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煉的流金歲月
我從來沒有想過寫「回憶錄」這檔子事。
我出身高雄地方公務員之子，成長環境單純，自覺不善於察顏觀色，並不適合宦途，沒想到後來會進入政府任職。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也不算是意料之外。幸賴長官與同事們的協助，方使我這個愣頭傻鳥，在不同的崗位上幸不辱命，先後完成國家交付的任務。
先父趙公淑訓為人內斂寡言，我幼承庭訓，也養成低調的人格。後來承乏外交工作，不能再「沉默是金」，反而到處為國宣勤，是想像不到的轉折。雖然創造了若干成績，足堪告慰長官，但後來被迫提前離開畢生奉獻的外交志業，轉戰金融圈，而且涉足兩岸交流；其後又跨足航空服務業，擔負若干社團工作……多年來的淬煉與起伏，真讓一個「南台灣北漂（甚至外漂）」的戇囝仔體驗到——人生如戲、而且劇本隨時在變！
我棄公從商後羈居海外期間，偶而回國，會盡量抽空去看老長官錢復先生。大概是二○一五年夏天，他跟我聊到外交部某某前輩出了回憶錄，說著說著突然表示：「Leonard（我的英文名字），你應該寫點東西。」我當即謙辭覆稱：「寫回憶錄我不敢當。第一，我還不覺得老；第二，我沒那麼有名，不敢貽笑大方。」
他聞言後正色道：「這跟老與名氣沒有關係。台灣年輕一代目前接受的訊息多元無章，大多為Secondary sources（二手資料）。你應該趁著還有記憶的時候，把一生經歷整理一下，讓年輕讀者們有個Primary sources（原始資料）。」
這一番話讓我無言以對。二○一五年底，我回台擔任中信金控台灣人壽常務顧問，無行政責任牽絆，較有餘裕時間，遂開始整理以往的公務資料及個人思緒，將之逐漸形成文字。白天執筆以後，夜晚裡沉緬往事，回顧所經歷的人事滄桑與世局紛擾，難以成眠。就像看懷舊老電影一樣，畫面雖然斑駁，劇情卻鮮活無比，全都跳到了眼前。
既然渥蒙期許為「Primary sources」，我臨深履薄，敘事的內容方面必須求「真」、以誠為重，不敢譁眾取寵或誇大不實。另外為了避免困擾，我文中絕不批評他人；如果必須臧否人物，則多從光明面出發，希能闡揚社會的正能量。只有在敘述少數重要事件時，因導源於人為因素，不得不還原全貌，但多為就事論事，絕不借題發揮。
本書內容不敢自詡為「回憶錄」，僅在追述一個外交工作者為國打拚的浮光掠影。猶記國小課本上讀到晏嬰與藺相如等偉大壯烈事跡，心儀不止，當下決定未來要做個為國家旋乾轉坤、化危為安的外交官。其後中學時期興趣改變，沉迷於西洋繪畫；大學主修法律，卻嚮往新聞工作……在經歷一連串「用情不專」的啟蒙歲月後，我最後還是回歸到原本「初心」，在一九七八年加入了國家的外交行列。
環顧古今中外，中華民國外交處境的困頓，可謂獨一無二。其中原因很多，有涉及國際環境演變者、有涉及國家主政者政策方向者、有涉及國際盟友態度轉變者、當然也有涉及國際對手實力消長者。無論如何，國際賽局也是「成王敗寇」，不幸的結果既已成為事實，追究原因或前人責任已無補於事，只有由後繼者設法「挽狂瀾於既倒」；尤其重要的是——可千萬別再「重蹈前人的錯誤」了！
基於這種「台灣的外交既然『先天不良』，就不能再『後天失調』」的自我期許，我在工作崗位上，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希冀能將一手「壞牌」打成「好牌」。這也是本書書名的起源。
當年我首次踏進凱達格蘭大道（當時稱為介壽路）上的外交部正門時，凝視門上「外交部」三個銅鑄大字，腦海裡浮現著「巴黎和會」、「開羅會議」、《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退出聯合國」等近代史上影響台灣的正反外交事件。激動之下，我浪漫且悲壯地自我期許：一定要為多難的中華民國外交，做出一點貢獻！
進入外交界以後，我先後承乏華府對美政府與國會之聯繫、加拿大的開館、與非洲史瓦濟蘭（現已改名為史瓦帝尼）的「草根外交」等工作。秉持著「言必信、行必果」的待人處事原則，及勤能補拙的精神，加上長官的支持與同事們的協助，幸能無愧職守，完成各階段的任務。其中值得回味者，例如：在美國創下「台灣三等祕書可見到美國國務院副助卿」的空前紀錄；說服加拿大政府給我駐加人員外交待遇，創下G-7國家首例；及與史國國王結成好友，迄今他仍然守著台灣，是我們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國……。當然，此期間我要特別感念蔣孝嚴、錢復、連戰、陳錫蕃等先後師事的長官，以及他們對我的指導與鞭策。
外交生涯過程中，我應大學同窗陳水扁前總統邀請，於二○○一年初轉至總統府服務，任滿後外放非洲，繼續外交本業。我雖然一本為國服務的常任文官立場，處理公務上超越黨派，但也不免被捲入台灣「藍綠之爭」。二○○九年自非洲回國後橫遭政治獵巫，空有「大使回部辦事」名義，套句時下流行語彙——「被休息」了。然而在外交部無事可辦期間，沉潛自省、大學兼課，亦非無所得。
二○一○年高中同學某商界友人拜會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邀我同往。當會見久違的老長官，不知如何啟齒之際，該同學在旁好意地首先發言：「當年趙麟一時不慎，進總統府幫民進黨做事，請主席原諒……」不料他還沒講完，連氏立刻打斷表示：「趙麟不是幫哪一黨做事，他是幫國家做事。有兩件事是沒有黨派之分的，一是外交，一是國防……」
