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陲人」的心理狀態
在此，我要嚴謹地為「邊陲」（日文：辺境）一詞下定義。「邊陲」是相對於「中華」的概念；「邊陲」的概念必須放在華夷秩序的宇宙中才有意義。
「中華皇帝」處於世界的中心，「王化」之光從該處往四方照耀。最近的地方，能夠充分沐浴在王化恩澤之下，稱為「王土」。稍微遠些、王化之光無法完全普照的邊境，是必須向中華帝國朝貢的「蕃國」，依地理位置分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再遠，王化之光就無法迄及了，那裡是陰暗的「化外」之境。從中心到邊緣，隨著文明程度遞減，也就越「陰暗」。居民們（在表述方式上）也越來接近禽獸。全世界都在這個同心圓式的宇宙規範之下。
華夷秩序的價值觀也體現在國名上。中華各個王朝都是一個字：秦、漢、隋、唐、宋、明、清，每個都是單名。相對地，四周的蕃國則以兩個字表示：匈奴、鮮卑、東胡、契丹、突厥、吐蕃等等。誠如各位所見，「奴」、「卑」、「胡」、「蕃」的前面都填上了有如化外魔境般豐富多采的漢字。
至於渤海、百濟、新羅、任那、日本之類，雖不至於是貶義詞，但就「國名是兩個字」的概念來看，可知仍被歸類在「夷」的範疇內。以此華夷秩序的位階而言，日本列島相當於東夷最偏遠之處。
而中華思想並非中國人獨有的宇宙觀，所有處於華夷的「夷」字之處者，也主動共享了這個宇宙觀。若沒建立把自己放在「邊陲」地位的習慣，該秩序就不會產生作用。
至少，日本列島長期以來都被中華皇帝視為朝貢國。朝貢國必須對皇帝行臣下之禮，交換條件是「國王」接受冊封（「冊封」意旨皇帝授予官位）。朝貢國範圍遼闊，有朝鮮、琉球、越南、呂宋島、暹羅、緬甸、巨港（中國古籍稱巴陵逢和舊港，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東部的城市）等國，遍及東亞和東南亞全境。
日本列島居民在那個被視為「東夷」的宇宙觀上首次署名同意，是距今大約一千八百年前的事。列島上的一個王者，針對自己確實支配這塊土地的事實，向中華皇帝尋求公開的認可，並且從皇帝那裡領受了該藩地自治區支配者爵位的封號，即名為卑彌呼的女王。
史書《三國志》的〈魏書‧東夷傳〉對倭人有大約兩千字的敘述，記載了彌生時代後期列島上的政治狀況。這是「邪馬台國」國名最早出現的史料。（或許當時的史家們在聽到對方自稱「YAMATO」時，為了音譯，便依據華夷秩序的命名規則，填上「邪馬」這兩個漢字吧）。根據這份史料可知：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於西元二三九年朝貢魏帝，獲頒「親魏倭王」稱號，受魏帝正式的冊封。
日本列島居民登上世界史的最初事件，是獲魏帝認同其支配邊陲自治區的事實。在那之前，史實記載後漢光武帝曾授予「倭」王「漢倭奴國王」金印。該金印直到江戶時代才在福岡縣志賀島出土。研究顯示是西元五十七年之物。曾受封「漢朝屬國倭國，並獲頒一地方奴國國王封號」的歷史事實，我們卻幾乎無從知悉。
關於日本列島民族意識的發生，暫且可說：當此處最初的政治單位出現時，支配者的自我意識是實際掌理極東藩地的諸侯之一。換言之，列島的政治意識是從邊陲民的自我認識中出發的。
從後來與中國交涉的幾件史事，可看出我們政治意識深化與成熟的過程。首先，從聖德太子致書隋煬帝之「事件」，可窺見列島居民如何內化華夷秩序。
眾所周知，當時本國致書隋煬帝，以「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開頭。這種書寫方式是以「對等外交」為目標。史書記載，隋人讀後因對方無禮之至勃然大怒。想來聖德太子不大可能出於政治意圖，刻意挑釁隋朝，以引發外交危機。為學習先進文明，在太子派遣的遣隋使中，有諸多留學生與留學僧，可見他對於雙方文化水準的差距，有著十分的自覺，必然也熟悉外交文書之禮儀，知道中國只以接受臣屬國朝貢並賜予恩賞之規則與周邊諸國來往。因此，這種「對等」的表述，應該蘊含著某種「深意」。而那究竟是什麼？
