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突尼西亞這個催生了阿拉伯之春的國家，為什麼會成為阿拉伯世界唯一一個民主政體的這個問題，因為很少人寫，所以也很少人了解。「怎麼會是突尼西亞？」很多追求民主的阿拉伯人都在問，而且他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發生在突尼西亞的自由，他們到現在都還只是看得到，卻享受不到。
阿拉伯的人民原本是受到突尼西亞的啟發，想要聲援突尼西亞人才滿心期待地起身反抗。沒想到後來卻回過頭來，開始要求自己的政府也要做出改變，才一路演變成我們後來稱之為「阿拉伯之春」的骨牌效應。只不過這個「春天」，很快就變成了狂風暴雨的黑暗冬天，狠狠擊潰了那些站出來挑戰壓抑現狀的人民，對更好的生活以及成立代議政府的期望。
要說到哪個國家的革命，最快走上民主又最快崩壞瓦解，埃及的手腳之快大概無人能及。而且他們還兩次用「民主」的方式終結民主：一次的幕後主使是穆斯林兄弟會，另一次是軍方。被多數民意選出來的穆斯林兄弟會，因為不民主的舉措，被軍方以「捍衛民主體制」為理由奪權，然後又以「民主」選舉，試圖復辟「穆巴拉克式」的軍人治國。
隔壁的利比亞就完全是個失能的國家。政府完全失能，整個國家被波斯灣的幾個君主國勢力輪番割據。他們接連在各自的勢力範圍，推行各自表述的伊斯蘭霸權或是軍事統治。伊斯蘭國之流的激進派把利比亞當成一個伊斯蘭國度而覬覦著，透過利比亞脆弱鬆散的邊境，將恐怖主義輸出到突尼西亞。
敘利亞境內的衝突，已經演變成我們這個時代最糟糕的人道災難；也是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規模最大的難民危機。葉門爆發了全面戰爭，但背後其實是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兩邊的教派勢力互相對抗。伊拉克已經被外國勢力入侵十年，國內基於很實際的理由，陷入不同教派的鬥爭而土崩瓦解。國內緊張的情勢，也催生了一個暴力的極端組織。經年累月的動盪不安從伊拉克向鄰近的區域蔓延，造成每天都有數百位試圖跨越地中海逃難到歐洲的難民，不幸在途中客死異鄉。
相較之下，突尼西亞在二○一○年十二月到二○一一年間發生的起義反抗，不但導致獨裁的總統班阿里倒臺，也讓突尼西亞人民取得了對阿拉伯世界來說，相當特殊的民主體制。在茉莉花革命結束不到四年的二○一五年，突尼西亞施行了一部進步的憲法，舉行了公平公正的國會大選，並推舉了突尼西亞史上第一位的民選總統。突尼西亞也出現了所有阿拉伯國家歷史上，第一個願意拋下他們的伊斯蘭標籤，在二○一六年五月重新定義他們的政黨路線為「穆斯林民主派」的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黨（Ennahda）」。他們將政治重心轉移到國家的經濟議題，並禁止黨高層參加宗教和慈善組織，或是去清真寺布道。
兩次的和平權力轉移，也說明突尼西亞的民主根基穩固。突尼西亞國內在二○一一年的選舉過後，出現了分庭抗禮的三個政黨和各自代表的三股意識形態，在過渡政府時期互相抗衡。這個情況一直持續到二○一三年過渡政府解散，並改由技術官僚政府來接手監督二○一四年的選舉。二○一五年聯合政府的產生，還有內閣總理的選拔，仰仗的是主流的世俗政黨「突尼西亞呼聲（Nidaa Tounes）」和他們的主要對手，也就是當時還是一個伊斯蘭政黨的「復興運動黨」之間，密切的諮詢以及和議。類似這樣合作的例子之所以會出現，靠的就是在茉莉花革命之後，已經變成突尼西亞現實政治特色的「共識建立」和「政治妥協」。
