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與偏見》
〈導讀〉珍奧斯汀的微雕藝術――台大外文系教授 曾麗玲
珍奧斯汀（1775-1817）前二十五年的歲月於英國漢夏郡的小鎮史蒂芬頓度過，她出生在非常傳統的家庭，父親任職當地的牧師，珍早年的教育就由父親私塾。珍步入青春期就開始提筆寫作，她一生共寫成六部膾炙人口的小說：《理性與感性》（1811）、《傲慢與偏見》（1813）、《曼斯菲爾德公園》（1814）、《艾瑪》（1815）、《諾桑傑寺院》（1818）、及《勸導》（1818）。儘管《傲慢與偏見》一出版後就佳評如潮，但她並未擠身當時的名人榜，反而選擇以匿名的方式出版她的小說，僅有家人、至親才知她身為文學才女的這項事實。據說她寫作時總躲在房內，直至有客來到她門前，門被試圖打開吱吱作響時，才提醒她趕緊將手中稿子收拾藏好，才能起身見客。其實珍如此低調的行徑反而為她撐起一把保護傘，此乃當時進入十九世紀的前十五年，歐洲發生拿破崙的奪權革命戰爭，歐洲各皇室均感受到人民對皇室的不滿及抗爭，在各國境內紛紛實行思想箝制的保守作為，對於國內的出版品更是嚴加檢核。珍所處的英國更屬階級、性別涇渭分明、保守氣氛充斥的時期。她選擇以隱姓埋名的方式來出版她的小說，反而使她免於因人紅而招致公評的下場，畢竟女性成為公眾人物並不符合當時社會編派女性至私領域—家—的傳統刻板印象。
正由於珍所處的時代階級意識可說牢不可破，在她的小說裡她就特別著眼批評上流社會狹隘的階級觀，她特別凸顯當時人們對先天無法改變的身世背景的喜好，及對後天個人美德的培養得以補充先天不足的可能性的辯論。珍擅於呈現她所處時代裡不管是上層社會、還是中產階級壁壘分明的狀況。故事裡班奈特夫婦雖得以結交上流社會的賓利、達西家族，他們其實清楚自己的斤兩，而且他們也恰如其份地被歸為中產階級，不會有越雷池的疑慮。書中具有固我階級意識的角色比比皆是，從男主角達西先生對他家世自視甚高、賓利小姐只以階級角度論斷所有的人、到威克姆無所不用其極想躋身上流社會都是例子。珍對柯林斯先生這個角色的負面描寫可以說是她對整個社會只盲目崇拜階級結構、即所謂「階級正確」、因而可以全然忽視他人美德行為的批判。
緊扣階級意識議題的是珍也側寫當時人們對名聲、特別是女子名聲的重視，也就是這個社會對於女性行為、出入場所、甚至時間多所規範，只要不符合社會預期，便有可能被眾人排擠、遭污名的待遇，小說中伊麗莎白直接挑戰加諸在女性身上嚴厲的規範，她選擇在雨天徒步走到「奈德菲」一地，以致整片裙擺泥濘不堪，此舉震驚最為注重女子名聲的賓利小姐。此外，班奈特太太有禮無體的可笑行為也在注重合宜行止到勢利眼程度的達西及賓利家族成員心中留下負面印象。小說裡最為敗壞婦德的該是莉迪亞與威克姆私奔的這件事，她魯莽的行為讓整個班奈特家族蒙羞，更嚴重影響她姊妹的名聲，使她們在婚姻市場的競爭失利。當然，這個難題就由達西大方出手金援威克姆、讓他名正言順地娶莉迪亞入門得到解決。達西此舉雖不無可能是要藉著挽救班奈特女兒的名聲，他也好名正言順地順遂他對伊麗莎白的追求，好讓他們兩家不要在社會觀感上差太多，所以有他順服社會規範的考量，但不可否認的，此舉也得歸因於達西本人具有的人格優點—慷慨。
