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Vol.1】》
【Chapter 41 中、日西進非洲：各懷鬼胎，兩國在打什麼政治算盤？】
2009年以來，中國成為非洲最大的經濟夥伴。北京政府在非洲的投資項目不斷增加，2017年更選擇在吉布地(Djibouti)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非洲市場競爭激烈，各國搶著攻城掠地，中國企業須得應付當地人的敵意與新競爭對手的壓力。
2015年12月4日，中非合作論壇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中國在會中宣布，2016年起對非金援將增加兩倍，提高到600億美元。這項承諾將中非經貿關係帶到新高點：雙方貿易額在2000年僅有100 美元，2015年時已達到3,000億美元。
★中國「非洲政策」的3階段布局
中國的非洲政策分為三個時期，每個時期各有其策略性目標。第一個時期從1950 年代開始，當時中國共產黨把援助非洲發展當作一種軟實力，用來和台灣競爭，以獲取外交盟友的支持，鞏固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地位。第二個時期則為199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當時在評估中國企業進軍的地點，選擇了非洲作為新的市場。2000年之後屬於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中國的原物料需求增加，以鋁土(bauxite)為例，2010年中國90%的鋁土是由非洲所供應。
觀察中國在非洲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可以發現，自2000年代初期以來，中資的影響力主要集中在中非。2014年中國在中非的投資額，相當於區域生產毛額的21%，在東非和南部非洲則約13%。相對的，中國對西非和北非的投資額始終很低。中國著眼的是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非洲自然資源的輸出目的地大部分是中國，比如：木材類占比為54%、石油占21%、礦物和金屬占42%。
★中國投資白象工程，不顧民主、環境規範
不過，中國進軍非洲最重要的斬獲，是取得基礎建設案，尤其是鐵路及公路工程計畫。1980年代以來，國際投資人愈來愈少參與這類標案，認為這類工程是「白象工程」(éléphant blanc)，成本高又不能為當地帶來實質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中國企業便乘隙長驅而入，推銷自己的合作模式：非洲國家可以信用貸款的方式融資，工程由中國企業執行，相對的，非洲國家要將原料出口到中國以償還貸款。這種「一籃子」式的承包方案，讓中國成為非洲的頭號金主。
此外，中國能輕而易舉拿下標案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不會在合約中要求對方遵守民主原則或環境規範，這和西方國家與組織的做法大相逕庭。
★日本前進非洲的潛在動機：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隨著中國的影響力愈來愈大，非洲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仇恨心理也日益加深。2013年迦納就有數千名中國淘金者被驅逐出境，他們被指控非法開採金礦，以及用大規模開採的手法，擠壓迦納人的生存空間。
中國必須處理的糾紛也愈來愈多。在此情勢下，中共當局除了設法保護國民，還得向非洲人證明中國人眼中不是只有商業利益。中國開始向幾個駐非國際部隊提供軍力，例如支援聯合國駐馬利多元穩定任務部隊(MINUSMA)。至於中國的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則預定於2017 年在吉布地成立(2017年8月1日正式啟用)。同時，中國向南蘇丹提議擔任調停的角色，為敵對雙方(南蘇丹及蘇丹) 安排和談事宜，並開始與蘇丹保持距離。
除了軍事上的布局，中國在文化及人道行動方面也有所規劃，包括興建學校、醫院及孔子學院等。上述策略的目的，是為了確保中資能在非洲長期發展，因為隨著新投資者的出現，非洲市場這塊大餅的爭奪戰也愈來愈激烈。例如2016 年8 月於肯亞首都奈洛比舉行的「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上，日本承諾將提供非洲100 億美元的金援，直到2018 年為止。此論壇為日本主辦之高峰會議。此外，日本政府還曾提議，在聯合國安理會為非洲國家增加一個席次。日本正是希望藉由非洲經濟夥伴的力量，向各國際機構施壓，以期有朝一日能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自然極力反對此一主張。