突尼西亞的成功經驗，可以歸功於幾個因素：跟許多最後失敗的中東和北非國家相比，突尼西亞的人口少而且相對同質性高，也不存在不同教派之間的緊張對立。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二○年代，從強大的工會運動演變而來，扎實的公民社會參與傳統也是另一項重要因素。突尼西亞也是阿拉伯世界唯一一個除了埃及，或者再算上摩洛哥和阿曼之外，早在殖民者來臨之前，國界就已經具有歷史正當性的國家。而且突尼西亞因為不像埃及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需要從事很多軍事建設，因此躲過了很多國際勢力的介入。
不過或許突尼西亞最重要的成功關鍵，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並且可以看成是伊斯蘭教裡面比較進步、適應力比較強的改革文化。改良主義在突尼西亞可以發展成一個進步並且兼容並蓄的社會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讓突尼西亞有機會，向外擁抱這個更加全球化的世界，而不是像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樣，躲進自我保護的舒適圈裡。從突尼西亞人怎麼詮釋他們的歷史就看得出來，突尼西亞的改良主義其實是一種思維模式，促進他們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團結。改良主義和「突尼西亞人（tunisianité）」的概念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共同體現了突尼西亞人的獨特性和優越感。
結合了西方的現代性與獨特的國家認同，以及與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共享的文化傳承，突尼西亞改革主義的歷程，催生了一種特殊的突尼西亞現代性。
想知道這種所謂突尼西亞的現代性是什麼意思，就要去看突尼西亞的宗教，相對於社會、憲政主義、政治還有教育之間的關係。他們的宗教性和世俗主義之間，有一種非常令人佩服的尊重和包容共存。尤其是當極端分子的恐怖行動，時常以宗教之名在世界上的各個角落肆虐，宗教在突尼西亞卻似乎沒有像在其他阿拉伯國家那樣，從一九七○年代開始政治化並進入到公領域。
在約旦和中東其他地方，宗教和被狹隘解釋的伊斯蘭主義，已經慢慢地主導了私領域和公領域。原本在一九八○年代還只是一種外觀打扮上的友善象徵，比如說女性包住頭部並蓋住頭髮和脖子、遮住半張臉只露出雙眼的長面紗頭巾（niqab），到現在已經變成用來彰顯對宗教有多「虔誠」，或是去嚴格要求某種生活方式的矯枉過正。對於少數基督宗教信徒的態度，則是變得越來越排外、越來越無法容忍。當二○一六年夏天，整個約旦社會都在爭論到底一個穆斯林，能不能對年輕基督徒之死感到同情的時候，約旦的大穆夫堤（Mufti，負責解釋伊斯蘭律法的學者；大穆夫堤為一個區域的穆夫堤首領）不得不發表一篇聲明向信徒穆斯林澄清，「穆斯林向非穆斯林表達哀悼是被允許的」。以前的大穆夫堤哪需要做這種事？
任何人都會對突尼西亞的首都突尼斯，相對於其他阿拉伯國家首都的強烈對比嚇一跳。突尼斯還保留著三、四十年前約旦首都安曼的感覺，有著滿滿的自由和現代感。清真寺非常巧妙地融合在美麗的城市風景當中，不管是單就建築的角度還是從人文的角度來看，清真寺的存在都是很溫和、很細膩的。就城市美學或是其他方面來說，他們不會顯得突兀，也不占據太多城市裡的物理和社會空間。
在突尼斯，宗教和虔敬的表現基本上只會停留在私領域，就像我小時候大部分的阿拉伯城市那樣。在突尼斯的街上，你會看到有些女性有戴一般頭巾（hijab）、有些沒有。但如果有個女性戴著遮住頭髮、臉部和整個身體的長面紗頭巾，她馬上就會感受到異樣的眼光。雖然說這樣的保守打扮，在現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常見。比如就像在現在的開羅，如果一名女性在公共場合沒有把她的頭包起來，那你幾乎可以確定她就是基督徒。因為根據統計，基本上埃及超過九成的伊斯蘭女性都會戴頭巾。