珍在《傲慢與偏見》最令人稱道的當然就是凸顯真愛得以打破上述階級、窒礙的道德觀藩籬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她形塑了兩位分別受到他們先天人格偏執侷限的主角，他們必須先克服這些個人的限制（還先不論大社會原本已存在階級、道德觀等限制）。伊麗莎白的驕傲本性使她易怒、對他人總是遽下結論，因而她以偏差的第一印象認定達西，而達西的偏見則使他從眾地用階級的分野將伊麗莎白貼上低下的標籤，而看不見她的優點。《傲慢與偏見》的標題當然也可跨指伊麗莎白也受她原有的偏見所限，達西也具有上流社會人士易有的驕傲。兩人求愛成功與否與他們能否克服先天人格缺陷密切相關。當然，這過程中更有前述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門當戶對的階級、道德層面的障礙要突破。小說並安排另外一對男女求愛的例子做為反差，這是伊麗莎白的朋友夏洛特為了錢就願意嫁給惡名昭彰的柯林斯先生，這裡我們看到珍的愛情觀也不是一昧浪漫的，她深知社會務實環境的現實及反諷，不過小說仍然結束在伊麗莎白與達西兩人令人稱道的去誤會而相知、去重重外在障礙而相愛的喜劇收場，這個結尾使本小說保留了濃濃的浪漫基調，但更不乏珍洞悉人性偏執、甚至醜陋的寫實層面。
生於十八世紀末的珍在寫作風格及關心的主題上橫跨了英國文學兩個主要的時期，她的小說呈現對心靈、及大自然的鑑賞，這使她不遠於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精神，而她小說已然浮現當代都會生活、家庭結構興廢、個人性的彰顯、社會活動的大量舉行、甚至醜聞等主題的描寫，讓她的小說雖早在十八世紀出現，卻先行於後來維多利亞時期主流的寫實主義小說。珍喜歡將自己比擬成「生活的微雕家」，這是她師法當時盛行的象牙微雕作品的技藝，她擅長捕捉生活上最微小的細節，並以精闢的筆調一針見血地直搗事件的核心，最為有名的就是小說雋永的開場：「家財萬貫的單身漢必定需要一位女主人—這是舉世公認的真理」，言簡意賅地就把本書主旨一語道破，不過珍也在這精簡的句子（原文只有一句話）當中已然暗藏敘述者對此真理不盡苟同的疏離與反諷。珍如此細寫生活百態匠心獨具，只不過畢竟身為牧師女兒的珍，從小隨著父親牧養教區信眾的工作當中，必定也接觸過貧窮、階級低下的大眾，然而她的小說中關照的只有中產及上流社會的生態，她筆下的勞動階級（如佣人）似乎都安貧樂道，珍的小說明顯忽略勞動階級是可以被詬病的，不過，這也是當時英國作家的共象，以此可以瞭解珍畢竟也是有她的時代侷限。
珍在她微觀的小領域裡善盡她生活觀察家、描繪家之責，成就部部精雕細琢的小品，這些小說本身難道不也映照當時社會極度的性別、階級分化成小圈圈的實況嗎？如此一來，珍奧斯汀的作品本身就具形了這樣的氛圍，不僅她以小說達到針砭如此窒礙的社會結構的目的，也可以說她的作品其實就是如此分化的社會一個最直接的譬喻了。
《北與南》
〈導讀〉棉絮飛揚下的浪漫――台大外文系教授吳雅鳳
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小說家伊麗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最擅長描繪當代英國社會在工業革命潮流下各個階層之間的衝突與磨合，即所謂「英國當代情境」（the Condition of England），作品通常以她居住的英國北方工業城市如曼徹斯特（Manchester）為摹寫典範。《北與南》（一八五五）承襲她第一部小說《瑪麗．巴頓》（Mary Barton）（一八四八）對工業革命下資本家與勞工相對狀況所表現的悲憫關懷。但在《北與南》中，蓋斯凱爾對男女主角愛情的鋪陳更有精彩純熟的掌握，放在工業發展的複雜脈絡裡，其錯綜複雜的情形對於二十一世紀以來受到全球經濟整合龐大衝擊的我們，或許一點也不陌生。製造業經濟發展的動盪因素包括：英國棉花紡織業已逐漸失去全球市場競爭力，工人要求加薪以應付愈來愈高的糧食費用，美國棉花業的原料供應也出現問題，殖民地印度的紡織業削價競爭、愛爾蘭工人因為大饑荒即將來臨，寧願到英國來接受更低廉的薪水，因而對採取罷工要求加薪的當地英國工人造成為威脅等等。困難重重的愛情與工廠的惡劣環境，還有罷工所引起的社會治安與武力鎮壓的危機，交疊進行，高潮迭起，比起《瑪麗．巴頓》來說，蓋斯凱爾對人性的觀察更為精煉。
