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深南方的旅程
十月二十八日
這個想法已經困擾我很多年，而那天晚上，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固執地回到我心中。
如果在深南方有個白人變成黑人，他會需要調整什麼？因為膚色而被歧視，遭遇到這種自身無法控制的情況，是什麼樣的感受？
我舊穀倉所改成的辦公室桌上有一份報告，因為這份報告，再次讓我深思。這份報告提到南方黑人的自殺傾向增加。這並不意味他們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是已經到了一個徹底不在乎自己生或死的境地。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麼慘，儘管南方的白人民代堅稱他們與黑人有著「絕佳和諧的關係」。我窩在辦公室，就位於我爸媽在德州曼斯菲爾德的農場裡。在我五英里外的家中，我的妻子和孩子正睡得香甜。坐在這兒，秋天的氣味從窗戶透了進來，將我包圍，我無法離開，也無法入睡。
希望知道真相的白人，除了成為黑人外，還可以怎麼辦？雖然在南方大家比鄰而居，但兩個種族之間根本早已停止交流。誰都不知道另外一群人的情況。南方黑人不會告訴白人真相。因為在很久以前他就知道，如果說出讓白人不悅的事實，白人將會讓他的生活痛苦不堪。
我看到唯一能彌補我們之間鴻溝的方法，就是成為一名黑人。我遂決定這麼做。
我突然發現自己準備進入一種如謎團般且令人恐懼的生活。當我決定成為黑人，我才意識到，雖然自己專研種族議題，我其實對黑人實際碰上的問題一無所知。
十月二十九日
下午我開車到沃斯堡（Fort Worth）去找我的老友喬治‧列維坦（George Levitan）討論這個計畫。他是《深褐》雜誌（Sepia）的老闆。《深褐》是一份跨國發行的黑人雜誌，風格類似於當時以豐富照片為特色的《形象》雜誌（Look）。喬治是名身型龐大的中年男人，一直以來我都很敬仰他，因為他讓不同族裔的求職者有公平的就業機會，根據能力和未來潛力來選才。透過在職培訓計劃，他讓《深褐》雜誌成為業界模範，從編輯、印刷到發行，都是在這座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沃斯堡工廠進行。
那天是一個美麗的秋日。我開車到他家，下午三點多抵達。他的門隨時都敞開著，我就走進去叫他。
他人很熱情，給了我個擁抱，讓我坐下來，並請我喝咖啡。從小房間的玻璃門望出去，看到幾片枯葉漂浮在他家游泳池的水面上。
他把臉頰埋在拳頭裡，聽我解釋我的計畫。
「這是個很瘋狂的主意，」他說。「你到那邊胡鬧會害死自己的。」但他無法掩飾內心對此計畫的熱忱。
我跟他說，南方的種族問題是整個國家的污點，對於我們的國際形象來說尤其不利。而要釐清我們國家是否有次等公民並了解他們的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但情況會很糟。」 他說。「你會成為全國最無知暴民的眾矢之的。如果被他們抓到了，他們一定會對你不利，以儆效尤。」他凝視著窗外，一臉專注。
「不過你知道的，這是個好主意。我完全可以了解你現在的心情，那我能怎麼幫助你？」
「費用讓你付，我寫幾篇文章給《深褐》，或者讓你採用我書中的幾個章節。」
他同意了，但建議我在確認最後計畫前，先與《深褐》的編輯總監阿黛爾‧傑克遜夫人（Adelle Jackson）討論。我們倆都非常重視這位出色女性的意見。她從秘書晉升成為全國最傑出的一名編輯。
和列維坦先生道別之後，我就打電話給她。起初，她認為這個想法絕不可行。她說：「約翰，你不知道自己給自己挖了什麼坑。」她認為當我的書出版時，我會成為所有仇恨團體怨恨的對象，他們會竭盡所能地抹黑我，而許多善良的白人在眾目睽睽之下，也不敢對我釋出善意。而且，即使是心存善念的南方人，他們私下也會認為，白人假裝成非白人會降低格調，令人反感。此外人們還會說：「不要惹事生非，就儘量維持平和。」