雖然說蓄鬍也漸漸被視為是表達虔誠之意的象徵，但在突尼斯的街頭，蓄鬍的男性並不算多。以我在突尼斯的觀察，就算是在收入比較低的郊區，女性沒戴頭巾的比例還是遠超過有戴頭巾的比例。在突尼西亞的另一個城市西迪布賽，常常會看到年輕情侶手牽著手走在街上；有些女生就算戴著頭巾，也還是會跟另一半有比較親密的互動和肢體接觸。如果拿以上的畫面去跟埃及或是約旦做比較，在我還是青少年的「當年」也不算少見，但現在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再舉個例子，就算是在突尼西亞比較保守的內陸地區，比如說加夫薩、貝加或是更鄉下的蓋夫，你在當地能夠發現的宗教象徵，都會比你在約旦能看到的少很多。
時至今日在像安曼這樣的城市，宗教已經完全占據了公領域。我還記得小時候聽到那個一天會有五次的喚拜聲，還覺得似乎有一點東方異國的情調；不過卻也是在提醒你，就算你過著現代的、世俗的生活，但你仍舊生活在一個穆斯林國家。而且從那之後再快轉幾十年到了現在，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的清真寺已經比學校還多。在約旦有超過六千座清真寺，而學校則是只有五千多間。喚拜樓的擴音喇叭播放出來的不再只是做朝拜的提醒，還有可蘭經的誦讀和講道，告誡你通往天堂的道路只有一條，而且這條道路已經隨著時間，變得越來越窄、越來越難走。在安曼主要幹道的路燈和紅綠燈上，都掛著上面寫著「真主的九十九個真名」的牌子。每隔幾公尺的牌子就是真主的其中一個真名提醒著你來世會下地獄，免得你現在活著的時候，忘了對你的神保持永遠的敬畏。
在突尼斯，你去原本麥地那城所在的位置走走，就會發現不同文化、年代、人們交織所留下的證據。作為當時馬格里布地區在西元六九八年第一個建立的阿拉伯伊斯蘭城市，麥地那曾經算是阿拉伯世界最富裕也最偉大的城市之一。矗立著的七百座紀念碑，就是這些偉大的王朝曾經統治突尼西亞的證明。在麥地那蜿蜒的小巷弄穿梭或停留，都會感受到混合著香水和香料的香氣，以及歷史曾經存在的痕跡。就跟耶路撒冷古城一樣，這裡也向旅人展示了陸續來到此處的文明軌跡，而見證了過去與現在的一磚一瓦之間，也讓人感受到時光的片刻永恆。
麥地那街道兩旁櫛比鱗次的老房子和工作坊，在炎炎夏日提供了涼爽的遮蔽。這些老建築很多現在都已經變成餐廳或是民宿，比如說皮革之家（Dar al-Jeld）或是製香師酒店（Fondouk al-Attarine）。每間商店或是住宅的門面，都在向過去歷史、伊斯蘭與現代的融合致敬。這些門面大部分是赭石黃或者是綠色，有的是用十三世紀時將突尼斯定為突尼西亞首都的哈夫斯王朝（Hafsid dynasty）的雙矩形風格。有些底下還有個小小的門（Khoukha），據說是穆薩．本．努賽爾（Abdualaziz Ibn Moussa Ibn Noussair）的西班牙公主老婆發明的，為的是讓他們的穆斯林子民向他們鞠躬。離市中心十八公里遠的西迪布賽，他們的現代藍色大門會讓人想到希臘和希臘的島嶼，尤其是最著名的米克諾斯島。
突尼西亞兼容並蓄的過去和蘊藏豐富文明的歷史軌跡，至今仍俯拾皆是。肯尼斯．柏金斯（Kenneth Perkins）在他的《現代突尼西亞史（History of Modern Tunisia）》裡面舉了一個很棒的例子。他那時候去坐「突尼斯—古萊特—港口鐵路（TGM 輕軌）」，沿途停靠的站名有漢尼拔，是迦太基軍隊的一位偉大將領；港口城市克爾雷丁，是為了記念鄂圖曼的一位海軍將領巴巴羅薩．海雷丁．帕夏（Khayr al-Din Barbarossa Pasha）；或者另一說是記念另一位十九世紀的改革家突尼西．海雷丁（Khayr al-Din al-Tunisi），因為他讓突尼西亞走向憲政、現代與民主。還有一站是拜爾薩，這邊的山丘據說就是腓尼基女王、迦太基城的創立者，同時也就是羅馬人所說的狄多（Dido），當初和伊尼亞斯（Aeneas）有過一段情的地方。當列車終於抵達終點站突尼斯海洋館，這趟「大約五十分鐘，走過十五英里的旅程，已經盡覽過去三千年的歷史古蹟」。
