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起點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向晚時分，我接到半島電視台（Al-Jazeera）打來的電話，問我能不能立刻趕到他們的曼谷攝影棚接受訪問。兩天前，泰國的軍方宣布戒嚴。當他們問我宵禁前能否及時返家，我恍然大悟，事情不只這麼簡單：泰國正在發生八年內的第二次政變。
泰國的戒嚴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制定，幾乎將所有權力從人民和其他行政機關轉移給軍方。相對地，國際人權法遲至二戰後才生效，從未超越言之鑿鑿的修辭表象，無法在泰國生根。曼谷的軍人毫不關心在日內瓦和紐約簽署的協定，也不受其影響，他們統治泰國已近十五個年頭。在當今的年代，泰國的現況究竟算是依法治理（rule of law）或以法治理（rule by law），大多取決於外國強權的消極、政治信念與壓力。
其他國家立即回應了那個五月傍晚的泰國最新動亂。兩個國家挺身而出，一如他們七十年來在泰國的作為：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兩國的回應卻是再極端不過。政變發生後僅僅數小時，美國國務卿發表聲明表示他「對政府失望」，並補充，「此次軍事政變毫無正當理由」。兩天後，美國政府暫緩三百五十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其中三分之一的援金撥給泰國。美國暫停所有非必要的官方參訪，並且敦促美國人審慎考慮赴泰旅行。值得注意的是，國務卿也呼籲釋放政治領袖，讓媒體機構重新營運，回歸民主並尊重人權。
中國並未發表聲明，而是在隔天透過尋常的新聞記者會，由外交部發言人評論：「我們希望各方皆能審慎行事，開啟對話與磋商，盡快重建國家秩序。」三天後，另一位發言人補充：「中國駐泰大使館如常履行職責與運作。我們希望無論情勢如何演變，中國與泰國間能持續友善交流與互利的合作。」
上述回應的時間點與本質，暗指或斷然透露兩個論點。第一，他們完全陳述了各自國家對泰國的政策，皆已確鑿實施數十年。美國私底下雖暗中鼓勵或樂見泰國這些年來的十九次政變，但從未給予公開支持，且幾乎總是發表公開批評。相反地，中國從未公開譴責或縱容泰國的政變，而是維持一種中立的不干涉立場。儘管中國熱烈關切並涉入泰國的政治賽局，但其一貫政策是不加評斷泰國「內部事務」。
第二點看似違反直覺，對於政變的反應關乎兩國的泰國政策成效──即各國的影響力強弱。至少從世紀之交以來，地理距離遙遠、政治注意力分散且策略搖擺不定的美國，對於泰國的影響力日見衰退。至於鄰近且沉著的中國，其豐沛影響力則迅速增長。美國發表聲明的內容（「失望」）與時間點，對於目前的政策失靈且未來的政策面臨危機，透露出驚訝與猛然的憂慮。中國的情報機構必定掌握程度較高，且無論如何維護了中國的利益（「無論情勢如何演變」）。除了兩國對「人權」和「秩序」的公開關懷之外，檯面下有更多張力上演。
塔克辛
美國與泰國的密切關係在程度與建設性上皆顯現衰退，跟二○○一年塔克辛在泰國當選同時發生、且部分相關。如前所述，在不明智的反恐協定與未見成效的自由貿易協商下，美泰關係衰弱欲墜。二○○六年的政變因此不為華府所樂見，不再是美國六十年前支持過的文明、迅敏、救贖般的軍事統治。相反地，在塔克辛治下，中國與泰國的政治、外交、經濟和軍事連結全都增長且茁壯。泰國不僅積極地接觸北京，而且在半世紀以來，中國首度有能力且熱切給予回報。
此外，奪權軍政府關注的焦點仍然在中國身上，而泰國混亂的經濟決策對美國的貿易投資影響較大，對更靈活的中國影響較小。泰國增加的百分之六十軍事預算裡，大部分用於向中國購置武器與軍需品。依據美國的原則，會在政變後降低供給泰國軍事援助，但原意在懲罰與遏制的原則，卻相對限縮了美國的勢力。當華府行使中止何項計畫的決定權後，可預期且蓄意地傷害了兩國關係。但美國的做法卻未能造成泰國政權有所改變。國務卿的回應可視為世紀之交以來美國對泰政策的縮影，優柔寡斷、錯估情勢且適得其反，既無民主原則，亦非以務實精明（如同中國一般）為優先。更值得關注的是，泰國將領不再如過去那般想要、或需索美國的認可。
