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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甲午戰爭（一八九四── 一八九五）】
[引端]
中國近六十餘年間的一切動亂，可以說完全自甲午中日一戰開始（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
第一，在這一次的戰爭以前，中國對外雖已經過屢次的挫敗，但所遭遇的威脅或損害，乃來自英、法、俄這些比較強大的國家，我們承認自己的實力本來遠不如人，心理上已自認輸，所以雖經失敗，而在精神上所受的刺激並不太大，因而也引不起國家須加以澈底改革的反省。對日本不然：我們總覺得日本受中國文化的薰陶甚深，從來沒有放棄自大的傳統觀念；在甲午以前，中國僅有極少數人知道日本早已效法西洋，在政治、軍事、文教、經濟各方面，曾大加改革，且已具備一現代國家的基礎，但大多數人卻依然異常茫昧，認日本決非英法等國之比，斷不足與中國為敵。可是一經雙方以武力接觸以後，那曾經烜赫一時的淮軍、湘軍，固然是不堪一擊，即經李鴻章所新建的北洋海軍，也幾乎是片甲不回，這確實是從精神上給予中國人一次猛烈的打擊，於是乎中國才漸漸了解：要效法西洋，單單把重點擺在軍事方面，依然不能有效，因而政治改革的要求才一天天的迫切起來。無論是康梁一派的維新運動也罷，孫黃一派的革命運動也罷，都是經過這一次戰爭以後，才同時的正式起來。自乙未《馬關條約》訂立以後，僅經過十六年以上的時間（一八九五——一九一二），清室即抵於亡，其間經過的種種事實，所表現動盪、緊張、複雜的一切景象，確實使我們一個研究歷史的人眉飛色舞，而民族活力的充沛，也確足使我們自豪！
第二，不單是「新政」的呼聲係從中日一戰以後開始，即「新學」的要求也是在這一戰以後才逐漸的趨於積極。原來所謂「西學」的輸入中土，遠在明末清初即已萌芽，舉例言之，如艾儒略（意大利人）的《職方外紀》、《西學發凡》；傅汎齋（葡萄牙人）的《名理探》；利瑪竇（意大利人）的《乾坤體義》、《幾何學原本》、《勾股義》、《測量法義》；湯若望（日耳曼人）的《曆法西傳》、《新法表異》；南懷仁（比利時人）的《新製靈台儀象誌》、《康熙永年曆法》等，均極有名。不過其範圍大抵限於天算，輿地，而這班教士其所以從事這類學術的介紹，也僅僅只作為他們傳教的一種方便，使得他們有機會可以接近中國的政府和學人，以免遭受排斥。可是等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即一七二三到一七三五年的雍正時代，他們的傳教事業既已遭遇打擊，因而他們這種學術的介紹工作，也就歸於停頓。乾隆朝開四庫全書館（一七七三），這類西學書籍見於著錄者雖有四十一家，但當時充四庫館總纂官的紀曉嵐（昀），他便不相信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和南懷仁的《坤輿圖說》，以為不過如中土瑤臺閬苑，大抵寄託之辭；著有《二十二史札記》的趙甌北（翼），他說俄羅斯北有準葛爾大國，以銅為城，方二百里；著有《疇人傳》的阮芸臺（元），他也不信對足抵行之說。（以上三例參看康有為〈戊戌保國會演說辭〉）這可看出這一時期的所謂「西學」，即對當時著名的學人也影響甚微，其與一般民眾絲毫不生關係，自然更不用說。
至於第二度引起中國人對「西學」的注意，這是經過兩度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以後的事。這一時期，如北京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成立於一八六一年，即咸豐十年的十二月）、同文館（成立於一八六七年，即同治六年的正月）、天津的水師學堂、上海的製造局、福州的船政局以及若干外人所設的學會醫院等等，莫不從事西書的翻譯。梁啟超在光緒二十二年，著有《西學書目表》三卷；上卷為西學諸書，其目為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汽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中卷為西政諸書，其目為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為雜類之書，其目為遊記、報章、格致；合計總數約在三百種左右。此外如前面所舉明末清初艾、利、湯、南等人的著作，還有數十種，則列入附卷。大致在同治初年以迄光緒二十年以前，中國人高談「西學」的，除掉極少數通西文可以直接讀西書原本者外，其餘的人便都靠這類的譯本，以滿足他們嚮往「西學」的欲望，可是就連這種人也還是少到如鳳毛麟角。
