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吳若權（作家/廣播主持/企管顧問）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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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獨處（摘錄）

我哥哥來我和肯尼的公寓拜訪時，竟讓他還是嬰孩的兒子獨自爬過牆角，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中，我嚇了一跳，再也無法集中注意力和我哥哥說話，我肯定我的侄子列維此刻正在輕咬一根磨損的電線，或愉悅地在碎玻璃上翻滾。我無法容忍列維有那麼一分鐘是無人照看的。如此焦慮的我，也絕非世上唯一的奇葩。我們知道，甚至是上帝──那位最早的父親──在把亞當獨自一人安放在伊甸園時，也誠惶誠恐。「我不該讓男人獨自一人。」他緩慢莊重地說道。這樣的擔憂蠶食著像我一樣的新手。

然而，對動物的研究表明，動物中的父輩為了讓後代成長，會故意扔下它們不管不顧。與此同時，焦慮的人類父母常常一刻也無法讓他們的孩子獨處。一個嬰兒轉過身，凝視著前方，他的母親就會將一個填充玩具或一面鏡子放到他眼前，破壞孩子自我調節刺激的能力或社交能力。

許多人認為，只有與他人交流才能使嬰兒思考和產生情感，但著名心理學家艾斯特‧沙勒‧布赫霍爾茲（Ester Buchholz）認為，比起外在的驅動，新生兒受內在的驅動更多。確實，子宮內攝影技術的到來，使我們認知到一個十四周大的胎兒（早在他接觸母乳之前）就會吮吸拇指，來滿足自己的欲求。簡言之，我們並非與生俱來的社會性動物—我們的養育者常常煞費苦心地「馴化」我們，讓我們變得比習慣上更擅長社交。「我們是生來如此的，」布赫霍爾茲堅持認為，「預備做自己的事，也預備與他人交流。兩種需求──獨處的需求和社交的需求──都至關重要。」沒有經歷過獨處，一個孩子就無法做到自我管理，而「不可否認的是，許多社會和心理疾病都源自自我管束上的困惑」。

布赫霍爾茲感嘆，甚至我們成年後，這個社會也拒絕讓我們形單影隻。「所有的推動，所有的時間，都是在促使關係的形成。假如你做出反抗，你只會被認為是反社會人士或瘋狂的人。」她驚奇地發現，很少有人意識到「兩種需求──獨處的需求和社交的需求」都是我們快樂和生存的要素。

現在，我們用虛擬的或實在的陪伴填滿生活後，到達了一個臨界值，在這之上，更多的「接觸」只會產生一種古怪的孤獨感──社群反感（crowd-sickness）。我們問候他人，他人也問候我們，但我們得到的回饋越來越少，我們即便不停地填充社交的燃料，依然得不到滿足。美國作家梭羅曾抱怨道：「每日三餐時，我們碰面，企圖給對方一種新鮮感，而我們依然是那塊陳舊、霉臭的乳酪。」但對我而言，一天碰面三次，這聽起來像佛教徒的隱修。我與朋友、家人的接觸已膨脹到有超乎尋常的害處：它環抱著我，令我不安，無時無刻不提醒我對方的存在。我們拾起貧瘠的社交，因為比起被我們拋棄的肥沃的獨處，它更容易被撿起，也更撫慰人心。

我們之所以去社交，是覺得陪伴能代替獨處，以為我們內心的巨大黑洞若是被填進足夠的甜蜜社交，最終就會被填平。但獨處的替代品從來都不是陪伴。獨處的替代品是孤獨。

人們越發感到孤獨。一九七○年代，在中年和更年長的美國人中，每一百個人中有十四個人感到孤獨，而如今這一比例已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在二○○四年，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在綜合田調中公佈，美國人中認為自己很孤獨的人群比例在急劇上升。在基金會調查的一千五百名受訪者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表明，他們在承受磨難和享受喜悅時，是找不到人傾訴、分享的（這一比例比一九八四年的調查數據上升了三倍）。與此同時，在《不安的美國人》（The Insecure American）一書中，編輯休‧卡斯特森（Hugh Gusterson）和凱瑟琳‧貝斯特曼（Catherine Besteman）描繪了一個懼怕「他者」的民族。這個民族的人們隱退到大門緊閉的社群，在種種妄想症中痛苦不堪，他們怕恐怖主義者，也怕偷走他們工作的外國人。這也是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他《獨自玩保齡球》（Bowling Alone）一書中描繪的世界：「在過去一兩代人的生活中，一系列技術、經濟和社會的改變已讓美國社會資本過時了。」截至二○一三年，《紐約時報》已能語出驚人地斷言，死於薄弱社會聯繫（因此自殺）的美國人已多於喪身於車禍的美國人。事實確實如此，即便是在技術輔助下的「聯繫」已突飛猛進的情況下。耐人尋味的是，奧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的一個團隊曾於二○○四到二○一○年追蹤了一萬一千名成年人。他們發現，電話通話並沒有降低這群人陷入憂鬱的風險。那寄電子郵件和簡訊呢？答案是，對降低憂鬱風險也毫無作用。也許，成為史上社交最頻繁的人，也未能保證他們躲避孤獨。

