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TED的那一刻：他的頭安在機器人身上
在TED三十周年研討會上，沒有肉體的史諾登（Edward Snowden）忽然現身，震撼了群聚在現場的科技業巨頭們。一個仔細裁切過的史諾登臉部影像，被放映在一個小螢幕上，這個小螢幕則貼在一個能行走的「網真」（telepresence） 機器人上。但是，並不是這種科技巫術讓現場滿座的一千二百位來賓大呼驚訝，而是他們事前完全不知道，付了七千五百美元，坐在普通座位區，竟然能聽到讓當今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蒙羞的間諜現身說法。
在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這一天，史諾登真實的身體還安全地隱藏在莫斯科，因為如果他真的以肉體形式現身在溫哥華，很可能馬上就被引渡到美國，面對歐巴馬政府對他從事間諜活動的起訴。因為他披露了政府機密檔案，大量由美國間諜機構和科技大廠與電信公司合作，聯手主導的全球監控計畫，因此公諸於世。不過，他的臉部影像訊號很清晰，顯然也讓採訪他的人，也就是TED的策畫人與數位先驅安德森（Chris Anderson） 感到欣慰。
安德森之前是新聞從業人員，他的非營利基金會種子基金會（Sapling Foundation）在二○○一年接管TED。在花了數個月的時間，努力完成全世界最知名（或最聲名狼藉，端視你的角度）告密者的虛擬外觀後，安德森看到史諾登的臉時，一定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頭。安德森事前先找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的一個人幫忙，而史諾登也花了點心思學習如何使用這部機器。這部機器讓他可以聽、可以看，還能投射他的影像與聲音，甚至還能啟動「聚會模式」，以開啟更多環繞麥克風，而進行這些訓練的場所就在ACLU的紐約辦公室。當史諾登第一次能掌控這部機器時，安德森告訴新聞部落格Mashable的威爾斯（Amanda Wills）：「他讓機器人走到窗邊看自由女神像。」
現在，這個受過牛津教育的安德森，以一身極具個人風格的輕鬆穿著，身著藍色格子長袖襯衫、黑色長褲，沒打領帶，對著觀眾正式宣佈此刻要探討的主題：「公民權利與網路的未來」。這些人都知道史諾登批露政府監控個資的恐怖事實，也知道其他人正威脅到網路文化中的消費者信心，最終將影響到在網網相連的世界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跨國公司其優異的獲利能力。
「所以，我非常歡迎揭發這件消息的幕後人士來到TED講臺上，」安德森繼續說著，觀眾也報以熱烈的掌聲。「艾德（按：史諾登的暱稱）此刻正在俄羅斯某個遙遠的地方，從他的筆電遙控這部機器，所以他可以看見這部機器能看見的任何東西。艾德，歡迎你來到TED，你現在到底能看到什麼呢？」
史諾登的聲音從音響系統播放出來，他回答：「哈，我可以看見每一個人，這真是太神奇了！」現場觀眾也跟著大笑。安德森稍早問過觀眾，是否認為史諾登「其實是英雄」，只有半數觀眾舉手同意。但稍後，當史諾登遙控的機器人在整個大廳走動時，很多人都要求要和「史諾機器人」一起玩自拍。
安德森發了一則推特訊息：「你永遠不會知道在TED會遇見誰。」並附上谷歌共同創辦人布林（Sergey Brin）的照片，布林的手臂還環抱著這部機器。
在喧鬧的氣氛中，讓人很容易忘記，史諾登其實和他的科技同業置身於非常不同的處境。他們可以隨意自由來去，還可以把他們和也許是全世界最想尋獲的人虛擬相遇的有趣經驗，說給其他人聽。但史諾登本人則無從選擇，只能繼續躲藏，他的人身安全完全仰賴俄羅斯領導人普丁（Vladimir Putin）的保護。普丁此刻也面臨與美國作對的極大壓力，且因為他當時正在入侵克里米亞，而必須同時面對西方強權的憤怒。
史諾登的壓力也不小，他能成功自國家安全體制叛逃，其實受益於他已經揭露的政府單位合約，而這些合約可能會轉而流到這些看似支持的群眾手中。谷歌的布林就是這樣的情形，他看起來似乎很高興能和史諾登有個人的接觸機會，但他也知道，他自己與國安局和其他情報機關的關係已經開始被質疑。谷歌、微軟（Microsoft）、蘋果（Apple）、雅虎（Yahoo）與臉書（Facebook）等最高主管，在採訪與社群媒體貼文以及聯合聲明中，都對國安局侵犯他們的消費者資料而表達憤怒，但他們心知肚明，跟國安單位的關係其實比表面上的嫌棄更緊密。