自從經過了中日一戰，這種情形便完全起了變化：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感到國家的積弱，必須力圖補救，一方面也覺得日本效法西洋已經收到了富強的實效，乃不勝其豔羨，於是對於新知的追求已趨於白熱，而對八股文試帖詩乃至科舉制度，也引起了十分的厭惡。黃公度（遵憲）著的一部《日本國志》，本來在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已經脫稿，可是在當時並沒有印行，僅僅抄寫了四份，除自己保留一份外，其餘三份則以一份送總理衙門，一份送李鴻章，一份送張之洞，這可以使我們想像當時一般國人對於日本從事改革的經過實在所知太少，無怪當時一般士大夫依然充滿虛憍之氣，而發為主戰拒和的種種高調。一直要等到慘敗成為事實，然後這部《日本國志》才引起國人的注目，而黃公度其人之為明瞭外情的先知先覺，也才為國人所公認了。嚴又陵（復）譯赫胥黎《天演論》，也是中日戰爭以後的事，梁啟超在光緒二十二年讀過他的譯稿，他自己寫的一篇序在二十二年的九月，吳汝綸為他寫的一篇則在二十四年的四月，大概正式印行也在戊戌以後了。繼此以後，嚴氏更譯有亞丹斯密《原富》、甄克思《社會通詮》、穆勒《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群學肄言》、耶方斯《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多種，大抵成書都在中日戰後的十年以內，其足以予中國學術界一種新的刺激，自不待言；而馬眉叔（建忠）根據西洋文法書以通中國文法的一部《馬氏文通》，也成於光緒二十四年，這大致也還是中國人前此不曾有過的一種學問。至於以後留學生一天天加多，印刷機構與印刷技術一天天擴大與進步，然後中外學術的溝通，才漸漸的走上正軌。
第三，就列強侵略中國的事實來看，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中國雖因鴉片戰爭於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與英國訂有《江寧條約》，但經過十六年（一八五八，咸豐八年）才與英法兩國分別訂立《天津條約》，又經過二十七年（一八八五，光緒十一年）然後才與法國訂立《越南條約》，可見他們侵略的進度還相當和緩，即賠款的數字也還不算太大。關於土地的侵佔，則除帝俄於中國北邊隨時有若干巧取豪奪以外，在東南沿海奧區，僅於《江寧條約》割讓了香港，（澳門於明嘉靖間已事實上為葡人佔領，姑置勿論。）其餘則尚無恙。因此，中國的國際地位還能勉強保持，至少沒有感到隨時有被人瓜分的危險；至於戰前所負的外債，總共不過六百八十四萬餘鎊，對中國的財政也還不感到如何的威脅。經過甲午一戰以後，情況乃完全不同：俄德法三國以壓迫日本退還遼東與中國之故，群起向我要求報酬：俄既強租旅順大連，又以華俄道勝銀行東清鐵路等關係，囊括滿洲大部分權利，蒙古也被視為己物。德國藉口曹州教案，德教士兩名被殺，乃以海軍強佔膠州灣，要求九十九年的租借權，且攘奪山東全省的路礦權利。法國以安南的地位關係，所注意者在雲南兩廣，見俄德既各有所得，也要求廣州灣九十九年的租借權，同時要求雲南兩廣不得割讓他國。英國對於遠東的侵略，素來是態度極其沉著，手腕極其敏活，它看見俄德在北方發展，法人在南方經營，乃一面租借威海衛以抗俄人，同時分德人在山東之勢；一面又要求租借九龍以抵制法人，並且要求揚子江沿岸各省不得租借或割讓與他國。至於日本，則除根據《馬關條約》割了臺澎以外，因見西方列強在中國各有勢力範圍的指定，他也就要求福建應該歸入他的範圍。當時在名義上好像一無所得的要算是美國，但他的態度更聰明，乃純從經濟利益上著想，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由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提出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實際發動的還是英國），非正式的徵得列強同意。這一政策雖使中國倖免於被瓜分，但各國對華經濟侵略的競爭，卻更趨於激烈。
至於說到中日戰後所負的外債，更是令人吃驚：戰時兵費一項已所耗不貲，戰敗賠款二萬萬兩，贖遼又三千萬兩，窮無復之，惟有向外國借債之一法。計自光緒二十年到二十四年，外債總額已突飛猛進加到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五千鎊，更加利息二千五百一十八萬五千兩，蓋已十倍於戰前。又《馬關條約》允許外人在各通商口岸設廠製造，於是外人得運用其雄厚的資本，支付低微的工資，廉價的原料，打入中國的堂奧，以與中國幼稚的實業界競爭，中國的實業難有發展的希望，自更不用說。