在抗議、鎮壓環繞，且利用王室做為政治戰場下，二○○八年的大選將塔克辛提名的另外兩位候選人送上掌權大位。動盪並非美國或中國所願，美國還換了一位缺乏必要經驗的大使，使自己落入更惡劣的不利局面。直到與美國有深厚歷史連結的政黨，在獲得泰國軍隊的關鍵助力，於二○○八年底重新掌權。這件事證實，來自歷史的連結，終歸只是歷史。勉強維繫了十年，且受到泰國與野心勃勃中國間的新近往來所挑戰，美國與泰國舊菁英階層的關係已是窮途末路。
伴隨著二○○九年的紛擾預兆，二○一○年泰國經歷十八年來最嚴重的政治暴行。軍隊為其支持的政府違法出兵干政，且將於四年後對另一個軍隊反對的政府出手。美國的聲明同樣蹩腳、含糊，泰國勢力若非無視即宣稱獲得美方支持。中國的沉默說明了其專注與自信。二○一一年大選讓塔克辛的妹妹盈拉．欣那瓦（Yingluck Shinawatra）掌權時，美國支持泰國的投票權，卻對此結果產生新的擔憂。確實，盈拉繼承了中國的人脈網絡，在質與量方面皆使美國對手相形見絀。
二○一二年十一月，當美國總統歐巴馬選擇泰國做為連任僅僅十一天後的出訪國，但表態在那時已太遲，遠遠太遲。儘管歐巴馬將泰國描述為「美國在亞洲最老的朋友」，他的用語卻無疑承認這是一段受輕忽的友誼：「重建美國的密切關係」、「重申支持民主的重要性」、「重振我們的結盟」。彷彿要強調這一點，相隔兩天，在北京選出其繼任者僅僅四天後，即將卸任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泰國，參訪行程與歐巴馬高度相仿。但是他在泰國待了兩天、勝過歐巴馬的一天，務實地談論利益、策略與進步，而且不稱泰國為友邦，而是「自古以來」的親族。
原因與影響
在二○○○年代的開端，以及塔克辛時代草草終結的二○一四年，泰國對其西方盟友和亞洲鄰國的觀點，跟他們看待泰國的觀點一致。儘管起初塔克辛自身需為此漂移負責，事實是二○○六年或二○一四年漂移未見中止，代表變遷並非連結至任一個人、家族、政黨、派系，或者以顏色為符碼的泰國政治信念。移入中國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且遠離美國的勢力範圍）成為根深柢固的、文化上的與國家的共識，不僅超越了泰國國內的「黃衫軍對抗紅衫軍」分裂，更是雙方陣營的罕見默契。
此外，泰國的外交事務與國內的政策推行皆貫徹此一漂移──在塔克辛政府更見深厚扎根。從世紀之交開始，以威權治理監督自由經濟的「中國模式」，穩定取代了泰國有過的民主表象。二○一四年政變後泰國外交部未自主發表聲明的舉動，指出外交部的角色是泰國強人，諸如塔克辛與眾位將領所做決策的美化轉譯和傳聲筒。
在泰國，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初之間勢力劃分的差異，僅限於世家與地方省分。前者是保守反動的「黃衫軍」，由君主、軍隊和資本菁英結盟，根據地在曼谷與南方省分。反對者組成「紅衫軍」，混雜塔克辛支持者、新富階級，以及一再遭剝奪公民權的泰國北部與東北省分人口。雙方陣營爭相主張代表泰國的民主與「真正的聲音」，卻雙雙遠離民主且充滿謬誤至極的見解。他們的政黨不願扮演盡責的反對黨；他們的成員樂意動用暴力打擊反對陣營；他們的領導人只追求自身的權力，不顧選民的任何合理想法。
伴隨泰國此種「民主」的修辭軍武競賽，繼之而起的是對「人權」的主張。然而，漸趨中國模式的威權主義透過（而且包含）二○一四年的兩次政變，僅僅揭露極為政治化且高度選擇性的人權議題。塔克辛在任期間以其「反毒戰爭」與鎮壓南部的惡劣濫權著稱，外加打壓媒體。他的繼任提名人及軍人領導或支持的政府，全都引人注目地迫害難民、明顯違反言論自由，且自始至終令人難以置信地免責。就在軍人違法動用致命武力對付民主人士的同時，泰國也在二○一○年五月加入（與隨即主持）聯合國人權大會，這讓泰國與大會同樣蒙羞（美國與中國雙雙投票給泰國）。
