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啟蒙 Enlightenment
十八世紀的民智、對人類苦難事實的清楚掌握、對人性的明確期待之於全世界，如同道德的淨身沐浴。
――懷海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幾十年來我常針對語言、心智和人性等等主題發表公開演講，也因此碰上不少稀奇古怪的聽眾提問。最好的語言是什麼？貝類有沒有意識？什麼時候才能把心智上傳到網際網路？肥胖算不算一種暴力形式？
一次演講裡，我向大家解釋目前學界的共識是，所謂的心靈生活是由腦組織的活動所構成。臺下一位女學生忽然舉手，說出了我遇過最值得深思的問題：
「我為什麼應該活下去？」
她語氣誠懇，聽得出沒有自殺傾向也並非故意嘲諷，而是真心感到好奇──既然尖端科學推翻傳統信仰中靈魂不滅的概念，我們如何為人生找到意義和目的？面對提問，我向來的態度是沒有「笨問題」，於是出乎那位學生與滿場聽眾的意料，其實最意外的是我自己，我擠出了一個勉強可以過得了關的答案。印象中（既屬印象就代表可能經過記憶扭曲美化和事後諸葛），我的回答是：
妳提出這個問題的行為，就代表妳想為自己的信念尋找理由。換言之，妳決定以理性來發掘和判斷對自己重要的究竟是什麼。活下去的理由很多！
身為具有知覺的人類，妳可以綻放潛能，可以經由學習討論精進自身的理性思維，也可以透過科學瞭解自然界，還可以藉由人文藝術對人類生活有更進一步的洞察。妳可以將精力用在追求各種愉悅和滿足，先人們就是這麼做才能夠興旺繁衍，生出現在的我們。妳更可以好好欣賞自然與文化世界的繽紛美麗。生命綿延不絕數十億年，妳是後繼者之一，妳可以促進傳承。然後妳具有同情心，也就是說妳懂得喜愛、尊重與幫助他人，懂得表達善意，可以與家人朋友同事建立互惠幸福的關係。
同時，由於理性，妳明白上述種種並不專屬妳一人，妳有責任讓別人也享有這些。妳可以著手改善生活、醫療、知識、自由、生產、安全、和平與美，從而增進他人的福祉。歷史告訴我們：同情他人，致力改善社會，人類會因此進步。進步可以在妳手中延續。
解釋生命的意義可不是認知科學教授的日常工作，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還有很多局限，我對自己的智慧也沒那麼大把握，所以對於她的問題我不敢大放厥詞。然而我明白自己只是一個管道，功用是傳遞兩百多年前已然成形、此時此刻人類最為需要的信念與價值：啟蒙理念。
啟蒙思想相信人類能夠運用理性和同情心來增進人類的福祉。乍看之下理所當然，甚至是陳腔濫調。但我之所以出書，就因為事實並非如此。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需要有人出面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好好辯護。啟蒙造就的一切，大家已經習以為常：我們預期新生兒都能健健康康活到八十歲以上，市場裡就該堆滿食物，手一轉便有乾淨的水，馬桶一沖排泄物會自動消失，許多麻煩的感染只要服藥就會痊癒，男孩不會被強迫上戰場，女孩外出不用太擔心人身安全，批判當權者不必入獄或遭到槍殺，整個世界的知識與文化收得進口袋任人讀取。實際上這些都是人類成就，並非宇宙平白無故的餽贈。想必不少讀者以及曾居住在較不幸地區的人都還記得：戰爭、匱乏、疾病、文盲、暴虐其實更貼近所謂「自然」狀態。如果意識到社會有退回原始的可能性，就會明白輕忽啟蒙的文明成就有多危險。
自從女學生那麼一問，多年下來我常覺得有必要重新發揚啟蒙理念（也可以稱之為人文主義、開放社會、世界自由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一方面類似問題三不五時出現在我的信箱裡（「平克教授，有人根據您的著作和講課內容而認為自己只是居住於時空中的原子堆積、智能有限的機器，起源於自私的基因。請問針對這樣的人您有什麼建議？」）。另一方面，不瞭解人類文明進步程度會導致比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gst）更嚴重的問題，也就是開始嘲弄始於啟蒙、旨在維護進步的各種制度，譬如自由民主以及國際合作等等都淪為批判、甚至是返祖運動推翻的目標。
