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後歐美歷史學界興起了一股全球史風潮（Global History），在關注如何書寫「全球時代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in Global Ages）之際，一種強調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的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研究視角也因應而生，許多研究著作將「全球史」和「跨國史」兩者連繫起來。 跨國史是一種研究取徑，在地的（local）、國家的、帝國的和世界的歷史不僅是地緣政治上的相互影響，並且是一種超跨國境的連繫網絡；探求不同國家和社會相互連接的紐帶，包括跨國網路、生產和貿易、制度、思想和過程等等，都是跨國史研究的範疇。近十年來，在歐美頂尖學者的領軍之下，跨國史研究聲勢有不少令人矚目的學術成果，可說是史學界繼「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的研究後，新一波的「跨國轉向」（transnational turn）研究，對於當前史學觀念、史學方法和歷史知識的產生有重大的影響。 著名國際關係史學者且是倡議「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的領軍學者入江昭（Akira Iriye），近年來在其編撰的著作中轉而使用「跨國史」一詞，在他看來，當前全球化時代中，各個國家和社會人群無可避免地捲入各種紐帶關係和連鎖效應，跨國史的書寫視角將有助於因應全球化時代中人類共有的過去，從歷史理解現在，並走向未來。他強調跨國經驗的共有與交流是人類歷史的重要資產，特別是過去較忽略的人權、文化、情感、環境、疾病控制和經濟資源等議題，有必要以跨國史視野重新書寫，而多元身分的知識視野將有助於未來世界秩序的和諧。 關於全球史／跨國史的興起及其對當前史學書寫產生的範式轉移，中文學界已有專文研究，其中，國際史學者和經濟史學者以跨國史視野在研究議題上的開展成果，則較少有學者討論。 這兩個領域的學者同樣著重多元資料和國際體系的宏觀論述，在這一波史學全球化的學術轉向中，打破單一學科、互相借鑑，對形塑當前全球網絡的共同議題上有更多的交流和對話。本文介紹英文學界近十年興起的跨國史研究取徑和代表論著，並以跨國企業為考察範例，這些新研究成果，對於我們研究19世紀後半葉第二波工業革命發生以後全球企業移動、技術躍升及其關係網絡的全球大交流，提供了一個宏觀背景。從英文學界對跨國史的研究趨勢和實例，或可提供我們移轉於近代中國為主體的跨國史視角而激發出新穎的研究面貌。
二、「跨國史」研究取徑
（一）「國際史」與「跨國史」
2009年，哈佛大學入江昭教授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部梭尼耶（Pierre-Yves Saunier）教授召集來自25個國家的350位學者，合編一本跨國史辭典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這本書應是目前為止研究跨國史最重要的一本辭典工具書，它的編纂也說明了跨國史研究受到全世界學者的普遍認同。書中收集的400個條目以26個字母序號排比，每個關鍵詞除了有千字以上的釋義之外，還標註徵引資料和延伸閱讀（related essays），形式上更接近於學術文庫。兩位編者在序言下方以小字署名「教授與瘋子」（The Professor and Madman），自嘲此一學術工程之艱鉅，最初的詞彙條目為1,500個，或許未來將有續編。該書以十大樹狀圖說明跨國史網絡如同電流現象般環扣相連的複雜路徑，內容涵蓋十大類跨國現象：一、人口流動；二、世界秩序與失序（帝國／帝國主義、法理秩序、貨幣、標準）；三、文字、聲音和訊息；四、生產與貿易；五、地球（環境、資源與基礎設施）；六、空間與時間；七、身體與靈魂；八、概念與過程（文明、全球化、倫理和族群、人口流動、帝國和帝國主義）；九、團體組織與事業；十、知識（生命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應用知識、技術、高等教育）。兩位編者的序言對於不同學者使用跨國史（例如美國史學者泰倫［David P. Thelen］）、 世界史（World History，例如本特利［Jerry Bentley］等學者）、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例如克拉倫斯－史密斯［William Gervase Clarence-Smith］、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e］、傅瑞斯［Peer Vries］於2006年創辦的《全球史期刊》［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下詳）等詞，無意提出清晰的定義，認為在不同政治與社會「之間和跨越」（between and across）的意涵上，這些詞意是相通的。