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當時，我坐在高麗航空（Air Koryo）一五二班機上，準備飛往平壤。這算是我第六次去北韓首都，不過，自第三代領導人金正恩上任以來，卻還是第一次。那天是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以記者身分前往北韓，向來是既令人著迷、又令人沮喪的奇特經驗，但這趟旅行超現實的程度前所未有。
我呢，就坐在瓊．安德遜（Jon Andersen）旁邊。安德遜是舊金山來的職業摔角手，擂臺綽號「強人」（Strong Man），著名招式包括跳水式碎頸摔（diving neckbreaker）、金剛式平舉墜擊（gorilla press drop）。
那天搭機，有個乘客想要我在經濟艙的位子，以便和朋友坐在一起，所以最後我換到商務艙（你沒看錯，共產國家國營航空也分階級的），隔壁就坐著安德遜。我們在紅座椅上坐好。這架伊留申噴射客機年久陳舊，座椅頭枕上裹著白色網眼布，底下則是金色錦緞座墊，看起來就像阿嬤家客廳放的扶手椅。
安德遜和另外兩位美國摔角手一樣，過了選手生涯的黃金時期後，在家鄉榮光不再，於是飄洋過海到日本，靠著他們魁梧的身型再次成為超級吸票機。在那裡，他們雖甘於平凡的名氣與收入，卻也仍留在市場上尋找新機會。因此，他們三人正準備接下一項絕無僅有的任務：破天荒第一屆平壤國際職業摔角比賽。這場武術綜合賽事在週末兩天舉行，由安東尼奧．豬木（Antonio Inoki）籌辦。豬木是日本摔角手，生得一副闊長方正的下巴，致力於透過運動促進和平。
我們起飛後，安德遜告訴我，他對北韓很好奇，想要越過美國媒體的陳腔濫調，親眼看看那裡真正的模樣。我實在不忍心告訴他，迎面而來的將是經過數十年精心打造的假象，為的就是確保北韓的真正模樣不被任何訪客看到。既遇不上未經安排的邂逅，也吃不到庶民家常的食物。
我後來再次見到安德遜時，他身穿一件萊卡黑短褲（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內褲），屁股上還堂堂印著「強人」（STRONGMAN）字樣。在平壤柳京鄭周永體育館（Ryugyong Chung Ju-yung Gymnasium）中精選出來的一萬三千名北韓觀眾面前，他輕輕鬆鬆拿下勝利，擴音系統隨即響起刺耳的讚嘆：「他是男子漢。」
安德遜不穿衣服時看起來更龐大了。我看著他的肱二頭肌和大腿肌，震撼得倒抽一口氣。那些肌肉繃得鼓鼓的，就像香腸肉塞得外膜快要爆裂般，簡直要突破皮膚逃走了。我只能想像北韓人有多麼震驚，他們許多人曾經歷饑荒，眼睜睜看著數十萬同胞餓死。
過了一會兒，一位更壯碩的摔角手罩著綴有亮片和羽毛的披風現身。鮑勃．薩普（Bob Sapp）這身打扮是為了懺悔星期二（Mardi Gras），而不是為了隱士王國（Hermit Kingdom）。
另外兩個日本摔角手個頭小得多，而當這兩個美國人朝他們暴衝，安德遜大喊：「幹掉他們！」
此情此景如同我在北韓見過的一切，人費解——心狠手辣的政治煽動分子的家鄉，正上演一齣美式鬧劇。觀眾席上的北韓人熟知受騙的滋味，沒多久，他們頓時明白這一切都經過精密編排，與其說是體育活動，不如說是娛樂節目。看出這一點後，他們開始取笑臺上誇張的演出。
我呢，卻幾乎分不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了。
距離我上一次來北韓已經六年了。那是二○○八年冬天，我來這裡採訪紐約愛樂交響樂團（New York Philharmonic），而我還覺得那趟旅行將成為歷史的轉捩點。
當時，美國聲望最隆的管弦樂團，正要在以仇視美國為基礎而建立的國家演出。在舞臺兩側，美國國旗和北韓國旗宛如兩面書擋，各自豎立成排，而管弦樂團就在臺上奏起喬治．蓋希文（George Gershwin）的〈一個美國人在巴黎〉（An American in Paris）。
「有一天，作曲家或許會譜寫出一首〈美國人在平壤〉（Americans in Pyongyang）。」在劇院裡，樂團指揮洛林．馬捷爾（LorinMaazel）這麼告訴北韓人，接著，他們開始演奏令人心酸的韓國民謠〈阿里郎〉（Arirang）。即使這群平壤居民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卻顯然也深受這支樂曲感動。