啟蒙理念是人類理性的結晶，但它們總是與人性的其他部分拉鋸著，包括忠於部族、服從權威、異想思維、認為有惡人才招致不幸之類。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裡，世界吹起一股政治浪潮，許多人認為國家遭惡黨拖累陷入絕境，若要振興別無他法，必須推舉強硬的領袖撥亂反正才能使國家「再次偉大」。可是堅決反對這種浪潮的人時常說著相同的敘事，主張現代社會制度失靈、生活各層面的危機益發嚴重──也就是說，正反雙方莫名其妙達成共識，認為將既存體制打掉重練會讓世界變得更好。反而鮮少有人樂觀相信，在進步背景下按部就班解決問題才是良策。
如果你還不認為啟蒙人文主義需要大力維護，可以參考伊斯蘭激進運動分析專家希拉茲•馬赫（Shiraz Maher）的意見。「西方世界不敢說出自己的價值觀，不敢擁戴古典自由主義，」他說：「我們對它們沒把握，掛在嘴邊也就不安心。」相比之下，伊斯蘭國組織「非常清楚自己代表什麼」，那種確切感反倒散發「不可思議的魅力」。別懷疑這番話──人家曾經是伊斯蘭聖戰組織「解放黨」（Hizb ut-Tahrir）的地區領袖。（原注1）
回顧一九六○年的自由理念，在經歷他們最大的考驗後不久，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表示：「若要將舊時代真理留在人心（men’s minds），必須以後世的語言及概念重述。」（「人心」這個措詞恰好證明了他自己的論點。）「曾經最有效的詞語也會隨著時間逐漸失去效力而不再明確，即使背後觀念如往常真實、點出的問題依舊存在，用以表達的文字力道卻不如往昔。」（原注2）
於是我試圖透過本書，以二十一世紀的語言及概念重新倡議啟蒙。首先經由現代科學建立理解人類現狀的框架，探討我們是誰、來自何處、面對什麼挑戰、應當如何因應。書中絕大部分內容致力捍衛啟蒙理念，方式當然力求符合二十一世紀的風格：以資料為本，提出證據證明啟蒙方案並非痴心妄想。事實上它已經奏效，只是這段壯闊史詩鮮少被提及。由於啟蒙的勝利沒人讚頌，其理念如理性、科學、人文主義等等也逐漸失寵，不再是無庸贅言的共識，被當今知識分子輕忽質疑、甚至鄙棄。我認為只要願意仔細瞭解，就能發現啟蒙理念崇高且令人振奮，足以成為活著的理由。
第一章 勇於求知！
若說啟蒙思想家有所共識，想必是人類應致力以理性的標準去理解所處世界。
何謂「啟蒙」？康德（Immanuel Kant）於一七八四年發表文章，標題即提出同樣疑問。他的答案是，啟蒙包括「人類脫離加諸自身的不成熟」、「因『怠惰和膽怯』而屈從於宗教和政治威權制定的『教條和常規』」。（原注1）他疾呼啟蒙的箴言即為「勇於求知！」（Sapere aude），基本條件則是思想與言論自由。「一個世代不應聯手阻斷後世增長洞見知識、改正自身錯誤的機會，那是踐踏人性。人性前進的方向就在各種進步中。」（原注2）
陳述同樣觀念的二十一世紀文字，或許能以大衛•多伊奇的啟蒙辯護文《無限之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為範例，他主張只要人類勇於求知，無論科學、政治、道德，所有領域都能有所進展：
樂觀一點看（根據我提倡的思路），可以提出這樣的理論：所有失敗，或說所有的「惡」，都源於知識不足……人類不可避免會遭遇問題，因為我們永遠無法掌握所有知識。有些問題特別困難，但不該將困難誤判為無法解決。只要是問題就可以解決，每種惡都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樂觀的文明會保持開放態度，不畏懼創新，奠基於批判的傳統。這種文明不斷改良自身體制，體制則反映知識的精髓：如何覺察與糾正錯誤。（原注3）
啟蒙運動又是什麼？（原注4）沒有標準答案，因為這個得名於康德文章的時代，不像奧運有開幕閉幕儀式能分得清清楚楚，啟蒙宗旨也不是誓約或信條具備明確規範。一般來說，啟蒙運動是指十八世紀後三分之二，然而實際上能追溯到十七世紀就開始的科學革命、理性時代，也與十九世紀前半古典自由主義全盛期重疊。科學探索從各個層面挑戰傳統思維，有感於宗教戰爭的殺戮，人和想法的流動性提升，於是啟蒙時期思想家試圖對人類境況找出全新的理解。啟蒙時期百家爭鳴，有些論點彼此衝突，但四個主軸貫穿其間，分別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進步。
