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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五四」百年：從復刻《少年世界》月刊談起／陳正茂】
今年（二○一九）是「五四」百年，海峽兩岸三地諒必會有一些紀念活動，台灣這邊因著「去中國化」的氣氛，國人普遍對中國史不感興趣，甚至某種程度還懷有敵意和偏見，所以猜想紀念活動不會太熱絡。大陸彼岸可能會有些大型的追思紀念活動，但應該議題會有選擇性的。基本上，中共對「五四」的定調是局部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而催生的，這點中共不否認且常刻意大肆宣揚；但問題重點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價值──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中共就避重就輕了，尤其對「民主」這塊更是噤聲，這不能不說是對「五四」絕大的反諷。
平情說來，兩岸三地直面「五四」的態度，台灣的冷漠與大陸的偏頗，都非正常的做法。台灣的沈寂，不願多談「五四」，固然有其目前兩岸政治氛圍所致，當然與台灣過去並無「五四」那段歷史記憶也有關；至於中共對「五四」的矛盾情結，主因在於中共自己背離了「五四」精神，一個脆弱的強權，在一九四九年前，為對抗推翻國民黨，將民主當利器，喊得瞞天價響，一旦掌權執政，瞬間華麗轉身，把自己置於民主的對立面，這是何其弔詭與諷刺啊！
所以說，任何儀式的紀念追思「五四」，都僅是表象的，「五四」雖已百年，但「五四」的幽魂未曾離去，中國還需要再經一次「五四」的洗禮，台灣也仍需要深化「五四」的價值。為「五四」招魂，具體的是，讓我們再回望「五四」時代的那批知識份子，透過報章雜誌，他們如何去大聲疾呼、聲嘶力竭地提出其救國主張與訴求，百年後，當我們閱讀其充滿熱情鏗鏘有力之文時，仍被那一代的知識菁英所深深撼動。是以，個人認為，重溫「五四」時期的書籍，復刻「五四」前後的期刊雜誌，仍有其價值和歷史意義之所在，此為復刻「五四」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少年中國學會」（以下簡稱「少中」）之《少年世界》月刊之緣由。
《少年世界》月刊，是「少中」繼發行《少年中國》月刊後，另一份影響深遠的刊物，而提到「少中」，則需從近代中國學會的演變談起。清末民初，是中國新思想、新文化孕育、啟蒙、發芽的重要時期，由於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凌，晚清以降，自「強學會」始，民間學術團體，有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其數目不在千百之下。此種思圖以組織學會、團體力量以達救國目的之結社方式，迄於「五四」時代幾臻於高峰。在這千百個學會中，「少中」無疑是其中最具特色與影響力的一個，因為它不僅是「五四」時期歷史最久、會員最多、分布最廣的一個學會；且是象徵「五四」悲劇精神，分化意識最明顯的一個社團。
「少中」發起於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經過一年的醞釀與籌備，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從發起至一九二五年底的無疾而終，總共存在了七年餘，時間雖然不長，但所經過的卻是中國一個新政治孕育的時期，同時也是一個大變動的時期。如所周知，「五四」的前後數年，可說是中國新舊社會嬗遞中，思想最分歧、衝突最為劇烈尖銳的時代，在外來各種思潮的猛烈衝擊下，傳統的一切文化制度逐漸解體，取而代之的是經由文學革命所帶來的一連串改革運動。在此改革的風潮中，一群懷抱崇高理想，純潔有為的青年，提出了「本科學之精神，為社會之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的宗旨，對當時暮氣沈沈的中國社會，灌注了一股新生的力量，它就是「少中」。
而與此同時，中國近代青年運動史上，最具石破天驚壯舉的「五四」運動也適時爆發了，它的起因，導源於抵抗列強的欺凌，尤以日本的侵略為最；它的影響，造成了國人真正的覺醒。至於它真正的催生者，我們不得不提「留日學生救國團」以及「少中」。一九一八年，留日學生為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紛紛罷學歸國以示抗議。他們回國後，雖聲嘶力竭的奔走呼號，遊行請願，可是在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情況下，反而遭到政府解散的命運。儘管如此，一些留日歸國的學生，仍矢志不渝的致力於反帝救國的運動。他們經過此次解散的教訓後，深感必須組織堅固的團體，始能發揮力量。