在此，我想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我認為這是相當高明的外交手段，也就是佯裝不懂對方的通信規矩。假裝不懂對方的遊戲規則，「只取實利」，是日本人自那時起至今仍愛用的傳統外交戰略。
例如明治維新後，新政府透過對馬藩主告知李氏朝鮮，我國已改換政體之事。朝鮮對此並無回覆，他們以書寫有誤為由拒絕受理。據說，他們對於「本國日前因時勢驟變，政權統一歸奉皇室」此敘述中「皇室」的寫法甚感無禮。李氏朝鮮自太祖李成桂以來長達五世紀都接受明、清王朝的冊封，並且自稱「小中華」、「東方禮儀之國」，華夷秩序內化的程度相當深。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除了清朝皇帝以外，並不存在所謂的「皇」。不料比朝鮮半島更邊陲的藩地竟敢自稱「天皇」，失禮的程度令其瞠目結舌。
從「日出處天子」和「皇室」之例，我們可知日本和朝鮮對於華夷秩序的內化程度有相當大的差距。長久以來，朝鮮都將日本斥為「蠻夷」，其中一個原因是列島居民都是「鄉下人」，不懂華夷秩序的規則。（是真不知，還是佯裝不懂？）按理來說，應該對朝鮮老大哥表示相當敬意才對，偏偏我們怠忽於此。司馬遼太郎曾這樣寫道：
直白來說，李氏朝鮮自我定位為分家之王，對中國皇帝行本家之禮。地理上身處蕃國，但因信守儒教之故，思維模式也隸屬大中華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朝鮮儒教對華夷秩序的位階非常敏感。照此邏輯，日本當然必須是他們的蕃國，卻膽敢不對名為朝鮮的中華行朝貢之禮。如此，便歸結出日本無知之至的形式論觀點。
自古以來，朝鮮自恃文明，將日本貶為蠻族，但這並不是以歷史事實為基礎得到的結論。並非倭寇侵略沿岸部，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才讓這個評價固定下來，而是就宇宙論來說如此。換言之，只要日本列島被歸類在華夷秩序的「藩地」內，形式論上，一切行為都會被貼上「無知」的標籤。日本人想做的任何事情都會因為無知而被視為錯誤。這是在華夷秩序意識形態下不證自明的結論，而日本人也一直知道自己是被如此看待的。
列島是「遠在王化之光無法迄及的邊陲之地」。若要依中華風行事，會有各種繁瑣的「正式」規範，但因情報不通，不知怎麼做才得當的藉口就成立了。這是對誰用的藉口不得而知，反正只要「佯裝不知」，依我方好處自行其是便可。這一點倒可視為身處邊陲者才有的優點。
足利義滿在外交文書上自稱「日本國王」的「疏失」，也可解釋為在此語境下才有的思維。「日本國王」是日本列島支配者的稱號，理論上隸屬天皇管轄的官位（天皇是否會如此自稱是另外一回事），但足利將軍卻自稱為王。足利義滿「征夷大將軍」的稱號，在位階上意味他受天皇的委託，代管軍力，屬於軍事官僚。然而，為了與明朝通商貿易，自稱「日本國王」，這是一種假稱上位官階的「詐騙」行為。足利將軍身為天皇的部屬，卻詐稱「日本國王」，對明朝皇帝行「臣下之禮」。不論對天皇或明朝皇帝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徑。好比一個當課長的人佯稱自己是「社長」，跑去和客戶談生意。不知這是為了表達深切的敬意，還是把對方當白痴耍弄呢？當時，室町幕府是在怎樣的討論之下做出如此決定，我已無從推測，唯一可知的是他們「無意真心對中華皇帝行臣下之禮」。
德川將軍在應對朝鮮通信使時（間接來說，就是對中華皇帝），最初也自稱「日本國王」，中途一度改為「日本國大君」，後來又改回國王。政體本身絲毫未變，稱號卻改來改去；一下自稱日本列島國王，一下又改為其屬下。既令人費解，也對對方不敬。不過，日本人自己似乎無所謂（可能明知如此卻又故意）。