聽到此處，我積鬱了一年多的委屈，彷彿遇到知己的空谷梵音一般，瞬間獲得療癒與滌濯。淚眼中聽完他這一段話，鼓舞了我繼續向前努力的決心。
二○一一年衛生署邱文達署長邀我借調該署，協辦國際醫療。我不計較高階低用，仍願為政府效力；不料再度遭到行政院高層駁回，原因仍然是——「政黨顏色不對」！
至此，我不禁想起昔日中國大陸傷痕文學劇本《苦戀》中的一句話：「你愛國家，國家愛你嗎？」
眼見國家已被當時執政黨強分異己，我孤臣效力無處，二○一二年十二月，提前向外交部請辭，轉入民間金融界。在暮秋的蕭瑟涼風中，我走出外交部的大門，望著同樣「外交部」三個銅字，回顧從前，心中無限感慨。雖然「美好的一仗已經打過」，我俯仰無愧，但總有「這仗還未打完」的一絲遺憾。
當晚回到家中整理舊物，赫然發現當初外交特考的榜首「001」證書與外交人員講習所結業總成績第一名的獎狀。我甩甩頭，將之束諸高閣，取出《台灣壽險業市場》與《兩岸金融交流概況》等資料，準備隔天上任的新工作。
我離開外交部前，曾向人資同仁打聽，確認「大使任滿三年後，得以自由前往中國大陸旅行」。二○一三年三月平生首度前往北京，擔任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大陸事務執行長。抵達北京機場的一剎那，我想起過世多年、永無機會返回大陸故鄉的先父，心中默念：「爸，兒子替您回大陸了」，語罷登時熱淚盈眶。
從台灣的外交部門轉而從事兩岸關係，我在「帝都」謹言慎行，在公開場合除了金融本業外，絕不言及其他。在北京兩年多期間，除了結識大陸金融界友人外，也因為代表台壽集團從事兩岸交流，而從當時台灣工商界人士之處學習良多，例如：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台壽集團前董事長朱炳昱與新光金控董事長吳東進等人。而其中我因參加「兩岸企業家峰會」與「博鰲論壇」，得以自二○○八年非洲史瓦帝尼一別後，再度親炙蕭萬長前副總統的風範。
二○一六年我轉任華航集團華夏公司，從原來的金融保險業跨足航空服務業。本著「要做就要做好」的初衷，上任後發覺華夏若繼續原有「勞力密集」方向，不但獲利有限，而且會被競爭性日趨激烈的航空業市場淘汰；遂提出「科技化」、「國際化」的營運方向，並且將原有使用將近三十年的「華夏股份有限公司」舊名稱改為「華夏航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免得被人誤以為是其他性質不同的同名公司。
我並非軍人眷屬，但因求學時期常至左營眷村與表弟同度寒暑假，故對眷村文化並不陌生。二○一八年突然接到「高雄市國軍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趙怡兄電話，他表示因任期將滿，擬邀我協助接棒。趙怡與其兄長趙寧、趙靖三人，我皆熟識，而且長期以來常被人誤以為是「他們趙家子弟」。我回家後告訴內人，她認為我除了華夏本職外還在大學兼課，已經分身乏術；況且現在眷村景象已不復往日，協會的工作恐怕吃力不討好。
經過一天一夜的思考，我決定接受承擔，內人也轉而同意支持。在眷村協會會員大會接任儀式上，我致詞表示：「國軍眷村是台灣特有的風情與價值，未來矢志以『海納百川、廣結善緣（源）』的原則，將這項寶島文化資產，以多元的方式永續經營，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此外，我也應友人邀請，擔任「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台灣非洲經貿協會」顧問職務。在忙於航空服務本業之餘，上述的義務性社團工作，也讓我在不同的領域學到很多。
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國哈佛大學學成回國後，即在大學兼課，迄今仍應邀繼續在北醫及淡江兩所大學擔任國際課程全英語教職，因此必須隨時掌握全球政經動向。
總之，上述這些本職與兼職之間相輔相成，讓我的「斜槓人生」充實不少。
即便忝入中年，可是「忙得沒有時間變老」。人生已過耳順，我心中只有「感恩」兩字：
我感恩父母提供了一個物質簡樸但衣食無缺的成長環境，讓我安心向學之餘，體驗到節省珍惜的價值觀；感恩事業生涯中相遇的長官與同事們，讓我得以毫無旁騖地專心工作；也感恩背後中傷誣蔑我的同僚及競爭對手，讓我得以反省本身缺失、學習圓融；尤其感恩在我失意之時，對我不離不棄、反而雪中送炭的真朋友，讓我對人性不致絕望，燃起繼續努力的原動力。
最後，我要感恩內人李茉莉女士；她年輕時以美麗的外表吸引我，現在更以美麗的內涵，陪伴我共享人生的夕陽。
當然，這本書得以面世，我還要感恩聯合文學出版社。記得當初周昭翡總編跟我聯繫出版事宜時，我戲說恐怕不會讓聯合文學賺錢，結果她誠懇地表示「我們做出版，並不是完全以賺錢為目的」，讓我感佩不已。
身為基督徒，我感恩之餘，祈求上帝帶領我，平安健康地繼續前行，貢獻餘生心力，回饋給所有愛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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