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第一章
PASSION：受難／激情的感覺結構
「藝術作品的嚴整性並不在於構思的完整，並不在於人物的刻劃等等，而在於那滲透整個作品的作者本人對待生活的態度的鮮明性和明確性。」
──托爾斯泰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瓦連卡，窮人比一塊破布都不如，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不管他們怎麼寫！他們這批蹩腳的作家，不管他們怎麼寫都是一個樣！窮人身上的一切還是原來的模樣。那麼，為什麼還是原來的模樣呢？這是因為照他們看，窮人的一切一定都露在外面，心裡一定不會秘藏任何東西，至於什麼自尊心就絕對不該有！」
──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一節 時代的篇什：路翎的寫作歷程
路翎，1923年1月23日生於蘇州，本名徐嗣興。三歲時父親趙振寰自戕，舉家偕同外祖母蔣秀貞遷往南京，母親徐菊英帶著路翎與妹妹徐愛玉改嫁。1927年夏入讀南京蓮花橋小學，1935年小學畢業，秋天考入江蘇省立江寧中學，1937年抗戰爆發，與家人隨難民潮流徙，先至武漢，再投奔繼父張濟東湖北漢川鄉下老家，其間撰寫散文〈在古城上〉與〈一片血痕與淚迹〉投稿《彈花》獲登。之後一家返回漢口，按「流亡學生登記處」分配，路翎1938年春入讀重慶華鎣山區文星場的四川中學，其後改為國立第二中學，校址遷至合川縣文廟。戰時教師員額不足課程有限，路翎常到生活書店等地「打書釘」，廣泛閱讀各種書籍，並開始向《時事新報》副刊「春光」與《大公報》副刊「戰線」投稿，應合川的民營報紙《大聲日報》約請主編副刊「哨兵」。1939年初因編副刊與在課堂上閱讀課外讀物與國文老師起衝突，被學校以思想左傾開除學籍，時年17歲正在念高二的路翎，就此中輟學業。
離開校園後的路翎，曾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演劇隊，亦曾由胡風介紹至陶行知籌辦的育才學校文學組工作數月，1940年夏經繼父張濟東介紹，至國民政府經濟部設於重慶北碚區的礦冶研究所會計室任辦事員，1942年因與礦冶所庶務員打架離職，由舒蕪介紹到南溫泉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圖書館當助理，其間曾在黃桷鎮文昌中學兼課，教授初中國文。1944年辭去圖書館工作後，透過張濟東介紹至國民政府經濟部的燃料管理會任職，後分配到黃桷鎮碼頭任辦事員。正是在長期工作不穩定的狀態下，路翎大步邁向文學行程，至1946年6月離渝的八年間，身處國統區大後方的路翎寫下多部重要作品，包括邵荃麟認為「在中國的新現實主義文學中」「放射出一道鮮明的光彩」的中篇小說《饑餓的郭素娥》與胡風稱譽「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的長篇鉅作《財主底兒女們》。
青春的詩
路翎最初在胡風主編的左翼刊物《七月》嶄露頭角，之後作為七月派的代表性作家擁有一席之地。
作為現代文學史裡形象分明的文學流派，「七月」活躍在三、四十年代抗戰時期的國統區，成員主要為匯聚在胡風編輯的《七月》與《希望》雜誌，以及「七月詩叢」、「七月文叢」、「七月新叢」等叢書周邊的作家寫手，路翎正為其中一員。1937年10月《七月》在上海創刊，刊名複印魯迅手跡「唯一的表示紀念的意思」，有繼承魯迅精神之意，以週刊形式出了3期，之後移至武漢，改為半月刊，至1938年7月，武漢期間的《七月》半月刊共出版了18期，從第13期開始，以六期為一集，即第13期為第3集第1期。1938年12月胡風一家撤退至重慶，《七月》停刊，1939年7月復刊，改為月刊，是為第4集第1期（總19期）。戰亂中經常遲刊，其中第6集第1、2期與第7集第1、2期均為合刊，而路翎即是在1940年5月《七月》第5集第3期，以小說〈「要塞」退出之後—一個年青「經紀人」底遭遇〉（1939年9月撰）正式進入評論家與文學史視野，之後持續在《七月》發表新作，《饑餓的郭素娥》、《青春的祝福》、《蝸牛在荊棘上》、《財主底兒女們》等四十年代重要作品，也均列入「七月文叢」或「七月新叢」出版。
