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 第七章 要麵包還是競技場？
◎談判籌碼
以上討論都假設所競標的東西（奧運或世界盃的主辦權）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但這並非向來如此，例如一九八四年奧運的主辦權就是這樣。唯有在提供的是人們有需求的好東西時，財貨或服務的壟斷者才有利可圖。如果我開了連鎖速食店，賣的卻是橡膠做的漢堡，那就算我是唯一賣橡膠漢堡的，我在市場上也不會有什麼權力或籌碼。
相反的，如果我賣的漢堡是可以吃的漢堡，又如果漢堡王、麥當勞和溫蒂漢堡都關門大吉了，我就有辦法提高售價，我的店就會賺大錢。但我也沒辦法讓價格太離譜。就算我是壟斷者，價格還是受到需求的限制。因為當價格高到某個程度時（例如一個漢堡賣七美元），消費者就會轉去買塔可鐘（Taco Bell）、肯德基或便利商店的包裝三明治。
同樣的道理，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也有辦法在某個限度內逼爭辦者不得不出高價。但如果玩得太過火，或者連續幾次的主辦國都辦得不好，那麼對於主辦權的市場需求就會降低，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也會失去籌碼。在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那種無人申辦的極端情況下，國際奧會就完全沒有籌碼。
從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開始，金磚五國主宰了世界盃和奧運。開發中國家的生猛熱情造就了貴得離諎的比賽。在亞特蘭大、雪梨、鹽湖城和雅典時只有一些誤判和損失，到了北京、南非、索契和巴西就變成大災難。最近幾屆奧運和世界盃的負面新聞已經使得各國對主辦權大失興趣。國際足總選擇卡達主辦二〇二〇世界盃的貪汙醜聞以及前幾屆世界盃的打假球問題，都讓情況雪上加霜。
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也都知道情況嚴重。表2-3就是證據：從二〇〇一年以來，爭辦夏季和冬季奧運的國家越來越少。在過去五次爭辦週期中，爭取夏季奧運的城市持續減少，從二〇〇四年的十二個城市，一路降到十個、九個、七個和二〇二〇年的五個。而爭辦冬季奧運的城市從二〇〇二年的九個下降到二〇一八年的三個。
二〇二二年冬奧主辦權的遴選作業目前幾乎停擺。原來有興趣的波蘭克拉科夫（Kraków）、瑞典斯德哥爾摩、德國慕尼黑、瑞士達沃斯和烏克蘭利維夫（Lviv）都在二〇一三年和二〇一四年宣佈放棄，只有挪威奧斯陸和中國及哈薩克兩個威權國家在競爭。值得注意的是，二〇一二年荷蘭政府提出一份報告預測說，未來只有威權國家才能主辦奧運，因為只有這些國家「才有中央集權的金錢和權力來主辦」。
國際奧會把奧斯陸列為候選城市也很值得注意。根據國際奧會的規定，當地居民的廣泛支持是很重要的申辦條件，但挪威和奧斯陸根本不符合。根據二〇一四年三月的民調，百分之五十九點二的挪威人和百分之五十五點八的奧斯陸人並不支持辦奧運。國際奧會把奧斯陸列入決選名單，實際上是選了一個根本還不想辦奧運的城市。國際奧會現在明顯處於下風。
國際奧會也很清楚問題嚴重。二〇一四年六月，奧地利、德國、瑞典和瑞士的國家奧委會共同提出一份名為「二〇二〇奧運議程：申辦經驗」（Olympic Agenda 2020: The Bid Experience）的內部報告，報告中說：
在瑞士和德國，公民投票有百分之五十三反對申辦奧運。在瑞典，國會反對申辦奧運。在奧地利，公民投票有百分之七十二反對……在克拉科夫，百分之七十反對。
為什麼歐洲國家都不想辦奧運？這四個國家的理由都很類似：害怕為了申辦和主辦花大錢，尤其是在看到索契冬奧大幅追加預算和人權及環保問題之後。
巴黎市長安妮.希達哥（Anne Hidalgo）在被問到想不想爭辦二〇二四年夏季奧運時，她的回答反映出越加普遍的觀點：「我喜歡運動。我喜歡比賽。我知道運動能為社會帶來什麼……但我們現在的財政和預算都有限，我根本不可能說要去申辦。住宅、公共服務、正義和經濟，這才是巴黎人向我要的東西。」
在南非和巴西的罷工潮和抗議潮受到全球矚目之際，不只是巴黎人這麼想。日本在二〇一四年也出現反對舉辦二〇二〇年東京奧運的抗議活動。二〇一四年七月，群眾抗議政府要花十五億美元蓋奧運主場館（這已經比原來規劃的減少百分之五十），認為既破壞環境又浪費錢。抗議人士主張只要把一九六四年的奧運主場館修繕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蓋新的。國際奧會副主席約翰.柯特斯則表示，所有變更奧運主場館的計畫都要由國際奧會批准。
湯瑪斯•巴赫在二〇一三年九月接下賈克．羅吉的國際奧會主席一職後，他的第一步就是造訪各國敦請大家來申辦。他到每個地方的說法都一樣：只要貴城市提出申辦，國際奧會將特別青睞。接下來，巴赫開始討論要如何對遴選程序加以改革。我將在本章後面討論這些改革及相關的問題。
塞普•布拉特和國際足總也一樣在調整。國際足總的慣例是在歐洲和美洲輪流辦世界盃。這個模式在二〇〇二年被打破，當時是世界盃第一次在亞洲舉辦（日本和韓國合辦），而二〇一〇年由南非主辦又再次打破慣例。新政策決定要在六大洲輪流舉辦。二〇一四年的主辦權該輪到南美洲。但在二〇〇七年十月要決定由哪一個國家主辦時，只有巴西提出申請。
