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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走進「我城」——中國現代都巿文學重鎮
在一般人眼裏，香港這個商業化大都巿，是時尚文化之都，沒有文學，更有甚者，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事實果真如此嗎？
在我看來，恰恰相反，香港不僅不是文化沙漠，還是文化綠洲，香港有文學，而且有雄厚的文化底蘊與獨特的文學花果，是中華文學大花園中的一枝奇葩。
一，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鎮
香港很小，只有一千平方公里，但她的文學場域卻遠比我們相像的大，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她在現代文學史上所承擔的中心角色，以及文化的幅射能力，另方面是她所秉持的文學價值理念，自由的創作空間，所謂有容乃大。
香港曾經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中心，在抗戰與內戰時期，香港都扮演着文化中心的角色，大批的文化人來到這個蕞爾小島，以此為據點從事文化工作，在這個地方創作。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許多重要的作家，如魯迅、巴金、茅盾等等大家，都跟這個都巿有着或多或少的關係；許地山、戴望舒、蕭紅等等，更是跟這個城巿結下不解之緣。一九三八年，戴望舒主持《星島日報》「星座」副刊，將這個平台發展成香港新文學的文化星空，也成了中國抗戰時期的一座文學燈塔，茅盾、沈從文、郁達夫、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蕭軍、蕭紅、婁適夷、徐遲等等，都在這裏發表作品，如戴望舒自己所說︰「文友們從四面八方寄了稿子來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們，也不斷地給供稿件，我們竟可以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 徐遲後來也這樣說︰「《星島日報》副刊，其名曰《星座》，是一個全國性的、權威的文學副刊。大家自然而然地圍繞着他。我們都是活躍分子。」 除此之外，不少作家也以香港為創作據點，如蕭紅，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蘭河傳》、《小城三月》等，便是在香港創作發表。
同時，香港也是一個文學的「避風港」，庇護過許許多多南來避秦的作家，如徐訏、曹聚仁、劉以鬯等。香港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一直扮演着獨特的角色，是一個文學的特區，庇護了一大批文學人，同時也留住了一些文學的「根」。四九年政權更替以後，許多文學形式在內地受到禁止，是香港為之提供了生存的園地，如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可以說，如果沒有香港，就不會有金庸、倪匡、亦舒等等。巴金後期的重要著作，「講真話」的《隨想錄》也是在香港的媒體上發表的。由此可見，香港一直都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重鎮，其庇護角色也體現了香港文學「特」的一面。
從另一方面來說，香港的都巿文化與殖民地歷史，也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文化景觀，這裏的文學生態與內地判然有別，產生了有自身特色的都巿文學、現代文學。「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這句話，很精準地道出了文學與社會時代環境的密切關係，說明文學的種種變化，是與社會嬗變、時代興衰分不開的。香港文學產生於都巿的土壤、殖民地的文化時空，自然有着不一樣的生態。雖然她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同樣以華文創作為主，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基因，但同時又有着獨特的語境，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別具特色的藝術形態。
二，香港現代都巿文學的特色
香港文學從本質來說是一種都巿文學，這裏，就讓我們來看看香港現代都巿文學的文化內涵與表現形式。
