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說苑》怎樣編成，劉向自己的話當然是最可靠的資料，他在《說苑敘錄》中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眾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 。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 。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
據此可知《說苑》一書是劉向根據宮中所藏《說苑雜事》及他自己和民間的藏本，經過校勘整理，刪掉和《新序》重複以及內容淺薄不合乎義理的，又增加一些新的內容，立篇分章，編著而成的。我們這裡不說他「編輯」而說「編著」，主要是基於以下兩點考慮：第一是劉向在刪除材料時，除了和《新序》重複的以外，就是那些劉向認為「淺薄不中義理」的。但是那些是屬於淺薄不合義理的呢？那些是並不淺薄而合乎義理的呢？這在劉向心中一定有一個思想的標準，合則取，不合則刪。那些不刪而加以保留的，當然就是劉向認為合乎義理的了，於是立篇分章，以類相從，加以編纂。這種「依興古事」（《漢書‧劉向傳》）的編書方法，正是我國古代「述而不作」的傳統。第二是《說苑》中還有《說苑雜事》中本來沒有而由劉向新增的部分，這些新增的材料，有的是劉向認為合乎他的「義理」標準而從他書輯錄來的，也有的可能是劉向自己的文字。從這兩點看來，劉向對於《說苑》，實在不僅僅是一般的編輯而已。
至於《說苑雜事》，不但「章句相溷」、「上下謬亂」，而且也未分篇章，「難分別次序」，我們以為它當時還不是一本「書」，而只是一堆記載歷史人物言語行事的材料而已。西元一九七三年河北定縣八角廊四十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竹簡，其中有一批經整理後命名為《儒家者言》，共二十七章，由於篇幅不夠長，可能只是某書（或某一堆材料）中的一部分，或者原來就只是節錄。這二十七章的內容，多見於《晏子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孔子家語》、《說苑》和《新序》等書，以見於《說苑》者最多，共十六章，而凡見於《說苑》又見於其他各書的，文字多和《說苑》相近。這種現象使我們認為《儒家者言》的祖本很可能就是這個包括一大批材料的《說苑雜事》，由於《說苑》根據《說苑雜事》刪削增補而成，而《儒家者言》是《說苑雜事》的一部分，二者自有較與其他諸書更密切的關係 。據考定，《儒家者言》所根據的祖本甚早，可能屬於戰國晚期，則《說苑雜事》中部分資料也應當其來有自，淵源甚早。因此，《說苑》中有一些和《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等等相關書籍相近或相同的記載，不一定就是直接採集自其書，《說苑》的文字可能更早，或者諸書來源相同，也是可能的。
現在我們既然知道《說苑》所載可能淵源甚早而自有所本，那麼我們對於它的文獻歷史價值，實在應該重新給予評價。如在校勘上，以前認為《說苑》是劉向「采傳記百家之言」而成的 ，因此在《說苑》文字和相關書有異同時，往往據諸書以正《說苑》。事實上可能正好相反，如〈權謀〉篇第三章有「澤鳴」其人，《史記‧孔子世家》、《孔叢子‧記問》、《孔子家語‧困誓》俱作「竇鳴」，《漢書‧古今人表》及顏注引《戰國策》俱作「鳴犢」，《史記索隱》引《國語》作「鳴鐸」，諸書皆不相同，究竟誰是誰非呢？等到八角廊漢墓漢簡出土，我們看到《儒家者言》第一一章中亦有其人，正作「澤鳴」，和《說苑》相同，證明《說苑》所載較諸書都為正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然古籍散佚，多賴此以存。如《漢志》河間獻王八篇，《隋志》已不著錄，而此書所載四條，尚足以見其議論醇正，不愧儒宗。其他亦多可採擇，雖間有傳聞異詞，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四庫提要》雖然已經指出《說苑》在保存古文獻上的價值，但僅僅只提及河間獻王四條，事實上為《說苑》獨有而不見於他書的資料，超過全書四分之一。這些歷史文獻資料，由於我們對其淵源有了新的認識，當更值得珍貴。
劉向是一位儒家學者，他編《說苑》，取材的標準是合不合乎「義理」，這義理的標準自然不外儒家的觀點。《說苑》共分二十篇，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但就其基本核心而言，環繞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政治思想和措施。在政治思想上提出了儒家的「天下為公」的理想，《說苑》中有〈至公〉篇，開頭第一章就引孔子「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及《易》「無首，吉」來讚美堯的「人君之公」，因為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第五章記秦始皇有禪天下之意，此事不見於其他記載，而以秦始皇的專制欲傳之萬世，也似乎不應該有這樣的事，不過文中鮑白令之卻批評秦皇是「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認為他不夠格。《說苑》中特地錄存了這一章，這是很有意思的。天下為公，天命不專主一人，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虐害人民的暴君，身死國亡，是咎由自取。〈君道〉篇中下面這兩章，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君道〉第四一章）
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君道〉第四二章）
