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張愛玲時空膠囊
說來和張愛玲最早的因緣，竟與一款消除眼部細紋的保養品有關。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的死訊傳來，我和許多其他人一樣，在惋惜一代才女殞世之餘，心中油然而起卻又怯於啟口的驚訝，乃是發現原來在此之前她都還一直活著。想想也是，張愛玲的傳奇與橫空出世的天才，從自我形象到文字風格都是最現代也最古典、最老成也最稚氣、最新穎也最復古，總帶著「時空錯亂」的痕跡，總是在多重的時間與異質的空間中穿越交錯，翩若驚鴻。就算我們苦心孤詣做出了詳盡的編年表，按線性時間的先後順序，從一九二○至一九九五年，細細排列出上海、天津、香港、美國等地生命傳記與文學文本的移動軌跡，也終究無法改變「時空錯亂」作為張愛玲傳奇中最大的傳奇。那張愛玲辭世所引發死亡與存活相互貼擠的弔詭，便也不足為奇了。
但真正讓我感到震動的，卻是張愛玲辭世五個月後《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的出版。書中收集了多篇追憶悼亡的文章，最動人且最信實的當屬張愛玲遺囑執行人林式同所撰寫的〈有緣得識張愛玲〉。林先生是唯一一位見證過張愛玲死亡現場的人，文中他娓娓道來與張愛玲相識的經過與張愛玲晚年在美國洛杉磯的生活起居，也包括親自為張愛玲整理遺物的詳盡過程。但對我而言，真正時空錯亂的剎那，不出現在林式同的文章，而出現在林式同昔日學生朱謎的文章，她被邀來一起收拾房間、整理遺物。朱謎在〈張愛玲故居瑣記〉中如實詳述張愛玲房間裡的所有擺設與品項，從冰箱裡的橙汁、營養罐奶、香草冰淇淋，到中英文書籍與報章雜誌的名稱，鉅細靡遺。但當她描寫到張愛玲生前所使用的保養品時，卻讓我頓時歡喜了起來：
愛美乃人之天性，張愛玲也不例外。廚房的櫃子裏發現許多空的圓形玻璃盒，仔細一看，原來是Elizabeth Arden 牌防止眼睛周圍皺紋的膠囊油劑，英文是Ceramide Eyesime Complex Capsules。至於潤膚，她用的是Nutraderm。（朱謎，頁九六）
Nutraderm是美國藥房超市隨處可見、十分平價的潤膚乳霜，絲毫不足為奇，頂多讓我們再次感受到張愛玲皮膚乾燥的狀況，沒使用較油的凡士林或較稀的乳液，而是選擇僅含少量水分的厚稠乳霜來保養全身皮膚。真正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那幾個空了的圓形玻璃盒。伊麗莎白‧雅頓乃是一九一○年創立於美國紐約的知名化妝保養品牌，中等價位，全球各大百貨公司均有專櫃，那遺留在張愛玲櫥櫃裡的幾個雅頓空盒子，難道有何稀奇可言？
八○年代中赴美留學，天寒地凍窩居在五大湖區的密西根安娜堡。課餘之暇，也愛逛百貨公司，雅頓的「眼部時空膠囊」乃是彼時最新推出的眼部保養品，其透明塑膠盒的飛碟造型，立即吸引了我的目光與好奇心，一時心動便買來嚐鮮。在一段不長不短的留學時間裡，每天旋開那透明塑膠盒，取出顆粒狀膠囊，早一粒晚一粒，塗抹在眼睛四周，彷彿記得也曾在房裡留下過好幾個透明塑膠空盒。張愛玲故居中堆放的，也是這款「眼部時空膠囊」的空盒，讓我突然間產生了「天涯共此時」的恍惚之感，不是海上的明月，而是桌上的保養品，第一次如此強烈感覺到九天玄女曾在凡間逗留，也逛美國的百貨公司專櫃，也買新上市的保養品，也無聊地留下一堆毫無用處的空盒。原來張愛玲和我們竟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存活在同樣的時空之中，用著同樣的眼部保養品。沒有這款眼部膠囊的提點，我怎能想像與張愛玲同為「當代」之人的可能性。張愛玲曾感慨地說，「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土脚』，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憶胡適之〉，頁一五○）。對我而言，張愛玲的「黏土脚」難不成就是雅頓的「眼部時空膠囊」？