直到幕府末年為止，日本人確實不太在意面對外國人時國家元首是誰的問題（事實上也沒必要在意，因為一直處於鎖國狀態）。幕末時，長州藩和英國、法國、荷蘭、美國之間發生了下關戰爭（1863-64）。採取攘夷主義的長州藩在下關砲台轟炸航行中的外國船隻，激怒上述四國出動陸戰隊並且佔領砲台。當時的媾和條件包含三百萬美元的賠償金，但請款對象並非長州藩，而是德川幕府。幕府當然不願意支付這筆錢，但因形式上這是幕府履行朝廷命令，向諸藩提出攻擊「洋夷」的要求，因此，為了貫徹將軍即國王此一虛構身分，終究還是必須賠錢了事。（據說，後來幕府出了一半，剩餘的由明治政府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償還。）
同時期的一八六三年，薩摩藩與英國開戰。兩萬五千英鎊的賠償金最後也是幕府代墊的。薩英戰爭之所以發生，乃因薩摩藩士斬殺了橫越大名行進行列的英國商人，史稱「生麥事件」（1862），此時十萬元英鎊的賠款也是由幕府埋單。
我對這種時候幕府「不情不願地賠款」感到頗有興味。征夷大將軍自稱「國王」若有利可圖（確實有，因為可獨佔對外貿易），那就是一門「好買賣」。但假如得一直替人擦屁股，就變成「虧本生意」了。德川慶喜的「大政奉還」乾脆得令人好生意外。元首的身分「輕如鴻毛」，或許可說是親魏倭王以來的傳統吧！反正蕃國「東夷」之王究竟何許人也，對方也不太在意。既然如此，提出來的名字是誰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實利。（類似情形也發生在「版籍奉還」時。舊藩主們開開心心地拋棄了藩主稱號，改列華族，定居首都。這樣不但可免除操持國務的政治責任，還能獲得現金收入的保障。）
我的思維可能有些扭曲，但能否試著這樣想：接受華夷秩序「東夷」的定位，讓列島居民在政治與文化上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朝鮮自詡「小中華」，因堅持必須要「完似本家」，故在政治制度與國風文化上未能發揮真正的原創性。相對地，王化之光無法迄及的日本列島，反而因此得到空間：用符合本土的方式去加工、發展文物制度（是否被允許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是自作主張）
例如，日本導入了中華本土的律令制度，卻獨漏科舉和宦官制度。但這並非對其適當性做過充分討論，只是感覺好像和「我們的家風」不合，故假裝不知道有該制度的存在。我們不特意去反對，也不武裝足以否定它的理論基礎，就只是佯裝不知而已，反正中間還隔著汪洋大海。
我認為，這種國際關係中微妙（大概來自潛意識）的「不嚴謹」，或許是身處邊陲的功勞之一。我們先在遠方擬定一個「世界的中心」，自我設定在邊陲，以確保宇宙秩序上的安全感。同時卻又翻轉此一劣勢，配合自身處境行事。有時我會認為：這種陽奉陰違的做法正是邊陲民顯著的精神特徵。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戰敗後，逆勢操作這種「宇宙秩序的劣勢」，專注於追求自身的利益。這樣的生存戰略後來確實讓我們獲得歷史性的成功。
日本人在九條與自衛隊「矛盾」上採取的「思考停止」策略，也體現了這種狡詐智慧的一環。九條與自衛隊都是戰後美國「強加」給日本的東西。九條的目的是要讓日本不具軍事威脅，自衛隊則是為了有效利用日本的軍事力量，兩者都有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因此，九條和自衛隊與美國國家政策毫無衝突。此二制度的政治意義是命令日本「成為一個非但在軍事上無害，甚至對其有益的國家」。換言之，就是迫使日本成為美國的軍事屬國。
對任何人來說，這都是再明確不過的訊息了，日本人卻刻意曲解成彼此矛盾的概念。改憲派與護憲派都掐著對方的脖子拚命爭辯，說九條與自衛隊無法兩立。至少就我所知，沒有任何政治人物提出這兩個制度毫無矛盾的見解。透過技巧化的無知：堅持美國這既合理又具一貫性的對日政策是「矛盾」的，讓日本得以在戰後長達六十五年的時間，都毋須面對自己其實是「美國軍事屬國」的創傷。
我認為這是一種狡猾的政治手段。但這並非偶然、單一事件，而是從「日出處天子」以來，邊陲人「佯裝不知」演技的變奏。我們做得到「那種事」，而且幾乎是出於潛意識就做出來了。