突尼西亞人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突尼西亞當地的原住民：柏柏爾人。最早關於柏柏爾人的紀錄，差不多是西元八一四年從泰爾來的腓尼基難民，建立迦太基城的時候。迦太基就在突尼斯的旁邊，也是現在總統府的所在地。如果降落在突尼西亞最大的機場「突尼斯—迦太基國際機場」，任何人都能馬上感受到突尼西亞的現在跟過去緊緊相連。
突尼西亞人很喜歡炫耀他們跟歐洲有多近。他們恨不得找到機會就拿出地圖，指著突尼西亞的最北邊跟你說，他們比義大利西西里島的最南邊，還要深入地中海。他們也常常提醒別人，羅馬人當初把他們這邊叫做「阿非利加（Africa）」，或是用阿拉伯語叫做「伊夫里基亞（Ifriqiya）」，就是後來穆斯林統治者也沿用，而且是整個非洲大陸之所以被稱作「非洲」的原因。
突尼西亞的信仰和種族分布同質性非常高。突尼西亞一千一百萬的人口裡面，大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遜尼派穆斯林，其他不到百分之一的就是基督徒、猶太人、什葉派穆斯林和巴哈伊教徒（Bahá’í）。在人種上，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是阿拉伯人。因為突尼西亞的人口組成和地理位置，位於阿拉伯世界西邊的馬格里布地區，讓他們一度同時被歸類為阿拉伯人或是非洲人、西方人或是東方人；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其實就是突尼西亞人。
突尼西亞人的認同不是靠宗教定義的，對他們來說宗教比較是個人選擇而不是民族問題。所以很大程度上會造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存在緊張關係的宗教教派主義，雖然有人會覺得對一個社會具有凝聚認同的效果，但在突尼西亞並不存在。他們取而代之存在的是一種非常自豪的國族認同，歸功於他們幾個世紀以來都完好無缺的領土範圍，還有並不只是存在於教科書和歷史古蹟，而是一直都在突尼西亞人心中，影響著他們如何看待並且定義自己是誰的文明史觀。
在一九五六年從法國殖民中獨立的突尼西亞，是一個現代的「西發里亞民族國家（Westphalian nation-state）」，並受到十九世紀改良主義政治思想的影響。從取得獨立一直到一九八七年被班阿里趕下臺，期間統治了突尼西亞三十年的布爾吉巴，他所引進的進步改革就如同本書之後會談到的，已經嵌進早期的一些改革派的腦子裡。
就跟其他的獨裁者一樣，布爾吉巴藉由結黨營私的裙帶關係，以及集行政權於總統一身來掌握權力。他對國家事務的牢牢掌握，也就意味著他施行了從打壓自由到軍警單位對人權全面侵犯的暴政。不過儘管他違反人權又集權專制，布爾吉巴還是被尊為「突尼西亞之父」，並帶領突尼西亞走向獨立，並進入一個女性被解放、更世俗、也更自制的突尼西亞社會。布爾吉巴也引進了教育體系的大規模改革，影響了往後好幾代的突尼西亞人。布爾吉巴的教育改革，讓後來的突尼西亞人都具備批判性和分析式思考的能力。這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因為其他地方的學生從以前到現在，都是當局默許政治伊斯蘭主義去戕害的受害者。他們政教聯手，培養出聽命行事、不去質疑而且異常虔誠的學生。就算到了很近期，受到這種教育的人還是這麼行禮如儀。
