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直視太陽
人生被徹底顛覆的那一天早晨，通常不怎麼特別。你張開眼睛，起床，吃早餐，換衣服，出門，腦子忙著運作。走出大門，沒有因為任何異狀而惴惴不安。後來再次描述這段經歷時，你會先從這個看似平凡的早晨說起，這種「平凡」在事後反而顯得不可思議。用這麼平凡的方式開始的一天，怎麼會發生如此重大的打擊？
二○一四年底，有兩個這樣的日子佔據了媒體關注。這兩天發生的事件超乎想像，以至於跟事件毫無關聯的我們也感到驚惶失措。一件發生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春光明媚，年輕的板球球員菲利浦．休斯（Phillip Hughes）在比賽中被板球擊中而身亡。另一件發生在十二月十五日的早茶時間，一名槍手闖入一家位於雪梨的咖啡館，挾持了十八名人質，有兩名人質在這場事件中喪命：凱翠娜．道森（Katrina Dawson）與托里．強森（Tori Johnson）。
從小就打板球的休斯一如往常，在上場前穿戴了護具。道森是個律師，她只是下樓買杯熱巧克力。強森像平常一樣忙著咖啡館的工作。改變人生軌道，離開這條高速公路的最後一個路標在哪裡？宇宙彷彿故意欺騙他們，沒有警告他們今天應該待在家裡。如果宇宙（或是命運、運氣、上帝、機緣巧合，任何類似的名稱）沒有特別優待他們，或許也不會特別優待你我。
我們在做某些選擇的時候，心裡很清楚它們將會改變人生方向：結婚、生子、換工作，並期待這些決定帶來怎樣的結果。那場板球意外和林德咖啡館（Lindt Cafe）的挾持事件之所以令我們感到不安，是因為他們在災難發生前做的選擇都很微不足道，幾乎不值得多慮。哪個家庭會想到送兒子去打板球而不是踢足球的決定將影響兒子的性命？如果跟朋友喝杯熱飲都成了攸關生死的決定，誰還能正常生活？我們每一天都毫不猶豫地做出類似的選擇，不知道這些選擇會帶來怎樣的結果，但這種無知反而是一種幸福。
由無關緊要的決定凝聚而成的神祕力量，將在未來的某個瞬間互相碰撞，我們無力阻止。有些神祕力量已在軌跡上航行多年，有些則是幾分鐘前才出發。它們對富人和窮人、強者與弱者一視同仁，毫無歧視。從理智上理解這一點很簡單，但若是用尖銳的現實角度切入，會讓人打從心裡感到不舒服。二○一四年底的這兩個新聞事件突顯出「活著」的真義，一個既美好又恐怖的事實：我們永遠無法預測未來。
當了二十五年記者，每天旁觀這種無差別的天災人禍，對我來說是工作的一部分。從一九九一年二月，我在昆士蘭科技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聽的第一堂新聞寫作課開始，我就知道自己已找到適合的職業。跟新聞工作有關的一切，我都喜歡：與人交談、寫報導、思考頭條、編輯內容、在有期限的壓力下研究各種主題。每次跟法律系、會計系的朋友一起坐在自助餐廳裡吃午飯，我都會在心裡偷偷感到得意，因為跟我比起來，他們上的課聽起來都很無聊。現在對新聞的感覺依然沒有變，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忘記，能做自己這麼喜歡的工作真的很幸運。
我當菜鳥記者的時候，水災、旱災、法庭案件、抗議遊行、警方突襲、兇殺案的審判、環境問題、遊民的愛心午餐、布里斯本農業嘉年華（Royal Brisbane Show）、衝浪意外、體育醜聞、政客垮台等各種新聞都跑過。很快地我就發現一件事，我不喜歡追逐救護車或天災人禍、面對悲劇和痛苦。一九九四年我在九號頻道（Channel Nine）服務，有一次我輪值擔任夜班採訪主任，聽到警方的無線電說，有兩名消防員在黃金海岸的民宅救火時罹難。攝影師把現場畫面傳給在新聞編輯室值班的我，他拍到消防員的遺體從房子裡送出來的影片，我的工作就是幫明早被指派寫這則新聞的記者一一列出關鍵畫面。當下我十分確定，這已是我接觸死亡的極限。漸漸地，我盡量爭取採訪政治新聞，因為處理政治上的悲劇比處理真正的悲劇更自在。