英美現代文學專家馬爾科姆‧布雷德伯里教授曾經指出，「現代城巿複雜而緊張的生活氣息，乃是現代意識和現代創作的深刻基礎」 ，「城巿的引力和排斥力為文學提供了深刻的主題和觀點。」 確實，城巿是現代文學的關鍵場域，香港的現代小說就是深植於都巿的文化土壤上的，無論是創作意識還是作品形式，都帶着現代都巿文明的烙印。
物質性是都巿文化的一大特點，具有決定性的支配、形塑力量，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人們的思想意識，無不受制於這一隻無形的手。文學創作也不例外，無可避免的會滲透着物質社會的意識與經驗，在主題意識上也大都表現為疏離、失落的內涵，以及對自由、解放的追求；在題材內容方面，又常常表現人的支離破碎、倉皇無地、流離困頓狀況。
張愛玲︰在香港栽跟斗比別處痛
說到香港的現代都巿小說，自然會上溯到「祖師奶奶」張愛玲。這不是一個香港現代文學的起點，但在我看來，確是一個有標誌意義的節點，是我們觀測香港現代都巿文學的重要基點。
張愛玲只是香港的一個過客，她在香港居住的日子並不長，但她對香港卻有無法割捨的情感。一九四三年，也就是從港大回到上海後的第二年，她陸續創作了幾篇以香港為背景的作品︰〈第一爐香〉、〈第二爐香〉、〈苿莉香片〉及《傾城之戀》等。她從上海「回望」香港，寫下的一個個「傳奇」，為香港留下了獨具異彩的篇章。
在張愛玲的幾篇關於香港的「傳奇」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故事，反覆詠嘆的是一闋關於「逃離」與「無家可歸」的蒼涼曲調。她筆下的人物，如聶傳慶、薇龍、愫細、羅傑、白流蘇、范柳原等，都有一段「逃離」、放逐或自我放逐的悲苦經歷，有一個「有家歸不得」的苦澀處境。這些人物都有一個隱秘的心靈世界，「人人都被包圍在他們自身的悲劇空氣裏」，都生存在一種不安的、憂心忡忡的狀態中，都處於一種對命運捉摸不定、對人生缺乏安全感的生存焦慮中。張愛玲並不著意於展示社會的悲劇，而是在寫個體的靈魂悲劇，她讓我們看到的是心靈的戲劇。
女人都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這個「房間」就是屬於她們自己的生存空間，可是，張愛玲筆下的女人都沒有她們「自己的房間」，薇龍沒有，白流蘇也沒有。〈第一爐香〉中的薇龍住進姑媽的家，得到一個獨立的房間，但她失去了自己。《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同丈夫離婚後搬回娘家，一住就是七、八年，受盡了家裏人「當面鑼，對面鼓」、指桑罵槐的氣，到了「這屋子可住不得了」的地步，在她所處的那個大家庭裏，「人人都關在他們自己的小世界裏，她撞破了頭也撞不進去，她似乎是魘住了」，她指望母親能為她做主，可是「她所祈求的母親與她真正的母親根本是兩個人」，這「家」並沒有她的位置。於是，她到了香港，她的離家其實也是一次「逃離」，是對那失卻人性的大家庭的「逃離」。
她筆下的人物都是無家可歸的人，所以，這些人物歇斯底里地過叫「我要回家」，這個呼聲在她的「香江傳奇」中處處可聞。「回家」是張愛玲的一個情意結，也是其筆下那些無家可歸的人物共有的心結，而「逃難」也同樣是張愛玲「香江傳奇」的一個潛在的主題。在這些「香江傳奇」中，幾個主角都有一段「逃亡」史，都可謂「逃難者」，人生的「難民」，他們活著似乎就為了一個目的︰生存，活下去。
在張愛玲的小說世界中，人都顯得很小很小，都不能自己作主，似乎冥冥中總有個主宰，在支配他們的命運，像范柳原對白流蘇說的「生與死與離別，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麼小、多麼小！」這多少反映了作者本人對人生的消極認識，過分誇大命運的不可捉摸。也許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使她產生了這種生命中揮之不去的焦慮感、不安感，而她本身的焦慮狀態投射到現實世界中去，自然會感覺自己深陷於敵意的世界，愈加感到孤獨無助，所以，她寧願退入自己的世界中，用疏離和孤僻築起一堵圍牆將自己保護起來，外人輕易進不了她的「房間」。
可以這樣說，張愛玲是最有現代意識的中國小說家之一，她的生存處境甚至多少令人聯想到卡夫卡，他們都是如此的孤獨、無援。她筆下的人物都深陷於世故的人際關係中，被一個很世俗化的生活環境所包圍，無法自立，所以，對周圍的世界總是充滿警惕和疑慮，而且似乎都有一種在劫難逃的隱憂，甚至有一種「逃不掉」的絶望感，聶傳慶如此，羅傑如此，白流蘇也如此。
張愛玲將人生看得太透了，以至於完全沒有安全感。在多少人看來，愛情、婚姻是神聖的，可是她並不相信這樣的神話。在她看來，婚姻只是「長期的賣淫」，所以，無論是薇龍還是白流蘇，都不曾真正愛過自己所託付的人，都只是將婚姻視作一場交易、一次出賣。她們明明沒有出路，卻又偏偏不肯自貶身價，不肯自認下賤；她們都是精刮的女人，都很會盤算；她們都在情與愛的遊戲中暗自較勁，力求為自己爭回一點尊嚴，可是，最終都逃不脫命運的擺佈。
