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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一部分 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
一、以群體與地方認同為基礎的個體權利與義務
反思資本邏輯主導的城市化、現代社會組織方式與社會關係
Durkheim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概念，作為社會學區別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社群連結機制的理想型。二者皆須仰賴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才能維繫社會團結的向心力，唯前者因社會專業分工程度較低，社群成員間共享著集體的信仰、規範、道德與價值觀，維持著低度社會流動的社會穩定狀態；反之，後者伴隨著技術革新，生產力提升，促進社會朝向更細緻的社會分工，多元異質性群體促使個人意識與集體意識分化，個體已無法藉由自給自足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從而產生更為緊密的社會交換。
因此，分化的個體意識與集體意識，如何進行有效的協調，則成為現代社會是否得以獲取分工之利，同時降低社會失序，導致社會解組的風險。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則延續Adam Smith《國富論》主張個體經濟活動中的自利心傾向，透過市場機制，社會中廣大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皆能在其中各取所需、互蒙其利，最大程度的實現社會整體福利。
Adam Smith雖亦於《道德情操論》以同情心（Sympathy）作為社會成員間彼此得以相互協作的前提，彼此皆共享著普遍的先驗道德，使得互動雙方得以理解對方的處境，做出相應的符合對方期待的回應，進而達成社會共識與社會秩序。
然而，伴隨著社會細緻的專業分工，市場機制運作的範圍擴大、雇傭制度的發展，個體成為受薪單位，由此所衍生的自主意識與權利擴張，產生多元複雜的社會交往，進而創造出陌生人互動的正式規範，細緻的商法、刑法、民法等，藉以建立有序的社會交換環境。正式制度多從消極的層面避免社會衝突，卻不必然得以提升社群休戚與共的意識，達成自發性的社會團結。
社會中頻繁的結社，所創造出的社會信任、社會資本，得以增進社會成員的同情共感，並在互動的過程中，發展出非正式的規範，消極面而言，得以降低監督、司法成本，積極面而言，得以培養公共意識與公德心。
然而，市場經濟社會中，經濟領域的自利心機制與社會領域的結社機制，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金融資本主義的作用下，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級向下流動、M型社會、社會福利削減等狀態下，孤立的個體與家庭，成為抵禦各類型社會風險的基本單位，進而提升社會成員間的競爭意識。
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經濟社會空間朝向高度資本化發展，並決定著市場結構，從而使得強烈的競爭意識，不必然得以提升生產效率、社會創新；反之，資本過度集中，使得其他社會成員僅能仰賴過度競爭，又進一步削弱勞動條件，非正式雇傭契約的產生，則為零和競爭的結果，同時削弱社會信任。
社會成員間的競爭意識，並未如同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所斷言，得以帶來高效的生產力、創造力；反之，新自由主義宣稱市場機制具有調節所有資源配置的能力，使得資本邏輯由經濟領域擴張至社會、文化、自然環境領域之中，資本主導的發展邏輯，帶來城市疏離、教育商品化、社會福利削減、房地產價格飆漲等社會困境，進而產生對於「市場機制萬能」學說的挑戰。
西方近代發展延續著，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歷史轉折，皆從不同的層面，提升個體的自主意識，而其運用至文學、藝術、信仰、科學、政治等領域，則助於提升個體的自覺意識，進而解放創造力，創造精緻豐富的人文世界。
然而，當個體主義應用至工業革命後的經濟領域，其異於前工業社會，小規模群體內部的互惠交換，或者陌生群體間的市場經濟，而是由資本邏輯主導的市場經濟，從而產生迥異生產與社會組織方式。