回溯較早的年代，在歷史與文化因素的貫穿驅使下，泰國成為國際關係介入國內政治的一處戰場。一百年前，「暹羅」（Siam）搶先將權利與領土獻給西方強權，如此才倖免於殖民統治。與此同時，對於不受曼谷穩固控制的土地與人民採取準大一統（quasi-irredentist）的手段。此種對外退讓與對內鞏固的做法，自此成為泰國領導階層與人民的特徵，形塑出一個欠缺意識型態的國家。泰國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經歷一段共和主義，而後根基不深的共產黨員的起義延續了二十年，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接著是一九七○年代與一九九○年代初期短暫綻放的民主熱潮。除此之外，泰國僅有的意識型態情感是一種未受明確界定，且愈發受到操縱的「忠君思想」。
泰國君王於二戰尾聲時展現親美的外交政策，一年後蒲美蓬國王登基時亦然。這兩個事件接連上演並非偶然；蒲美蓬在美國出生且深切反對共產主義，他協助培養、維繫並促進泰國與世界最具權勢國家間的關係。此後二十五年，植基於反共人士的政策亦公開或實質上反中國。即使共產主義與中國在泰國眼裡的威脅開始減退，然而後者持續提倡共產主義且穩定躍升為全球強權，使泰國繼續靠攏美國，直到世紀之交。同樣地，泰國尊重民主人權的政策始終與美國一致。威權主義於一九七○年代進逼，到泰國決定更開放的體制較符合自身利益後，美國人成功鼓動了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年代的自由改革。
泰中關係的倒退非以十年為單位，而是數個世紀，體現於保護和進貢、交流及貿易。到一九四九年，泰國與中國在二十世紀的連結偏重文化與經濟層面，遠勝政治，結果造成集中的華人移民，以及他們被迅速排拒於非經濟面的嘗試。下個二十五年間的泰華關係因共產主義而陷入敵對，泰國華人有些受到寬容，有些淪為歧視和迫害對象。泰華關係從一九七○年代晚期開始解凍，華人的地位隨即提升。到了二○○○年代，華人開始茁壯興盛，泰國人則領導國內幾乎所有領域。與半世紀前相比，國際與國內的動態關係都已徹底轉變。
泰國的軍方─君王菁英階層與美國皆無理由抗拒上述現象，直到塔克辛個人導致此現象形成對他們的直接挑戰。但是到那時賽局已近終了，二○○六年的政變成為最後手段。政變全盤皆輸。政變未能推翻塔克辛，反而讓他的影響力與權勢延續了八年。政變未能修正美國對泰國的不做為，反而使隨之而來的關係惡化發展得更迅速。政變未能遏止深化的泰中關係，反而加速中國在東南亞的地緣政治擴張，使美國付出代價。而且，政變未能反轉政治上分歧的「中國模式」在泰國的吸引力漸增，反而導致民主人權急速衰退。
隨之在泰國發生的二○一四年政變，完全是前八年最赤裸的例證與最戲劇化的產物；沒有什麼能像失敗如此成功。
手段與意義
本書試圖說明二十一世紀初期泰國政治地景演變的三個原因，它們分立卻彼此相關，值得加以關注。首先，一位美國政治家曾說過一句巧妙名言，指稱「所有的政治都是在地的」（all politics is local）；國家與國際議題在較小的選區具有意義、影響與重要性。反之，全球化主張地方或國家事務，諸如思想、產物、體制、文化，則有能力超越地理發源地，在全球規模獲得應用或接納。上述兩項原則有時直接互動並非新鮮事。這位政治家的評論語出於一九八二年，當時對於全球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擔憂，使他們在莫斯科與華府的擁護者各自干預遙遠小國的領袖與事務。小國接著影響超級強權的政治與政策，美國在東南亞最好的例子是中南半島的戰爭，以及貫穿諸場戰事的「骨牌理論」（domino effect）。
本書將下列態勢視為不證自明的事實：在政治勢力的分布與預測層面，世界再度變得更加兩極而非多極化，而這將隨著二十一世紀的推進愈演愈烈。無論美國在海外有效造成影響的能力是否逐漸、有限度衰退，或者僅僅漸趨平穩（相對於高峰的平穩停滯期），仍有待商榷。但是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將依舊是全球地景的兩股主導亮點之一。另一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將持續自外於「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歐盟和日本。遲早中國將挑戰美國，而非其餘任何「新興」（意指區域）勢力，但是在一個主要層面上將有所區隔：只有美國人將會持續不懈，至少視民主人權為其外交政策名義上的重點項目。
