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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隱君子宋耀如
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的政壇上，宋氏家族橫空出世並迅速崛起，成為現代史上的奇跡。這個家族對世界文明古國—中國產生了長達一個世紀的重要影響。
宋氏家族的創始人是海南文昌一個農民家的孩子，名叫韓教準（也就是後來的宋耀如）。
韓家有着顯赫的過去，它的鼎盛時期在北宋，距今已經千年。八百多年前遷居海南這一支的韓氏始祖韓顯卿也曾擔任南宋的廉州知州。俗語說富不過三代，而韓教準已經是韓氏遷瓊後的第二十三代了。
韓教準出生時，韓家早已貧困潦倒。他沒有讀過書，從小在家裡僅有的那一小塊薄田上勞動，艱難地幫助父母維持生計。
十四歲時，韓教準和哥哥韓政準到爪哇做工。十七歲時，韓教準過繼給堂舅，並因此改姓宋。他與哥哥分手，到美國波士頓幫助養父打理絲茶店。養父希望這個孩子將來可以繼承他的事業。宋教準卻不願一輩子平靜而庸碌地當絲茶店的老闆。他提出了求學的要求，但遭到拒絕。於是他逃離絲茶店，悄悄登上了一艘美國的緝私船。
此後，韓教準皈依了基督教，依靠富商朱利安．卡爾的資助，在美國讀了大學。1885年5月，宋教準（後改稱宋查理、宋嘉樹，字耀如）大學畢業。教會拒絕了他留在美國學醫的請求，派他回上海充當傳教士。
宋耀如的這些經歷已為很多人熟知。但人們不禁要問：為甚麼偌大的中國、眾多的人口，歷史卻偏偏眷顧了他？
宋耀如對於生命價值選擇的變化發生在1879年。那時他十八歲，正在養父的絲茶店裡當店員。他結識了中國官派留學生牛尚周和溫秉忠。他們之間的交談使宋耀如了解了世界大勢，了解了中國在世界中的處境。這些年輕人在一起，不可能不談到中國的貧窮落後、外國侵略者強加給中國的屈辱以及中國人在海外遭受的歧視。宋耀如的視野離開了自己得到的暫時的溫飽。他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並最終逃離了絲茶店。
對於引路人，宋耀如念念不忘。1881年在寫給美國在華傳教士林樂知的信中，他說：我前年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見到了一些中國學生。他們都是官費留學生，他們已在去年夏天返回中國。
這時，宋耀如所關心的已經是能為中國做些甚麼的問題。他說：我急於接受教育，以使我可以回到中國，告訴人們關於我們救世主的事。我們都在為中國而禱告。我希望能看到有朝一日所有的中國人都能夠支持上帝，坐在上帝的右邊。他還特別關注中國的進步，反覆地向林樂知詢問：中國有沒有郵票，有沒有鐵路？
宋耀如對中國的熱情沒有引起林樂知的興趣。直到1883年，宋耀如還在致林樂知的信中詢問同一個問題：博士，您（知道）在中國有鐵路嗎？我聽有人說他們有，而又聽其他人說他們沒有，哪一個不對？我無法判斷誰對誰錯。對我來說，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您來找到答案。如果您能這麼做的話請告訴我。
到了這年7月，宋耀如已經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於人生目標的選擇：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帶給中國人。我活着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讚美上帝；為別人做好事，將他們從無盡的懲罰中拯救出來。
宋耀如是一個執着、堅定的人，當確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後，就再也沒有考慮過改變。他曾表示：我的願望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做上帝的僕人。終其一生，宋耀如都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的所作所為從未違背過基督教的教義。同時，他也恪守着把光明帶給中國人的承諾，一直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奮鬥。
1886年1月，宋耀如回到中國。他的上級林樂知是一個驕橫的美國人。林樂知看不起中國本土的傳教士，甚至曾想把他們全部解散。對於宋耀如，他更是從一開始就充滿歧視。林樂知不批准宋耀如回海南探望父母，僅發給他極低的薪金，在他的工作安排上也改變了原來的計劃。宋耀如說：我對這種權勢感到極度不悅，但我必須耐心地忍受。他不願讓教會中人懷疑他對基督教的忠誠，所以不得不像耗子一樣保持沉默。
1887年，宋耀如在艱難的處境中建立了家庭。林樂知飛揚跋扈的一言堂，使宋耀如依靠傳教啟發民智並進而改變中國的想法變得十分渺茫。他已經在考慮通過其他途徑實現自己的理想。
1888年春，他曾向朋友表示：有時候我認為如果我要是真的擺脫佈道任務，我能為我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1890年，宋耀如開始經營實業，為美國聖經協會代理印刷《聖經》的業務；但他仍在同時履行着牧師的職務。