然後我回家把計畫告訴我的妻子。她從驚訝中回神後，立即毫不猶豫地同意，說如果我覺得真的必須做這件事，那就這麼做吧。作為她對這計畫的支持，她表示願意與三個孩子，共同承擔起這個丈夫和父親皆缺席、不甚美滿的家庭生活。
晚上我回到位於穀倉的辦公室。窗外的青蛙和蟋蟀讓無聲更加寂靜。一陣涼風拂過，使樹林中的枯葉沙沙作響，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泥土味，讓我注意到外邊的田地，數小時前農人才剛用拖拉機犁完田。我在靜謐中感受到大地的生機盎然，感受到在田畦深處鑽洞的蚯蚓，感受到在森林裡尋找夜間發情的配偶或覓食的動物。我開始感受到寂寞，對我決定要做的事情感到畏懼。
十月三十日
這天我與傑克遜夫人、利維坦先生和達拉斯辦事處的三名聯邦調查局探員共進午餐。我知道我的計畫不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他們也無法提供任何形式的協助，但我希望提前告知他們。我們討論了詳盡的細節。我決定不更改我的姓名或身份。我只會改變自己的膚色，讓人們自己下結論。如果我被問到說我是誰或我在做什麼，我會如實回答。
「不管我的膚色為何，你們認為他們會把我當成約翰．霍華德．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來對待？或者，雖然我是同一個人，但他們只會把我看作無名的黑鬼？」我問道。
「你不是認真的吧。」其中一位說。「他們不會問你任何問題。他們一看到你，就會認定你是個黑鬼。關於你，他們不會想要知道其他事。」
十一月一日 紐奧良
我在入夜之後搭機抵達。我把行李寄放在法國區（French Quarter）的蒙特萊昂酒店（Hotel Monteleone），然後到外面走走。
這是個很奇特的經驗。我在失明的期間曾經來過法國區，並在這裡學習用拐杖走路。現在，當我看到失明時曾到過的地方，內心非常激動。我走了好幾英里，試圖用眼睛辨識那些過去只能憑氣味和聲音認得的事物。街上到處都是遊客，我在他們之中漫步，狹窄的街道、鐵窗花的陽台、燈火通明的鋪石庭院裡瞥見的綠色植物和藤蔓，這些都深深吸引著我。無論是人煙罕至、點著盞燈的街角，或是皇家街（Royal Street）閃爍的霓虹燈，每個景色都無比魔幻。
我走過幾家俗艷的酒吧，拉客的簇擁我進去看看那些「美麗女子」擺臀弄姿。他們把門敞得夠開，足以窺見裡面昏暗、藍霧彌漫，粉紅色聚光燈的光束相交灑落，讓半裸的女孩肉體呈現玫瑰色。我繼續步行，喧鬧的爵士樂從酒吧裡傳來。古老石板街道、克里奧料理（Creole cooking）和咖啡的氣味充滿著整個街道。
在布魯薩德餐廳（Broussard's），我在星空下絕美的庭院中享用晚餐，包括炸牡蠣拼盤（huîtres variées）、蔬菜沙拉、白酒和咖啡，就跟我幾年前在這兒用餐時一樣的菜色。我看著眼前的一切──燈盞、樹木、點著燭光的餐桌、小噴泉，彷彿我透過一個精密的相機鏡頭看著這一切。被優雅的侍者、溫婉的客人、精緻的料理環繞著，我想到接下來的日子我將居住在這城市中的另一個區域。在紐奧良，有黑人可以吃到炸牡蠣拼盤的地方嗎？
晚上十點，我吃完晚餐，接著打電話給一位住在紐奧良的老朋友。他堅持要我住在他家，讓我鬆了一口氣。我可以想見，在我把自己變成黑人的過程中，如果住在旅館裡將會遭遇各式難題。
十一月二日
早上我打電話給醫療資訊服務單位，詢問一些著名皮膚科醫生的資訊。他們給了我三個名字。第一個接到我電話的醫生立即讓我約診，於是我就搭路面電車到他的辦公室，向他解釋我的需求。針對這種需求，他沒有相關經驗，但是願意協助我完成計畫。醫生記錄了我的病歷後，他要我等一下，他同時透過電話連繫一些同事，諮詢能讓皮膚變黑的最佳方法。