【Chapter 43 習近平的足球夢：玩的不是足球，是權術】
自2013 年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大力提倡足球，中國開始針對這項深受大眾喜愛的運動研擬一套戰略計畫。政府看得很清楚：這顆球除了能創造可觀的收益，還能成為展現軟實力的武器，讓中國在全世界發光發熱。
根據尼爾森運動（Nielsen Sports）的調查，中國人對足球的好感與日俱增：2016年，16~59歲之間的都市人口有31%表示喜愛足球，在各種運動項目中排名第5，緊接在籃球（40%）、桌球（37%）、羽球（36%） 和游泳（34%）之後。細看這五項運動發展的趨勢，會發現相當有趣的現象：前三名熱度持平，甚至有點衰退，足球卻在3 年內大幅躍升，註冊球員將近400 萬人。
習近平本身也是足球迷，他嗅到了足球熱背後的商機。2014 年10 月，北京政府提出一套大型戰略計畫，要在2025年之前將足球打造成一項獲利5兆人民幣、合約6,800億歐元的運動產業；足球產業在2015年的收益為4千億人民幣（合530億歐元）。中國足球協會表示，他們的目標是在2050年前將中國建設為「超級足球大國」，由此可見北京想主辦2030 年世界盃的野心。
★10大富豪出資炒熱聯賽，打造全民瘋足球熱潮
想要成為足球大國，得要有優秀的球員，才能確保地區聯賽的水準、吸引球迷的目光，並團結起來支持某個明星球員或球隊，就像歐洲足球一樣。中國足協為此在2016年4月宣布一項宏大的計畫，要在2030年之前於全國各地興建足球場，讓平均每1萬人即有一個足球場可使用，以盡快解決缺乏場地的窘境。新的訓練中心也在興建中，而國家男子隊和女子隊分別要達成一定的目標：男子隊必須在2016年晉升國際足球總會（FIFA）世界排名第83名，女子隊則必須晉升為第13名。
另一方面，政府也將足球納入學校體育課程，期望提高青少年對足球的興趣，進而投入足球界。2014年11月起全國學校都已照章執行。至於戰略計畫所需的資金，則由大型中資跨國企業奧援，如阿里巴巴、萬達集團、佳兆業集團等，畢竟過去中國政府曾為這些私人企業的投資提供了不少方便。因此，中國10 大富豪都各自買下一個地區聯賽的俱樂部，並出資設置各種體育基礎設施。
這些億萬富翁大多是為了和當權者建立良好關係，意在打造形象，而非獲利。他們深不可測的財富成為政府最有力的臂膀，幫助中國打開足球市場的大門、站上國際競爭舞臺。
★卡達甘拜下風，中資稱霸歐洲足球市場
招募在歐洲頂尖隊伍效力過的知名球員，也是讓中國足球聯賽更有看頭的方法。根據FIFA球員轉讓系統（TMS）的資料，中國足球俱樂部的支出在2014～2015年間增加了61.9%，從1億400萬美元提高到1億6,800萬元。2016年初的冬季轉會期（mercato hivernal，又稱冬轉窗口），中國超級聯賽各俱樂部共花費2億5,890萬歐元，比英超各球隊的總花費2億4,730萬歐元還高。
藉由這些交易，中超俱樂部聘請到馬德里競技足球俱樂部、國際米蘭足球俱樂部……等足球集團旗下的名將。這些球員交易案顯示中國俱樂部既願意花大錢招募明星球員，給予的酬勞也很優渥。例如前法甲巴黎聖傑曼隊（Paris Saint-Germain）的左邊鋒（ailier gauche）埃茲奎爾．拉維齊（Ezequiel Lavezzi），就以年薪1,400 萬歐元加盟河北華夏幸福俱樂部，之前法國給他的薪水遠不及此，才650萬歐元（巴黎聖傑曼隊的背後金主是卡達的主權基金）。
但中國的野心不只如此。2014年以來，中資大量投入歐洲足球市場，義大利足球俱樂部如AC米蘭（Milan AC） 或國際米蘭都受中資掌控，馬德里競技則有20%的股權握在萬達集團手上。一些法國俱樂部如里昂（Olympique lyonnais）、英國俱樂部如曼城（Manchester City）、阿斯頓維拉（Aston Villa） 都接受中國投資，有的足球俱樂部甚至100%由中資控股，如索肖足球俱樂部（FC Sochaux-Montbéliard）。只有德國球隊由於法規較為嚴格而未受影響，不過，這樣的情況還能維持多久呢？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Vol.2】》
【Ch 21 間諜行動：中東地區的情報與反情報戰】
2011年初，突尼西亞人與埃及人揭竿而起，對抗獨裁政權，點燃了「阿拉伯之春」的火苗。與此同時，網路上很快出現了各種陰謀論。根據這些陰謀論的說法，阿拉伯之春並不是人民因為長期生活艱困、忍無可忍所發起的，而是美國與以色列祕密行動的成果；更精確地說，是美國與以色列的情報特務機關的行動成果。中東地區熱愛陰謀論，如果這是掌權的政府用來維持權力的手段，那這些陰謀論相對也反映出極權體制中，情報工作占有的分量。