一九一八年六月間，由曾琦、陳淯、張尚齡、雷寶菁、王光祈、周無等六人發起了「少中」。這個學會的影響，不僅促成了是年十月「學生救國會」的召開；且引發了次年「五四」反日愛國運動的導火線。所以說其與「五四」運動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因為它不但是「五四」以後的一個新興團體，也是當時青年運動的中心。它的會員不少來自「五四」的重心「北大」，而所編輯出版的《少年中國》與《少年世界》，亦是「五四」時代的主要刊物之一，在當時的影響也很大。
「少中」與「五四」的關係，誠如張葆恩所言：「五四運動雖發生於民國八年，但事前的確經過一度潛伏醞釀的時期，而「少中」之成立於民七，展開活動於民八，也正與五四運動有相因相成的關係。也可以說因有少年中國學會若干會員之潛力的推動，始展開五四運動；因五四運動的刺激和影響，更促成了「少中」的積極活動，蓋「少中」和五四運動之所由來，在當時正有著共同的政治因素與社會背景也。」而這也就是左舜生所說的「相因相成，淵源有自」。
「少中」正式成立後，所積極從事的活動計有兩方面：一為出版書刊、輿論宣傳，介紹並研討新思潮；二為倡導社會活動，主要的是辦理「工讀互助團」和推展「新村運動」。在出版書刊方面，「少中」先後編印的書刊頗多，除籌備期間的《會務報告》外，最主要的是《少年中國》月刊、《少年世界》月刊、《少年社會》和《星期日》週刊，其中尤以前二者的影響最大。由於「五四」時代知識份子強烈的「學問飢渴」，使得「少中」出版物甫一問世，立即洛陽紙貴，引起全國有志青年熱烈的反響，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即讚美「少中」道：「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舉動、都質實得很，沒有一點浮動與誇張的態度。」由此可見，秉持「奮鬥、實踐、堅忍、簡樸」為信條的「少中」，一出道即受到如此高的稱許與期望。
「少中」所發行的刊物中，最有名的除《少年中國》月刊外，另一姐妹刊物《少年世界》月刊，其知名度與影響力也不遑多讓。「少中」之所以要另行創辦《少年世界》，原因在於《少年中國》月刊體例的限制，僅側重理論性的探討，只刊登有關於哲學、文學、純粹科學的文章。而會員中不少專習工農、應用科學者，則以體裁不宜，而苦無門徑在月刊中發表；且平情言之，《少年中國》月刊專載理論文字而無實際調查之記錄，亦為一大缺點，所以由會員提議通過，決定再發行第二種月刊，此即《少年世界》月刊，這份刊物是由「少中」南京分會負責編輯的。
《少年世界》月刊創刊於一九二○年一月一日，終刊於同年十二月，共一卷十二期。一九二一年四月，又增刊〈日本號〉一期，於日本之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社會現況及民族性格和思想等，均有詳實的介紹，對國人了解此侵略我之近鄰強敵深有裨益。《少年世界》為一份注重實際調查，敘述事實和應用科學的月刊，其內容闢有〈學生世界〉、〈教育世界〉、〈兒童世界〉、〈婦女世界〉、〈學術世界〉、〈勞動世界〉、〈學校調查〉、〈工廠調查〉、〈地方調查〉、〈森林調查〉、〈農村生活〉、〈華僑消息〉、〈社會批評〉、〈世界大勢〉、〈讀書錄〉、〈出版界〉、〈遊記〉、〈雜錄〉等欄。
內容統計分析除〈發刊詞〉和另增〈日本號〉一期外，計有：學術思想動態（十九篇）、學校調查（十七篇）、報導「國內外學生動態」（十篇）、文教述評（十六篇）、婦女問題（十四篇）、蘇俄介紹（八篇）、國際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十一篇）、工廠企業調查與工人生活（八篇）、留法勤工儉學（四篇）、農林問題（八篇）、地方調查與遊記（十四篇）、南洋介紹與華僑動態（九篇）、科學技術（五篇）、其他（九篇），合計一五三篇文章。
對於這種編排方式，於〈發刊詞〉中，該刊曾有清楚的說明：「我們以為改造中國──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份──應有三種的步驟：第一步，本科學的精神，研究現代思潮，使中國人對於現代思潮的趨勢有一個明確的觀念。第二步，詳細記載由現代思潮演成的事實，給中國人一種更深的刺激。第三步，根據思潮和事實的趨勢，草一個具體的改造中國的方案。少年中國月刊是做的第一步工夫。少年世界月刊便是要做這第二步工夫。這第三步工夫要讓中國全體青年去做。我們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值此，這本月刊所記載的，便是各種「社會的活動」，而且他的範圍永遠限於「社會的活動」，決不會談政治。我們學會的第一個朋友便是學生，所以我們對於學生的消息特別注意。其中尤注重國內外各學校的詳細調查，給現在的中學生一個「入學指南」。我們學會的第二個朋友便是勞動家，所以我們對於華工消息、工廠調查、農村生活特別注意。我們學會第三個朋友便是華僑，所以我們對於華僑消息特闢一欄。其餘各欄的記載，或是社會上的黎明運動，或是關於各種科學的專論，可以使我們青年的參考資料。」