應對孤獨的常見藥方是更多的社交，但鍛鍊我們獨處的能力是另一個選擇。我們無法逃避獨處，當獨處降臨時，我們能泰然處之嗎？如果我們無法應對，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明白一點──我們已忘記了獨處的價值。那獨處的益處是什麼？

獨處的首要益處在著名心理學家安東尼‧斯托爾（Anthony Storr）的著作中就已詳盡闡述。斯托爾在書中這樣回應一九八○年代的文化──「電話無時無刻不在威脅著私人生活」，並且「罐頭音樂（Muzak）已入侵了商店、旅館、機場，甚至是電梯」。在相對平靜的八○年代，斯托爾就察覺到他生活中空白的角落被填滿了。正如一個抖動著推送通知的Android 系統打擾了你和我獨處的心境，罐頭音樂同樣也威脅到了斯托爾獨處的心境。每代人都有他們對獨處的期望，而每份期望都遭到了侵犯。一九三○年代，像《紐約時報》如此彬彬有禮的聲音，也形容廣播和電視的普及在「參差不齊」的受眾之間創造了「可怕的親密」。

剝去斯托爾那個年代的道德說教，他真正擔憂的是什麼？那不斷從現代生活奔流而出的媒介與聲音之溪流的偉大在哪裡？斯托爾認為，獨處的最大益處在於它能激發新的思想。作為自己所處時代的學術先鋒，斯托爾從一個心理學家的視角，分析了一些偉大藝術家的人生──貝多芬、杜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塞克斯頓（Anne Sexton），這個清單可以繼續列下去。隨後他發現，「尤里卡瞬間」（用當今美國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Oprah﹞的話說，就是「啊哈瞬間」）不是在會議桌上發生的。為什麼佛陀會在一棵樹下獨自冥想？為什麼耶穌在野外度過四十天？為什麼穆罕默德在齋戒月隱退？

此外，為什麼那麼多的部落文化會將獨自旅行納入一個孩子的成人禮中？我們對自己講的那些有關啟迪的故事中，也包含著獨處的主題。

要想出勇敢創新的想法，遠離人群總是必要的。斯托爾解釋說：「幾乎各種各樣的創新型人才在成年後，都會偶爾逃避他人，以獲得一些獨處的機會。」那些老生常談的例子──說畫家把自己鎖在畫室裡，作家把自己關進小屋中，女科學家午夜時分還在實驗室做實驗──都不是偶發性的事件。斯托爾的斷言在一九九四年得到了心理學家米哈里‧齊克森（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支持。（齊克森在他的著作中首次闡述了「心流」﹝flow﹞這個概念。）他發現，與同伴相比，無法忍受獨處的青少年的創造力更弱。唯獨在獨處中的那些年輕人得以培養自身的創新習慣──寫日記、塗鴉、做白日夢──這些習慣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原創。

我們最偉大的思想家們可能也非常希望獲得獨處時光，因為，正如斯托爾所言：「思想是脆弱的樹苗，一旦過早地暴露在審視的眼光下，就會凋零。」所以，孩子們會對他們親手製作的生日卡片或手工作品遮遮掩掩，不讓窺探的家人看到，叫著：「我還沒做完！」成年人則會在晚餐派對上緊鎖眉頭，因為他們心血來潮的想法未能得到他人的理解。

