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判道：改變國家的基進力量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gmatic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沒有比一個人不再相信自己以及自己主導未來的力量，更黑暗或更具毀滅性的悲劇了。」
「想像一個沒有權力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概念選擇是有組織和無組織的權力。」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是為擁有權力的人如何保住權力而寫的；《判道：改變國家的基進力量》是為沒有權力的人如何取得權力而寫的。」
總結一句
激進分子如果想要看到目標實現，就必須理解權力的本質。
同場加映
穆罕達斯．甘地《我對真理的實驗：甘地自傳》（16章）
愛瑪．高德曼《無政府主義與其他論文》（17章）
娜歐蜜．克萊恩《NO LOGO：顛覆品牌統治的反抗運動聖經》（24 章）
納爾遜．曼德拉《漫漫自由路》（28章）
亨利．大衛．梭羅《公民不服從》（46章）
03
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
麥卡錫時代對共產黨人的獵巫行動，大量殲滅了美國激進派的陣容，但並沒有挽救一九六○年代的美國年輕人對政治人物與制度，以及他們的父母親所引進的物質生活，所感受到的幻滅。
對年輕人來說，世界被安排的方式一點也不合理，而且充滿不義。但是當阿林斯基聽到人們在說想要一個更好的世界時，這個社群組織先驅感覺就像是在問：更好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世界，以及如何實現？於是，他寫了《判道：改變國家的基進力量》（Rules for Radicals: A Pragmatic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按：原文書名為《基進者規則：給務實基進者的實用入門書》），給決心要達成真正改變的人，而不只是口頭上說說，想要有一個充滿和平與愛的世界。
平等、正義、和平、合作、教育機會、有意義的工作以及健康，都是值得爭取的理想，但並不容易實現；阿林斯基堅稱「歷史上的重大改變都是透過革命完成的」，但因為急著改變，激進分子很少理解群眾運動與革命性改變的機制。這是《判道》想要填補的落差。阿林斯基寫道：「不論場景或時間，在人類的政治活動中，有某些核心的行動概念在運作。想有效攻擊制度，了解這些概念是基本的功課。」在很多人之中，據說《判道》啟發了年輕的歐巴馬在芝加哥南部從事組織工作。
成為一名組織者
阿林斯基在基層社區開設組織課程，訓練來上課的每一個人，從中產階級的女性活動家到天主教神父，從黑豹（Black Panther）黑人民族主義者到激進的哲學家。他警告大家，活動家或組織者的生活並不容易，要全天候投入，而且通常看起來沒有什麼具體成果。
阿林斯基在領導人與活動家之間，也畫出一道明顯的對比。領導人的工作通常最後是對自己有利，但活動家的目的是賦予其他人權力。組織者必須具有的一個特質是溝通與激勵別人的能力。其中一部分是要會運用幽默感，但叛逆的一代很少人知道如何使用。阿林斯基說，如果想要突破保守派的心牆，真正的激進派會剪掉長髮；因為大眾通常對煽動暴亂者的大聲喊叫退避三舍，因此從來不會費心去了解抗議者追求的東西。阿林斯基也譴責一九六○年代的抗議者把燒毀美國國旗當成抗議的一部分。這種行為只會造成疏離，焦點應該放在未能實現美國理想的個別政治人物。
如果只是為了達成更好的結果，組織者應該要願意運用想像力，站在敵人的立場思考。「妥協」並不是一個骯髒的字眼，事實上，這是形成一個自由而開放社會的關鍵。沒有妥協的社會，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社會。另外，阿林斯基說：「如果你從○開始，要求達到一○○％，然後妥協了三○％，其實你是提前了三○％。」但重要的是，組織者必須把問題看得很清楚。為了要達成目標，你必須相信，或讓別人相信，你的理想是百分之百正義的，而另一方完全是不道德的。舉例來說，美國開國元勳知道，為了要把充滿懷疑的各州與殖民地，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他們必須對大家灌輸一種道德的優越感。因此《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完全省略了英國做的好事，只提出壞事。
因此，組織者必須把自己分成兩部分：一方面，相信自己這一邊完全正確，另一方面，在實際的談判中，為了完成任務要願意妥協。
活動家的行動