從上述引文所標舉的旨趣來看，《少年世界》似是比《少年中國》，在精神上更富於本土化與通俗化的一個「社會運動」的刊物。惜因人力財力所限，此一刊物未能持久編印，然對「少中」其後思潮取向的發展，還是有影響的。最明顯的一點是，倡導的社會活動，從此因缺乏實際材料的印證，於是逐漸走上理論化的道路，拋棄了本土化的社會活動之目標，而開始以接受與整理外來文化為方向。其後，並表現了強烈的干政慾，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不幸的轉變。
歷史是流動的，每一件歷史大事的發生，都可能帶來深遠的影響和發展，「五四」運動有如一支火種，它點燃了民族的火燄，繼續不斷地向國家示警，中國要免於滅亡的命運，只有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做徹底的改革，國家才有希望，而此種改革的基本架構，唯一之道，則只有從思想根本做起。一般而言，「五四」時代的知識份子領袖們，他們在意識的改革上，多半具有一種不妥協的態度，也因如此，他們在試圖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上，亦顯得混淆不清。雖然大家要求創造新中國，渴求以新思想代替舊傳統的目的同一，但這種表面的一致，旋即被思想的分歧所搗碎。換言之，在知識份子間興起的聯合精神是短暫的、不鞏固的，其所以能暫時的一致，是因為他們在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下才如此，除了同心協力於重估傳統和提倡新學外，他們之間的見解顯然從頭就不一致，且那時傳入中國的種種西方觀念都非常分歧，當傳統的中國思想制度呈現出動搖的時候，各式各樣的西方思潮，如民主主義、科學主義、自由主義、實驗主義、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都在思想的自由市場中競賽，蔚為一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壯觀景象。
不僅如此，那時的中國問題也非常複雜，知識份子為了要解決這些問題，非關心實驗政治和爭端不可，但當他們把注意力由對傳統制度的共同敵視，轉移到尋求積極解答的時候，他們就面臨了如何選擇各式各樣的社會哲學或社會型式的困擾。因此，在一九一九年後，知識份子之間的不和日增，先是思想上的分歧，後來成為行動上的分裂，隨後整個運動的方向就四分五裂分崩離析了。作為「五四」時代社團會員最多、分布最廣、名聲最著的「少中」，便是此一悲劇的歷史圖像之最佳註腳。「少中」的離合多少反映了「五四」的盛衰；「少中」的動向多少透示了「五四」的功過；而「少中」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下掙扎追求，乃至分裂解體的情形，更可以呈現出「五四」時代知識份子共同遭遇的悲劇命運。這個命運象徵著中國一代知識份子為探求救國救民之真理，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路程，也是作為一個中國秀異份子，處在國家與人民間之悲劇地位。所以誠如宗白華所說的：「研究少年中國學會這一段歷史，可以具體地、生動地見到五四以來青年思想及活動方面的一個側影，見到它們的複雜性與矛盾性，反映著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和內在的矛盾。」
「少中」雖然風流雲散了，然其會員間彼此對救國路線的歧異，理想與現實衝突的結果，最終演變成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之爭，而政治運動又分化成極左的中國共產黨，如李大釗、毛澤東、張聞天等；與極右之中國青年黨，如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之兩條路線的分道揚鑣。爾後這兩黨，在現代中國政治史上，都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尤其中國共產黨更是取代國民黨執政至今。至於主張社會運動者，如王光祈、方東美、田漢、康白情等，他們在學術、教育、文化各領域，亦獨領風騷，貢獻至大。
基本上，「少中」和「五四」的關係，可說是桴鼓相應的，說它是「五四」的先驅未嘗不可，說它是受「五四」的衝擊而催生亦合乎史實。總之，它與「五四」是分不開的，它的發展和分裂過程，清楚地說明了「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所受各種新思想、新潮流的衝擊和反應，而它的分化與寂滅，也構成了一幅悲劇性的歷史圖像，象徵著「五四」時代的趨近結束。撫今追昔，這個距今正值百年的學會雖已寂滅，且漸為世人所遺忘，但這個虎虎生風的學會，確曾是「五四」時代最輝煌燦爛的社團，它本是一個偏重友誼與學術的團體，只因為時代政治的衝擊而解體，這實在是件頗為無奈之事。今值「五四」與「少中」百年，復刻《少年世界》月刊，一則紀念「五四」；再則追思那已消逝的知識份子之典範。
陳正茂序於士林
二○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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