但新穎的想法只是獨處帶來的一個好處。對自我的認知──或者可以說自我療法──是在獨處時能得到的又一好處。隱退（retreat）這個詞的英文含義，原本是指一種有益的撤退，可以是做一次溫泉療養，或找個地方度假。但當代的醫生們大多忽視了獨處能為病人帶來的好處：我們傾向於群體治療、談話療法和其他任何能讓精神病患者們保持社交的方法。雖說這樣的方式可能對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好處，但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更多的社交。事實上，我們中的許多人正迫切地需要與人隔離。斯托爾說，將自我從每日的社交中解脫出來，「能提高自我理解，接觸到個人內在最深的層面，這些層面在日常生活的騷動中是不會對我們展現的」。斯托爾之後，有重要的研究表明：獨處能強化一個人的精神自由，能透過不斷減弱擾人的自我意識，讓我們卸下防備。我們在他人在場時會不可避免地產生自我意識。我們可能憑直覺就知道這一點，而科學研究人員──特別是里德‧拉森（Reed W. Larson）──早已證實了我們的猜測。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隨機聯絡了受試的人群，讓人們通報自己的狀態，結果發現，是的，當我們需要思想和行動上的自由時，我們會尋求獨處。

然而，我們在面對赤裸裸的自我時，常會感到心跳加速，甚至會感到害怕。拉森指出：「人們想從獨處的時光中受益，必須能夠將一個本質上可怕的狀態轉換成一個豐饒的狀態。」獨處所帶來的焦慮和壓力可以十分驚人。喜劇演員路易‧C.K.（Louis C.K.）重復訴說他獨自開車的過程中是如何迫切地想看手機時，完美地詮釋了我們想要躲避獨處時自我的那些渴求。路易在《康納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Conan O’Brien）上的話幾乎達到了某種詩意的層面：

「在你生活的一切之下，有樣東西，一種虛無──永遠的虛無。意識到一切都是徒勞的，你是孤單一人。這種感覺就在那裡。有時，你突然明白了這件事，你也沒提防什麼，你在開車，你開始意識到：『哦，這種感覺又來了，我是孤單一人。』就像悲傷來造訪你似的。生活是無比憂傷的，單單是生活在生活裡……那就是我們為什麼邊開車邊傳簡訊……人們情願承擔出車禍喪命的風險，也不願意承受一秒鐘的孤獨，因為孤獨感太難熬了。」

研究顯示，我們開車時傳簡訊後的整整十五秒鐘都有遭受車禍的危險。但這「致命的心不在焉」（《紐約時報》的馬特‧里奇特爾﹝Matt Richtel﹞的用詞）只是人們逃避孤獨的微小代價。

而那個赤裸裸的自我，才是嚇人的鬼怪，但直面自我最終可能得到一次精神上的相遇。那一刻也就是榮格所描述的「個體化」。所謂「個體化」，就是一個人擁有欣賞自己的能力，哪怕他已獨立於自己所在的物種。用榮格的話就是：「與普通的、大眾的心理截然不同的個體」將會讓「有意識的心理生命層面豐富起來」；成為一個真正的個體，是「自我的達成或『自我意識』的出現」。換句話說，獨處能將我們從焦慮的蜂巢式集體心智中解脫出來；獨處會提醒我們，自我並不可怕。

前言
孕育在黑暗裡的魔力

醫生伊迪絲・伯恩（Edith Bone）決定不哭。

一九五六年秋季的這個午後，她持續了七年的單獨監禁突然終止。監獄大門的外頭，匈牙利革命最後的寥寥幾陣槍聲在街道上回響。監獄大門裡，伯恩醫生從正門來到院子裡，對於被禁錮已久的她而言，院裡的陽光令她極不適應。她六十八歲了，個子矮胖，關節腫脹。她從監獄大門邁出，明亮的天空令她無法直視。隨後，她看到一群人在等她。這群西裝革履、翹首以盼的人。他們都在等著看她哭泣。
閃亮的巴士駛來時，攝影師們抬起了圓筒狀的鏡頭，記者們拿起活頁筆記本。這輛巴士是來接伯恩醫生並將她送去英國大使館的。這群新聞從業者在搜尋七年的獨處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記。這樣的獨處在她臉上、在她耷拉的眼皮上會留下怎樣的疤痕？正常人恐怕會陷入瘋狂和嚴重的憂鬱吧。但當伯恩醫生緩緩地穿過院子，走向大鐵門時，她看起來沒有一絲恍惚。要說她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她現在看起來充滿希望。官員和記者目瞪口呆。一位來自英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的男士在他的筆記本上草草記錄著，竭盡全力誇大報導，說她走路一瘸一拐的。一星期後，這名記者十分窘迫地得知，當時伯恩醫生只是因為穿了一雙不合腳的鞋。