兩天之後，安德森透過視頻技術採訪了另一位TED來賓，國安局副局長萊傑特（Richard Ledgett）。在史諾登確定現身之前，安德森其實邀請了國安局參加這場研討會，但國安局拒絕參加，直到史諾登與他的機器人現身之後才答應，很顯然此舉震驚了國安局。
「我們不知道他會在這裡出現。你們這群人實在太厲害了，可以安排這樣的場合，實在令大家驚訝。」萊傑特冷冷地回應了安德森。
雖然這段話說得還算友善，但他對史諾登卻沒說一句好話。他認為，「把史諾登視為告密者，事實上是傷害了合法的告發活動。」但是，他在沒有詳細說明下也坦承，「我們必須更透明」，但不是對「壞人」更透明。 他也承認，國安局連帶讓美國科技公司名譽受損。
那麼，史諾登揭露政府與企業合作進行大規模的隱私破壞行動，國安局首腦的主要辯詞是什麼？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在做。」
「企業和我們的處境一樣艱難。我們強迫企業提供資料，就像這世界的其他國家做的事一樣。」萊傑特說，「每一個工業國家都有某種強迫企業提供資訊的合法攔截計畫，而且企業也多半會配合計畫，就像俄羅斯、英國、中國、印度或法國，你可以隨便說一個國家，都是這樣。這些洩密行為被廣泛描述為『你不能信任A公司，因為他們可能會威脅到你的隱私』，但這種說法只對世界上那些與這類國家打交道的公司才成立。」
基本上，他說，美國科技公司因為協助政府的監控行動，而被全球譴責，因為這些公司剛好主導相關市場。「有些國家，包括我們的友邦，推出的行銷語言是『你不能相信美國，但你可以相信我們（非美國）的電信公司，因為我們是安全的。』他們這種說詞是為了反擊美國公司在雲端領域大規模的前衛技術。」
一天後，谷歌的另一位共同創辦人佩吉（Larry Page）接受羅斯（Charlie Rose）採訪，試圖努力擺脫他與同事面對的責難。
「對我而言，政府祕密進行這些勾當卻沒告訴我們，真的很令人氣餒，」佩吉說，「如果我們必須保護你，以及我們的使用者，讓我們從未討論過的資料免於受到政府的侵犯，那我認為，我們也就不會有民主了。」
佩吉認為，政府從谷歌與其他公司取得資料的方法，實在很不智，「政府祕密從事這些行為，事實上對自己造成很大的傷害。」他說，「我們必須對這個做法公開辯論，否則我們就不會有一個機能完善的民主。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政府的行動到底有多隱密？谷歌與其他科技集團，真的可以誠實地宣稱自己很意外嗎？
究竟誰知道什麼，以及何時浮出檯面的問題，六個星期之後揭曉了。曾經和史諾機器人看起來親密互動的布林，將出現在媒體報告中，因為國安局局長亞歷山大（General Keith Alexander）寄了一封耐人尋味的信函，對像是谷歌總裁舒密特。
半島電視台美國頻道的利奧波德（Jason Leopold），根據《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提出要求，這封信才得以解密。寫這封信的時間是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這是一封邀請函，邀請舒密特參加一場高度機密的合作會議，各方與會代表包括國防部（Defense Department）、國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與國安局，以及十八位美國公司總裁。
在這封信中，這項合作行動被描述為「長期安全框架（Enduring Security Framework, ESF）工作，也就是在重要的（通常也是機密的）安全議題上，將協調政府與企業的行動。」 這封信邀請舒密特出席會議，因為谷歌創辦人「布林已經出席過先前的會議，但是無法參加這次預定的會議。」舒密特也很遺憾，因為他在這場簡報進行時，人並不在城裡。
