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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導讀
閱讀的喜悅與感動
閱讀本書之心境隨著進度自欣賞、歡喜、狂喜而至感激的起伏變化是許久未有的，拉威爾一直是我極為鍾愛的一位作曲家，透過此書得以更接近他，似乎一腳踏入他的心靈、思想世界而與其靈魂共遨遊；而一貫堅信音樂可以藉由認識作曲者其人其事而得到更好的詮釋的想法，也在這本《拉威爾》傳記中獲得滿意之答案。
此書縱的方向對拉威爾之生平、創作過程、自我評價有極為清晰之敘述，橫的方向也將時代背景以及其作品所引發之大眾或樂評家甚至同期作曲家之評價有著極詳盡之描述，是故縱橫之間嚴謹而不失流暢之架構毫不偏頗的以純敘述之角度立體的釋出拉威爾其人，留給讀者許多的思考空間，配合深入的樂曲背景介紹，舉凡作曲家創作之理念、動機、過程，甚至自評等，令人不禁對己身音樂人生的方向、過程思考邏輯產生自省進而自勵之心情。
書中作品介紹部分側重於其創作過程，相關曲目及其影響等較為感性之層面，於曲式分析和術語等理性層面則鮮少涉及，讓我們可暫時脫離公式化之骨架，得以自由穿梭於拉威爾之思考空間，進而與其心靈產生交流，有如交往一輩子之知心好友般的熟悉。
最後，以感激之心期盼與讀者共享閱讀此書之喜悅與感動。
中國文化大學音樂系 蘇恭秀
1．背景與早年
莫里斯．拉威爾（Maurice Ravel）誕生於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十九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落實了人類生活與潛能的蛻變，至少在西方，在歐洲、美國以及所有吸收了西方影響的地區，這種現象都是空前的。科學的發達配合了因法國革命而覺醒的演化躍進。起初人們並未充分意識到其衍生的影響力；然而到了1875年，也就是拉威爾出生那年掩埋已久而經過悉心培養的種子已經準備要綻放出盛開的花朵了。不可避免地，有些掉落的花瓣掩蓋住種子也阻塞了土壤；但新興的成長趨勢已無法壓抑。
拿破崙戰爭在這個世紀的前四分之一裹，已經摧殘並使歐洲耗竭，帶來疲憊倦怠與幻想的破滅；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來復原。但是等到這個世紀的四分之三過去之後，又有新的問題必須提出與解答。這些問題其實已經有人提出過；然而答案尚未出現。「知識爆炸」的全然衝擊力尚未傳遍整個文明社會，但政治與社會狀態以及科學世界都巍巍不定地瀕臨著突破的邊緣。
1870年代是關鍵的10年。1871年德意志帝國落入精明而殘忍的奧托．馮•俾斯麥（0tto von Bismarck）手中。德國逐漸壯大。其後果還是無法預見；但其事實則不容忽視或駁斥。在音樂界，奧德傳統已經穩固了100年，向先前的義大利領導權威挑戰，並終於取而代之。而就較廣泛的層面來說，將在學術與文化軌道中朝著三個相異而相關的方向改變舊世界面貌的三個人——卡爾．馬克思（Carl Marx)、西格蒙•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和阿爾貝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開始主宰人類對其周遭世界所持的思想與情感，並且引領人們向深遠的未來探索。
對法國來說，1870年代有個慘澹的開始。1870年的戰爭敗給普魯士人，粉碎了許多幻想，也戳破了許多泡影，法國社會的腐朽敗壞與法國人的民族優越感都猛然被揭露。即使在1870年以後，裂痕也僅以紙糊過，正如德列孚斯(Dreyfus）事件與1894年的醜聞所顯示。然而因著一種奇妙的矛盾，法國文化與創作的能量似乎反而受到軍事潰敗的刺激，完全符合尼釆（Nietzsche）準確的觀察結果。的確，尼釆不像華格納（Richard Wagner)，他是法國與法國文化的熱誠仰慕者，認為它是歐洲最精緻的文化（華格納的懼法症一部分是來自他的性格，一部分則是由於他對於巴黎與1864年《唐懷瑟》（Tannhauser）風波留有曖昧不愉快的印象，而他的懼法症也是尼釆最終與他鬧翻的原因之一）。在法國思想與法國語文方面，尼釆尊崇道：「這些法國人特有的清晰度與精確度！」尼釆主要指的是法國文學：但他的論點也可以用來形容整個法國音樂以及莫里斯．拉威爾的音樂。