雖然這樣的感同身受，說穿了也不過只是附庸張愛玲八卦軼聞的小事又一樁，但《張愛玲的假髮》一書卻正是從這樣許許多多、貌似瑣碎的細微末節處，展開敘事、啟動思考、尋覓文學感性革命的逃逸路徑。明擺在檯面上的，乃是不入傳統文學研究大雅之堂的眼部保養品，但如何從眼部保養品來理論概念化當代張愛玲研究的新可能，可是跟細心呵護好眼部的日常保養工作，同等重要。若保養品不擦不行，而理論也非做不可，那就開開心心擦好了保養品，再摩拳擦掌做理論吧，這或許正是《張愛玲的假髮》成書的重要動力之一。但我們究竟可以如何從張愛玲生前愛用的雅頓「眼部時空膠囊」來發想理論呢？首先，Ceramide Eyes Time Complex Capsules 是這款保養品的正式英文名稱，「眼部時空膠囊」乃其正式中文翻譯。Ceramide 神經醯胺（又名分子釘或賽洛美），乃是角質層細胞間脂質的主要成分，按英文字面的翻譯當是「賽洛美眼部時間複合膠囊」。「時間」非常容易理解，當代保養品無不以淡化或消除歲月痕跡為職志、以凍齡甚至逆齡為號召。但「空間」何在？為何在中文翻譯裡「時間」添加了「空間」的面向並縮寫成為「時空」呢？想來是英文字組的time capsules 召喚出了space capsules，更具體而微顯現在該包裝塑膠盒的圓盤狀太空飛行體造型，既可是幽浮，也可是太空艙，充滿航太高科技的想像，此其一也。
但time capsules 本身也同時帶有穿越時空的超能力想像。例如古羅馬龐貝城之為「時間膠囊」，乃是被維蘇威火山爆發時的火山灰瞬間掩埋，或是一九三六年首例以非自然方式刻意埋藏在美國喬治亞州奧格索普大學（Oglethorpe University）並計畫在八一一三年開啟的「文明的墓窖」（Crypt of Civilization）等。「時間膠囊」的概念與實驗，乃是以「封存」特定時空的方式，穿越時間，有待千百年後再重新出土、重被解讀。就保養品的當代行銷修辭而言，「時間膠囊」無疑是「凍齡」的最佳代名詞，要消費者癡心妄想能將青春美貌「封存」於「時間膠囊」或至少抵住歲月的無情。但若就哲學思考而言，「時間膠囊」的原封不動、就地掩埋，既是一種將「現在」封存而期待「未來」開啟的狂想，更是一種時間的雙重與斷裂，一邊是過去─現在─未來的線性計時，一邊則是時間不再有變化的終止與死亡，所有當下被封存的物件都同時成為考古的遺跡，此其二也。
但我們更想要進行的理論發想，乃是Ceramide Eyes Time Complex Capsules 另一組可能的英文字詞組合： time complex。英文complex 在原本的「眼部時空膠囊」的正式翻譯中並未直接出現，乃是複合、合成、群之義，而complex capsules 亦即「複合膠囊」、「合成膠囊」。但若是將英文字complex 與前一個而非後一個英文字相配置，則成為time complex的精采組合。此組合有何精采之處？首先complex 可做「情結」或「情意結」解，如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而time complex 之為「時間情結」的可能翻譯，不正畫龍點睛出所有保養品使用者的基本心態，不願接受或至少幻想能消弭抑或暫緩歲月留下的痕跡；沒有「時間情結」者，想必也不需要在瓶瓶罐罐的保養品中晨昏定省，此其三也。但complex 之為複合、複雜或情結，皆來自其字根com- 與plex的組成，com- 乃指with、together（相與、一起），而plex就是to weave, to plait（編織、打摺），循此而推time complex 便成了「時間織合」或「時間摺合」。或許「時間摺合」的翻譯更佳，更能與time complex 之為「時間情結」產生巨大的內在張力：「時間情結」讓「眼部時空膠囊」成為可能，而「時間摺合」則讓「眼部時空膠囊」成為不可能，不僅只是時間編織著歲月，不斷在臉上眼角打著褶子，更是「摺合」作為一種持續發生的動態變化進行式，徹底破滅了所有想要封「動」為「凍」的絕望努力，此其四也。
