到達一個關鍵性的轉捩點（我現在可以看得出來這件事有多重要了）。在那不久前他和另外一位偉大的論戰對手（尚—保羅．沙特，在過去未完成一書中）剛進行了一場精彩爭辯，雖然隨後仍有單方面的相關論文問世，他對真理的看法從那個時候態度開始轉為更加平和，學術上也更加多產。
對一九八九年發生在東歐的幾場革命有所貢獻的知識分子，諸如亞當．密區尼克和哈維爾，都很關切活在真理中這個議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本書的絕大部分，作為一部思想史和政治史，正是有關於巨大真理和小型真理之間的差異，所謂巨大真理是相信世界上有一些偉大的理由和終極目標似乎需要大家不時說點假話不要求全責備，而小型真理則是大家終究還是可以發現的事實。大真理可以是確定會來到的革命，就像有些馬克思主義者所相信的那樣，或者也可以是明顯的國家民族利益，就像「德萊弗斯事件」當時的法國政府，或者是伊拉克戰爭時期的布希政府。但是即使我們選擇的是小真理，就像左拉在德萊弗斯事件裡面所做的選擇以及東尼在伊拉克戰爭過程中所做的選擇，世人到現在仍然不清楚到底哪一種真理能夠符合事實。
二十一世紀的一個知識上的挑戰有可能是這個：一方面像這樣為真理背書，同時又接受真理有多重不同的形式和基礎。東尼在本書的最後為社會民主所做的主張就為了這個立場有可能呈現什麼風貌樹立了典範。東尼自己就正好出生在國家社會主義所帶來的災難之後，人生的過程中又目睹了馬克思主義以慢動作逐漸失去可信度。他成年之後所處的時代裡，自由主義多次試圖捲土重來，可是沒有一次能夠得到普遍的接受。置身在這個百廢待舉的大陸之上，涵泳在其中的各類思想之間，社會民主作為一種觀念所幸存活了下來，也被當作一個可行的方案來實踐。在東尼的一生當中，社會民主制度曾經被建立起來，隨即有些時候又被取消。他為了要重建這個制度所做的論述，建立在好幾個不同的論點之上，乞靈於好幾種對不同的真理所產生的直覺。其中最強的論點，套用一句以撒．柏林最喜歡講的話，是說社會民主制度讓人可以正正當當地活著。
這種種不同的真理當中有一些就在本書的內頁裡被來回投擲，而且常常都是成雙成對。例如說，歷史學家的真理和論文作者的真理就不是同樣的真理。歷史學家有辦法同時也必須對一個過去的時刻比論文作者對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一點。論文作者遠比歷史學者更常不由自主地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種種偏見當作一回事，而且因此為了要強調還得稍微誇大。具有可信度的真實程度和誠實正直的真實程度畢竟還是有所區別。所謂具有可信度是你希望別人怎麼生活你自己就以此為準怎麼生活；所謂的誠實正直則是承認這種想法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差不多的情形，慈善的真實程度和批評的真實程度畢竟還是有所區別。要把我們自己和別人最好的那一面拿出來，這兩者都是必不可少，但是沒有辦法在同一個時刻裡把這兩種真實程度都實行出來。沒有辦法把任何這樣成雙成對的真實程度化簡為某種含蓄的真理，更別提要讓所有這些真實程度都化為某種終極形式的真理。因此對真理的探索就會涉及許多種不同的找尋方式。這就是多元思想：並不是各種思想相對存在的同義詞，而正好是反義詞。多元思想接受不同種真理的道德真實，但是不接受這些真理可以全部都放到同一個天平上，用單一價值觀來衡量的想法。
世界上有一個真理我們都知道比任何反過來的陳述都更可信，這一個真理不需要任何人再多說什麼：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終究都會走到盡頭。其他的各式真理環繞著這一個真理就像群星環繞著一個黑洞，使這個黑洞顯得更明亮一點，更新穎一點，比較沒有那麼沉重。這一個最後的真理幫助我給這本書最後定型。如果沒有在一定的時間裡面付出一定的努力，這本書不可能有辦法出現，在我來說只不過是一個友愛的姿態，但是對東尼來說可是肉體上的巨大努力。然而這並不是一本有關於奮鬥的書。這本書是有關於思維的生命歷程，也是有關於事事經心的人生。
布拉格，二〇一〇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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