法國第三共和政府於1870年在軍事潰敗的覺醒下建立；它循著一條坎坷的路途前行，並經常處於不穩定的狀態，直到1940年再度敗於德軍手下，才使它悲慘而斷然地終止。然而，這段時期充滿了接連不斷的活動、許多的改變，以及生活與藝術各部門一股強大外溢的生命力；雖然嚴格來說並非所有這一切都能夠稱作是進步或正面的充實，但是在許多方面，它將巴黎塑造成為歐洲的文化中心。隨著法國政治勢力日益強大，法國藝術、文學、音樂、以及它們的影響也跟著崛起且變得越來越重要。
法國與德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在1870年之後轉變成永久性的問題，至少一直到1945年後依然如此；而到了那個時候，已經又發生過兩次遠比過去更龐大且更具破壞力的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兩敗俱傷。但是音樂上的緊張關係就不同了。雖然之後幾代的法國作曲家們成功地掙脫了德國獨霸的影響，他們卻沒有完全反對德國音樂與它所代表的傳統。他們需要脫離德國音樂的大傘，尤其是要脫離理察•華格納那無所不在的陰影；然而，他們只是不由自主的變成「反華格納者」，如此而己。根據其中一員艾瑞克•薩替（Erik Satie）對克勞德•德布西（Claude Debussy）所說的話，「反華格納」是沒有必要的，但是放棄「酸白菜（sauerkraut，譯註：德國特產）藝術觀」則是必須的。拉威爾更甚於德布西，是將酸白菜由法國菜單中除名的首要人物。
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某些原因使得這種反抗行為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轉型期間成為一項關鍵性的要件，並非因為酸白菜藝術觀本身不好，它甚至不見得就一定是逐漸邁向腐朽，而是因為在廣泛復興法國所有藝術形式的情況下，所有的外來元素都必須驅除，法國才能有意識或下意識地回復到姚阿幸．杜．貝雷（Joachim du Bellay）理想中的「藝術、武器、與法律之精良」。在此過程中，莫里斯．拉威爾將負責他的重要任務，扮演他那不可或缺的角色。
拉威爾於1875年3月7日在西波爾（Ciboure）出生，那是下庇里牛斯省（Basses-Pyrenees）接近聖章地露(St Jean-de-Luz）的一個小漁村，靠近西班牙邊界。他父親名義上是瑞士人，母親則是巴斯克人（Basque)。我說「名義上」的，因為他父系家族其實來自法國上薩瓦省(Haute-Savoie)，原本定居於科隆涅蘇薩雷孚（Collon-ges-sous-Saleve）的村落。人們會認為拉威爾的父系那邊是瑞士人而非法國人，是因為史特拉汶斯基（Stravinsky）對他作了敏銳但不完全正確的評語，說他是「最完美的瑞士鐘錶匠」。史特拉汶斯基為他同儕音樂家們所發表的妙語(mot）經常很機敏，例如他形容魏本（Webern）是「精緻音樂鑽石的雕琢者」。但是它們並非絕對正確（此類妙語很少是精確的；它們通常只標榜某一種特徵而非整體上的性質）。以拉威爾的例子來說，它代表了他個性上的部分事實，但是關於他的身世則是一項錯誤。事實上，莫里斯•拉威爾從父親那邊得到了毫無疑問的法國血統與祖籍：其家譜中僅有一次暫時的分枝而已。
事情是這樣的：曾祖父法蘭斯華．拉威（Francois Raver或Ravet）來自科隆涅蘇薩雷孚，他的兒子，也就是拉威爾的祖父艾莫（Aime），也在此地出生。然而，艾莫越過瑞士邊界而定居於維爾斯瓦（Versoix )，靠近日內瓦的雷曼（Lac Leman）湖畔，隨後入籍瑞士。但是護照的更換並不會轉變一個人真正的本質與性格，或者除去他的種族遺傳性。無論如何，地圖上的一條邊界線並沒有太大意義，尤其是介於法國與瑞士法語區之間的界線。拉威爾的父親皮耶一約瑟夫．拉威爾（Pierre-Joseph Ravel）的法國血統，他父親當初是否留在家族原居處，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而姓氏也並不那麼奧秘難解。Ravex、Ravez、Ravet、Ravel，全是同一回事：家族姓氏在當時經常變換，特別是在外圍的
村落與縣郡。據說「Ravel」這個拼法是來自Ravet最後一個字母的誤讀。實情或許如此，或許不是。都不重要。