布爾吉巴的改革很大程度受益於伊斯蘭內部的分歧，以及女性解放和教育政策帶來的知識水準提升。這也要歸功於在他之前一些重要人物或機構所做的努力，例如伊斯蘭現代主義者突尼西亞魯·海雷丁帕夏，他創立了世俗導向的薩迪奇學院（Sadiqi College），並提倡要建立設有國會的合憲政府；還有塔哈爾．哈達德（Tahar Haddad），他是最重要的社會思想家之一，他替伊斯蘭歷史和《可蘭經》之下的女權發聲。
本書將會揭露這些突尼西亞知識分子，是怎麼與他們同時代的阿拉伯人互動並互相影響，想法又是怎樣交會以及分歧。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時候，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別是埃及和敘利亞到黎巴嫩，歷經了大幅度的知識改革運動。這個由穆罕默德．阿布都（Muhammad Abduh）、穆罕默德．拉希德．里達（Muhammad Rashid Rida）以及凱西姆．艾敏（Qasim Amin）等人試圖改革伊斯蘭主義的知識界文藝復興，最後雖然以失敗告終，仍舊帶來了與突尼西亞類似的運動成果以及後續影響。不過這場被當時的政治和宗教潮流打斷及荒廢的運動註定會消亡，而原本要帶來的覺醒卻讓這個社會陷入了更深沉的酣睡。
與此同時，突尼西亞的知識改革分子影響了突尼西亞後來欣欣向榮的工會運動發展。這對接下來突尼西亞的獨立運動，以及很晚近的茉莉花革命和後續發展，都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突尼西亞總工會（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u Travail，UGTT）」就是在革命後適時填補了班阿里倒臺之後權力空缺的其中一個組織。它的功能和埃及的軍政府很像，不過用的卻是完全不一樣的手段。突尼西亞總工會幫忙創造的這個公民社會，控制住了孤兒一般的革命運動，並把它變成一個民主轉型的過程。
二○一五年以「對建立多元民主的突尼西亞有卓越貢獻」為理由，頒給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四方集團（Quartet du Dialogue National）」的諾貝爾和平獎，就是強調了突尼西亞的公民社會組織在實踐社會共識以及連接政治、宗教分歧的角色。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四方集團的四個主要組織：突尼西亞總工會、突尼西亞工業貿易暨手工業聯合會（Union Tunisienne de l’Industrie, du Commerce et de l’Artisanat）、突尼西亞人權聯盟（Ligue Tunisienne pour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el’Homme）以及突尼西亞律師公會（Ordre National des Avocats de Tunisie），分別代表了勞工、企業主、人權運動者和律師。他們讓被二○一三年兩次政治暗殺和大規模抗議拖累的突尼西亞，得以脫離政治僵局。
本書也揭露了讓突尼西亞走向民主的幾個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累積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突尼西亞特殊經驗；並解釋了突尼西亞的民主轉型，以及變得更進步、現代和包容的社會進展。本書致力於分享關於一個國家、人民的故事，關於追求真理的辛苦掙扎，以及他們走上的這條特殊、充滿希望和啟發的道路。