過了一會兒，他回到診間，告訴我說他們一致同意先讓我使用口服藥物，再讓紫外線照射身體。他解釋說，他們也是讓臉上和身體會出現白斑的白斑症患者使用這樣的療法。在這種藥物研發出來以前，白斑症患者到公共場所都需要上厚厚的一層妝。不過這個療程有其風險，通常需要六週到三個月的時間才能讓膚色變黑。我告訴他，我沒有那麼多時間，所以我們決定嘗試加速療程，並在期間不斷抽血檢查，確認我的身體對藥物的耐受性。
我拿了處方，回到家裡吃下藥。兩個小時後，我用日光燈的紫外線照射全身。
我的房東朋友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家。我告訴他，我正在進行一項我無法與他討論的任務，而且如果我有天不告而別，他也不用感到驚訝。我知道他沒有偏見，但我仍然不希望把他牽扯進來，因為一旦我的故事開始為人所知，一些偏執者或他的友人可能會因為他當初讓我住他家而報復他。他給了我一把他家的鑰匙；我們同意維持不同的作息，就不必擔心在互動上要像一般主客關係那樣客套。
晚飯後，我搭電車進城，走過了南拉姆帕特街（South Rampart Street）與德里亞茲街（Dryades Street）一帶的黑人區。這裡大多是窮人區，有各種咖啡館、酒吧和小店，接鄰著擁擠的住宅。我在尋找一個讓一切開始的機會，讓我進入黑人世界的門路，或許是某個熟人。但到現在，我還毫無頭緒。我最擔心是我真的要「穿越進入」的那個蛻變的瞬間。在哪裡、又該怎麼做？從白人世界進入黑人世界是件複雜的事。我在牆壁上尋找縫隙，好讓我不被發現地穿越。
十一月六日
過去四天當中，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醫生那兒，或關在我的房間裡，用棉布覆蓋眼睛，然後打開太陽燈照射身體。醫生們進行了兩次血液檢查，沒有發現肝臟受損的跡象。不過藥物讓我精神不振，而且我經常感到噁心。
我的醫生很好心，多次警告我說這個與黑人接觸的計畫實在很危險。現在他有些時間思考了，開始懷疑這個療程是否明智，又或者他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責任。不管怎樣，他提醒我說在每個主要城市都必須有一些聯絡人，好讓我的家人可以時不時確認我的安全。
「我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情誼，」他說。「我尊重黑人。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當實習生時，有次不得不去南拉姆帕特街幫幾個人治療。他們三、四個人坐在酒吧或朋友家中。他們前一刻顯然是朋友，但後來出了點事，其中一個人就被砍了一刀。我們願意竭盡全力幫助他們，但問題是，您如何告訴他們履行正義的責任？明明你很擔心他們是如此無視於正義，甚而可能殺了你，尤其他們對自己人本身的態度就是這樣。」他帶著真切的悲傷如此說道。我告訴他，我認識的人告訴我，黑人們本身已經意識到了這個難題，他們努力團結同胞，也進而譴責任何可能對整個種族不利的手段、暴力或不義之舉。
「我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他說道，但顯然沒有被說服。
他還告訴我一些黑人曾經跟他說的事：膚色越淡的黑人，就越值得信賴。我很驚訝這麼有智識的人竟然會相信這種無稽之談，也同樣驚訝於黑人竟然會提倡這種說法，因為這會讓膚色較黑的黑人處於劣等地位，同時助長以膚色看人的種族主義想法。
當我沒有躺在日光燈下時，我就在紐奧良的街道上行走著，熟悉自己的所在。每天我都會去法國市場附近人行道的擦鞋攤。擦鞋工是個老人、個子大、聰明伶俐，善於言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失去了一條腿。他沒有表現出南方黑人卑躬屈膝的樣子，很有禮貌又容易親近。（不過我沒有幻想說我了解他，因為他太機靈了，不會讓任何白人享有那樣的特權。）我告訴他我是個作家，來到深南方考察人們的生活、公民權利等等，但是我沒有告訴他我會以黑人的身分執行這個任務。最後，我們交換了名字。他名叫斯特林‧威廉斯（Sterling Williams）。我認為他可能是我進入黑人群體的連結。