美國與中國雖公開承認彼此為全球「夥伴」，但他們當然是競爭者；兩極化或許是當前及短期內的現實，不過絕非任一國家的長遠目標。兩國中的哪一國能逼退對手，將取決於「地方」，即某個國家、國界、聯合國投票、空軍基地、次區域與航道，在一段時間內的發展。公然的領土擴張比較像是過往數世紀，而非今日的典型，然而冷戰形式的「勢力範圍」依舊是當今的秩序。隨著中國勢力占領有爭議的島嶼並構成新的爭議，南海（South China Sea）成為這項原則的部分例外。無論如何，國際人權法律的可及範圍與效力是絕佳例證。做為美國人和中國人爭搶地緣政治勢力的泰國則是另一個。
第二，假如所有的政治都是在地的，那麼所有的政治也就完全相關。兩極化的特徵，在於兩國的勢力與其他所有國家相關。但這也是兩國間相對力量的指標。泰國呈現的是一種零和賽局，美國讓步多少、中國就擴張多少，導致權力平衡狀況已不再偏向前者，開始由後者取得優勢。對於美國人而言，泰國已然從長期而忠實的盟友，一個全球強權的理想友邦，可信賴度已轉為模糊或有條件式的。而對於中國人而言，泰國基本上逐漸居於相仿的地位，只是對其代表著進展而非損失，並且持續轉向中國一方。
另一方面，一個向全球強權尋求結盟的國家，通常會藉由戰略上的模稜兩可達致較好成效。對泰國而言，這不是一個零和賽局；美國和中國皆為有條件的盟友，這會勝過僅有一個本質上無甚差異的友邦。這包括大多出於不得不然、雖鞏固卻排外的結盟關係，如同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泰美關係。而在一個無深厚民主人權根源的國家，民主人權會在哪種劇本下興盛或衰微，端視盟友／盟友群的優先順序。
第三點與最後一點，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泰國政治地景轉變值得關注，簡單來說，因為發生地點在東南亞。其他區域定將於未來數十年間的美─中全球權力平衡上扮演某種角色，但是沒有一塊區域可能超越亞洲的重要性。這同時是歐巴馬將此區域視為「樞紐」（Pivot）的原因與後果，藉此回應中國的興起。無論如何衡量，泰國皆非亞洲最有力量國家的其中一員。然而日本、印度、兩韓，甚至印尼，從結盟關係來看皆未偏向美國或中國，不過中國將投注難以預期的努力與活動，甚至企求情勢在中程的階段產生改變。巴基斯坦是一個顯然的例外，巴國全力配合美國在南亞的軍事行動，但同時也與中國為友以抵制美─印關係。未來決定美─中權力比重的大部分亞洲國家都是小國，而且目前的政治影響力有限──後一種特徵將要改變，起初只不過基於一張地圖。
地緣政治及其不滿
在一九八○年代中期至二○○○年代初期之間，由於不具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使得泰國跟上述國家脫鉤於全球活動和優先考慮事項。相反地，此後十數年間，泰國因為地緣政治重要性顯著上升而加入那些國家，這與二戰後泰國的地位不無相似之處。戰後期間與今日的關鍵差別，在於美國賦予泰國最重要的任務為何，而現在中國也正如法炮製。
在「政治」地圖上，國家從來不只是塗滿顏色的民族國家。它們也是穿越、圍繞、居間、含括於那些土褐色區域的「有形」對應物。對泰國而言，這代表昭披耶河（Chao Phraya）、湄公河（Mekong）和薩爾溫江（Salween River）。代表泰國灣（Gulf of Thailand）、安達曼海（Andaman Sea），以及分隔兩片海域的克拉地峽（Isthmus of Kra），也代表延伸海域的馬六甲海峽（Straits of Malacca）、南海和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代表二十座丘陵或山脈的部分地帶。而且代表位於這些有形實體底下、之中、之上的一切事物，還可能包括它們鄰近或通往之處。國家是地緣政治的實體，為了地緣政治競爭與結盟。
馬六甲海峽是一條吞吐量龐大的航海捷徑，也是國際衝突事件發生時海上封鎖的理想位置。原因何在？因為它是全球三分之一的貿易、世界三分之二的石油與液化天然氣運輸航道。每一天，經由馬六甲海峽運送的石油是蘇伊士運河的三倍、巴拿馬運河的十五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淨進口國，也是地球上最大的市場之一。由此觀之，美國海軍實質控制馬六甲海峽數十年就是為了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