這本書想跟讀者分享的是突尼西亞之所以變成民主國家的理由，以及為什麼在可預見的未來，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國家達不到類似的成果。我認為突尼西亞因為有許多與生俱來的元素，讓他們往民主靠攏。這本書的立意，就是如果想了解阿拉伯世界為什麼失敗，就要先知道突尼西亞為什麼成功。
但這並不表示，突尼西亞的民主轉型已經完全沒問題了。他們的未來還是有許多大挑戰，前方的道路還是散布著阻礙與懷疑。二○一五年的三次恐怖攻擊：三月十八日的巴爾杜國家博物館事件、六月二十八日的蘇塞海灘度假村事件，還有十一月二十四日總統隨扈公車的事件，都慘痛而且鮮明地提醒我們，這個剛剛成形的民主體制有多麼脆弱。突尼西亞的內陸區域，在茉莉花革命以後長期的失業和貧窮問題，終於導致在二○一五年年底爆發的抗議活動，並在二○一六年年初變得更加激化。這同時也是一種警訊，告訴我們如果社會和經濟條件並沒有隨著政治民主獲得改善，那這一切都可能只是一場空。
本書的前幾章會介紹導致茉莉花革命爆發的幾個因素，還有突尼西亞在革命過後的發展。這些內容主要是提供一個背景脈絡的架構，方便讀者了解突尼西亞內部的變化，還有這個剛誕生的民主體制將面臨什麼樣的挑戰。裡面的論述也會有助於將突尼西亞的現在和突尼西亞的過去，尤其是關於改革和思維演進的歷史串連起來。
了解突尼西亞的歷史脈絡以後，接下來的章節會帶領讀者回到突尼西亞的啟蒙之初，並重點介紹一下突尼西亞的古文明，還有突尼西亞兼容並蓄的認同從何而來。接著我們討論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到來，以及進步派的伊斯蘭教派是如何演變，還有他們如何影響這個具有自制力和包容性的突尼西亞穆斯林認同，還會帶大家認識幾位重要伊斯蘭學者的影響。特別值得留意的是，十四世紀的哲學家兼改革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他提倡要培養批判性與分析式的思考，並討論歷史哲學、伊斯蘭神學以及宗教與社會的關係。
接下來我們會討論這個逐漸運作起來的現代改革時期，基本上也可以以此解釋突尼西亞的特殊性。現代的突尼西亞始於十九世紀中期，當時突尼西亞比美國還要早了十九年就已經廢除奴隸制度，他們還編纂了所有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裡的第一部憲法。往後數十年知識水準的發展也為布爾吉巴的改革打下基礎，並賦予突尼西亞在教育面、社會面和憲法面更上一層樓的可能。
要了解當代的突尼西亞，就要了解由布爾吉巴引入，並持續影響著突尼西亞的各項改革，尤其是在教育、女性參政和宗教層面的部分。這本書很多篇幅都在討論上述幾個層面的改革：他們為什麼可以被推動？他們如何帶領突尼西亞走上一個很難再回頭的進步之路？在比較分析突尼西亞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在後殖民時代就往不同方向發展的教育體系之後，更支持了本書的主要論點。也就是說，在突尼西亞長久的改良主義傳統裡，一直存在著的進步主義教育體系，就是讓突尼西亞之所以成為今日的突尼西亞的原因。在討論教育和宗教時，有些部分會拿土耳其來跟突尼西亞做比較。
雖然土耳其不是阿拉伯國家，但土耳其可以當成突尼西亞一個很有意思的對照標準：這兩個國家各自的開國元老，各自替兩國設定的路線竟然意外相似。我們還會講到兩國在宗教、國家和教育體系之間的關係，各有怎樣的演進。本書的最後一章將討論突尼西亞的教育體系，在過去幾十年一路走來歷經了什麼過程，以及這個體系和革命之間互相違背的矛盾。譬如失業的青年世代高聲疾呼要求改變，卻是老一輩受到布爾吉巴式教育的精英分子，在領導這個國家度過轉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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