1892年，宋耀如退出了佈道團。他鄭重聲明，這絕不意味着他改變了對基督教的忠誠。他說：我現在是我們南方衛理公會佈道團的一名獨立工作人員，或者說是一位盡其所能為佈道團工作而又不依賴美國國內的教會來維持生計的工作人員。這也是他在1902年11月參與發起創立上海最早的基督教自立會—中國基督徒會的前奏。林樂知的所作所為已經使他意識到，中國的基督教必須逐步擺脫西方教會的控制。
經營實業之後，宋耀如在經濟上寬裕了，但他的內心並不平靜。他總在想怎樣才能把光明帶給中國人，使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他在尋找一條路徑，尋找一個合作者。
似乎是上蒼的安排，不久他便結識了孫中山。在宋耀如的眼中，孫中山是一個誠實的、無私的、愛國的革命者。宋耀如說：我可以斷言，我所知道的中國人中，沒有哪一個人比您更高尚、更仁厚、更愛國。孫中山致力於締造一個偉大的中國，而這也正是宋耀如的人生目標。基於共同的理想，宋耀如無條件服從孫中山事業大局的需要。他們在所有問題上都保持高度一致，成為緊緊擰在一起的兩股線。
1894年春，孫中山帶着他的《上李傅相書》，與陸皓東結伴北上。正像《宋家王朝》的作者西格雷夫所說：他此時投身革命並非全心全意，還想作最後一次嘗試，力圖擠進清廷的官僚機構。孫中山確實是想通過說服中堂大人李鴻章接受他的主張，然後在清廷統治的框架下進行和平改良，使中國擺脫落後捱打的困境。
抵達上海後，孫中山停了下來。他要爭取在這裡找到更多、更有分量的推薦者，以使上書增加成功的砝碼。在這裡結識宋耀如是他意外的收穫。
孫中山究竟通過誰知道了宋耀如，對此有着不同的說法。西格雷夫認為：孫中山和宋耀如的第一次接觸是在衛理公會穆爾教堂，他們做完禮拜後經人介紹相識。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穆爾堂一直是宋耀如的重要活動場所。1892年他曾說：我現在負責我們衛理公會的新教堂，那是由堪薩斯城穆爾兄弟捐贈的，是中國最好的一座教堂。
這次在上海，孫中山與陸皓東住在位於三洋涇橋的名利客棧。有記載說，見面時宋耀如對孫中山改良的主張不以為然。然而，以後的事實證明，他們彼此引為同道，建立了信任。6月，孫中山與陸皓東離開上海抵達天津。滿懷激情的上書失敗得悄無聲息，李鴻章根本沒有接見孫中山的打算。孫中山只得放棄改良的幻想。他說：吾黨於是憮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強迫。他和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窺長江之形勢，因知清廷腐敗無可救藥，遂決意赴檀香山，擬向親戚故舊募集資金，歸國大舉革命。孫中山和陸皓東一番遊歷之後，再次回到上海。此時，出現在宋耀如面前的已經是兩位堅定的革命者。他們住到宋耀如家，三人屢作終夕談。1912年，孫中山曾寫道：宋君嘉樹者，二十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者。這裡特別應當注意的是初談二字。初是剛剛開始的意思。這是孫中山第一次認真地探討革命，當然也是中國民主革命首次被提上日程。這次的上海之行極具重要意義。三個人的會談顯然商定了日後中國民主革命的方向、步驟和分工。在《宋氏家族第一人》中，作者描述了孫中山將自己關在宋耀如的書房裡，整整三天三夜，擬出了興中會章程的初稿。宋耀如拿過章程，立即駕車趕到華美印書館，自己排字，自己付印，連夜印出了幾千份等等情節。當然，孫中山恐怕不至傻到一定要隨身帶着幾千份印好的興中會章程去檀香山。但是，對於革命宗旨、組建革命團體、籌措經費、發動武裝起義等等問題，三人當時無疑是商定了的。這在之後三人的默契配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應該說中國民主革命的大計就誕生在上海虹口的宋宅。
離開宋家，孫中山直接去了檀香山。他的目的十分明確：一是組建革命團體，二是為發動反清復漢的起義籌款。然而，兩項任務進展都不順利。11月24日，興中會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民主革命團體，意義重大，但聞總理有作亂謀反言論，咸謂足以破家滅族，雖親戚故舊亦多掩耳卻走。經總理多方遊說，奔走逾月，僅得同志數十人。籌款更是困難重重。孫中山只從哥哥孫眉那裡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支持。由於應者寥寥，孫中山準備奔赴美洲籌款。此時，孫中山收到上海的來信。宋耀如告訴他，甲午戰爭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激憤，要他抓住時機，迅速發動起義。接信後，孫中山決定放棄美洲之行立即回國，可是籌到手的資金實在太少。雖然在最後關頭，他的哥哥孫眉和興中會成員鄧松盛（蔭南）傾家相助—孫眉賤價出售了自己的牲畜，鄧松盛變賣了自己所有的商店和農場，但他們提供的資金與發動一次武裝起義的所需仍相距甚遠。次年1月初，孫中山離開檀香山去香港策劃暴動。宋耀如仍留在上海，為其籌措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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