然而，轉捩點始終未曾到來。
同一年，北韓「敬愛的領袖」金正日（Kim Jong Il）在一次中風發作後虛弱不已，幾乎丟掉性命。從那一刻起，北韓政權就只把全副心思放在一件事情上：確保金氏王朝完好無損。
檯面下的計畫正悄悄成形，準備將時年僅僅二十四歲的么子金正恩，擁立為北韓下一代領導人。
而北韓還要再過兩年，才會對外宣布這位年輕領袖的加冕儀式。當時消息一傳出，有些分析家還指望金正恩（Kim Jong Un）成為一個改革者。畢竟這個年輕人曾在瑞士求學，遊歷過歐美國家，又曾接觸資本主義，理所當然會試著將其中一些思維引進北韓吧？
二○○○年巴夏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在敘利亞即位成為總統時，我們對這位在倫敦受過教育的眼科醫師，也曾懷著相似的期許；二○一七年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在沙烏地阿拉伯掌權後，先是造訪矽谷，接著又允許女性開車上路，同樣引起外界對他的殷殷盼望。
南韓首爾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長期研究中國的專家魯樂漢（John Delury）認為，金正恩也像他們一樣，在一開始表現出正面跡象。魯樂漢留神注意各種徵兆，想知道這位年輕領袖能否為北韓帶來改革與繁榮，一如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
然而，當時多數人抱持的是另一種樂觀態度——認為極權時代不久就要終結了。
從鄰近的南韓首爾到遠在美國的華府，許多政府官員和分析家都大膽預測（有時是竊竊私語，有時是高聲叫嚷），北韓將出現大規模動盪、大量人口外流到中國、軍事政變，以及政權瀕臨瓦解。這些唱衰的論調背後都有一種共通的思維：北韓政權移轉當然撐不到第三代姓金的極權領袖即位，更別說他年僅二十多歲，在奢華的歐洲學校受過教育，還是NBA芝加哥公牛隊（Chicago Bulls）球迷——一個據悉沒有軍政背景的年輕人。
車維德（Victor Cha）擔任過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對北韓交涉的首席談判代表，曾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大膽預言，金氏政權不出幾個月（若非幾週內）就會瓦解。
車維德大概是說得最斬釘截鐵的人，但絕不是只有他這麼想。當時，多數北韓問題觀察家都認為極權時代即將告終，還有廣為流傳的懷疑論指出，金正恩就是幕後推手。
而我也半信半疑，無法想像金家第三代領導下的北韓是什麼模樣。數年來我持續追蹤，從極近或極遠的距離觀察北韓。二○○四年，我成為《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派駐首爾記者，負責報導南北韓事務，從此長久癡迷於研究北韓問題。
接下來四年裡，我前前後後又去過北韓十次，其中有五次是去平壤採訪。我參觀過用來憑弔金氏領袖的紀念碑，也訪問過政府官員、企業主管和大學教授——無論何時，都有甩也甩不掉的政治監管人員同行。他們在場的目的，就是確保我看不到任何不妙的東西，以免對眼前精心布置的場景起疑。
而我隨時都在搜索真相的蛛絲馬跡。儘管金氏政權極力掩飾，卻還是可以輕易看出這個國家敗絮其中，什麼都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樣。經濟運作幾乎停滯，人民眼中的恐懼再也不容忽視。二○○五年，我站在平壤體育館（Pyongyang stadium）裡，距離金正日僅約四十六公尺，耳裡傳來周遭為他鼓掌的聲音，聽起來就像罐頭掌聲。
這套體制不可能撐到第三代還存在吧。可能嗎？
然而，預言將出現大規模改革的專家錯了，預言政權即將瓦解的人錯了。我錯了。
＊＊＊
在睽違朝鮮半島六年後，二○一四年我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特派記者的身分，再度踏上這塊土地。
我駐外數個月後，距金正恩成為終身領袖也將近三年了。就在那時候，我跑去平壤採訪職業摔角錦標賽——記者為了拿到北韓簽證都得這麼做。