記者生涯的頭十年左右，我採訪過各種新聞。神奇的是，我幾乎不曾親身接觸真實的恐怖。我沒去過死者或傷者還沒從車內移出的車禍現場，這是許多年輕記者跟警察必定會經歷過的事。我從未被派去戰區。我極度欽佩報導這些題材的同事，因為我知道自己不但欠缺勇氣，個性也不適合。
二○○一年底，九一一事件剛過沒多久，我擔任澳洲廣播公司（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ABC）的北美特派員。雖然未徹底避開災難新聞（我曾被派去紐奧良報導災情慘重的卡崔娜颶風），但我報導的主要還是與伊拉克和阿富汗戰事有關的政治議題，還有澳洲人大衛．希克斯（David Hicks）被囚禁在美軍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enter）的新聞。我採訪在戰爭中去世的人們的家屬，也曾多次造訪關塔那摩。對我來說，這些採訪工作並不痛苦。因為我跟這些採訪對象不一樣，幾天後就能回到原本的正常人生。
過去十年我擔任新聞主播，大多待在攝影棚裡工作。我主持的節目叫《7.30》，這是ABC的夜間帶狀時事節目，也是電視台的招牌，是我引以為傲的節目，我深深敬佩每一位同事。身為主持人，我訪問的對象有些意氣風發，有些陷入谷底。雖然坐在有空調的攝影棚裡既舒服又安全，但是每晚被不幸的消息包圍依然是件痛苦的事，每星期至少有兩個晚上播報的新聞令我鼻酸。
以二○一六年三月為例，《7.30》報導了天主教神父性侵兒童、煤礦工人因為黑肺症（black lung）而慘死、熱帶氣旋肆虐斐濟、安養院的照護員虐待老人、保險公司拒絕賠償急需幫助的保戶，儘管他們準時繳交保費、舞蹈老師性侵兒童、知名游泳選手罹患黑色素瘤（melanoma）、五百名煉油廠員工突然失業、土耳其自殺炸彈客、被泰國軍團綁架的學生、一名女子的臉被伴侶持鎚砸得稀爛、布魯塞爾機場恐攻、一位電視明星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當然也有其他更開心的新聞，但悲劇似乎總是留下更強烈的印象。
碰到恐怖攻擊、死傷慘重的意外或其他重大新聞事件，《7.30》的收視率一定會比平常高。天災人禍顯然能讓收視率飆升，大眾對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慘劇，似乎難以抗拒地感興趣。但是回到自己身上，我們會盡最大努力閃躲命運的毒鏢。我們吃綠葉蔬菜，擦防曬油，繫安全帶，遵守速限，戒菸，每天散步半小時，在遊樂場的攀爬架跟鞦韆底下鋪設泡棉墊，禁止學校提供花生醬三明治，喝咖啡不過量，減少飽和脂肪的攝取量，騎單車戴安全帽，每次搭飛機都接受偵測、搜身、掃描和X光檢查，在淋浴間的地上放防滑毯，每天限制自己只喝一杯紅酒，定期讓醫師擦刮、探查、擠壓我們的私密處。我們似乎希望透過其他人的悲慘遭遇，在保命清單上增加一些預防措施，以避免步上他們的後塵。
理智上我知道新聞不是反映人生的鏡子，新聞是精挑細選的結果。（我的一位新聞學教授曾說，一百架直升機裡可能有九十九架飛得很安全，會上新聞的只有出意外的那一架。）儘管如此，每天花好幾個小時報導悲慘事件依然令我懼怕。二○一四年十二月，只要想到那陣子生活丕變、陷入新聞事件的那些人，我總是輾轉難眠。我忍不住思考那些隨著事件油然而生的疑問：為什麼發生在他們身上？為什麼不是我或我愛的人？什麼時候會輪到我？
我無法壓抑這種恐懼，怕總有一天會輪到自己，命運輪盤上的那顆球會落在我的號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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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初，我的人生發生了令我懼怕好運已盡的巨大影響事件。那一年二月，我懷孕八個月。有天晚上因為側腹突然開始劇痛而醒來，我知道肯定有問題。我已經生過一個孩子，所以知道這不是分娩的陣痛。