該書選定以「跨國史」作為書名，似是一種不言自明的事情，在當前全球化浪潮所顯現的個人、群體、國家和世界所交織的既相互糾纏又依賴共存的關係網中，「跨國史」研究視野最契合當下全球化議題的歷史溯源。這也是本書時間定自19世紀中葉所謂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時期，令人心領神會之處。編者強調，本書所建立的條目是提供日後有志於開展跨國史研究者的入門，並沒有要建立一種新學科領域或學術支派的企圖。 入江昭作為二次大戰以後頂尖的國際關係史學者，早期從地緣政治和華盛頓體系（Washington System）的建立探討美國在東亞的崛起及太平洋戰爭的起源，由此奠定在美國國際關係史的學術地位。 到了1990年代，他開始大力倡議國際史的研究旨趣，呼籲拓展傳統外交史的研究視野，將國家與非國家的跨國交往領域都納入國際史範疇，可謂近30年來領導國際史研究最具代表的人物。 2013年，入江昭出版《全球史與跨國史：過去，現在和未來》（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一書，轉而推崇「跨國史」研究，該書回顧他自己從國際關係史、國際史到跨國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斷推進的反省。他提到，國際史和跨國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兩者確實有相通旨趣，但跨國史研究具有超越民族國家（beyond national state）的更大視角，比起國際史視角仍具有國家之間（inter-nation）的特性仍略有不同。儘管「國際史」將政府與非政府、個人和群體都納入國際交往的範疇，但它仍有以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實體和國家邊界的概念／精神所侷限。「跨國」（trans-national），則帶有「穿越和超越民族國家」（across and beyond national state）的意味，它不以民族國家為中心（nation-centered）的概念，且不意味著「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 入江昭從「國際史」到「跨國史」的研究轉向，顯然與他近十年更加關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共有經驗和文化普世價值有絕大關係。這位「國際史」的掌舵學者顯然更加重視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的影響力，國家行為只是影響全球歷史發展的要素之一，人類發展進程中的許多議題必須有超越國境的視野。 同時，入江昭認為「跨國史」豐富了我們對於國家歷史（national history）和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的理解，全球史和跨國史研究觀點也對當代的歷史研究帶來了全新視角。因此，從這角度而言，他認為1990年代以來經歷了一場「史學改造」（historiographical transformation）的歷程。 1989年，入江昭在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就職演說〈歷史的國際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指出「國際史」是一種全方位的歷史研究法，它超越了傳統外交史一味強調政府之間的交涉、談判等限制，把文化、社會思潮變遷、個人情感等因素引入考察之列；國際史與傳統政治史的主要區別在於它超越國界，側重多層次對話，並以整個國際體系作為參照系，打破民族主義史學、意識形態和地域觀念的狹隘樊籬，強調國家間的政治、文化等多重交流、對話及互動。 入江昭也以中日兩國在國際社會的互動角色考察近代以來的中日關係，他在《全球背景下的中國與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以全球化觀點探討中日兩國在「權力、文化和經濟」（Power, Culture and Economic）等多元關係的互動和消長，最後強調未來中日兩國的和平繫於兩國在文化上的互相依賴（cultural interdependence）和相互理解。 本書可說是1990年代國際史的開山之作。 事實上，就在入江昭倡導國際史之際，正是1990年代美國因蘇聯共產陣營的瓦解，登上獨一無二的世界霸主，美國史學界對於形塑美國國家歷史的內外精神和美國史研究視角，乃至於歷史教學都有深刻的反省。1991年10月，任教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的美國史教授伊恩‧蒂勒爾（Ian Tyrrell），在《美國歷史評論》撰文批評美國歷史敘事中的民族主義和「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傳統，主張揚棄純粹在國家框架內進行的歷史敘事和解釋，必須以跨國視角研究美國歷史，使美國史研究超越民族主義史學的樊籬。他還提到構建更廣泛的跨國史方法，包括像年鑑學派那樣進行區域史研究，關注環境變遷，研究國際性組織、跨國運動和國際主義觀念。