結果我大吃一驚。
雖然我知道首都平壤正大興土木，卻沒料到規模如此浩大，在市中心似乎每隔一條街，就有一幢新的公寓大廈或電影院正建起來。以前來連看到曳引機也覺得稀奇，但轉眼間到處都是卡車和吊車，在幫身穿橄欖綠軍服的人蓋房子。
從前我走在這兒的街上，即使招搖著一張罕見的外國面孔，卻還是誰也不多瞧我一眼，只會一個勁低著頭走過我身邊；現在，城裡的氛圍沒那麼緊張了，市民穿得比較體面，孩子在新溜冰場上溜直排輪，整體上氣氛變得更加輕鬆。
然而，在如櫥窗般用來展示富庶的首都中生活，無疑仍是一片愁雲慘霧：年久失修的無軌電車依然長長排成好幾列；依然有眾多身形佝僂的老太太駝著巨大的布袋；觸目所及依然沒有半個肥胖的人，連勉強稱得上豐腴的也沒有——唯有那位大人例外。不過，作為維繫金正恩政權的權貴巢穴，平壤顯然不是什麼搖搖欲墜的城市。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成立七十年後，我沒看到這個共產主義幌子出現任何敗亡的跡象。
在那七十年裡，還有許多獨裁暴君崛起當權，世所共睹。他們為了滿足私利不惜折磨人民，包括：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波布（Pol Pot，柬埔寨前赤棉領導人）、伊迪．阿敏（Idi Amin，烏干達前總統）、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伊拉克前總統）、穆阿邁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利比亞前領導人）、費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菲律賓前總統）、莫布杜．塞塞．塞科（Mobutu SeseSeko，剛果前薩伊總統）、曼紐爾．諾瑞嘉（Manuel Noriega，巴拿馬軍事領袖）。其中有些是意識形態倡導者（ideologue），有些是竊國統治者（kleptocrat），還有更多兩者皆是。
其他地方甚至出現家族獨裁的情況：在海地，「爸爸醫生」（Papa Doc）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cois Duvalier）把權位傳給兒子「娃娃醫生」（Baby Doc）讓-克洛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在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塞德（Hafez al-Assad）把領導權交給兒子巴夏爾；在古巴，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安排弟弟勞爾（Raul Castro）接掌大權。
話說北韓三位金氏領袖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金家把持國柄日久天長。光是金日成（Kim Il Sung）統治期間，從哈利．杜魯門（Harry S. Truman）到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美國就歷經了九任總統，而日本也換過二十一任首相。此外，從毛澤東逝世後算起，金日成多活了將近二十年，在史達林逝後更多活了四十年，而北韓至今也已經比蘇聯存在得更久了。
我想弄清楚這個年輕人及他繼承的政權，是如何扭轉劣勢反敗為勝的。我想極盡所能找出線索來了解金正恩。
因此，我開始和每一個曾見過他的人談話，追查這位最神祕莫測的領導人的相關情報。這項工作十分棘手：接觸過他的人本來就少之又少，即使找出這麼一群人，其中稱得上和他相處過的人更是寥寥無幾。話雖如此，我還是不放過任何可能尋得的見解。
我找出金正恩的阿姨與姨丈，兩人在他於瑞士求學時曾擔任監護人。為了尋找關於他青少年養成時期的線索，我前往瑞士首都伯恩（Bern），不但坐在他住過的公寓外頭，也去他以前的學校走一走。