在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國際足總毫無籌碼。所以國際足總又取消了六大洲輪辦的政策。最新的政策是，如果申辦國和前兩屆其中一個主辦國屬於同一洲的話，那就失去資格。這樣一來就不只限一個洲可以辦，而是同時有四個洲的國家都可以申辦。
◎如何改革？
從上往下的改革
二〇一四年六月一日，美國國家奧委會在麻省理工學院召開四年一度的大會。大家本來期待美國國家奧委會會宣佈由哪些城市代表美國競爭二〇二四年夏季奧運。美國國家奧會從二〇一三年二月就開始邀請全美五十個城市來申辦。一般來說，各城市想代表美國去和全世界競爭的話，通常要花一千萬美元。
但美國國家奧委會主席賴瑞.普伯斯（Larry Probst）並沒有宣佈名單，而是向媒體抱怨紐約沒有申請到二〇一二年奧運和芝加哥沒有申請到二〇一六年奧運，並說他要看看國際奧會到底要如何改革申辦程序。這聽來像是威脅：除非美國獲得主辦權，否則我們就不玩了。
自從一九九六亞特蘭大奧運之後，國際奧會確實對美國不公平，畢竟最大的電視轉播合約來自美國。國際奧會最近正在和NBC電視台洽談一個時間到二〇三二年，價值八十億美元的轉播合約。如果奧運能在美國的時區內舉辦，NBC的收視率會比較高，美國人也可以在黃金時段收看比賽。收視率一高，不但NBC的合作夥伴會很高興，下一次再談轉播權的價金也可以提高。更何況，大多數美國一線城市都有大量富裕人口，付得起高額的門票和餐飲，而美國企業也會買形象廣告。
普伯斯和美國國家奧委會認為美國應該拿到二〇二四年的主辦權，打破二十八年無法舉辦的不正常現象。所以普伯斯表示美國國家奧委會不會亮出底牌，要等巴赫在二〇一三年成立的國際奧會工作小組在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宣佈如何改革遴選程序再說。但奇怪的是，普伯斯在四週後還是宣佈了名單──舊金山、洛杉磯、華盛頓特區和波士頓。
巴赫在二〇一三年接任主席後，他很快就明白申辦城市越來越少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他告訴專門報導奧運新聞的《奧運環內》（Inside the Ring）雜誌說，國際奧會的申辦過程太繁瑣，他要改得簡單和有彈性一點：
我們要求得太早又太多。我們和可能申辦的城市談，好像做生意一樣要求他們投標。我們開出條件，「你必須做這，你必須做那，我們的條件是什麼，我們的保證是什麼。」這樣一來，全世界的申辦書都是由同一群人（顧問公司）寫出來的。每一份申辦書都一模一樣，我不必找他們來面試就知道他們會怎麼回答。我要改變這種心態……我要讓每一個申辦城市自己去研究奧運如何能配合他們城市和國家的長期發展。
這些想法很有道理，巴赫也成立了工作小組研究如何改革。國際奧會前任主席賈克．羅吉也曾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呼籲過改革，但沒有實質成果。整個程序只是變得更繁瑣、更昂貴。
種種跡象顯示這一次也不會有什麼大改變。在二〇一四年二月索契冬奧前的國際奧會大會中，有兩種改革主張被提出來討論。第一種主張是讓國家和城市都可以提出申辦。這會降低城市的負擔而提高國家的負擔，也會提高交通運輸（還有碳足跡）的成本和維安成本。這看來變化不大。第二種主張是重新回到鹽湖城冬奧之前的作法，規定國際奧會委員必須到申辦城市親自造訪。親自造訪會比看錄影帶更準確，更能正確評估每個申辦城市提出來的計畫。但這也會提高花費，為買票賄賂開了門路，而這正是當初停止這種作法的原因。
要有本質性的改變，就必須打破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的壟斷。其中一個方法是讓奧運和世界盃面對競爭。這有人嘗試過但沒成功。美國媒體大亨泰德.透納（Ted Turner）在一九八六年發起「善意運動會」（Goodwill Games）並在自家頻道轉播。透納在一九八六年虧了二千六百萬美元，一九九〇年又虧了四千萬美元，然後這個比賽就慢慢無疾而終，最後一次是二〇〇一年在澳洲布里斯本。如果連透納的財富和媒體王國都無法競爭，其他人更辦不到。奧運和世界盃的品牌強到能形成自然壟斷。全球觀眾並不想要兩個奧運，也不想要兩個世界盃。
要降低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的籌碼，限制申辦者數目也是一招。也許可以重新採用國際足總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的六大洲輪辦的方法，而國際足總正是因為這個方法會降低其籌碼才停止不用。此法不但可以減少有資格申辦的城市，也可以為申辦城市省下約一億美元的申辦費用（東京申請二〇一六年奧運時據稱花了一億五千萬美元）。問題不是這種方案好不好，而是巴赫的工作小組及國際足總能不能接受這麼大的改變。
如果國際足總和國際奧會願意的話，以下三種方法也是可行的：一、願意接受比較舊的、不那麼宏偉的主場館；二、願意鼓勵已經辦過的國家重複舉辦；三、願意真正客觀地評估奧運和世界盃最能符合哪一個申辦城市的發展需求。雖然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老是在口頭上說很關切主辦國的發展和環保等議題，但有權利投票的人其實根本沒能力去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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