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5月胡風轉赴香港，《七月》終究未能免於停刊，重慶期間出版了14期（共12本），若不計上海出版的3期小週刊，四年間共出版了32期。1943年胡風回到重慶另行籌辦新誌，原題《朝花》，登記時屢遭留難，改以《希望》，取只餘「希望和幻想」之意。胡風向來熱愛魯迅，也力圖繼承魯迅的精神，但從胡風以「朝花」傳達樂觀新氣象的理解來看，徵兆式地現露出胡風與魯迅的思想距離。胡風汲取較深的是魯迅不懼勞瘁勇進的「明天性」的一面，而路翎在未必自意中承襲較多的，則是魯迅閃爍幽冥鬼火般的離奇洞見，那樣的洞見著眼於黑暗閘門的另一面，掙扎著同為閘門重壓的痛苦存在，是「帶露折花」的「不能夠」的那樣一種「現在性」。就作品觀之，路翎對於始終存在於魯迅思想中的「無聊」內裡有所體會，於此亦顯露了路翎與胡風文藝思想有別的跡證。
歷經波折後《希望》第1期在1945年1月出版，本著《七月》辦刊時的想法，胡風愈加著意培養新進作家。《希望》在重慶出版了4期，1946年2月胡風回到上海，先是翻印了重慶期間的4期《希望》，1946年5月出版《希望》第2集第1期，至1946年10月第2集第4期出刊後，《希望》也走向了停刊之路。從重慶到上海，《希望》總計出版了8期，期期都有路翎作品，第1集第2期更一口氣以「有『希望』的人們」為小說集題名，刊發了六篇短篇小說。同時，路翎也以筆名冰菱發表評論，此外也有多則散文或散記式的報告性文字；常有數篇路翎作品在同期《希望》發表，顯見當時路翎充沛的創作力。而在《七月》與《希望》停刊期間和停刊之後，重慶的《詩墾地》、北平的《泥土》、成都的《呼吸》與《荒雞小集》、南京的《螞蟻小集》等刊物，都有「七月」同人穿梭的身影，其中多期《泥土》和《螞蟻小集》刊發了路翎的小說新作和評論，《泥土》第5輯（1948年3月）更載有路翎難得的長詩，寫於解放前夕的〈致中國〉。
《七月》與《希望》出刊地隨著戰事的變化西移，從上海到武漢再往內陸重慶撤退，戰後則由重慶返回上海，端詳七月派作者群的移動軌跡，也同樣隨著戰爭情勢驛動。七月派的青年作家，在三、四十年代的戰爭時期，泰半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或因戰爭流徙被迫中輟學業，多人學歷不高，甚或有不得溫飽貼近底層輾轉的深刻體會，抗戰結束緊接著國共內戰，長年戰事膠著和戰況熾烈的交替裡，他們的青春在前途茫茫的不安與獻身理想的昂奮中更迭起落，這樣的生命歷練與情感強度也體現為共通的創作特點：passion（激情），在胡風使用的語義裡既指「熱情」，也指「受難」。「受難」的語義源自基督教，大寫「Passion」係指耶穌基督最後的受難與死亡。胡風在〈略論文學無門〉（1937）一文中，曾著重指出作家創作的態度問題，藝術的悲劇在於失卻了「『經驗』生活的作者本人在生活和藝術中間受難（Passion）的精神」，高度的藝術真實正顯現在創作者和人生與藝術「擁合」的同時並至，這樣的創作活動也即是追求人生。這實際上觸及作家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發生矛盾的問題，胡風並提出後來備受攻訐的「真實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能夠補足作家的生活經驗上的不足和世界觀上的缺陷」的說法。這樣一種生活與藝術創作緊緊相繫的文學觀背後，無疑也有著特定的社會性構造：passion，一種特定的時代印記。
七月派的青年作家正是在受難與激情中生活、創作，在作品中體現如是的受難與激情，而路翎作為七月派引人矚目的多產作家，在他創造力驚人的小說裡，特別是四十年代的作品，在在可徵驗到此一特定歷史時期特殊的戰爭生活經歷與暴雨驕陽式的情感樣態。胡風為路翎《財主底兒女們》所作的序中也曾如此概括：是「時代底passion產生了作者底passion和他底人物們底passion」，而「歡樂，痛苦，追求」，正是「我們時代的熱情（借用那個蔣純祖底用語）還沒有找到適當的表現語的那個passion所必有的含義」。實際上，作為七月的掌舵者，胡風的詩歌與評論也浮映著「passion」的色澤。