市場經濟仰賴個體基於精於算計的經濟人、自利心等動機進行運作，並伴隨著社會專業化分工，使得市場邏輯擴張，使得個人的自主意識，大幅度的被經濟人性格所佔據；並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加乘作用下，城市化的發展過程，是以服務於資本邏輯發展為目的。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詮釋下，個體主義並非自由、富涵創造力的象徵，而是自私、貪婪、冷漠、工具理性化。
個體主義至現代經濟領域的發展下，產生了非意圖性後果，進而激勵個體反思現代社會、現代性與個人之間的聯繫，並發展出得以截長補短、利弊均衡的社會哲學，作為後資本主義社會下，個體與社會之間，得以相輔相成的價值體系與社會關係。
資本主義雖以個體主義作為其基本社會哲學，但個體的自主性，以資本持有的多寡作為衡量判准；資本出資比例與動員組織社會的能力存在正相關，並為企業組織與股東所有制建立正當性基礎。
然而，若考察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其中實是充滿著暴力與剝削，但其所確立的不公平競爭條件，卻決定性的成為形塑現代政經體制與社會結構的根源。工業化生產模式，需要大量的雇傭勞工與消費市場，進而得以實現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所需的社會條件。
資本主義為持續完成資本積累，不間斷的開發新生產與消費市場，從而帶來大量的結構性失業，而資本主義創造的無產階級工人，其存在低技術化、高取代性等特徵，並在後進國家廉價的勞動優勢下，就業機會轉移。
資本主義將個人主義形塑成為弱肉強食的社會性格，並在金融資本主義加速資本集中的社會語境下，資本邏輯主導的市場結構，逐漸擴張成為決定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的來源，進而削弱個體的自主空間。
政治民主化目的在於對抗極權、特權政治，人人平等的投票權，意味著理想中的政治治理，是以社會共識作為前提；另一方面，資本過度集中、貧富差距擴大，帶來經濟與金融霸權，經濟的非民主化發展，使得個人於實質的生活中，喪失自主權。
貧困原先被視為是個人自主選擇、不勤奮、怠惰的結果，而至M型社會、貧困世代、中產階級消亡、階級持續向下流動等現象，則凸顯資本社會的結構性困境。
現代社會於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創造非意圖性的社會文化後果；以及自由主義形塑的全球化秩序、人觀，皆受到持續的反思，並由此引發了多元的經濟社會變革行動。而追溯至資本社會根本性的社會哲學、價值預設，則可更為深層的把握建立可持續的經濟社會機制與運行原則。
個體意識到仰賴工具理性、正式制度與規範作為主導的社會結構，孤立的個體，不僅難以與大資本相抗衡；同時，亦削弱個體間的合作意識，僅能被動的服從於資本主導的產業結構、生活方式、價值體系。因此，個人自主性與權利的維護，需透過相應的群體義務，進而創造由下而上的群體共識，實踐非工具理性主導的社會秩序，並形塑非資本主導的經濟結構與產銷模式。
個體權利與自主空間的維繫，使其不為資本邏輯所佔據，仰賴社區與社群為基礎的群體共識與義務，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聯繫，並非仰賴外部的規則、懲處等社會控制手段，更為強調個人的自主規範，以及社區、社群成員，進行民主式參與，所形成的共識，作為自治的守則與認同基礎。
資本社會強調工具理性助於促進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而其在金融資本壟斷、過度強調私有產權，形成專利權、知識產權的悖論，使其不必然得以激勵創新，反之則可能形成技術壟斷，延緩相關應用性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資本邏輯與工具理性的雙重作用下，產生勞動異化與消費主義式的產銷型態，而其不僅產生負面的社會文化後果，更帶來難以為繼的生態浩劫。
因此，個體生活自主權、非敵對的社會關係、非異化的勞動關係、可持續的產銷模式與生態環境等，則必須仰賴價值理性與非資本邏輯才得以建立。相較於資本社會強調個人、家庭需肩負起所有照護責任，或者慈善、補貼的單向給與，以群體共識為基礎的社會關係，更為強調群體成員間互惠的人際流動網絡。