阿拉伯世界的獨裁者擅長情報戰，他們素來習慣濫用陰謀論來貶低或打擊比自己強大或危險的對手，不管是對以色列這樣的外部敵人，還是海珊（Saddam Hussein，伊拉克前總統，任期1979 ∼ 2003年）統治時期，對付國內的伊斯蘭教什葉派。海珊本人也是高明的操弄家，不管是鞏固自己的權力還是恐嚇反對者，他都得心應手。阿拉伯國家情報機關的組織與工作缺乏透明度，讓陰謀論更容易發酵；何況，這些情報機關不僅數目眾多且權勢強大。他們是極權政體的脊椎，保障政權的穩固，尤其是從政治與社會層面控制人民。
★沙烏地阿拉伯：靠間諜征服阿拉伯半島
中東地區的情報機關誕生於鄂圖曼帝國滅亡以及歐洲殖民時代結束的背景之下，當時，阿拉伯國族主義者為了掌握主權，需要情報來進行祕密行動，尤其他們面對的占領者是世界強權。因此，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FLN）在1954 ∼ 1962年對抗法國、爭取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將情報系統的權力無限上綱，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阿爾及利亞的情報安全部擁有無可匹敵的力量，堪稱是「國家裡的國家」。
至於1932年建立了沙烏地阿拉伯的沙烏地（Abdulaziz ibn Saoud，1880∼ 1953年）也可能相當倚靠情報人員（換句話說就是間諜），來幫助他征服阿拉伯半島。歷史上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更別提英法兩國為了統治阿拉伯，利用情報機關做出的各種行徑。
★以色列：將情報機關用於獵殺納粹、運動人士
中東各國紛紛獨立之後，其特務機關也變得更為強大，尤其是在以色列建國以及隨之而來的多場戰爭之後。在埃及和敘利亞，軍事情報機關的分量也愈來愈重，讓軍隊得以全面控管國內的經濟和政治，軍事預算也逐年升高（參見圖1）。以色列也遵循同樣的模式，確保自己得以生存，同時也藉由情報機關來「算帳」。以色列情報特務局（Mossad，又稱摩薩德）因其在全世界、尤其是南美洲進行的任務而名聞遐邇，他們四處追捕二次世界大戰後逃脫司法審判的納粹領導人（參見圖2），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負責組織與執行「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的納粹黨衛軍（SS）官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艾希曼以假身分生活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1960年5月11日，他遭以色列特工綁架，送往以色列。他在以色列受審、被判死刑，並於1962年5月31日遭到處決。以色列一直持續著類似的行動，找出、甚至暗殺巴勒斯坦的運動人士。
★西方特務機關在中東慘敗
儘管中東各國的特務情報機關大相逕庭，卻都有相同的目標，那就是保障現任政權能長長久久，並推展國家在中東的野心。敘利亞戰爭就是個例子，從2011 年敘利亞爆發示威抗議以來，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情報機關便投入了加倍的資源大肆操弄；而伊朗則透過武裝運動的祕密組織，成為支持阿薩德的重要角色。
同樣地，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彼此競爭期間，反情報戰也屢見不鮮，甚至有時候，不過是一份簡單的政府文告，也會遭到有關當局否認、糾正、再否認，進而讓敵方陣營看不清真相，創造對己方有利的情勢。沙國寄希望於西方盟友的支持，畢竟他們在情報方面投入的資金更加龐大，但這些西方特務機關卻也免不了慘遭滑鐵盧。好比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為什麼美國五角大廈的國防部專家經過深思熟慮、詳細策畫後，卻仍然徹底搞砸（指英美聯軍2003 年入侵伊拉克後，並未找到情報部門所稱「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參見圖3）；又為什麼花了這麼多年才找到賓拉登（Oussama ben Laden，1957 ∼ 2011 年），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中東國家的情報機關無所不在，是維繫當今政權的重要生命線，甚至連國家改革都要指望間諜活動來推動。
【Ch 40 日本「千島群島」：美、俄、日爭奪70年的戰略要地】