十一月七日
早上我最後一次去看醫生。療程沒有如我們希望的那麼迅速、盡如人意，但我現在的膚色已經夠深，可以完美地塗上著色劑。我沒有自然捲，所以我們決定我必須剃光頭。劑量確定了，隨著時間膚色會更暗沉。接下來，就靠我自己了。
醫生表達了很多次的疑慮，可能後悔在這個變身計畫中跟我合作。他再次嚴正警告，並告訴我，不論是白天晚上，任何時候若遭遇麻煩，都可以跟他聯絡。我離開他的辦公室時，他握了握我的手，嚴肅地說：「從現在起，你將進入遭人遺忘之境。」
寒流侵襲紐奧良，所以那天躺在燈下感覺很舒服。我決定當天晚上就剃光頭，開始我的旅程。
下午，我的房東眼帶善意但不安地看著我。他說：「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但我很擔心。」
我請他別這麼想，並暗示我可能會在晚上會離開。他說他有個會議，會把它取消。我請他不要這麼做。「我不想要我離開的時候，你在這裡。」我說。
「你之後要做什麼？當個波多黎各人還是什麼的？」他問道。
「差不多吧，」我說道。「這可能會衍生一些影響。我寧願你對這件事一無所知，我不想要牽連你。」
他大約在五點時離開。我幫自己弄了一頓晚餐，喝了很多杯咖啡，延後面對這個把自己頭髮剃光、抹上著色劑，以黑人身分走入紐奧良黑夜的時刻。
我打電話回家，但沒人接。我的神經緊張，感到恐懼不安。終於，我開始剪頭髮，剃光頭。花了好幾個小時，用了好幾個剃刀刀片，我才覺得腦袋瓜摸起來很光滑。我被房子的寂靜所包圍。夜漸漸深了，我偶爾聽到電車晃行而過。我塗上一層又一層的著色劑，再把它擦掉，然後沖洗掉多餘的。直到我穿好衣服、打包好行李，我才看向鏡子。
我關掉所有的燈，走進浴室，關上門。在黑暗中，我站在鏡子前，手放在電燈開關上。我強迫自己把燈打開。
光線從白色瓷磚上流瀉下來，一個陌生人的臉龐和肩膀出現在我眼前，他從鏡子裡瞪著我──一個兇猛、光頭、膚色非常黑的黑鬼。他一點也不像我。
整個改造是徹底而懾人的。我原本預期的是喬裝，但這截然不同。我被囚禁在一個完全的陌生人體內，一個我感到毫無關係、莫不相干的陌生人。所有我作為約翰‧格里芬的生命印記都被一抹而去。就連感官上也發生如此深刻的變化，讓我苦惱不已。我照著鏡子，看不見任何關於白人約翰‧格里芬的過去。不，鏡中的那人把我帶回到非洲、回到那些破房子和貧民窟、回到黑人徒勞無望的奮鬥。突然之間，幾乎在毫無心理準備、沒有任何預兆的狀況下，那身影變得很清晰，滲透了我的身心。我的直覺是與之對抗。我作過頭了。我現在知道，當那黑色無法被抹去，就沒有所謂的喬裝的白人。無論他曾經是誰，有著黑色皮膚的人就是全然的黑鬼。我是一個剛剛才出生的黑人，必須走出那扇門，去一個對我而言完全陌生的世界生活。
如此徹底的轉變嚇壞了我。這與我本來想像的截然不同。我變成了兩個人，一個是觀察者，另一個則是驚慌失措，感受到自己由裡到外都成了黑人。我開始感受到巨大的孤獨，並不是因為我是黑人，而是因為過去的自己，那個我認識的自己，被埋藏在另一個人的肉體內。如果我回到家中的妻兒身旁，他們不會認得我。他們會打開門，茫然地看著我。我的孩子們會想知道這個高大的光頭黑人是誰。如果我走到朋友面前，我可以想見他們不會一眼就認出我。
我竄改了人類存在的奧秘，迷失了自己。這件事讓我崩潰。以前的格里芬不見了。
最慘的是，我覺得我一點也不想和這位新生之人成為同伴。我不喜歡他的長相。我想，或許這只是第一時間的震驚反感。但改造已經完成，沒有回頭路了。接下來幾週，我就是這個年邁的光頭黑人了。我必須旅行穿過一片敵視我的膚色與皮相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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