自從二○○○年代初期，中國就開始回應美國的海上優勢。中國逐步組建一支藍水海軍，在南海展示海空軍力。在寮國，中國資助建造水壩，援助供應南方省分雲南的能源需求。在緬甸，中國從安達曼海和孟加拉灣擴建石油和天然氣管線，管線路徑滿是港口、道路和其他穩固的基礎設施。中國控制柬埔寨百分之二十的海岸線，能源和海濱近用權是期望的結果。
中國也以美國自一九七○年代初期後不復見的方式利用泰國領土，使得美國在有採取行動時，將回應面臨新的現實。當美國公開反對中國在寮國興建的最大的水壩，並且到二○一一年起才改變對緬甸的孤立政策，中國則已在泰國投資造路與鐵路線達兩年餘。同一年歐巴馬宣布「亞洲樞紐」，要點是在澳洲部署海軍兩千五百人而一直未臻完備，以及派幾艘船艦航向新加坡。同一時間中國在南海建造三千多英畝的人造島嶼，威脅要在人工島領空實施禁飛區。諷刺的是，雖然美國意在回應崛起的中國勢力，但歐巴馬允許他的政策在任期將盡時淡隱，中國日漸強盛。
經濟永遠是地緣政治的一項要素。為了解釋美國政府為何未於災難性的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時幫助泰國紓困，如同數年前對墨西哥伸出援手一樣，一位美國官員如此評論：「泰國不在我們的邊界上。」而身為區域唯一的經濟強國，且無疑因為泰國位處近鄰，中國撥給了泰國十億美元。
然而，由於美─中貿易協定與後者在二○○一年取得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會員身分，國家追求經濟利益的能力與迫切性，獨立於（其他）地緣政治政策興起。大多數國家承認，全球經濟整合會使其對手獲益，而他們自身及其盟友也同樣獲益。不過，他們也承認其對於實現自身利益的必要性。因此，與各國之間與內部的支配性地緣政治競爭相反，經濟因素通常並非零和賽局，因此得以免除別無選擇或不得不然的等式。各國做出選擇，一則在其經濟利益極其微薄時（例如美國在一九九二年對古巴禁運），或者當關係低點導致他們將經濟利益居於次要地位（例如美國／歐盟在二○一四年制裁俄羅斯）。然而經濟利益漸增的支配地位，使得國家被迫保護其經濟利益，不顧其他的地緣政治優先考慮事項，這在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最能戲劇性地闡明。一九九七年時泰國不在美國的邊界上，正如二○○八年時美國不在中國的邊界上，但中國當時是（並且依然是）美國債券市場的主要債權人。身處二十一世紀，為貿易而起的戰爭將持續極其罕見，「貿易戰爭」則像是技術性的餘興節目。
中國近年的興起勢不可當，對於美國的經濟重要性自然增加。然而，雖然中國與泰國地處鄰國且經濟連結漸深，美國的對泰經濟政策並未同步強化。中國與泰國在二○○二年簽署一項自由貿易協定，且於二○○六年政變至二○一四年底期間，中國從泰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躍居第一。美國和泰國間不存在自由貿易協定，在這段期間內，美國從泰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落居第三。在二○一四年，中國對泰國的直接投資預期將於未來五年間翻倍，美國在此領域排行第六，僅占百分之二。無論將其視為地緣政治的可能要素或一項獨立任務，美國與泰國的經濟關係遠非蓬勃。
地緣政治下的民主人權
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於二○○九年二月出訪中國，當記者問到西藏、台灣和人權事項，她答覆道：「我們對於那些議題的堅持，不能有礙於全球經濟危機。」
假若此次危機證實了經濟是新的必要事項，那麼民主人權就是經濟或能取代、勝過的其他地緣政治要素。希拉蕊的盤算（由她的公開招供構成）意味著中國大獲全勝，不僅西藏和台灣的情勢未受質疑，而且表述的理由出自美國的脆弱而非戰略。「那些議題不能有礙於」，因為美國歸類此兩地具有可忽略的地緣政治重要性；他們被看待且充分揭露為次要、附屬地位。相反地，由於將「一個中國」政策視為必要，中國認為西藏與台灣是毫無談判餘地的關切事項。