70多年來，俄羅斯與日本一直在爭奪千島群島南部島嶼的主權（參見圖2 ∼ 4），包括：齒舞群島（面積為100平方公里）、色丹島（252 平方公里）、國後島（1,500 平方公里）與擇捉島（3,139平方公里）。四島都位於俄羅斯的堪察加半島（Kamchatka Peninsula）岬角和日本北海道以北之間的海域（參見圖1）。自從千島群島被劃分到俄羅斯統治下以來，日本政府一直要求收回這塊「北方領土」的主權。這些總計大約才5千平方公里的小島，與日本（37萬7,915 平方公里）和俄羅斯（1,709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面積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卻成為兩國之間關係緊張的癥結點。
★美國撐腰日本，要求俄羅斯歸還群島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千島群島被劃入俄羅斯的領土，島上的日本居民也被驅逐出境。接下來的幾年間，這些家園被剝奪的日本人組成協會，由東京政府資助，積極推動歸還諸島的運動，並得到民眾的支持，強烈表現出日本人的國族主義。冷戰期間，日本為了收回千島群島也做了諸多嘗試，希望與蘇聯簽署和平協議。
1951年9月8日，日本基於6年前簽署的投降書，接受了《舊金山和平條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其中要求日本承認韓國獨立，並放棄原本擁有的千島群島、庫頁島以及台灣和太平洋群島的所有主權。儘管如此，日本當局拒絕將齒舞群島、色丹島、國後島和擇捉島納入千島群島，聲稱這四島不包含在第2c條的條文裡（本條文內容為「日本願放棄根據1905年9月5日《樸茨茅斯條約》取得主權之千島群島以及庫頁島的所有權利」），因此領土爭議仍然懸而未決。
1956年9月，日本外交部發起談判，於10月19日在莫斯科簽署了《日蘇共同宣言》（Soviet-Japanese Joint Declaration）。這個宣言也許結束了雙方潛在的戰爭危機，但並沒有解決領土爭端，也不算和平條約。在美蘇冷戰時期，雙方陣營鬥爭導致各種關於千島群島問題的談判機會化為烏有，美國甚至對日本施壓──那時日本領土上還有5 萬美國駐軍──要求東京政府回絕俄羅斯瓜分島嶼的提議。
因此直到2020年，千島群島全境仍歸俄羅斯所有。這個問題無論在日本或俄羅斯皆引發相同的仇外情緒，每起事件都會助長對抗的聲勢。2006年夏天，日本拖網漁船闖入南千島群島外海的俄羅斯海域，遭到俄羅斯海巡隊開火射擊，造成一名漁民死亡。2008年，由於日本政府的新指導方針，地理教科書修改、加入了日本對「北方領地」的主權表述。2011年，俄羅斯當局表示將在千島群島上裝設沿海防禦飛彈系統，而俄羅斯國防部於2016年3月再次確認這項計畫，在在顯示出日俄談判陷入僵局。
★俄羅斯占領目的：盛產稀有金屬、海峽冬季不凍
日本的立場自2012年9月安倍晉三擔任首相以來已溫和許多。他對俄羅斯採取積極外交政策，再三要求莫斯科政府透過對話來解決衝突，但2016年12月1日的會議並沒有取得任何實質進展。東京政府一直想向莫斯科政府提議共同治理，但唯一取得的具體成果是在經濟方面的合作，包括60多個開發計畫，從醫療設備到觀光，以及人工智慧到能源或物流⋯⋯等10餘種產業的協議。
千島群島的歸屬之所以在東京政府的積極奔走下仍幾乎毫無進展，是因為俄羅斯少了這幾個島嶼將會損失慘重。千島群島具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和礦產（尤其是「錸」這種稀有金屬），潛在油氣田的探勘也正在進行中。更不用說千島群島是俄羅斯不可或缺的海軍戰略路線，位於國後島與擇捉島之間的海峽，冬季也不會凍結，海參威的兩座俄羅斯海軍基地船隻必須經由此地才能駛向太平洋。2004年，時任總統的普丁曾經提出有條件歸還四島中的兩島（色丹島和齒舞群島）的提議，正如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1894 ∼ 1971年）於1956年的構想。比起當時的東京政府，今天的安倍晉三政府應該能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這項提議。
【Ch 74 死亡觀光全球盛行：參訪日本福島核爆、中國四川地震】
歷史紀念觀光的定義，是「一種鼓勵大眾探索歷史資產的活動，將歷史資產的一些特點凸顯出來，讓大眾藉由了解過往而充實其國民精神及文化內涵」。這個觀念形成於1980 ∼ 2000年間，背後的推力主要來自曾參與世界大戰的老兵，他們希望大戰的記憶能保存下來並為人緬懷。根據法國國防部的資料，法國的歷史紀念觀光（參見圖1），在2014 年吸引了1,200萬人，比2013 年成長了42%。有些地區特別受歡迎，例如諾曼第大區的28個歷史景點，在2014年便吸引了560萬名遊客（成長145%）。