伯恩醫生於一八八九年出生在布達佩斯，她在眾人眼裡是一個聰慧的孩子——雖說有一點叛逆。她希望長大後成為一名律師，像她父親那樣，但當時律師這個行業是不允許女性參與的。她能選擇的職業只有老師或醫生，於是她選擇了後者。帶著她曾祖父的聽診器和象牙把手的埃斯庫拉庇烏斯（Aesculapius）手杖，她於一九Ｏ八年秋季進入布達佩斯大學醫學院就讀。畢業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是她進入了一所軍事醫院。可能就在那裡，在目睹了底層民眾經受的煎熬後，她對共產主義的同情更加高漲了：她看到一位不識字的羅馬尼亞軍人——這名軍人在戰前是個牧羊人——對著窗戶哭泣了好幾天，輕輕抱著一隻骨頭斷裂的手臂，心裡惦念著他失蹤的孩子們。他只是眾多肝腸寸斷的人中的一個。

戰後，伯恩醫生投入英國的政黨工作整整十六年，也正是由於這層海外關係，她於一九四九年回到共產黨管理的布達佩斯時，引起了當局懷疑。

伯恩醫生在返回英國的途中，遭祕密警察組織於機場攔截。他們將她推入汽車，載著她經過總部的鐵皮大門。

「我們串通得夠好吧？」司機打趣說，「沒人知道妳在哪裡。」

確實，她在英國的朋友們以為她還待在匈牙利，而她在匈牙利的朋友們以為她早已出發前往英國了。伯恩醫生就這麼消失了。

總部大樓內，一個穿戴光鮮的瘦削男子慢條斯理地出現了。他將伯恩醫生帶到一間小型會客室，告訴她，他們已經知道她是間諜，知道她是英國祕密情報局的幹員。

「你離開這棟樓的可能性渺茫，除非你告訴我們他們分配給你什麼任務。」

伯恩醫生回答：「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我會在這裡關到死吧，我可不是情報局的特務。」

隨後那人告訴她：「妳被逮捕，代表妳就是有罪，黨可不會抓無辜的老百姓。」

警衛押她進了地下室，來到一間狹小的牢房，牢房面積僅比房內的鐵床大一點。她伸手一夠，就觸到天花板了。伯恩醫生躺在床上，平靜得瞬間入了夢境。不久，她被一陣突如其來的涼意驚醒。

「別害怕，呵呵。」一名警衛嘲笑她。

「我沒有害怕。」伯恩醫生回答。

接踵而至的經歷——她七年零五十九天的單獨監禁——是恐怖片裡才會出現的。她被關在骯髒陰冷的牢籠中；牆壁上不是滴著水，就是長著毛茸茸的菌菇。大多數時候，她是半餓著肚子的。除了見獄警的時候，她總是一個人待著。二十三位嚴厲的軍官用挑釁與諷刺的語言訊問她——有一次訊問竟長達六十個小時。有一段時間，整整六個月，她被關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牢房裡。

儘管這樣，關押她的人還是沒有得到絲毫偽供、半點求饒；他們所獲的唯一犒賞是她高傲的回覆。久而久之，這成了伯恩醫生的一種消遣，能讓她在偶爾瞧見他們時，去叮咬監獄的權威。

她想找個剃頭師傅為她剃頭髮。監獄看守人跟她說，女人必須留長髮。於是她花了三周時間把頭髮一根根地拔下，直到長出她滿意的小平頭。一九五一年夏，她又發起了一場語言抗議，拒說匈牙利語（「他們蠻夷的語言」，她是這麼形容匈牙利語的）。她改用德語、法語、俄語、英語或義大利語交流——這五種語言，她都精通。

但伯恩醫生最精妙的策略還不是戲弄獄卒——她是個幫自己推鞦韆的人。她如藤蔓抓地般把持著自己的理智。理智是外界施壓下的中空狀物質，從那裡，她緩緩地、堅定地為自己築建了一個內心世界，任何人都無法摧毀或從她那裡奪走它。她背誦入門階段的詩歌，將背得滾瓜爛熟的詩句翻譯成她熟知的六種語言。接著，她開始創作打油詩。其中一首是她在那段暗無天日的六個月中寫下的，感激她心靈「那根生於黑暗的魔杖」的拯救之恩。

伯恩醫生想起了列夫・托爾斯泰（Tolstoy）的短篇小說中的一個囚徒，並受此啓發，想象自己走在所有去過的城市道路上：她在巴黎、羅馬、佛羅倫斯和米蘭的街道上漫步。她沉醉於柏林蒂爾加滕（Tiergarten）和維也納莫扎特故居的風景中。之後，當她的雙腳在床邊的水泥地上畫出一道窄溝時，她會默默想著這是一條往倫敦的路。她每天都會走上幾英里，並在腦海裡畫上一個暫時離開的記號。她用這樣的方式去倫敦四次，每次都在到達英吉利海峽時停下，似乎海峽的水太冷了，她游不過去。