我前往雪梨的皇家阿爾弗雷德王子醫院（Royal Prince Alfred Hospital），醫生為我安排了各種檢查。寶寶的心跳跟我的生命跡象都很正常，但保險起見，醫生還是讓我住院觀察，因為也可能是闌尾炎（appendicitis）。過了一會兒，有兩位超音波技術師來幫我檢查。看了螢幕之後他們神情有異，我知道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能看出是什麼問題嗎？」我問道。當時我的疼痛程度是十級量表上的第三級。
「我們看不到你的器官，」其中一位檢驗師說，「有一塊陰影擋住了視線。」
儘管我的醫學知識有限，但我猜測那塊陰影必定是血。
我的婦產科醫生迅速抵達，他說：我們還不確定是什麼問題，但必須立刻讓你進手術室剖腹生產，確認問題是什麼之後，再請專科醫生來處理。他向我道歉，因為無法像平常那樣，在恥骨附近用小切口剖腹。必須直向切開我的腹部才能毫無阻礙地看見腹部內所有臟器，而也會留下較大的疤痕。
他去準備手術後的短短幾分鐘內，劇烈疼痛席捲而來。疼痛程度突然從三躍進到十，我的肋骨彷彿快要一根根裂開。我試著停止呼吸，因為連最微小的動作也會引發劇痛。我的肚子上還綁著胎心監測器，這時我聽到助產士說：「寶寶沒心跳了。」她用力按下牆上的一個按鈕。
我非常希望自己可以直接暈過去，部分是為了逃避疼痛，部分是因為我實在害怕得不得了。我對當下的情況一無所知。助產士按下緊急按鈕之後，周圍似乎陷入一片混亂，但對醫護人員來說並非如此。那之後發生的事，我只剩下片段記憶：勤務員把我搬上病床的巨大疼痛；病床在走廊上移動時，不知道哪個好心人把手伸進薄被裡握緊我的手；我雙眼緊閉，但能感受到天花板上的燈有節奏地一一閃過；我拜託麻醉醫師快點把我麻暈，就算會因此死去也無所謂。她好像說要我再撐一下，只剩不到十秒鐘。
我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婦產科醫生穿著手術服走進手術室，另一個人用筆在我肚子上畫了一條線，標註下刀的位置。一切都發生得很快，我甚至擔心他們會在我失去意識之前就動刀。
我醒來之後沒有看到寶寶。我躺在一個燈光昏暗的房間裡，後來才知道這裡是重症病房。感覺到一個鼻孔插著管子，很不舒服。他們說，這根管子經由咽喉伸進胃裡抽出液體。我的肚子上貼著紗布，有根管子從紗布裡穿出來，把棕色液體引入袋子裡，還有另一根接著尿袋的導尿管。我的鼻孔裡有氧氣鼻管，兩隻手上都有軟針，軟針接著靜脈注射的管子，床的兩側都有。我的腿上套著非常緊的白色褲襪。我的左手套著一個塑膠裝置，上面有顆按鈕。我很快地發現只要連續按那顆按鈕數次，我就會昏過去。
我再度昏睡。第二次醒來時，我的婦產科醫生也在床邊。
「我的寶寶呢？」我問。
「他在新生兒加護病房，」醫生說，「因為他曾經缺氧一陣子。」他告訴我，我的症狀叫「子宮破裂」。
這件事過了很久之後，我還是不願意上網查詢這幾個字。後來查到的資訊是：「孕期子宮破裂非常罕見，胎兒與母親都極有可能面臨嚴重的併發症……採取治療行動的時間很短，因此醫生都很害怕碰到孕期子宮破裂的情況。」
我的婦產科醫生告訴我，他剖開我的肚子時看到一片血海。我的子宮左上方有一個板球大小的裂口。由於難產，他不知道寶寶的大腦是否受到損害，也暫時無法確定。
護士會用十級制的阿普伽新生兒評分（Apgar score）衡量新生兒的生命跡象。這項測驗剛出生時做一次，五分鐘後再做一次。我兩年前自然產生第一胎，寶寶第一次測驗是九分，第二次是十分。這一胎剛出生的測驗是兩分，五分鐘後是三分。