我在日本立山黑部阿爾卑斯山（Japanese Alps）上一家髒兮兮的餐館裡，和窮愁潦倒的廚師藤本健二（Kenji Fujimoto）一起用過兩次午餐。藤本曾是金正恩父親的御用壽司師傅，也曾像兒時玩伴般侍奉這位未來領袖。我也跟偕同NBA球員丹尼斯．羅德曼（Dennis Rodman）前往北韓的隨行人員談過，這才知道當時有人酒醉失態，還表現得不太得體。
然後，一聽說金正恩同父異母的哥哥金正男（Kim Jong Nam）命喪吉隆坡，我立刻就跳上飛機，趕到幾小時前他才剛被暗殺的地點。我在停放金正男屍體的太平間外候著，眼看氣沖沖的北韓官員來來去去，接著又跑去北韓大使館，才發現他們被記者煩得忍無可忍，竟然真把大門門鈴的按鈕給拆了。
後來，我還找上金正男的表姐。這個女子實質上就像金正男的親姐姐，脫北後長期和流亡異鄉的他保持聯繫，過去二十五年來，已經以全新的身分過著全新的生活。
接著迎來二○一八年一片狂熱的外交氣氛，突然間，要把曾和這位北韓領袖打交道的人找出來，變得容易多了。
金正恩和南韓總統文在寅（Moon Jae-in）及美國總統唐諾．川普（Donald Trump）分別召開過幾場高峰會，其間南韓與美國都有人協助安排並到場出席。於是，我去訪問那些曾在平壤和金正恩交談的人，當中從南韓歌手到德國體壇官員都有。在新加坡，我眼睜睜看著他的車隊快速駛過我身邊。我努力從他人和這位謎樣君王的任何邂逅中，一點一滴蒐集任何有助於理解他的資訊。
不僅如此，我也再三詢問北韓駐聯合國外交官，能否允許我訪問金正恩。這群文質彬彬的官員一同住在紐約東河（East River）羅斯福島（Roosevelt Island），有時我們戲稱他們是紐約社會主義共和國。話說我的主意雖然成功機會不大，卻還不至於徹底瘋狂，畢竟金日成於一九九四年去世前不久，也曾跟一批外國記者共進午餐。
所以囉，每一回見面，我都會問上一問——我們總是約在曼哈頓中城（Midtown Manhattan）一家牛排餐廳吃午餐，而他們總是點四十八美元一份的菲力牛排，不點當日特餐。每一回，我都惹來一陣哄堂大笑。
我最近一次提出這項請求，是在二○一八年年中，川金高峰會過後一個月。而負責面對美國媒體的大使李容弼（Ri Yong Phil），是個八面玲瓏的外交官，當時他取笑我說：「你作夢比較快。」
但我沒作夢，倒開始聽說在粉飾太平的首都之外，也就是北韓政權不許我造訪的地帶，現實光景是如何天懸地殊。我找到一些熟知金正恩的人，他們不曾親身接觸他，而是透過他推行的政策認識他——曾在金正恩統治下生活並成功逃脫的北韓人。
我專職報導北韓那幾年裡，見過許多（或許甚至有數百人）逃出金氏國家。他們常被稱為「叛逃者」（defector），但這個詞暗示他們逃離金氏政權是不正當的行為，所以我不喜歡。我偏好用我偏好用「脫北者」（escapee）或「難民」（refugee）來稱呼他們。
現在要找到願意談談的人愈來愈困難了。其中一個原因，是金正恩在位年間加強邊防，國內生活水準又不斷提升，導致脫北潮減緩到只剩零零星星。另一個原因是，脫北者愈來愈期望用證詞交換酬金，但我在職業倫理上絕不這麼做。
然而，透過一些協助北韓人逃跑或安居南韓的團體，我順利找到數十名願意無償受訪的人。他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些是在平壤享受過榮華富貴的官員與商人；有些是在邊境靠買賣維生的老百姓；還有一些人，只是犯了芝麻綠豆大的小罪，就被政府關進慘無人道的監獄。
當中也有人曾看好這位年輕領袖，覺得他會帶來積極改變；對於他發展富庶鄰國所沒有的核計畫，也有人依舊感到自豪。
我在南韓見了其中一些人，通常約在他們一天工作完後，到他們所在的衛星郊區，找一家廉價燒烤餐廳。我也趁著一些人在凶險的逃亡之旅上短暫停留時，前往寮國和泰國濱臨湄公河（Mekong River）一帶，在陰暗骯髒的旅館房間內，坐在地板上和他們談。
最危險的是，我還跑到中國北方見過幾個人。中國把脫北者當經濟移民來對待，也就是說一旦被抓到，他們就會被遣返北韓接受嚴懲。儘管如此，這些脫北者依然躲在租借的公寓中，勇敢告訴我他們的故事。
經歷了橫跨八國、超過數百小時的多次訪談，我總算拼湊出這幅名為金正恩的拼圖。
而我開始明白，對至今仍困在北韓的二千五百萬人民來說，前景並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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