由於這些地點的觀光經濟利益非常龐大（2010年法國的整體直接營業額為4,500萬歐元），法國旅遊發展署（Atout France）還為此成立了「歷史紀念觀光」（Tourisme de mémoire）業務單位。國防部轄下的記憶、遺產與文獻署（DMPA）與法國企業總署（DGE），也推動全國性的工作，對各歷史景點的觀光活動進行評估、規畫，希望能發展為長久的事業。例如2011 及2013 年舉辦過「歷史紀念觀光業大會」（Assises du tourisme de mémoire），2015 年曾舉辦「歷史紀念觀光業座談」（Rencontres du tourisme de mémoire），同時在這些戰爭景點設置特殊的「深度旅遊」（Qualité Tourisme）標章。
★十九世紀旅遊流行：探訪停屍間、墓地或監獄
假設我們討論的是參訪者，而不是觀光客，則參訪的動機依照年代順序演化出下列數種：紀念性旅遊（tourisme de souvenir）、歷史紀念旅遊（tourisme de mémoire）和歷史景點旅遊（tourisme d’histoire）。第一類是指緬懷與紀念性質的活動，第二類是指教育性質的參訪，目的是為了介紹歷史事件以及幫助下一代反省思考，而第三類指的是參觀古蹟、歷史景點或承載國家記憶的地點。其實最後一種型態，通常包含在第二種歷史紀念旅遊中，不過爭議性比較高，比較像把歷史資產視為一種「賣點」，因此被人稱為「病態旅遊」。
1990年代以來，病態旅遊愈來愈興盛（參見圖3）。不論是稱為陰鬱之旅、黑色旅遊、悲傷之旅還是「死亡觀光」（thanatourism），不妨如此定義：「一切以參訪與死亡、痛苦、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有關的地點為內容的旅遊活動」。雖然受歡迎，但這其實不是新的旅遊方式。多年來，與死亡有關的景點，一向受到遊客關注，好比參觀停屍間、墓地或監獄的行程，在十九世紀時已非常普遍。不過病態旅遊有其特殊性，不再只是認識古老的歷史現場，更把一些自然災害或人為災難的地點，包裝成觀光景點。死亡及其發生始末成了最大的賣點。這種旅遊活動發展出好幾種次類型，有參觀大屠殺或犯罪現場的，有參觀工業事故、技術事故或天災地點的，有參觀大規模恐怖攻擊地點的，也有參觀赤貧地區的。
★盧安達大屠殺、阿富汗戰區，也成參訪景點
從地理分布來看，歷史紀念旅遊的風氣，已廣傳至全球各地，例如：法國新亞奎丹大區（Nouvelle-Aquitaine）的奧拉杜爾大屠殺紀念中心（Centre de la mémoire d’Oradour-sur-Glane），紀念納粹第二武裝親衛隊裝甲師（SS Das Reich）在二戰期間的犯行；波蘭的奧斯維辛－比克瑙紀念博物館（Auschwitz-Birkenau Memorial and Museum），奧斯維辛和比克瑙，就是納粹時期集中營的名稱（參見圖2）；比利時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設的法蘭德斯戰場博物館（In Flanders Fields Museum）；澳洲坎培拉的澳洲戰爭紀念館（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紀念的是為大英國協倒下的軍人等等。
病態旅遊的足跡遍布全球：在阿富汗，遊客可到2001年後陷入戰爭的山區健行；到日本，可去參觀2011年3 月11日發生海嘯與核電廠事故之後的福島縣；在巴西，可以走訪里約熱內盧的貧民區；到了烏克蘭，不僅可到1986年4月車諾比核災之後被棄置的鬼城普里皮亞特（Pripiat）參觀，還可在此住上幾天；到盧安達，可以參加「大猩猩之旅」（Gorillas Tours）追蹤因戰亂、盜獵而瀕危的高山大猩猩（mountain gorilla，俗稱金剛），或是參訪1994 年種族大屠殺的相關地點⋯⋯這些只是其中幾個例子。
在拉脫維亞，一個先後被納粹和蘇聯軍隊使用過的舊監獄，改裝後提供遊客住宿：建造於1900年的卡洛斯塔監獄（KarostaPrison），位在濱海城鎮列帕雅（Liepaja），是歐洲唯一開放觀光客參觀的軍事監獄，遊客可以在裡面待上一天甚至一夜。在中國，業者推出一條路線，讓遊客參觀2008 年5 月四川大地震後留下的斷垣殘壁，行程的廣告標語是：「帶您參觀史上最悲慘的自然災害，帶您認識近代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慘況」。
在美國，遊客可以參加「利木津之旅」（Limousine Tours），走訪1963年11月22日在達拉斯發生的甘迺迪總統（John Fitzgerald Kennedy，任期1961∼ 1963年）暗殺案的相關地點。這種觀光方式在世界各地愈來愈流行，不過在法國還乏人問津。然而這些新的「後災難」旅遊景點非常值得重視，不論是從道德的角度，還是針對該地點的形象或重建工作，或是從建立文化遺產的角度來看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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