以上各點還是就中國直接受到的損害立論，試進一步觀察：則因中日一戰的影響，乃引出了戊戌維新；戊戌維新的反動則為庚子拳變；因有庚子的拳變，乃演出帝俄以重兵盤踞我整個的東北，因而給予日本一個報復還遼一役的機會，於是乃有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發生。中日戰爭加速了中國的革命，日俄戰爭更加速了俄國的革命。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在中日戰爭以後，僅經過十六年以上的時間，滿清即已歸於滅亡；在日俄戰爭以後，更只經過一十二年，羅曼諾夫王朝，便已傾覆。尤其在俄國革命以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還比較的趨於緩和，惟有日俄兩國，則一個明爭，一個暗鬥，更一步不肯放鬆，其間更經一度八年的對日抗戰，一個第二號的紅色大帝國，便已在亞洲產生。上面這些大事，可以說是一貫相生，其因果關係，至為明顯，追本窮源，幾乎無一不發端於甲午一戰啊！
[一、中日締結修好通商條約]
自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江寧條約》（普通稱《南京條約》）訂立以後，中國海禁大開，西洋各國先後與中國立約互市，日本則遲到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始由長崎奉行（日本官名）遣人附荷蘭船到上海，以荷蘭領事介紹，見我蘇松太道吳煦，請如西洋無約各小國例，專在上海一埠貿易，中國通商大臣薛煥許之。這算是近代日本正式與中國通商的開始，比之西洋各國蓋已落後二十年，然而已經是一百年前的往事了。時太平天國已近尾聲，但李秀成仍在苦苦掙扎，上海亦正在緊張狀態中。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改由英國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rs）代請，許日本商民自報我海關納稅。是年曾國荃攻破南京。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日明治元年），英領事又為日本請照料其遊歷過境的官紳，日本商民也自請憑護照入中國內地經商遊學。
以上都是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的事。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日明治三年），時值日本維新伊始，雅有開國進取之意，乃遣其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及權少丞花房義質等（大丞少丞均日本官名，權是署理的意思），帶著他們外務府的書信到天津，謁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通商大臣成林，請通商立約，書辭恭順委婉。鴻章、成林上其書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簡稱總署，亦稱譯署或總理衙門），總署僅許通商，不許立約。柳原固請於鴻章、成林，總署卒允之。
同治十年六月（一八七一，日明治四年七月），日本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正使，柳原前光為副使，來議約。中國則以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江蘇臬司應寶時，津海關道陳欽為幫辦，與之議於天津。先是柳原去年之來，原已交出日方所擬約稿一份，此次乃另提新稿，欲一切如西洋各國例，鴻章嚴辭拒絕。經過月餘的磋商，始於是年的七月底（公曆九月十三日）簽訂修好條規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並附以中國和日本的海關稅則，其不同於西約的地方，為不准日本商人運貨入內地，並不准入內地購買土貨。日本雖不滿意，但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日明治六年），其外務卿副島種臣來華，卒於是年四月初四日（公曆四月三十日）於天津完成換約的手續。
此次副島種臣之來，仍以柳原前光為副，攜帶海陸軍將領多人，並以美人李仙得（Legendre）充顧問；換約僅其附帶目的之一，其主要使命，乃在前往北京，以賀同治帝親政為名，以頭等使節資格，單獨覲見同治帝，面呈國書；並與總理衙門接觸，以窺探中國虛實，為侵略琉球、臺灣、朝鮮預佔地步。其結果則一切企圖均告達成，此實中日兩國關係漸趨複雜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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