理性與科學＊＊
為首者是理性。理性無可動搖。一旦你開始探究生存的意義（探討其他問題也一樣），只要你認為你的答案合理、正當或真實，其他人也應當相信，那麼你便是忠於理性，願意讓自身信念接受客觀的標準檢驗。（原注5）若說啟蒙思想家有所共識，想必是人類應致力以理性的標準去理解所處世界，而非依靠會產生謬妄的事物，如信仰、教條、天啟、權威、魅力、玄學、占卜、異象、直覺或者對神聖文本的人為解讀。
基於理性，多數啟蒙思想家否定宗教所宣稱的：有一位具備人類性格的神祇持續關注人類世界。（原注6）運用理性便會發現神蹟紀錄充滿疑點，各種聖書的作者亦為凡人，自然現象的發生與人類福祉毫無關聯，不同文化的神靈彼此相斥，但極有可能全部只是想像之物。（孟德斯鳩說：「如果三角形有自己的神，想必祂也會有三個邊。」）即便如此，並非所有啟蒙思想家都是無神論者。有些屬於自然神論（相對於一神論和有神論），認為所謂的神造好世界之後便退去，任世界依自然法則自行發展。此外也有泛神論者，對他們而言「神」同義於自然規律。也有極少數的人依舊相信經書中那位制律法、行奇蹟、派兒子來到人間的上帝。
啟蒙思想強調理性，但並未提出人類具備完美理性這般不切實際的說法，然而目前許多著述內容將兩種概念混為一談。歷史告訴我們事實相距甚遠。康德、史賓諾沙、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大衛•休謨（David Hume）以及亞當•斯密（Adam Smith）等思想家探索人類心理，但他們都清楚指出不理性的情緒和缺陷確實存在，並相信唯有點出問題癥結才有可能將之克服。之所以提倡積極運用理性，就是因為我們習以為常的思考模式不夠理性。
由此引導出第二項理念，也就是科學。科學以精緻的理性解釋世界，然而當種種科學發現成了現代常識後，大家反而難以體會科學革命為何堪稱革命。歷史學家大衛•伍頓（David Wootton）提醒我們，在一六○○年工業革命前夕，一位受過教育的英格蘭紳士會有如下想法：
他相信女巫有能力召喚風暴導致沉船……他相信有狼人，只是英格蘭恰巧沒有，去比利時就會遇上……他相信真的曾經有個喀耳刻（Circe）將奧德修斯的船員都變成豬，也相信稻草堆自己就能生出老鼠。他相信那時代有人會魔法……他沒見過獨角獸，但見過牠的角。
這位紳士認為遭到謀殺的遺體若感應到凶手靠近就會流血。他知道世界上有種特別的藥膏，抹在刀子上的話，砍出的傷口會神奇癒合。在他看來植物的形狀、顏色和質地都是藥性的線索，因為自然界是上帝的設計，用意就是讓人類解讀。他始終相信有辦法將卑金屬轉化為黃金，卻又不相信世上有人能掌握那門奧祕。他相信自然厭惡真空，彩虹是上帝留下的標誌，掃把星是邪惡的預兆，懂得解夢就能預測未來。當然，他相信地球是靜止不動的，太陽和群星繞著地球旋轉，正好二十四小時一圈。（原注7）
過了一又三分之一個世紀，那位英格蘭紳士的後代已經不相信上述那些事情。這種改變不只是脫離無知，也是脫離恐懼。社會學家勞勃•史考特（Robert Scott）提到中世紀歐洲人「相信外力控制日常生活，導致集體妄想」：
雨雲、雷鳴、閃電、狂風、日月蝕、寒流、熱浪、乾旱、地震等等全部都是上帝不悅的跡象和訊號，於是「恐懼的妖魔」住進人類生活所有層面。大海變成魔鬼的領域，森林則讓猛獸、鬼怪、女巫、惡魔和真實存在的盜匪占據……天黑後世界更是充滿各式凶兆，像是流星、彗星、隕石、月蝕及野生動物的嗥哮等等。（原注8）
看在啟蒙思想家眼中，脫離無知和迷信凸顯了所謂的傳統智慧錯得多離譜，科學方法，包括懷疑論、可謬論、公開辯論以及實證檢驗，才是獲取可靠知識的模範。