第一章 張愛玲的遺囑
全世界最有名的文學家遺囑，恐非莎士比亞的遺囑莫屬。
莎士比亞的遺囑為何如此有名？端看過去數百年來學者為其遺囑內容爭論不休的熱鬧勁，便可知一二。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例子，當是莎士比亞在遺囑中清楚交代，要將「次好的床」（the second-best bed）留給妻子，而引發了後人對其婚姻關係、性關係甚至性傾向的各種揣測與質疑。照理說莎士比亞的遺囑本該爭議不大，其乃是在律師的協同與公證人的見證下，正式簽署於一六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遺囑中鉅細靡遺地交代了所有「財產」（大至房產，小至銀盤銀杯）的分配與安排。然一旦學者開始好奇地想從其間穿鑿附會出莎士比亞從個人生活、宗教信仰，到健康狀況、道德價值、人際關係（朋友與劇場同仁）等各種線索時，那「次好的床」所直接或間接帶出的婚姻與家庭關係，便顯得如此引人疑竇。大家開始七嘴八舌、議論紛紛，那莎士比亞「最好的床」在哪裡？留給誰？夫妻關係和睦或反目、親密或疏離？婚床與喪床的差別又何在？遺囑中的「次好」乃是文藝復興政教時代的特殊修辭嗎？各種推論與佐證紛紛出爐，足足吵了幾百年。誠如學者嘉柏（Marjorie B. Garber）在《文化的徵候》（Symptoms of Culture ）中所言，莎士比亞的遺囑乃是一個「充滿誘惑的歷史難題」（頁一九九），重點不在歷史的真相為何，而在於「次好的床」如何成為情慾、歷史、物質的複雜交織，如何成為「批評好奇心的多重決定場域」（頁二○七）。嘉柏指出即便我們可以回顧過去數百年來的各種詮釋與揣測，依舊不可能被其中任何一個言之鑿鑿的答案所滿足，莎士比亞遺囑中「次好的床」所召喚的乃是故事
性、想像力與後續創作的潛力。
那正式簽署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四日的張愛玲遺囑，恐怕也可算是華文世界中最具故事性、想像力與後續創作潛力的遺囑之一。莎士比亞的遺囑鉅細靡遺，張愛玲的遺囑言簡意賅，僅有三項簡短交代─第一項交代遺產饋贈，第二項交代遺體處理，第三項指定友人林式同為遺囑執行人─但其成為「充滿誘惑的歷史難題」之潛在創造力，恐怕一點也不輸莎士比亞的遺囑。當時人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張愛玲，親自在住家附近的文具店，購買了加州遺囑的簡易制式表格填寫，正式簽署並找人公證，之後又等了三天，才一前一後寄出兩封隨信附上遺囑的信件。第一封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寄給林式同的信件中，附上了遺囑副本，當是想要先行詢問其擔任遺囑執行人的意願。林式同因覺「這件事有點子虛
烏有」（頁四八）而未回覆，張愛玲等了一週也就視其已默許。接著張愛玲便寄出第二封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給香港宋淇、鄺文美夫婦的信，委婉解說立下遺囑的原由與心意，並隨信附上了另一份遺囑副本。
但這份張愛玲生前所立、言簡意賅的遺囑究竟有何啟人疑竇之處？就其法律效力而言，張愛玲的身後事已完全依照遺囑內容，確切執行了遺產與遺體的處理，此份遺囑也在張愛玲身後相關的著作權跨海官司中，扮演了關鍵的舉證作用，其法律認定自是毋庸置疑。然而就語言文化效力而言，此份遺囑至今卻似乎依舊「遺患無窮」，不僅是一個有如莎士比亞遺囑般「充滿誘惑的歷史難題」，更是一個精采生動、滿溢不確定性的「文學」文本。張愛玲的以身示現，彷彿是要告訴我們「文學家的遺囑也是文學」，這個既順理成章又弔詭無比的命題。此處所要強調的並非任何遣詞用字上的雕琢或鑽研，而是遺囑作為法律文件其嚴格遵循的乃「字義規則」（the literal rule），然「字義的」（literal）與「文學的」