然而，測算這些距離太不精確了，於是伯恩醫生認為她得有個算盤。獄卒給她掃把清掃牢房時，她偷偷地從中拔下幾根麥稈，還將走味的麵包顆粒揉成珠子，穿在麥稈上。這樣，她就可以如計算恆河沙數般計算了。她還用這把「算盤」測量了自己的詞彙量，發現自己掌握了兩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個英文單詞。緊接著，她又計算了她的德語和法語詞彙量。接著，她又問自己可以說出多少種鳥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從未見過這些鳥）、多少種樹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從未見過這些樹）以及多少種紅酒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品嘗這些酒）。

她把更多的麵包屑揉成字母，一共揉了四千個，把它們放在二十六個同樣用麵包精心製作的凹槽中；這是她用小麥做成的印刷機。她用這台「印刷機」拼出她的思想和詩歌。獄卒們瞄了她一眼，皺了皺眉頭說：「妳瘋了。」伯恩醫生表示同意。

因為消化功能變弱，她分到了一些藥丸。她發現藥丸帶有一絲綠色，於是就用這抹綠色染她的麵包屑。就這樣，聖誕節時，她做了一些綠色的「小冬青枝」。但冬青枝上猩紅的梅子呢？於是，她又用自己的血液去染麵包屑。

警衛們火了，但伯恩醫生證明自己精通獨處的藝術。他們將她與世隔絕，而她正好可以踐行這門藝術，取平靜捨瘋狂，取安慰捨絕望，取獨處之樂捨囚禁之苦。想摧毀她就太天真了，走出獄門的伯恩醫生（用她自己的話說）「比以前智慧些了，並且充滿了希望」。

有一天，我偶然讀到一本書，這本書在不經意間提及了伯恩醫生（只有一兩行字）。我不敢相信知道她故事的人這麼少，於是決定多瞭解她一些。最終，我在加拿大約克大學的稀有藏書中翻到了她的自傳《七年孤獨》（Seven Years Solitary, 1957）（這本書於一九五七年出版，也就是她出獄後的一年），我意識到了她的故事多麼震撼人心。她七步成詩，寫作時推心置腹，我彷彿能聽見她的聲音——堅毅中摻雜著揶揄，透露出一個青年在匈牙利度過青春歲月，而匈牙利後來又對她那麼殘忍。我越熟悉她對待單獨監禁的態度——她忍受孤獨的能力深不見底——就越感到一股妒意在我內心蔓延開來。我當然不是忌妒她的境遇，而是忌妒她的才能。我很好奇，在我的世界裡，是否有一部分能激發像她那樣的精神境界；又或者，我是否總能逃離自我的牢獄——對伯恩醫生來說，那是無法得到的一種奢侈品。

甚至，我獨自一人花上幾小時的時間閱讀她的故事，這點獨處的時間對我而言也是那麼難以忍受。我不斷抬頭張望，希望隔壁房間輕聲細語的圖書管理員能打斷我，希望一個願意社交的學者能在我工作的桌子旁坐下。我一把自己和可敬可畏的伯恩醫生比較，就如坐針氈，自愧不如。

最終，我讀完了她的故事，猛地合上書，恍惚走到炙熱的午後白晝下，但不安並沒有像我原本想的那樣消散。我穿梭在學生堆裡，推擠著走進擁擠的咖啡廳，出了咖啡廳，又擠上一輛載滿人的公車，但問題繼續在我腦中來來回回。我想為自己多留一點獨處時間，但一旦一個人時，又總備感沮喪。這個問題值得我去解決。更重要的是，伯恩醫生卓越的存在狀態值得我們這個緊密相連的世界借鑒。

如何獨處？又為何獨處？

這裡面一定有訣竅，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踐行，抑或是一種修煉，將寂寞變為主動獨居，將空曠的日子變成空白的畫布。那一定是某種失傳的藝術，像優雅的書法，或是在婚禮上戴上領結時的自信。這是一種失傳的小小藝術，年復一年，在未來刺眼的白光中褪色。

前言孕育在黑暗裡的魔力

第一部獨處的用途
1.此刻不再迷失
2.為何獨處

第二部晴天霹靂
3. 迷途的心智
4. 白日夢殺手

第三部你覺得你是誰
5. 風格
6. 你必須品嘗一下
7. 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
8. 野外漫步

第四部了解他人
9. 社會故事
10. 情書
11. 衰弱的身體
12. 樹林裡的小屋

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