然而就在同一年，美國對亞洲他國展現其行使更負責任且有效手段的能耐。美國選擇在一九九○年對高壓的緬甸實施經濟制裁，且於二○○九年的政策評估後撤銷。一九九○年中國的經濟實力有限，而美國在緬甸的其他利益微不足道，使制裁成為地緣政治上合理的政策。二十年來中國在緬甸的勢力迅速增長下，制裁延續的時間已超越其具爭議的效力，且變得產生反效果。美國的地緣政治盤算需要更加介入且細緻的緬甸政策，也讓民主人權更有進步的機會。
泰國在此盤算裡的地位於過去數十年間大幅變動，在某部分上造成此地民主人權的推遲與衰退狀態。冷戰期間，「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多在指涉資本主義而非政治權利，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也常在共產主義陣營找到擁護者。坐擁可觀的美國援助，泰國始終成功打壓國內與日漸滲透的共產主義，但是直到冷戰於一九九二年終結前未曾經歷自己的「泰國之春」。事實上，泰國在反共主義上的勝利，是仰賴於其獨裁與政治鎮壓，這同樣也受到美國的援助與支持。
在一九九二年與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機之間，泰國的擁抱民主人權僅獲美國的有限投入，當時共產主義久已退避成不再尋求輸出的意識型態。美國的反恐戰爭在泰國形同一部分的冷戰再臨，民主遭到遺棄，不法活動與違反人權卻反而成為雙方的表徵。而且自泰國的二○○六年政變後，美國在泰國的活動無論採取何種取向（較不傾向將其「外交政策核心價值」視為地緣政治要素），皆欠缺關聯與一致性。
中國的做法並非如此。從塔克辛時代之初開始，相對於常見的評判，他們對泰國的態度集中於治理和權利議題。中國確實鮮少批評其他國家損害民主人權。然而其沉默既響亮清晰，並且意義非凡。在最低限度上，沉默代表對威權主義的理解與接受，最糟的情況則代表認可與支持。更重要的是，其他威權國家逐漸將沉默理解為更強烈干預的邀請函（而且可能出自中國的盤算）。儘管中國反覆重申並非如此，它對泰國政變與違反人權的沉默，實則位居「不干預國內事務」的對立面。
同時評估美國對泰國更具條件限制的關係，如此做法顯然符合中國的地緣政治目的。前泰國財政部長功．恰帝卡瓦尼（Korn Chatikavanij）如此描述：「對他們而言，泰國維持威權主義的好處是泰國將失去選擇，只能與中國為友，因為你無法交其他任何朋友，而且絕對無法跟西方民主國家結為友邦。所以那正合中國的心意。」二○○六年以來，美國對泰國的政策既不如二○○九年對中國的做法般明確實務（不計代價介入），也不如二○○九年以前對緬甸的做法般富道德原則（不計代價孤立）。美國也不應如此，因為這兩種做法皆使民主人權脫離了地緣政治的其餘重要考量。
美國若要在海外重獲且維持對其「核心價值」的可信度，政策必須具有一致性，同時發揮效力。美國拒絕譴責二○一三年的埃及政變極其不利，尤其看在泰國人眼裡，他們批評這相對於美國批評其國內政變不啻是「雙重標準」。而且，除了遭逢悲慘至極的人權與人道情況（此時甚至軍事干預都可能具有正當性），強加「民主黑洞」或「人權真空」等評語同樣是不明智之舉。當地緣政治的其他所有考量在等待華府發布決策期間消滅，罕能見到民主人權獨善其身、獲得強化。民主人權的形式相當容易滿足，如在選舉與法律層面，但其意義與實質內涵卻凋零。中國潛伏於泰國的威權勢力已使民主受到侵害，美國的教條主義並非答案。考量到中國日漸擴張的全球影響力，美國在一個少有國家真能孤立的世界實施孤立政策，注定招來失敗。
若要革新對泰國的政治、外交、經濟與軍事涉入，美國必須開始跟中國競爭意識型態的影響力。美國必須開始跟中國人一樣看待泰國的治理與權利：具有真正地緣政治重要性的事務。這代表發布更關鍵的聲明，屬於適當的手段、並非長期戰略。不再只是呼籲泰國領導階層採納民主體制與尊重人權，美國必須說服並展現這麼做對泰國有利。借用一位美國官員最近的發言，美國不能堅持「只對泰國人抱有更高期待」。在二十一世紀，美國人必須對自身懷抱更高的期待。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