我大量失血，手術中輸了三次血。得知寶寶住在新生兒加護病房，而且可能腦部受損，我震驚得不知所措。術後兩天才崩潰大哭，護士很同情我，把我連人帶床、導管、尿袋、和點滴一起推去新生兒加護病房，我的寶寶身上接著一大堆儀器。我們的第一張母子合照令人鼻酸，寶寶的身影幾乎被醫療器材完全遮住，我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我自己。我們兩個身上都接著許多儀器，所以我沒辦法抱著他，只能躺在他旁邊的床上。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噩夢。我夢到自己即將臨盆，卻在一棟大房子裡瘋狂走來走去，尋找可以生產的房間。所有的房間都上了鎖，但沒人願意幫我。還有另一個孕婦也即將臨盆，她有淡金色的頭髮跟小小的孕肚，是標準的「性感媽咪」。她看起來氣定神閒。我不斷向旁人求助，也向她求助，但是我連話都說不清楚，沒人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躺在病房裡的我，最後被自己的聲音吵醒。我滿臉淚水大聲哭喊著：「媽咪，媽咪，媽咪！」
這大概是整個過程中最具毀滅性的一刻，甚至比之前的疼痛與恐懼更可怕。我脆弱到如此悲慘、像幼兒般的狀態，甚至懇求母親來拯救我。我從來不曾叫母親「媽咪」！我手術那天她有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需要她從昆士蘭過來照顧我。我斷然拒絕了，因為不想給她帶來麻煩。
雖然理智無法解釋，但潛意識知道我已徹底失去安全感，也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自我意識。一向被視為幹練、獨立的我，非但失去照顧自己的能力，也失去照顧孩子的能力。這個噩夢重重打擊了我，因為它使我覺得沒能成為心目中的那個自給自足，掌控人生的自己。儘管知道這個想法並不理性，但我確實覺得既羞愧又軟弱，這種感覺很嚇人。
經過幾個月的休養我慢慢恢復健康，寶寶也沒事了，但是這個經驗給我一種跌進湍急河流的感覺。我害怕自己游不到對岸，努力游回原處，但水流實在太強勁。有時候我會失去控制，被水流沖走。最後我終於吃力地爬上對岸，累倒在地上。我看得見自己落水的地方，卻再也回不去。走過掙扎求生的這段路之後，我的人生觀改變了。我眼中的世界不再像過去那樣安全，死亡和災禍隨時可能找上門，不再是暫時無須擔心的、離我很遙遠的事。
每晚播報新聞時腦海中浮現的問題，因為這次經驗變得更加避無可避：我們如何接受意外可能隨時發生的這個事實？當難以想像的事情真的發生了，接下來該怎麼辦？你如何繼續活下去？有些人無意間成為大眾都想了解的事件主角，做為一個群體，我們是否有責任幫助他們？當我們真的明白自己不是特例，每個人都是一樣脆弱的平凡人，我們應該用怎樣的方式過日子？
人的一生都會經歷悲傷和痛苦，這是人生的必經之路。想到一定會逝去的生命，我總是很害怕父母過世，緩慢的衰老。但是跟這些念頭相比，瞬間顛覆人生的驟變更加令我恐懼。當了這麼多年記者，我一直避免直接面對這些事。但二○一四年初的親身經歷，加上年底播報過的新聞事件，都使我明白逃避毫無意義。逃避面對這些事，等於逃避生命本身。
寫這本書是因為我想知道，如果不再轉身逃避，勇敢走向最大的恐懼，會發生什麼事？如果有人經歷過我最不希望自己或家人碰到的事，我能從他們身上領悟到什麼？人類大腦如何處理這些事件，是否有最新的科學研究能夠解釋？小說家艾瑞絲．梅鐸（Iris Murdoch）曾寫道，關注是一種道德行為（Paying attention is a moral act.）。我認為，密切關注這些人生悲劇猶如直視太陽。雖然很害怕，但我想知道如果不移開視線的話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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