可靠知識包含對人類自身的理解。啟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鳩、休謨、斯密、康德、孔多塞侯爵（Nicolas de Condorcet）、狄德羅（Denis Diderot）、達朗貝爾（Jean-Baptiste d’Alembert）、羅素（Jean-Jacques Rousseau）、維柯（Giambattista Vico）對很多事情都沒有共識，卻一致認為必須打造「人的科學」。他們相信人性具有普遍的本質，而且可以透過科學加以研究，因此這些思想家在很多學門尚未正名前的幾百年就投入其中。（原注9）他們有的成了認知神經學者，從大腦的物理機制去解釋思維、情緒和精神疾病；有的研究演化心理學，分析生命的自然特徵並找出「藏在我們體內」的動物本能；有的則是社會心理學家，告訴大家人類如何因道德凝聚、因自私分裂，短視近利如何糟蹋原本立意良善的計畫；也有人醉心文化人類學，從旅人和探險家留下的記述挖掘出世界各地不同社會間有何共通處又有什麼不同習俗。
人文主義與進步理念＊＊
人性有共通之處這一點帶出第三個主題：人文主義。理性與啟蒙時代的思想家認為有必要盡速建立世俗化的道德基礎，因為先前好幾個世紀都籠罩在宗教屠殺的陰影下：十字軍、宗教法庭、獵巫、歐洲宗教戰爭。他們創造的道德基礎就是人文主義，特點是個人福祉優先於部落、種族、國家和宗教，原因在於知覺屬於個人而非群體，實際感受悲喜苦樂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無論是訴求讓最多人得到最大幸福或呼籲社會以人為本，思想家們都主張道德考量的重點應放在造成一個個體幸或不幸的共同因素。
所幸人性本就呼應思想家的呼籲。我們都有同情心，在思想家口中稱之為善或慈悲或憐憫。只要同情心存在，其循環便能自家庭擴張到部族，再從部族擴張至全人類，尤其當理性驅使我們認識到自身或所屬族群與其他世人皆平等時（原注10），走上世界主義、接受世界公民身分是必然結果。（原注11）
基於人道感受，啟蒙思想家不僅譴責因宗教而生的暴力，也希望消弭所處時代世俗社會的殘酷風俗，包括蓄奴和專制、因竊盜與盜獵之類微罪而判死，以及暴虐刑罰如鞭刑、截肢、刺刑、剖腹、死亡輪、綁木樁燒死等等。由於啟蒙運動終結之前千年世人習以為常的野蠻習俗，有時也稱為人道的革命。（原注12）
若廢除奴隸制和殘酷刑罰還不叫做進步的話，恐怕根本沒有所謂的進步了。由此衍生啟蒙的第四個理念：透過科學增進對世界的瞭解，透過理性與世界主義擴展同情心涵蓋的範圍，人類便能在智識和道德上皆有所進展，不會囿於當前的苦難和非理性，也無需試圖逆轉時空尋求失落的黃金年代。
注意別將啟蒙的進步思想與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思潮搞混了。浪漫主義思潮相信神祕力量、法律、辯證、奮鬥、開展潛能、宿命、屬於人類的時代、進化力量等種種因素能夠將人類推向烏托邦。（原注13）正如康德所說的「增加知識改正錯誤」，結合理性與人文主義的啟蒙做法更加樸實，只要我們持續關注法律和習俗現況，經過實驗改良、去蕪存菁，便能逐步打造出美好的世界。科學本身就經歷理論與實驗的反覆循環，縱使稍有挫折、甚至倒退，整體依舊奔流不息，可見進步絕非妄想。
進步理念也不應與二十世紀為了技術官僚或政策制定者方便而興起的社會再造運動混為一談。政治研究者詹姆士•史考特（James Scott）稱之為「獨裁式高度現代主義」（Authoritarian High Modernism）（原注14），漫無章法追求美感、自然、傳統、社會親密度，也因此否定人性的存在。（原注15）現代主義者以為能夠「乾乾淨淨的開始」，用公路、大廈、廣場與野獸派建築物取代充滿活力的社區。「人類將會重生」且「與整體達成和諧秩序」是他們秉持的論點。（原注16）這類發展有時也被冠以進步之名，但實際上很諷刺：不受人文主義引導的「進步」根本不能稱之為進步。
啟蒙不是要重塑人性，啟蒙所謂的進步重點放在我們建立的制度和體系，例如政府、法律、學校、市場、國際組織等等，這些才是適合運用理性服務人類的領域。
基於這種思維，政府並非上天派來的統治者，其存在也不等同於「社會」本身，更不是國家、宗教、種族的靈魂中樞。政府是人類的創造物，建立在共識和社會契約上，功能為協調統整人民生活以增進大眾福祉，減少自私自利的行為。每個人都有私心，但放縱私心的結果是所有人都受害。啟蒙最著名的產物就是〈獨立宣言〉，其中提到為了保障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人類才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必須經過被治理者的同意。