此後，專攻美國思想文化史的本德（Thomas Bende）等其他學者也紛紛加入倡導跨國史的行列，提出人群、觀念、技術和制度等層次的跨國史研究。 無獨有偶，歐洲史學界同樣對於冷戰時代的終結興起一股重新書寫歐洲史和世界史的風潮，基於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共同體的理念，研究英國史、法國史和德國史的學者紛紛提出有必要檢討過去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觀，喊出應該要將把「民族國家」從歷史舞臺的中心移走。前述提到與入江昭合編跨國史辭典的梭尼耶教授，便是要求以跨國視角重新書寫法國史和歐洲史的代表學者。此外，1990年代初期，跨國史視角同時也受到研究非洲史或其他區域史研究學者的重視。專長世界史和非洲史的曼寧（Patrick Manning），於1990出版著名的《奴隸與非洲生活》（Slave and African Life）一書，以全球視野探討奴隷販運議題在人口、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等議題的沖激。 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一書，探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亞洲經濟圈對歐洲和全球經濟體系的影響。他考察15到19世紀全球貿易的世界勞動分工與平衡，白銀在此時期所發揮的功能以及亞洲所具有的生產力、技術、經濟制度的優勢，最後將東方的衰落和歐洲興起做橫向比較。弗蘭克認為，16至18世紀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後並未引起通貨膨脹，意味著中國經濟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銀；中國需求白銀，而歐洲需求中國商品，這兩者的結合導致全世界的商業擴張。因此，中國在工業革命前的全球經濟史中占有極其重要的突出地位。弗蘭克刻意擺脫歐洲中心論，提出一些標新立異的見解，出版後引起不小爭議，但他所闡釋「再東方」觀點，很能代表1990年初期西方學術界的自我警醒。 20年來有愈來愈多學者投入「全球時代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in Global Ages），倡議以全球和跨國視野重新書寫世界史的議題，可稱為一波「新全球史」風潮，已有不少學者為文論及，本文不贅。
1990年代以後歐美歷史學界興起了一股全球史風潮（Global History），在關注如何書寫「全球時代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in Global Ages）之際，一種強調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的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研究視角也因應而生，許多研究著作將「全球史」和「跨國史」兩者連繫起來。 跨國史是一種研究取徑，在地的（local）、國家的、帝國的和世界的歷史不僅是地緣政治上的相互影響，並且是一種超跨國境的連繫網絡；探求不同國家和社會相互連接的紐帶，包括跨國網路、生產和貿易、制度、思想和過程等等，都是跨國史研究的範疇。近十年來，在歐美頂尖學者的領軍之下，跨國史研究聲勢有不少令人矚目的學術成果，可說是史學界繼「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的研究後，新一波的「跨國轉向」（transnational turn）研究，對於當前史學觀念、史學方法和歷史知識的產生有重大的影響。 著名國際關係史學者且是倡議「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的領軍學者入江昭（Akira Iriye），近年來在其編撰的著作中轉而使用「跨國史」一詞，在他看來，當前全球化時代中，各個國家和社會人群無可避免地捲入各種紐帶關係和連鎖效應，跨國史的書寫視角將有助於因應全球化時代中人類共有的過去，從歷史理解現在，並走向未來。他強調跨國經驗的共有與交流是人類歷史的重要資產，特別是過去較忽略的人權、文化、情感、環境、疾病控制和經濟資源等議題，有必要以跨國史視野重新書寫，而多元身分的知識視野將有助於未來世界秩序的和諧。 關於全球史／跨國史的興起及其對當前史學書寫產生的範式轉移，中文學界已有專文研究，其中，國際史學者和經濟史學者以跨國史視野在研究議題上的開展成果，則較少有學者討論。 這兩個領域的學者同樣著重多元資料和國際體系的宏觀論述，在這一波史學全球化的學術轉向中，打破單一學科、互相借鑑，對形塑當前全球網絡的共同議題上有更多的交流和對話。本文介紹英文學界近十年興起的跨國史研究取徑和代表論著，並以跨國企業為考察範例，這些新研究成果，對於我們研究19世紀後半葉第二波工業革命發生以後全球企業移動、技術躍升及其關係網絡的全球大交流，提供了一個宏觀背景。從英文學界對跨國史的研究趨勢和實例，或可提供我們移轉於近代中國為主體的跨國史視角而激發出新穎的研究面貌。
二、「跨國史」研究取徑
（一）「國際史」與「跨國史」