不過拉威爾的母親是個巴斯克人這件事倒是毫無疑問。她於1840年誕生於一個名為艾盧瓦特（Eluarte）或德盧瓦特（Deluarte）的巴斯克家族，童年在馬德里（Madrid)度過。皮耶一約瑟夫年輕時到巴黎去發展汽車工程師的事業。但是1870年的戰爭使他失去了生意，並摧毀了他的工廠，他於是前往南方的西斑牙，在當地參與西班牙政府的一項鐵路計畫。這一對年輕人相遇於阿蘭慧斯（Aranjuez)，此地當時以其夏宮與花園著名，後來還有姚阿昆．羅德利哥（Joaquin Rodrigo）為吉他與管弦樂團寫的協奏曲：《阿蘭慧斯協奏曲》（Concierto de Aranjuez)。羅洛．邁爾斯（Rollo Myers）等幾位評論家曾經表示：「此地作為《西班牙狂想曲》（Rapsodie espagnole）作曲者的父母當初約會之地，似乎非常適切。」
因此，拉威爾的瑞士成分比西班牙成分還少，而法國成分則比這兩者都高得多。這或許是個小節；但是偶爾就會有人小題大作，並推衍出一些曖昧的結論來。一度還有人宣稱拉威爾出自猶太血統。他嚴正地反駁這種指稱，他堅稱並非因為他意欲逃避這個問題或者避免此種說法，而是為了恰恰相反的原因。他辯護道：「如果我是，我不可能會否認，但我只是想重申事實。飾宣個錯誤的來源要比他瑞士籍貫的推論還更不足道：首先，他以猶太旋律譜寫的曲子太純正了，讓人認為只有猶太人才寫得出來；再者，因為他晚年時熱誠地接待了一些在1933年希特勒崛起後被追逃出德國的猶太音樂家。
皮耶一約瑟夫與瑪麗•德盧瓦特於1873年相遇，並於1874年4月3日在巴黎成婚。結婚之後，他們定居於西波爾(Ciboure）村尼威勒（Nivelle）碼頭12號；次年3月，他們的第一個兒子莫里斯．約瑟夫就在這兒誕生。由於雙親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這個嬰孩就在聖文森(Saint Vincent）教堂受洗。
莫里斯出生3個月之後，一家人就搬到巴黎，並立刻定居於蒙馬特（Montmartre）的烈士（Martyrs）街40號，在此，第二個兒子愛德華（Edouard）於1878年出生，他也就是畢生與拉威爾維持著親密關係的弟弟。
不像某些作曲家的家庭，莫里斯．拉威爾的家庭快樂而和諧。父親與母親都是品性優良而正直的人。他們沒有家庭糾紛——沒有像貝多芬（Beethoven）、馬勒（Mahler）到西貝流士（Sibelius）等一些其他作曲家的父親那樣過度放縱自我而為長期受苦的母親帶來災難。拉威爾崇仰他的母親：這是他畢生與人最親近而完滿的情感關係，而她1917年在大戰期間逝世，則是拉威爾除了自己晚年悲慘的衰微之外，所遭受過最重的打擊了。他與他父親的關係似乎也非常良好。皮耶一約瑟夫是個極為優秀的工程師兼發明家，名下有好幾個專利（他可能還擁有最早的內燃式引擎的專利），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人，他與妻子一樣，非常樂於激勵其長子的藝術性向。愛德華追隨父親進入工程界，並在一些計畫中成為他的合作夥伴，其中包括發明了一輛會翻筋斗的汽車，它於1903年隨巴能與貝里（Barnum & Bailey）馬戲團到美國演出，直到撞毀並令駕駛喪命為止。皮耶一約瑟夫的4個兄弟中也有一位名叫愛德華，是個相當成功的畫家，而皮耶一約瑟夫自己則在日內瓦音樂院學過鋼琴，並得到文憑；因此藝術與科學都可說是拉威爾家族男性特有的天賦。拉威爾的母親雖然可能不具有創作的天賦，但也受過不少藝術的薰陶，她滿足於擔任一位好妻子和母親，而她可說將這個角色扮演到近乎完美的地步。
拉威爾總是盛讚他父親的優點，說他的音樂知識比大部分的業餘音樂家還要豐富得多，因而能夠使他培養出堅定的品味並得到鼓勵。但是這個影響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的。既然父親與次子的職業都是工程師，這位長子雖然是藝術家，也終生對有關機械的事物抱著興趣，而他在早期的巡迴音樂會旅行期間常常會將自己看到的技術工程報導寄回家中。
於是拉威爾的人生有個最好的開始：他擁有的好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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