在這些「傳奇」中，張愛玲真是將香港看了個透。你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香港的風景再美，都不屬於你和我。像〈第二爐香〉的羅傑，在香港做了十五年敎授，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沒有了立足之地，在他打算離開這個傷心地的時候，才意識到「昨天他稱呼它為一個陰濕、鬱熱、異邦人的小城」，才是他「唯一的故鄉」。他在香港栽的這個跟斗，實在「比別處的痛」。香港，就是一個如此令人心碎的地方，在她華美的外表下，其實埋藏了許多悲涼的故事。
除了張愛玲，劉以鬯等在表現香港現代都巿人的生活及生存狀態方面，也都有突出的表現，劉以鬯的《酒徒》等，也是有代表性的重要文本。
黃碧雲︰房子就是我的心此心不留客
到了八十年代以降，黃碧雲對當代港人生存狀態的書寫，又展示出了新的風貎。黃碧雲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作家，這位記者出身，修讀過犯罪心理學，又具執業律師資格的小說家，也和張愛玲一樣，擅長解剖人心，直視血淋淋的人生。她的〈盛世戀〉可謂深得張愛玲真傳，文筆練達，非一般筆墨可以比擬。這篇發表於一九八六年的小說，揭示出一種時代病、都巿病，徹底暴露出現代婚姻的疏離本質，以及現代人無可救藥的荒謬關係——相敬如賓，卻無真情；同牀共枕，卻又有性無愛，真箇是寫盡了繁華盛世的虛浮、無奈與落寞。
文學的一個核心任務是觀察世道人心，表現人生百態，述說千變萬化的故事，揭示幽微萬端的情感。如英國作家勞倫斯所說，藝術家的職責，是揭示在一個生氣洋溢的時刻，人與周圍世界之間的關係。〈盛世戀〉正具備這樣的藝術特質，是香港當代小說中表現都巿人關係的典範之作。
故事中的女子程書靜本是方國楚的學生，後來發展出師生戀，並閃電結婚。這段缺乏真愛的婚姻，很快又以離婚收場。故事的情節十分簡單，但內蘊極為深厚，可以說以摹魂攝魄之筆，道出太平盛世下的兵荒馬亂，個人生命價值的幻滅。在作品中，有很多場面的刻寫都有力透紙背的表現力，如老師方國楚向女方求婚的一幕，是在車禍現場，二人觸景生情，書靜感慨「白骨之前，何事不煙消雲散，豈容你驕貴」，男方說：「你和我結婚，好嗎？」書靜的反應是，「婚姻。有什麼關係呢，此身不外是血肉。她說：『好。』」就這樣，他們結婚了。洞房之夜，方國楚喝得爛醉，書靜苦笑說，「馬克思說婚姻是制度化賣淫，原來他是對的。」她發現自己做錯了，「嫁給了一個老人」。方國楚原本是高舉過理想旗幟的有為之士，但婚後變得世俗懶散，「博士學位拿過了，教職謀到手，三年拼命做研究的試用期也過了。……連婚也結了」，他變得百無聊賴，唯一可做的便是發胖，下課的時候喝一瓶大啤酒，完全漠視妻子的感受，這樣的婚姻正是無數現實夫妻關係的寫照。事實上，從這個作品可以看到男權社會中女性的真實處境，最後書靜的出走也代表了女性的自我解放。在一次燭光晚餐中，書靜已不再是那個百依百順的小女子，她反「客」為主，主動提出離異。她撫著蠟燭任燭淚滴流在手指上，說︰「和我離婚，好不好？」這句話與方國楚求婚時的語句是同樣的，都平淡得不帶感情。這裏，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黃碧雲筆法的一大竅門，樂景寫哀、哀景寫樂，在慘烈的車禍現場求婚、在溫馨的燭光晚餐中分手，是對浪漫傳奇的一大反諷。這就是黃碧雲高明的地方，以出其不意的方式突顯人生的荒誕。這個女子將人生看得太透、太絕望，一如書靜的想法︰做喪與做喜原來差不多，都是一門絕望的熱鬧。
這對夫妻的生活同當今香港社會許許多夫妻的狀況並無二致，一樣的疏離、一樣的空洞，但似乎只有黃碧雲才刻寫得這麼透徹，這樣驚心動魄。這其實也是一齣香港版的《玩偶之家》，表現了現代女性衝破家庭樊籬，沖出婚姻墳墓，走向自主的主題，書靜的出走就是娜拉的出走。從人物的成長過程可以看到，書靜從原本的順從到決絕分手，有其自身的心理邏輯，由喝一杯下午茶便主自動「穿上那雙鵝黃繡大朵粉紅郎金香睡拖」，到閣樓最後歡好後「此心不留客」， 一個女性已完成自我蛻變，由蛹化蝶，獲得新生。雖然，她的未來是不確定的。就好像娜拉走後會給人留下「怎麼辦」的疑問一樣，書靜也一樣面對未知的前路。無論如何，黃碧雲透過一個故事道盡了無數「書靜」的悲涼人生。在香港文學史上，似乎也只有張愛玲才有如此的才情與筆力，而事實上這個作品一如《傾城之戀》的現代版，形成奇妙的迴響，隔世的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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