2009年，哈佛大學入江昭教授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部梭尼耶（Pierre-Yves Saunier）教授召集來自25個國家的350位學者，合編一本跨國史辭典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這本書應是目前為止研究跨國史最重要的一本辭典工具書，它的編纂也說明了跨國史研究受到全世界學者的普遍認同。書中收集的400個條目以26個字母序號排比，每個關鍵詞除了有千字以上的釋義之外，還標註徵引資料和延伸閱讀（related essays），形式上更接近於學術文庫。兩位編者在序言下方以小字署名「教授與瘋子」（The Professor and Madman），自嘲此一學術工程之艱鉅，最初的詞彙條目為1,500個，或許未來將有續編。該書以十大樹狀圖說明跨國史網絡如同電流現象般環扣相連的複雜路徑，內容涵蓋十大類跨國現象：一、人口流動；二、世界秩序與失序（帝國／帝國主義、法理秩序、貨幣、標準）；三、文字、聲音和訊息；四、生產與貿易；五、地球（環境、資源與基礎設施）；六、空間與時間；七、身體與靈魂；八、概念與過程（文明、全球化、倫理和族群、人口流動、帝國和帝國主義）；九、團體組織與事業；十、知識（生命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應用知識、技術、高等教育）。兩位編者的序言對於不同學者使用跨國史（例如美國史學者泰倫［David P. Thelen］）、 世界史（World History，例如本特利［Jerry Bentley］等學者）、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例如克拉倫斯－史密斯［William Gervase Clarence-Smith］、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e］、傅瑞斯［Peer Vries］於2006年創辦的《全球史期刊》［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下詳）等詞，無意提出清晰的定義，認為在不同政治與社會「之間和跨越」（between and across）的意涵上，這些詞意是相通的。該書選定以「跨國史」作為書名，似是一種不言自明的事情，在當前全球化浪潮所顯現的個人、群體、國家和世界所交織的既相互糾纏又依賴共存的關係網中，「跨國史」研究視野最契合當下全球化議題的歷史溯源。這也是本書時間定自19世紀中葉所謂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時期，令人心領神會之處。編者強調，本書所建立的條目是提供日後有志於開展跨國史研究者的入門，並沒有要建立一種新學科領域或學術支派的企圖。 入江昭作為二次大戰以後頂尖的國際關係史學者，早期從地緣政治和華盛頓體系（Washington System）的建立探討美國在東亞的崛起及太平洋戰爭的起源，由此奠定在美國國際關係史的學術地位。 到了1990年代，他開始大力倡議國際史的研究旨趣，呼籲拓展傳統外交史的研究視野，將國家與非國家的跨國交往領域都納入國際史範疇，可謂近30年來領導國際史研究最具代表的人物。 2013年，入江昭出版《全球史與跨國史：過去，現在和未來》（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一書，轉而推崇「跨國史」研究，該書回顧他自己從國際關係史、國際史到跨國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斷推進的反省。他提到，國際史和跨國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兩者確實有相通旨趣，但跨國史研究具有超越民族國家（beyond national state）的更大視角，比起國際史視角仍具有國家之間（inter-nation）的特性仍略有不同。儘管「國際史」將政府與非政府、個人和群體都納入國際交往的範疇，但它仍有以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實體和國家邊界的概念／精神所侷限。「跨國」（trans-national），則帶有「穿越和超越民族國家」（across and beyond national state）的意味，它不以民族國家為中心（nation-centered）的概念，且不意味著「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 入江昭從「國際史」到「跨國史」的研究轉向，顯然與他近十年更加關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共有經驗和文化普世價值有絕大關係。這位「國際史」的掌舵學者顯然更加重視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的影響力，國家行為只是影響全球歷史發展的要素之一，人類發展進程中的許多議題必須有超越國境的視野。 