政府有施加懲罰的權力。孟德斯鳩、切薩雷•貝卡里亞（Cesare Beccaria）以及美國開國元老皆重思政府懲罰人民這件事。（原注17）他們認為刑罰不該成為天理的代名詞，目的應當是勸阻反社會行為，只是獎懲結構的一環，造成的痛苦若比罪行還嚴重則本末倒置。也就是說罪罰應該相當，符合比例原則，刑罰並非替天行道，而是希望犯行止於微罪，避免傷害繼續擴大。撇開「罪有應得」的傳統觀念不說，嚴刑峻法導致觀者麻木不仁、社會趨向暴戾，就效果而言並未勝過適度但切實執行的懲治。
啟蒙運動也對何謂繁榮做出第一次理性分析，出發點不是財富如何分配，而是財富一開始是怎麼出現的。（原注18）觀察法國、荷蘭及蘇格蘭以後，亞當•斯密指出，許多有用的東西並非農民或工匠自己埋頭苦幹就做得出來，必須透過專業網絡合作，每個成員學習將一項技術達到最高效率，結合與交換彼此的創意、技藝、勞力才能夠實現。他曾經舉了一個很有名的例子：做別針的工人如果全憑己力，一天最多就做一根出來，但換成工坊「一個人搬鐵絲、一個人敲平、一個人裁切、一個人組裝、一個人磨尖」的話，平均每天每人能做出將近五千枚。
專業分工的前提在於市場容許專業人士交換貨物與服務。亞當•斯密認為經濟活動就是互助合作（更貼近現代的語言表達是「正和遊戲」〔positive-sum game〕）：對每個人而言，得到的都比付出的多。透過自主交換，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他還提到：「我們能從屠夫、釀酒與烘焙師傅手裡得到餐點，靠的不是他們大發慈悲，而是他們也追求自身利益。我們不必訴諸人性光輝，只要求對方顧好自己。」這番說法不代表人類都是或者應該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歷史上比斯密更關注人類同情心的學者不多。他想表達的其實很簡單，在市場中人們傾向優先顧及自身和家人，但這種傾向仍能結出對社會整體有利的果。
資源交換不只讓社會更富裕，還會更穩定，因為在有效的市場裡買東西，成本比偷東西來得低，其他人活著比死了對你更有價值。（超過一世紀以後，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則說：「要是裁縫師對烘焙師發動戰爭，以後就得自己烤麵包。」）包括孟德斯鳩、康德、伏爾泰、狄德羅、德聖皮耶（Abbé de Saint-Pierre）在內的許多啟蒙思想家都認同和善商業（doux commerce, gentle commerce）的理念。（原注19）美國開國元勛喬治•華盛頓、詹姆斯•麥迪遜、尤其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也為新國家設立了能夠培育和善商業的典章制度。
應運而生的另一個啟蒙理念是和平。本來人類歷史上戰爭太多，多得彷彿除非救主降臨否則永無止境。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不再視戰爭為天罰，只能忍受與感慨，更不是追求榮耀與功績的競賽。現在的戰爭是必須減少、總有一天要完全消弭的務實問題。康德在《論永久和平》中陳述了幾種避免領導者將國家捲入戰亂的辦法：（原注20）從國際貿易開始，搭配代議共和（其實就是大家口中的民主制度）、相互透明、將反征伐和反干預內政視為常態、遷徙自由，最後是不同國家構成聯邦裁決內部爭端。
儘管上面提到許多知名人物和思想哲學，但本書不是用來讚頌他們。啟蒙思想家們就只是生活在十八世紀的人，也會有種族和性別歧視、反猶太、蓄奴或私鬥。他們擔憂的很多事情在現代人看來莫名其妙，同樣出了一堆餿主意之後好不容易才撈出一兩個佳作。更重要的則是他們生得太早，來不及領略現代社會的新認知。
不過他們絕對最先同意一點：如果以理性為重，自然明白思想是否完善與思想家本人的性格沒有直接關係。另外，真正相信進步的人反而不敢宣稱自己看得透澈、想得明白。關於人類和進步，有些事情我們知道而這些思想家們不知道，但他們論述的價值不因此減損。我認為這類主題包括︰熵、演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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