群體成員存在的共同需求，得以藉由成立共同基金、互助等機制，實踐個體對於群體的承諾，並從中受益。而此異於前工業社會，由傳統規範、約定俗成等權威所構成的共同規範，其具有自發性、自覺性、自治性的特徵，使其得以共同維繫個人自主意識與群體共識，並打破個體與集體二元對立的思維結構。個體作為群體性的動物，個體慾望與群體價值之間並非總是存在張力；反之，以群體成員、民主決策為基礎的共同規範，則成為個人認同與群體歸屬的來源。
然而，自由主義曾被視為實現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所宣稱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透過市場經濟與政治民主制度，得以最大程度的實現人類千百來，未曾達到的物質生活水平、免於權威壓迫、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自由與平等之境。
至今資本主義由於其強調個體、私有產權，與自由主義具有共同屬性，但卻在其資本邏輯的詮釋下，賦予了資本與權力之間的緊密聯繫，從而使得資本成為實現實質性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高度產業競爭與產業風險，個人的生存境遇與世界經濟、國濟關係存在高度依附關係，助長了民粹政治興起，極端的法西斯、納粹政權雖未再度歷史重演，卻也強化個體與個體、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張力，且導致菁英政治、排他性國族主義的興起。
Gustave Le Bon《烏合之眾》對於群體心理的內涵與產生提出深刻的洞見，主張過往人們仰賴各民族歷史、傳統文化等所積蓄而成的價值體系、信念所構成的生活型態，且影響文明持續演進的力量，多數皆由少數貴族、菁英所引領，進而逐步擴散於社會大眾，成為文明演進的主要動力。
因此，在Gustave Le Bon看來群眾的變革力量，在歷史上從未如當代社會中具有影響力，且其主張群眾不是組織化，具有鮮明組織意志的行動主體，僅是由容易受到情緒、政治領袖未經論證的斷言所煽動，最終導致不理性社會文化後果，甚至成為摧毀社會秩序的力量。
換言之，民主政治如何不導致民粹，存在富涵理性討論公共議題能力的個體作為前提，而其在動員社會群體形成公共意見時，才不致淪為政治家獲取個人政治利益的工具。
那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仰賴經濟人邏輯，作為構成當代遍及全球，共通的經濟社會精神氣質，是否足以在面臨各類公共議題時，社會成員間，仍得以創造有效的自治秩序呢？
相較於Gustave Le Bon對於群眾必然現於無知、非理性、盲目的悲觀立場，James Surowiecki《群眾的智慧》則主張若能滿足意見分散、獨立自主決策、專業互補、有效整合，廣大的群眾相較於少數的菁英專家，則能創造出更有效、多元包容性、創造力等的經濟社會樣貌，且能真正的實現平權的經濟社會秩序。
Gillian Tett《穀倉效應》則提出對於以原子化個體作為基本決策單位，並由此做為經濟社會中，各類組織的組織原則，但由此所形塑的專業分工，卻將整體社會變成各自獨立的「穀倉」，導致在實踐經驗中，並未能形成如James Surowiecki樂觀期待的有效整合，反而在各自組織利益的驅使下，導致整體社會各自為政、溝通成本高昂。
然而，個體主義方法論所詮釋的經濟社會，伴隨著不同文化發展下所形塑的民族性格，從而導致個體具有不同程度的理性、公共意識；另一方面，經濟人做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精神，卻又使得工具理性擴張，甚至推翻傳統文化價值體系，而成為指導個體行動的原理原則，進而使得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張力，擴大成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零和競爭。
換言之，菁英政治／民主政治、計畫經濟／市場經濟此兩項二元對立的範疇，成為現代國家政經體制爭論不休的焦點，且彼此各自擁有不同的理論與實踐經驗中的正當性立場，其有效性則端視不同國情、歷史文化發展條件。
然而，若民主、自由已被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人類共同價值，那麼何種社會組織方式、社會心理，才得以形塑「群眾的智慧」，而不致淪為「烏合之眾」、「穀倉」？則成為評價各種意識型態，有效性的共同判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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