同時，入江昭認為「跨國史」豐富了我們對於國家歷史（national history）和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的理解，全球史和跨國史研究觀點也對當代的歷史研究帶來了全新視角。因此，從這角度而言，他認為1990年代以來經歷了一場「史學改造」（historiographical transformation）的歷程。 1989年，入江昭在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就職演說〈歷史的國際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指出「國際史」是一種全方位的歷史研究法，它超越了傳統外交史一味強調政府之間的交涉、談判等限制，把文化、社會思潮變遷、個人情感等因素引入考察之列；國際史與傳統政治史的主要區別在於它超越國界，側重多層次對話，並以整個國際體系作為參照系，打破民族主義史學、意識形態和地域觀念的狹隘樊籬，強調國家間的政治、文化等多重交流、對話及互動。 入江昭也以中日兩國在國際社會的互動角色考察近代以來的中日關係，他在《全球背景下的中國與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以全球化觀點探討中日兩國在「權力、文化和經濟」（Power, Culture and Economic）等多元關係的互動和消長，最後強調未來中日兩國的和平繫於兩國在文化上的互相依賴（cultural interdependence）和相互理解。 本書可說是1990年代國際史的開山之作。 事實上，就在入江昭倡導國際史之際，正是1990年代美國因蘇聯共產陣營的瓦解，登上獨一無二的世界霸主，美國史學界對於形塑美國國家歷史的內外精神和美國史研究視角，乃至於歷史教學都有深刻的反省。1991年10月，任教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的美國史教授伊恩‧蒂勒爾（Ian Tyrrell），在《美國歷史評論》撰文批評美國歷史敘事中的民族主義和「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傳統，主張揚棄純粹在國家框架內進行的歷史敘事和解釋，必須以跨國視角研究美國歷史，使美國史研究超越民族主義史學的樊籬。他還提到構建更廣泛的跨國史方法，包括像年鑑學派那樣進行區域史研究，關注環境變遷，研究國際性組織、跨國運動和國際主義觀念。此後，專攻美國思想文化史的本德（Thomas Bende）等其他學者也紛紛加入倡導跨國史的行列，提出人群、觀念、技術和制度等層次的跨國史研究。 無獨有偶，歐洲史學界同樣對於冷戰時代的終結興起一股重新書寫歐洲史和世界史的風潮，基於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共同體的理念，研究英國史、法國史和德國史的學者紛紛提出有必要檢討過去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觀，喊出應該要將把「民族國家」從歷史舞臺的中心移走。前述提到與入江昭合編跨國史辭典的梭尼耶教授，便是要求以跨國視角重新書寫法國史和歐洲史的代表學者。此外，1990年代初期，跨國史視角同時也受到研究非洲史或其他區域史研究學者的重視。專長世界史和非洲史的曼寧（Patrick Manning），於1990出版著名的《奴隸與非洲生活》（Slave and African Life）一書，以全球視野探討奴隷販運議題在人口、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等議題的沖激。 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一書，探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亞洲經濟圈對歐洲和全球經濟體系的影響。他考察15到19世紀全球貿易的世界勞動分工與平衡，白銀在此時期所發揮的功能以及亞洲所具有的生產力、技術、經濟制度的優勢，最後將東方的衰落和歐洲興起做橫向比較。弗蘭克認為，16至18世紀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後並未引起通貨膨脹，意味著中國經濟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銀；中國需求白銀，而歐洲需求中國商品，這兩者的結合導致全世界的商業擴張。因此，中國在工業革命前的全球經濟史中占有極其重要的突出地位。弗蘭克刻意擺脫歐洲中心論，提出一些標新立異的見解，出版後引起不小爭議，但他所闡釋「再東方」觀點，很能代表1990年初期西方學術界的自我警醒。 20年來有愈來愈多學者投入「全球時代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in Global Ages），倡議以全球和跨國視野重新書寫世界史的議題，可稱為一波「新全球史」風潮，已有不少學者為文論及，本文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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