在政治措施方面，首先國君對人民應該實行仁愛的政治，〈政理〉篇第一三章載太公對武王說：「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怎麼樣做呢？就是「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一切以合乎人民的利益為主，要愛護人民如同保愛子女，關心他們的生活，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貴德〉第一章）
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君道〉第六章）
實行仁愛政治的具體表現就在於「省刑罰，薄賦斂」。〈政理〉篇第二章載季孫問孔子：「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說：「子為政，焉用殺。」並指出「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所以要先施行德化，後用刑罰，刑罰用來救濟德化的不足。如果不先行教化，就予以誅罰，這就叫做「虐殺」（〈政理〉第一○章）。〈貴德〉篇第一四章載路溫舒上漢宣帝書，極言刑獄的種種黑暗弊端，痛心人民遭受冤獄，枉死的不能復生，肢體受殘的不能復原，希望皇帝「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這一篇上書，也見於《漢書‧路溫舒傳》，見於《說苑》，當然是屬於《敘錄》所謂的「更以造新事」部分。劉向採入這一章材料，當然是一方面它符合儒家行仁政、輕刑罰的原則，另外一方面也是針對漢成帝時的律令嚴苛、濫用刑罰。
武王問治國的道理，太公告訴他要「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不要加重人民的賦稅，加重人民的賦稅，就好像向人民掠奪（〈政理〉第一三章）。文王問怎樣治天下？呂望告訴他：「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政理〉第一二章）所以一個國家的富足，不在於政府有錢，而在於人民有錢，人民都富了，國家還會窮嗎？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政理〉第一一章）
武王問太公賢君怎麼樣治國？太公回答首先就提出「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等等（〈政理〉第一四章），可見「省刑罰，薄賦斂」是賢君治國的基本要點。
大凡統治階層奢侈淫佚，享樂無度，必然向人民需索搾取，厚斂暴徵，以供一己享用。所以要減輕人民的賦稅負擔，統治階層必須節約。自古賢明的君主常以儉得國，淫佚的君主常以奢亡國，《說苑》卷二○〈反質〉篇，就有多章說明這個道理。〈反質〉篇中較特殊的是第一九章，記楊王孫欲死後裸葬，其事也見於《漢書》本傳，文中極言厚葬之弊，認為厚葬不但無益於死者，而且浪費財物，腐於地下，占奪生人的財用。漢成帝時營造陵墓，數年不成，制度泰奢，劉向在〈反質〉篇中載入這一章，是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性的。
政治措施另一個重點是尊賢用賢。「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尊賢〉第一章）「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尊賢〉第五章）「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同上）這些話反覆申明國家必須有賢俊之士輔佐，才能平治安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君道〉第一四章）
尊賢是為了用賢，如果一個君主尊賢卻不能信用，賢人不能在實際政治上發揮良好的作用，這樣的君主不過徒具好賢之名，就是太公所謂的「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君道〉第一五章）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孔子以為雖欲無亡，不可得也（〈尊賢〉第三六章）。〈尊賢〉篇第二章「春秋之時，天子微弱」及第五章「禹以夏王，桀以夏亡」，列舉歷史上許多用賢而昌強，不用賢則敗亡的實例。
《說苑》思想內容的第二個重要方面是強調儒學的重要和尊崇孔子。儒學自孔子以後，走入低潮。《墨子》有〈非儒〉篇；孟子「距楊墨，放淫辭」，而自謂「不得已」，亦可見楊墨其時之顯；到戰國後期，遊說之士大行其道，法術之士受到重用。漢初天下初定，民生凋敝，財用匱乏，道家與民休養生息之道應運而生；文景之世，盛行黃老之學；武帝推崇儒術，其實儒法並重，政治實際運作上，法又超過儒，所以漢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道雜之」之說。下面這段記載，不但可作為歷史上儒家遭到輕視的佐證，也可以看出劉向採錄此文的時代意義。文內把非儒之士目為「骨肉不親」、「秀士不友」，是三代的「棄民」，可見抨擊的嚴厲。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苦；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建本〉第一一章）
重儒和尊孔是一體的兩面，重儒則必定尊孔，尊孔則必定重儒。《說苑》中尊崇孔子、頌揚孔子的記載甚多，如〈至公〉篇第一○章「孔子生於亂世」，稱頌孔子周流應聘，不避恥患，是為了不希望自己的理想實踐只德及少數人，而欲普濟天下群生。〈貴德〉篇第二章「仁人之德教也」及〈至公〉篇第九章「夫子行說七十諸侯」，則闡述了孔子作《春秋》的意義。上面四章文字，並不見於他書記載，獨賴《說苑》以傳，尤有參考的價值。
此外，為學、孝親、修身等等也是儒家所重視的，《說苑》中也都有所闡明，不煩贅述。《說苑》一書的思想內容當然不只這些，以上揭示這兩方面，以供參考而已。（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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