唐湜在〈詩的新生代〉（1948）揭示四十年代突出的二個現代詩新浪峰，將之分別喻為現代的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兩者詩風都有點誇大：一是由穆旦與杜運燮們所掀起的浪尖，這群風格內斂凝重的詩人們，私淑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奧登（Wystan Hugh Auden）與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等人，是「自覺的現代主義者」，追求貫徹個性的詩表現；另一則是由綠原等人所組成的果敢進擊隊，承襲的是魯迅「崇高、勇敢、孤傲」的尼采主義精神，氣質狂放，有著健旺的原始生命力，「要一把抓起自己擲進這個世界，突擊到生活的深處去」。唐湜也讀到綠原們詩裡所表現出的「獨特的個性」，一樣是「用身體的感官與生活的『肉感』（sensuality，依卞之琳的譯法）思想一切」，「擲出一片燃燒著的青春的呼喊與嶄新的生活感覺」。在唐湜這則精彩的詩論中，被以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代稱的二群青年詩人，前者有自由派的傾向，後者則是以現實主義為幟，七月派綠原等人的詩作為現實主義的變格，體現出「歡樂、痛苦、追求」的passion，一種受難與激情的濃烈時代個性。
唐湜的觀察也提醒我們，兩個浪峰之間存在著相互滲透的匯流，現實主義陣營的綠原們與現代派的穆旦和杜運燮們並不判然二分，而是同樣表現出鮮明的個性，從七月派主要小說家丘東平文學追求的自況中，也顯露出這樣的複雜度：「我的作品中應包含著尼采的強者，馬克思的辯證，托爾斯泰和《聖經》的宗教，高爾基的正確沉著的描寫，鮑特萊爾的曖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地又正確又英勇的格調。」丘東平的自況顯示出其閱讀與所受薰習的廣泛，雖有社會主義理論與現實主義文藝創作的綱領性追求，卻也尊崇著尼采的強悍，托爾斯泰宗教性的人道主義，更且推崇了綻放惡之華的現代派巫覡波特萊爾的曖昧，打破了一般對於左翼作家僅止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學信仰的歸類。而這樣看似矛盾衝突的複雜性並非丘東平所獨具，對於現代主義的習染，若以見諸鮮明的創作個性，七月派青年作家作品裡皆有所展現，而路翎或可謂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我們在他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小說創作中，經常可感受到勃發的現代派氣息。
歷史的葛藤
路翎在渝期間徙居重慶附近的鄉下、煤礦區與市鎮、碼頭等地，主要的活動與居住地點，均屬重慶北碚區域，包括文星場、後峰岩、黃桷鎮、東陽鎮、白廟子等鄉場。一方面實業家盧作孚1927年以來進行的鄉村建設運動，奠定了北碚的實業與文化建設基礎，1938年作為陪都重慶的遷建區，被稱為「小重慶」、「小陪都」的北碚，短時間內湧進了大量的人口，成為昆明與桂林之外另個大後方新興文化圈，持續向路翎輸送「現代化」的思想資源，也提供他參與論爭和發表創作的空間。另方面，位於川東丘陵的北碚，土地貧瘠，歷來經受旱災、水患與瘟疫侵襲，處於崇山峻嶺之間三不管地帶的文星場、後峰岩、白廟子，常有匪患，路翎一家長期租住的劉家大院，主建築兩端的雕樓有可架設槍砲的洞眼，即是為了防備盜匪的一種特殊建築形式，再者哥老會的袍哥系統遍及社會各階層，與各地鄉場鄉紳結合成的勢力，左右著鄉場裡的利益分配。簡要地說，蜀地險惡的自然環境，剽悍的民風，「邊」、「荒」、「蠻」、「昧」的文化傳統，給予出身江南、熟悉現代都市「文明」的路翎截然不同的感受，也充實了路翎的創作。