（literary）皆來自拉丁字根littera（litera），皆指向「字母」與「書寫」，故不論是法律文件、日常書信、文字紀錄或文學創作，皆涉及「字母」的組合運用、「書寫」的斟字酌句，即便「字義」所欲強調的乃是語言文字在字面上的精準確定，而「文學」所給出的卻是語言文字的流動、多義、創造與想像，前者是猶疑不確定性的極小化（甚至歸零），後者則往往朝向猶疑不確定性的極大化（甚至跳躍、反轉、摺曲、變形）。故在張愛玲遺囑法律合法性早已確立無疑的當下，我們或可就其遺囑的「文學性」展開閱讀。
有了這樣的初步理解，就讓我們回頭看看張愛玲遺囑從「字義」到「文學」出現的四個可能疏失。前三個疏失或可避免，但最為關鍵的第四個疏失卻無由迴避，不只發生在張愛玲的遺囑，也發生在所有的遺囑之中，更或者說不只發生在所有的遺囑之中，更發生在所有的文字書寫之中。首先，張愛玲的遺囑為了省錢，沒有請律師。正如她在寫給宋淇、鄺文美夫婦的信中提到：「為了托KD大陸版權的事，我到文具店買授權書表格，就順便買了張遺囑表格，能notarize 就省得找律師了」（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頁二八八）。此處的KD指的是張愛玲的姑丈李開弟（姑姑張茂淵的先生），張愛玲乃是委婉向摯友說明為何「順便」買了遺囑表格的原由。雖然就法律層面而言，是否敦請律師完全不影響此份已正式經「公證」程序的遺囑之法律效力，然若有律師的協助與建議，或能對遺囑內容做出更為詳盡的表列與說明，而不致日後爭端迭起。其次，張愛玲在文具店購買的遺囑表格，乃是美國加州的英文表格，張愛玲也全部用英文填寫，並未添寫任何中文譯文，就連同時購買寄給KD的版權授權書表格，也沒有添加任何中文譯文。張愛玲曾間接解釋道「KD本來叫我在授權書上添寫中文譯文，我告訴他notary public 不讓加中文，如果法律上有問題，就請擱置，我不想為這些事去麻煩柯靈」（張愛玲、宋淇、宋鄺
文美，頁二八八）。看來就張愛玲的經驗而言，英文版權授權書與英文遺囑表格一樣，都不可能也不可以加上中文譯文。第三，則是收到遺囑副本的友人（宋淇、鄺文美、林式同）礙於忌諱或心有顧慮，從一九九二年二月分別收到遺囑副本後，到張愛玲一九九五年九月過世的三年多時間中，似乎都未曾對此言簡意賅的遺囑，向張愛玲做更進一步的詢問或討論。就如遺囑執行人林式同的事後懊惱，「回想起來，如果我當時知道後來在執行遺囑上有如此多的麻煩，至少會打個電話和她討論一下」（頁四八─四九）。
但即便這三個可能的疏失都有可能在張愛玲生前得以補正或加強，卻依舊無法改變遺囑乃是由「字母」、由文字所組成的「書寫」，而只要是「書寫」就無能迴避語言文字本身的「基進不確定」，即便有律師協助、即便有中文譯文，或即便有鉅細靡遺的電話討論與反覆確認，恐也無能完全迴避「遺囑」之為「書寫」的命運。而本章所欲探究的，並非「（特定人物的）遺囑是否可以是文學」，或將遺囑（尤其是文學家與哲學家的遺囑）當成文學來閱讀，雖然此皆為當前「遺囑文學」研究的大前提，但都還是在「遺囑歸遺囑」、「文學歸文學」的預設下進行兩者之間的串聯與比附。而本章之所以嘗試以「書寫」的角度重新審視張愛玲的遺囑，乃是要讓遺囑不再是（傳統界定下的）遺囑，文學不再是（傳統界定下的）文學，而是同時回到literal 與 literary 皆指向的字母與書寫，同時帶出「遺囑盡皆書寫」與「書寫盡皆遺囑」的雙重與雙向思考。本章乃是希冀從「遺囑」作為最制式、最嚴謹、最強調「字義」精準的法律文件中，讀出「文學」之民主與自由（字遊），亦即讀出「遺囑」的「專屬」如何被「文學」的「無專屬」所鬆動游移、所顛覆裂變，以便能以最弔詭的方式給出「遺囑」作為「無囑文本」與「無主文本」的基進思考：張愛玲「的」遺囑永遠不可能是「張愛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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