對於目的是否能合理化手段的問題，阿林斯基並未退縮。對他來說，唯一的問題是，特定的目的是否合理化特定的手段。為了得到想要的東西，人生很自然會牽涉到不斷的取捨，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沒有一個活著的人沒有做腐化自己的事。他寫道：「害怕腐化的人，害怕人生。」當我們採取行動時，比較好的方式是想著對人類最好的事，而不是是否符合個人的良知。如果我們選擇的是符合個人良知，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夠在乎人們為了自身利益就會腐化。當我們看見不正義的事，最不道德的行為就是不採取任何行動。
阿林斯基觀察到一個道德規則：一個人對一個議題越少直接參與，就會更有道德性。牽涉越深，對道德細節的疑慮就越少，也更能聚焦在把任務完成。
抗議的特權
阿林斯基說：「身為組織者，我從世界的現狀而不是從我希望的世界開始著手。」為了改變，我們必須在「現有制度」中做事，而不是脫離社會，去「做我們自己的事」。而且，如果人們已經決定想要有所改變，只能進行一場持久的革命。如果不是這樣，革命就會變成獨裁，就像我們在蘇聯與毛澤東的中國看到的一樣。定期主動參與對你很重要的議題，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權利。阿林斯基認為，如果你不像公民一樣行動，你就失去了作為一個人的身分。
總評
阿林斯基寫這本書的時候，美國針對社會變革的文獻非常少，存在的文獻往往是共產主義或另一個對現狀歌功頌德的極端。他想提供的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而是為了所有「沒有」（have nots）的人，能夠有效改變現狀的東西。今天，這可以說包括了右派的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以及左派的占領運動（Occupy movement），而且事實上，茶黨活動家已經把阿林斯基的教導改寫到一本名為《愛國者規則》（Rules for Patriots）的手冊中。
《叛道》似乎具有超越時間的價值，因為書中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意識型態，只談如何促成改變。阿林斯基譴責教條就像「人類自由的敵人」，並提出警告，在任何一種革命運動中，對於教條都要非常小心應對。任何形式的殘酷與不正義，都可以在某人所謂的真相中找到理由。本書較重要的訊息是權力本身：為了達成任何目標，我們必須成為小心學習權力的學生，因為如果處理不當，權力將會腐化或摧毀我們奮鬥追求的理想。
索爾．阿林斯基
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在一九○九年出生於芝加哥，父母親是俄羅斯－猶太移民。他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學習考古學，並在伊利諾州政府擔任犯罪學家一段時間。在工業組織大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工作之後，從勞工運動轉為社群組織工作。
他為芝加哥的貧困地區做事，特別是後院背後（Back of the yards）的肉品加工區（辛克萊《魔鬼的叢林》的場景，見42章），他的成功促成全美各地開始協助社區的行動。一九五○年，他回到芝加哥為黑人貧民窟做事，然後到舊金山工作。他成立的工業區基金會（The 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訓練了很多社群組織人才。
阿林斯基在一九七二年死於心臟病，就在《叛道》出版一年之後。他一直是許多紀錄片與三本傳記的主角，包括霍夫曼（Nicholas von Hoffman）寫的《激進者：阿林斯基傳記》（Radical: A Portrait of Saul Alinsky，二○一○年）。
1848
共產黨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為產品不斷擴大市場的需要，在整個地球追著資產階級到處跑。他們必須在各地設據點、在各地安頓、在各地建立連繫。」
「你對我們想要取消私有財產制感到恐懼不安。但是在你們目前的社會中，十分之九的人的私有財產已經被拿走；少數人會擁有私有財產，只是因為十分之九的人手上沒有任何財產。」
「除了知識特徵的改變會與材料的改變成比例，思想史還證明了什麼？每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一直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總結一句
在整個階級結構被摧毀之前，工人剝削與苦難不會結束。
同場加映
愛瑪．高德曼《無政府主義與其他論文》（17章）
喬治．歐威爾《動物農莊》（37章）
厄普頓．辛克萊《魔鬼的叢林》（42章）
29