「非核三原則」也是典型的事例。政府提出「不製造，不裝備，不帶進」三項原則，美國軍艦卻無視於此，把裝備好的核武帶入日本港灣。日本政府卻用不合常理的理由將此事蒙混過去，宣稱美國在「入港前已將核武移除了」。無論政治人物、官員和媒體都很清楚核武「被帶進日本」的事實，卻一致地佯裝不知。只要表現出「日本是一個對美國言聽計從，很好騙的蠢國」，就化解了非核三原則與美國夾帶核武之間的「衝突」。一般人是不會這麼做的（與其說不會，其實是做不到）。我的意思是：任何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都無法「明知正在受騙，卻假裝不知道，以便將更棘手的問題往後推遲不用處理」。如此複雜糾結的技巧也只有日本人才做得到，其他國家是沒這個本事的。
非武裝中立論亦如是。歷史上從未有過以非武裝為國是來求生存的國家。但這種非現實性的政治策略，在日本國內卻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因為「缺乏世界常識」就能夠獲得立即的現實利益。（戰後六十五年間，我國軍人未曾在他國領土上殺過任何一個外國人，此一事實確實為日本帶來有形與無形的政治利益。）把「非現實」技巧化的「現實主義」，佯裝「無知」的「狡知」，確實是有可能的。重點是：幾乎能在潛意識中操作這些技巧的，除了日本國民以外還有誰？
相反地，若因某種理由需要舉國上下一致努力時，我們必會採用「怎麼可以一直當這種沒常識的土包子」、「我們竟然落後世界標準這麼多」的說法。而這種恫嚇之所以有效，乃因全體國民都有我們偏離世界標準的共識。日本人使用的「遁辭」和「檄文」只有結論不同，前半段都是一樣的。
每一次，我國都能根據自身處境的需要，在「身處華夷秩序邊陲」這個同樣的前提下，引導出全然相反的結論。
身為「邊陲民」是全日本人共有的前提，這是我們無法否定的事實。因為若要否定這個宇宙論，必須另行建構規模相同，能與之對峙的宇宙新秩序。但我們卻缺乏足以涵攝整個東亞世界、獨樹一格的宇宙論。無論過去或現在，日本人都不曾有過自己的宇宙論（而且未來恐怕也沒辦法）。
當然，這並非意味日本人不曾夜郎自大地說「我國才是世界的中心」（事實上還真有過多次），問題在於那只是逆轉中華思想的框架罷了。自稱「日本是光明的中心，中國和朝鮮等乃蒙昧蕃國」時，我們上下翻轉的，仍是原有華夷秩序的圖式。「皇化」之光從中心擴展到全亞洲的說法，依然是直接複製過往的敘事架構。從神功皇后的「三韓征伐」到日華事變，列島居民侵略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的次數不及備載，但並非因為我們另外建構了足以和中華思想抗衡的原創性宇宙論，每一次都仍是華夷秩序內部的事件而已。
例如，豐臣秀吉心懷壯舉，想藉李氏朝鮮「帶路」，進攻並殲滅明朝。他那侵略中華本土的軍事艦隊與「逐鹿中原」的圖像，規模確實宏偉壯大。豐臣秀吉心裡盤算著把明朝消滅，將後陽成天皇迎往北京，在那裡建立一個新的征服王朝。這個戰略本身和蒙古、女真或滿族過去的作為如出一轍。歷史上，邊陲人已有多次制霸中央的經驗。邊陲蕃族入侵中華建立王朝，再生華夷秩序的過程，就是華夷秩序的動態構造。因此，設若豐臣秀吉討伐明朝的行動成功了，也只是新誕生一個名為「日本族」的王朝而已；原本華夷秩序的宇宙論，仍絲毫不受動搖。
假如邊陲人真想超越中華思想，從華夷秩序的魔咒中解放出來，那麼，唯有創造一個異於「中心VS邊緣」敘事的新物語才行。但也並非全然原創的東西不可，「互為平等夥伴的合縱連橫關係」或「共享綱領之某種鬆散集團」都行，甚至，「強人領導的統合與救濟模式」也沒問題，凡人類史上曾用於集團統合的任何敘事型態皆可。總之，假如能建立自己的世界戰略，跳脫「中心與邊陲」的概念，日本列島的居民應該能從深刻內化的「邊陲人心理狀態」中解放才是。可惜我們終究做不到這一點，始終無法用異於「中心VS邊陲」的概念來論述我國的起源與使命。雖然，其間並非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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