蓋斯凱爾對低下階級的描寫除了生活風俗之外，更試著以非標準的英文表現勞工階級生動活潑的方言或俚語。蓋斯凱爾自己的背景與夫婿的神職工作都屬於英格蘭北方的非英國國教的統一教會（Unitarian Church）。此教派以耶穌的人性為標竿，不承認神聖三一的教條，強調宗教良知與理性為教育的中樞。基於此，她期許自己的作品可以為社會不同階級搭起感性互信的橋梁。但一些苛刻的批評家還是論道，出身中產階級的蓋斯凱爾，雖然對勞工表示同情，也仍是以中產旁觀者的高姿態，仔細描繪勞工的衣食起居與語言，主要為了不讓她的中產讀者對勞工因為陌生而害怕畏懼，但她仍是站在自己的舒適圈窺探勞工的生活種種喜怒哀樂。這種立論未免失之公允。讀者可以歸結出自己的答案。
《北與南》設於一八五○年代，正是歐陸各個民族國家爭取獨立或統一的時刻，工業發展領先歐陸的英國則在這樣動盪的大環境下，逐漸感受到社會內部各個階級彼此的衝突，尤其是中下階級長期受到壓抑而產生怨懟，要求改革的聲浪愈來愈迫切。執政者也同時試圖鞏固其海外帝國的勢力。從十九世紀初便有雛形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賦予資本家極高的權力，不免與基督教為主調的舊道德經規範相衝突。
小說女主角瑪格麗特．赫爾就像是讀者的代表，從優渥富裕的南方進入風雲詭譎的北方工業城，從旁觀察工業城裡資方與勞方明明相互依存，卻要彼此對立、互相牽制，深深感到憂慮，也企圖從中協調，過程非常艱辛危險。瑪格麗特懷著前一世代的浪漫主義對基本人性與人權的信任與尊重，而這一切都將在冷冽的北方受到挑戰。
小說以瑪格麗特表妹的婚禮準備開始，凸顯出原在英國南部位於新林（New Forest）的海爾斯東（Helston）長大的瑪格麗特，幼時便由擔任神職工作的父親安排到倫敦阿姨家裡與表妹一起接受大都會的淑女養成教育。所以對瑪格麗特來說，到北方前，已經歷過恬靜鄉間與倫敦大都會兩種不同的生活，都是富裕鼎盛之地，新林是英國皇家傳統的狩獵之地，田園歷史悠久，生活恬靜；倫敦則是大英帝國的樞紐。後來又因父親對英國國教失去信仰，辭去神職，與妻女搬到位於英格蘭北方的米爾頓（Milton，暗指曼徹斯特），以不穩定的私人教職維生。這正反映了一八五○年代英國宗教信仰正面臨來自國內外種種衝擊，主流的英國國教因為天主教復權的龐大壓力，迫使非主流的其他新教教派要表態歸隊，反而逼得原本便對英國國教所謂高教會教條有所質疑的人士，對宗教失去信心。
這部小說依著一八五○年代以來英國加速發展的兩個北與南的軸線進展。有評者認為此書是蓋斯凱爾向珍．奧斯丁（Jane Austen）致敬之作，尤其是《傲慢與偏見》。蓋斯凱爾更成功地塑造了女主角在道德、愛情、階級文化的衝突之間成長。相較於奧斯丁侷限在陽光普照的英格蘭南方，蓋斯凱爾更指明了所謂文化鼎盛的南方，其實奠基於北方這個財富的生產者。而今工業生產已受到全球市場的衝擊。工廠裡棉絮飛舞，彷彿是雪花瀰漫的地獄，成年男女跟著紡織機前進後退，有些人已經染肺病，小孩們忙著在紡織機告一段落之際，匍匐到機器下撿拾掉落的棉花球，還得敏捷起身，因為機器一開始，便有生命危險。在這個只有利益計算、工人與老闆均得配合機器運轉而調整作息的工業城，人人都愁苦不堪，但紡織業已經失去榮景，因為市場開始萎縮，還有來自殖民地的競爭，資方獲利減少，也很難滿足勞方提高工資的要求。