礦山、鄉場、曠野，作為重要的敘事場景與意象，一再出現在路翎四十年代小說裡；路翎生活中接觸到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販夫走卒，市井小民，也有礦工、農民、船伕、縴夫，地痞流氓和惡徒惡霸，小商人與新舊式地主和保長，一一在其小說現身，那是一個「勞動、人欲、饑餓、痛苦、嫉妒、欺騙、殘酷、犯罪，但也有追求、反抗、友愛、夢想所組成的世界」。路翎的工作地點一度鄰近天府煤礦的出口碼頭，他經常在礦區徘徊，也曾在朋友的協助下參訪工人宿舍、墳墓，甚至數次下到礦井，從他多年後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深刻的見聞與經歷，紛紛挹注於期間創作的小說。〈家〉、〈黑色子孫之一〉與〈祖父的職業〉、〈何紹德被捕了〉反映了路翎的考察成果，〈卸煤台下〉深入描寫礦區工人與包工、資方的衝突，《饑餓的郭素娥》和〈破滅〉也均以礦區生活為背景。這個時期的路翎創造出「流浪漢－工人」這樣一種嶄新的人物形象，而礦工與礦區的系列作品，作為路翎文學行程的首批成果，不僅顯示出他開拓新文學題材的先驅性，更顯示出路翎對於底層工農不同於時代重音的認識。對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階級性的複雜再現，讓路翎小說的起手式便顯得與眾不同。
青年知識分子在大時代的追尋與困躓，蘊含著路翎自身和周遭友朋的生命經驗，帶有反身觀照的意義，也寓有路翎對於智識階級種種弱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那樣一個各種思潮交鋒、塵埃將落但猶未底定的年代，路翎透過文藝創作介入現實，參與著種種論辯，《財主底兒女們》即為最鮮明的例證，〈青春的祝福〉、〈谷〉、〈旅途〉、〈人權〉等篇，也剖析青年知識分子的際遇與抉擇，就中都承載著路翎的思考軌跡。在這部分的作品裡，一樣可以看到鄉場文化與曠野意象所占據的重要性，而中篇〈羅大斗底一生〉、《蝸牛在荊棘上》和〈嘉陵江畔的傳奇〉，以及離渝後創作的長篇《燃燒的荒地》，比較集中地呈現了鄉場文化，曠野也是座落人物心情的常設場景。此外，路翎創作了一批速寫式的短篇，或是揭露小人物趨炎附勢、虛榮造假與諸如「看客」一類的心理素質，或是關注底層被貧苦反覆碾壓過後的極端精神狀態，隨著路翎在1946年春夏之交離渝返寧，部分篇章的背景也從北碚鄉場挪至南京市街，這一類如短匕般鋒利的再現，之後結集出版為《求愛》與《平原》兩本小說集。在《求愛．後記》中，路翎將這樣的生命故事喻為「攀住歷史底車輪的葛藤」，既是葛藤自不免要拖遲歷史巨輪的前進，但在路翎看來，這些平庸世界裡的人生戰鬥，也有著「歷史力量底本身」，正是「我們時代底詩」。要言之，無論題材和篇幅長短，對於人物內心景象與精神狀態的矢志深描，讓路翎的創作溢脫一般現實主義文學想像的律則正軌，對於「葛藤」的關注也顯見路翎橫出時代競逐「新人」主幹之外的歷史觀與文藝觀。
1946年5月底路翎回到南京，失業，輾轉各處寄居，直到1947年初，經張濟東介紹到國民政府經濟部燃料管理委員會的南京辦事處業務科任辦事員，與先前在黃桷鎮相似，工作地點都在一煤棧裡。南京期間的創作，除了陸續寫下的短篇小說，篇幅分量較沉的有1947年的劇本《雲雀》，曾於同年6月12日在南京演出，以及1948下半年創作的長篇小說《燃燒的荒地》。二部作品基本延續北碚時期對於青年知識分子與底層農民、流浪漢－工人二類題材的關注，另外值得一提的里程碑是《財主底兒女們》在1948年出版（上部再版）。路翎同時也在《螞蟻小集》、《泥土》、《呼吸》和《荒雞小集》等刊持續發表短篇小說與文藝評論，並創作了劇本《故園》、重寫長篇小說《吹笛子的人》，但此二部未發表的作品均在文革期間佚失。隨著國民黨的節節敗退，1948年秋燃管會南京辦事處解散，路翎又一次失業在家，從12月上旬至翌年3月初寫作的〈危樓日記〉，記錄了期間生活周遭動盪不安的小市民情感。
（詳全書）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