在更早的時間，也就是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時，情報頭子國安局局長亞歷山大寫電子郵件給布林：「感謝你的團隊參與長期安全框架工作。我認為，長期安全框架對於國家反擊網路的威脅，實在不可或缺，因此真的非常感激瑟夫（Vint Cerf，谷歌首席網路佈道官，普遍被公認為「網路之父」之一。）、格羅斯（Eric Grosse，谷歌安全與隱私工程副總裁）與盧德維格（Adrian Ludwig，安卓安全系統首席工程師），在過去這一年，對這項工作的貢獻。」
很顯然，這些高層參與者以及來自其他十七家參與「長期安全框架」計畫的同業，至少對國安局與其他情報機關入侵其他公司數據網路，有些基本的想法。而且，根據亞歷山大的說法，這個計畫從二○○九年就已經開始進行了。
數位民權組織電子前線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律師卡多索（Nate Cardozo）評論這封亞歷山大寫給谷歌高層的郵件重要性時指出，其中隱含的矛盾是，國安局這隻老狐狸假惺惺地扮演谷歌雞舍網路的守衛。
「國安局從後門駭入網路，並接上連結谷歌基地中心的光纖網路時，才不會幫谷歌確保設施在中國的安全性。」卡多索說，「事實就是，同時做這兩件事的機關，顯然充滿矛盾而荒謬。」
布林似乎一直是國安局的關鍵連絡人，他也一定暗示過，與政府的關係可能會影響谷歌保護全球消費者隱私的職責。這封解密的郵件顯示，他與國安局的關係非比尋常。
郵件中說，「你最近收到長期安全框架行政指導小組會議的邀請，會議將在二○一二年一月十九日舉行。」、「這個會議是確認我們在二○一一年的成就，並為來年設定方向的機會。我們將會討論長期安全框架在二○一二年的目標與特定對象，也會討論我們看到的某些威脅，以及我們正在嘗試削弱這些威脅的作法。很期待能看見你，並能參與討論。你是國防工業基礎（Defense Industrial Base）的關鍵成員，對於確保長期安全框架能做出可觀成果，你的獨特見解將極具價值。」
這倒是很坦率：國安局把谷歌與其他公司當成工具，讓美國軍方方便做事。根據國土安全部，「國防工業基礎部門是遍布全球的工業綜合體，不只研發，還設計、生產、運送，並維護軍事武器系統、次系統與零件功能，以達到美國軍方的要求……國防工業基礎公司包括國內外的企業，在很多國家也有生產基地與資產。這個部門提供產品與服務，對於動員、部署與支撐軍事行動，實在不可或缺。」
國安局局長亞歷山大在郵件中提到布林時，稱他為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的「關鍵成員」，這實在是太有啟發意義了。關於這個國防工業基礎，美國前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的告別演說上，曾經警告美國：
最近數十年的科技革命是造成工業軍事情勢巨變的主因。在這場革命中，研究已經成為核心工作，同時也變得更制式、更複雜，也更昂貴。在聯邦政府的指示下，已經穩定增加比例。今天，單打獨鬥的發明家在自己的店裡胡搞瞎搞，已經因為實驗室裡的科學家與實地測試的任務而相形失色。同樣的，自由的大學，傳統上是自由點子與科學發現的源頭，也已經體驗到研究的革命性變化。部分原因是因為牽涉到的金額太龐大，因此，政府的合約實際上已經變成一種追求知識好奇心的替代品。每一個舊黑板上，現在都換上了數百個新電腦。聯邦政府雇用的學者、計畫的配置與金錢的力量，前所未有地主導著未來，也很嚴肅地被看待。然而，就科學研究與發現而言，我們應該也必須警覺一種相對的危險，也就是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會成為科學技術菁英的囊中物。
即使我們能從布林與其他谷歌領導人的各種採訪與聲明中，嗅出一點什麼，但還是無法相當肯定，在軍事工業綜合體中，他們的參與到底承擔了哪些工作。他們扮演的角色是首腦，還是尾巴，或者是完全獨立的怪物？
事實上，藉由聰明承接在電腦革命之後大量出現的軍方資助計畫，這些公司在股票市場與大眾知名度上都衝到巔峰。在艾森豪總統任內，網路本身一開始就是一項軍方資助的計畫，軍方的技術合約也流向灣區的大學，因而打造出矽谷的基礎建設。這些新崛起的科技巨人，雖然很多人都相當年輕，但真的會天真到以為，他們可以真的可以與艾森豪激動描述的龐然大物劃清界線，獨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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