男主角桑頓（John Thornton）是一紡織廠的老闆，因為管理有方，也擔任行政首長（magistrate）。桑頓向來以誠實公平為原則，對犯錯的工人絕不手軟。雖然他讓工人了解彼此利益是相連的，他的治理方法還是傳統父權模式，認為他不需要向工人解釋自己的艱難處境，也由於他從小獨立堅毅，從不覺得需要關心工人下班後的生活。他與瑪格麗特的命運產生交集，在於他受教於瑪格麗特的父親。桑頓的父親因為投資失敗自殺身亡，他很小便輟學扛起家庭生計，現在才有閒重新拾起古典教育，他選擇的讀本是柏拉圖的《共和國》，可見他在利益計算、紀律維持的實際生活外，仍懷抱一份高遠、出世的理想。
小說裡除了暴力結束罷工的場景集聚了勞資雙方劍拔弩張的壓力外，還有兩個場景展現蓋斯凱爾敏銳的人性觀察與社會記錄：一是桑頓到老師家喝茶時，充滿了對代表英國高級社會茶道禮儀的期待。桑頓的豪宅佈置華美也一塵不染，自然熟悉飲茶文化，所以他對瑪格麗特作為飲茶時的女主人的種種臆想與期待，其實只說明他對瑪格麗特的好感，希望趁機多了解她，而非真正呈現兩種文化的差異，但瑪格麗特卻因為先前得幫忙洗晾窗簾，飲茶時已經累得呵欠連連，也說明了精緻儀式實際上需要勞力付出。二是倫敦的世界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在當時新式鋼鐵與玻璃打造的宏偉建築裡，各國展現其最尖端的科技與工藝，也包含了英國國內的新式製造機器。就在這個場合，南與北兩組人馬互相較勁。
小說的結尾展現了蓋斯凱爾少有的幽默，或許沿襲了奧斯丁輕巧嘲諷的遺緒。二○○四年BBC製作的電視影集將結尾高度戲劇化，場景搬到火車站，各往南北的火車在一站交會等待，瑪格麗特從原來與追求她的律師同坐的車廂裡走出，與桑頓在月台偶遇，冰釋一切誤解，然後律師明白自己沒有機會得到瑪格麗特的芳心，只得愣愣將行李交給她。桑頓原本已經面對北上的車廂要離開，不料瑪格麗特來到跟前，他以極具磁性的低沉嗓音問道，「你打算跟我回家嗎？」這個場面調度雖然不是小說原本安排，但卻為小說雙重情節做了最好的詮釋，也在畫面上提供完美句點。影集裡飾演桑頓的阿米提斯（Richard Armitage）曾說到這個角色對他的吸引力便是一深沉的矛盾：擁有至高權力的企業家與市長，內心卻極其脆弱渴望愛情。
除了高潮迭起的情節外，小說裡逐漸堆疊的物質也很引人，從一開始，精緻昂貴的印度披肩（Indian shawl）便是瑪格麗特表妹的婚禮焦點。由於蓋斯凱爾以寫實手法為出發點，我們很清楚地看出物質作為室內擺設、人物裝束、除了表示擁有者的成長背景、社會地位與美感品味之外，也與國內傳統手藝、工業發展、市場潮流與帝國擴展息息相關。其實這也是《傲慢與偏見》中耽溺呈現的，蓋斯凱爾的關懷更廣闊些。男主角的豪宅建在工廠旁，可以方便管理監控，其實也是為了提醒自己，工廠是自己家族東山再起的基礎，不可懈怠。所以他的房舍與工廠就像代表《傲慢與偏見》達西先生的士紳傳統與文化價值的潘伯利莊園（Pemberley Estate）一樣，具體表徵桑頓白手起家的勤奮踏實精神與對文化、美感的憧憬。小說裡除了與北方紡織業有關的棉布、與相對高價位的麻布外，還有壁紙、蕾絲等等與女性空間與經驗相關的之物品。蓋斯凱爾能同時關注這些物質的生產與消費，最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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