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馬克思的祖父與曾祖父都是拉比（按：猶太教律法老師、智者），在普魯士萊因蘭地區的特里爾城（Trier，按：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為當地的猶太人服務。他的父親漢利希（Heinrich）是個律師與政治自由派人士，他後來改信路德教派，以免家人受到反猶太法律的波及；他的母親亨莉黛（Henrietta）來自一個後來成立飛利浦（Philips）電子產品公司的有錢荷蘭猶太家庭。他哥哥是一個實業家與銀行家，馬克思與妻子珍妮（Jenny）定居於倫敦之後，哥哥給了他一筆借款，讓他們在經濟上能周轉自如。馬克思也不時接受知識夥伴恩格斯的財務援助，恩格斯的家人在曼徹斯特擁有一座棉紡廠，在德國也有商業利益。如果沒有這筆錢以及這筆錢所提供的自由，馬克思就很難寫出他的曠世巨著《資本論》（Das Kapital），或持續他在幾個國家的活動。但是對他而言，短期的財務困難和他把自己視為人類歷史方向啟示者的想法，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作為黑格爾的學生，馬克思也深受影響。有一段時間，他和「青年黑格爾派」（Young Hegelians）混在一起，不過後來分道揚鑣，因為他不滿意這個普魯士哲學家把世界視為一個觀念的概念。馬克思認為，這個世界絕對是物質的世界，因此我們有形塑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力量。他在一八四五年發表的〈關於費爾巴哈的論文〉（Theses on Feuerbach）中寫道：「哲學家只是以不同方式詮釋這個世界，重點是要如何改變世界。」
三年後，他和恩格斯合寫了《共產黨宣言》。這是為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共產主義聯盟（Communist League）在倫敦的會議所寫的文件，但是它令人內心澎湃、甚至有點詩意的語言，讓它成為傳播社會主義觀念的一份重要文件，事實上也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文本之一。
革命的時機
在宣言中，馬克思與恩格斯一開始就提出一個另類的歐洲史，就是一場大型的階級鬥爭史，他們指出，這場鬥爭的動力正在快速變化中。因為在過去，從最低階層的農民到君王，歐洲社會的特徵是有很多等級的階層，現在正在凝聚成兩大群人：資產階級（城市的市民與商人等商業階級），以及無產階級（工人階級）。
資產階級從世界各地開闢的新領土、世界貿易的成長，以及包括航海技術等科技的進步，得到大量的利益。這種擴張導致以靜態的階級關係與繼承的財產為基礎的封建制度，逐漸過時與式微。封閉的行業與工匠行會制度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製造動力；行會之間的分工被每一個工廠內部的任務分工取代。產生的這一切新財富則意味著，資產階級有錢從封建貴族手中買得起自己的自由，因為過去資產階級也受到貴族的控制。
資產階級的成功有助於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特色。另外，馬克思與恩格斯寫道：「現代國家的行政」已經變成「只是一個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曾經是以傳統、舊關係為基礎，現在已經被一個共同特點所取代。他們說：「金錢已經把宗教狂熱、俠義精神、庸俗的多愁善感中那些無比美好的狂喜，淹沒在自我算計的冰水中。」每一個人的價值現在都歸結到他們的交換價值，而根據出生、宗教與政治效忠的階級變化，也被擁有為了商業利益剝削他人的工具所取代。在舊的穩定秩序的地方，資本主義時代的特色就是「持續的不穩定性與攪動」，因為對獲利的渴望會不斷尋求增加生產力，以及尋找銷售產品的新市場。所有的這一切一定會造成社會關係的變化。
馬克思與恩格斯有一個非常出名的說法：「所有的固體都融化成氣體，所有的神聖事物也被褻瀆了。」從鐵路、隧道到大規模農耕，他們對科技與生產的爆炸式進展大為驚嘆。然而新制度也帶來了一個無法預見的問題：生產過剩。因為產能非常先進，生產東西的速度比需求更快，因此導致了繁榮然後蕭條的商業循環。雖然工人沒有權力決定資金要如何配置，但他的生活與生計現在「都處在競爭的所有起伏中，以及所有的市場波動中」。另外，每一個工人現在也變成只是「機器的配件」；沒有個人工匠對自己的作品所感到的驕傲，只是單調的工廠過程中的一個元素而已。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他的工作，他的工資也下降了。他只是一個商品。工廠老闆與其他資本家競爭激烈，所以他的考量一定是壓低價格（與工資）。而在同一時間，所有中產階級的較低階層（小製造商、工匠、店主），都被吸收進入一個沒有固定形狀的無產階級，因為他們的微薄資源無法與實業家的資金與組織能力競爭，而且他們的技能也因為新的生產方法而過時了。
隨著時間的演進，無產階級結合起來要求穩定與提高工資、改善工作環境、成立工會。雖然這些努力大部分都失敗了，但是越來越強的階級意識導致政黨的形成，並呼籲例如限制工時等法律的改變，在一個所有關係都是以資金為基礎的社會中，對無產階級來說，道德、文化、宗教與法律很顯然並不是「普遍的」，而是資產階級要他們維持在原來社會地位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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