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你的家人」：不願同桌吃飯的香港菲律賓家務傭工（摘錄）
喜歡免費食物的一定是跟雇主關係良好的家傭。他們告訴我，因為雇主會準備的食材往往比較好，營養均衡，還有有機食品，還是跟著雇主吃比較好。
但是和雇主關係良好的家傭，不一定喜歡免費食物。因為家傭如果善於經營的話，有了膳食費，每個月還能撙節一點額外的存款。對於在菲律賓的家人現金需求龐大的外傭而言，每個月能多留一點錢，是很重要的目標。
初次聽到這樣的說法時，我感到大大地驚訝！一個月港幣一千元左右的膳食費，等於一天才三十幾元，而在普通的茶餐廳一個簡單的泡麵餐也要三、四十元的情況下，我一直以為這個膳食費是絕對不夠的。的確曾有好幾位菲傭用類似的計算方式跟我訴過苦；更何況，假日朋友間的聚餐花費，也是所費不貲。報導者朋友們一聽我的質疑，都笑得東倒西歪：「陳博士，你真的是博士腦袋。哪有菲傭每一餐都吃茶餐廳的啦！你應該要算一包米多少錢、可以吃幾餐。菲律賓人三餐都吃飯的。然後再配上一點肉啊，醬油啊，煮一鍋醬醋肉（菲律賓國民美食adobo）又可以吃多久呢？會過日子的話，是夠的。」
「那麼如果要省錢的話，安妮為什麼對我的食物不屑一顧呢？」聽到這個問題，他們一起嚴肅了起來。我知道觸動了什麼，也趕快正襟危坐。
「你知道，不管你的雇主對你多好。你還是應該要維持著適當的禮貌和距離。就好像小心地維護著兩人之間一面看不見的牆。沒有這面牆不好的。」突然間，大家一起陷入短暫的沉默。「我們看過太多的例子，一旦你自以為自己不需要這面牆啊，隨便地打破它，很快就會被解僱了。」另一位報導者補充。我的眼淚一下子掉下來。不知為何，這個當頭棒喝比文章開頭那個麥當勞的故事，更讓我感到心酸。很難說是為了誰心酸。他們不好意思了。但沒人問我為何落淚。顯然大家都懂。「對菲律賓人而言，懂得謙遜（being modest）是很重要的。」左邊的報導者說。「再說你們並不是真的家人。」這一句，換成右邊的好友接話。
在廚房吃飯
「你們並不是真的家人」，很顯然影射了在《外傭與雇主的故事三六五則》（我瞎掰的，沒有這個書）中常見的說法。人類學家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也在她的專書《香港女傭》（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中提過這一點。香港的雇主常用「她就像是我的家人」、或是「我都把他當作是自己的家人」，來描述自己和家傭的感情和相處的情況。家傭們聚在一起時卻常開玩笑：「今天我的雇主又說我是她的家人了！」俏皮的語氣其實暗指：「雇主又要干涉我的私事了。」根據他們的經驗，當雇主以「你是我的家人」開場，後面往往會接「要穿多一點」、「不要太晚回家」、「小心損友」或是「不要出入聲色場所」等等規訓與要求。
「再說你們並不是真的家人」這點，在什麼是理想飲食安排的討論中，輪廓變得更加清晰。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特意找了幾位和雇主「情同姊妹」的菲傭深談。他們有一些共同點：對雇主讚不絕口、比多數的家傭有更彈性的工時、對於衣著和假日的安排等也有較多的自由。其中一位會說：「只要我的雇主需要我，我就一輩子照顧她。」另一位則是半開玩笑地說：「我的雇主（單親媽媽）還給我看她的銀行存款！跟我說等小孩都長大了，我們就搬去一個小一點的公寓，就我們兩個人同住到老。」（我還特別在筆記旁註記了「多元成家」。）我問他們對於膳食的安排是否一切滿意？再次出乎我意料的，幾個人一致回答：「當然沒有！」
讓他們搖頭的主要原因是，雇主「不准」他們自己在廚房吃飯。
「他們總是說：你就是我們的一家人。你來嘛，坐下來跟我們一起吃飯啦！」
「你這樣一個人站在廚房吃飯，我的小孩會怎麼看我？我以後要怎麼教小孩？」
後面那位菲傭的說明最好笑：「你知道嗎？我們家（雇主家的意思）好小耶！我站在門口都已經可以看到全部的地方了，而且我們還是開放式的廚房！那我站在廚房裡面吃飯，為什麼不行啊？」笑完換我疑惑了：「那既然都可以看到彼此，你為什麼要堅持站在廚房裡吃飯呢？」她想了好一陣子才回答：「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比較自在吧。我不用想說我是不是吃太多了？太太是不是還沒吃？我有沒有坐好？有沒有吃太慢？還是吃太快？」
「至少有那麼一點時間，我可以照我自己想做的做。」
之後我又問了好多的菲傭。無一例外，所有的人都說：如果有選擇的話，他們寧願獨自一人在廚房吃飯；即使必須站著，又熱又悶，也比在餐廳坐著吃好。
端起飯碗那一刻
我的驚訝慢慢地平復，漸漸明白吃飯這個平凡的日常題目，讓我意外地聽見了，菲律賓移工報導人在幾年的研究時光中難得一吐的「真言」。說「真言」其實不太對，因為我猜對菲傭來說，他們並不是刻意隱瞞，而是這些討論中所包含的訊息，是他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
當我又和一位菲傭談起這個題目時，她也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要在廚房自己吃啊！」（她的實際情況也是雇主「熱烈邀請」她一起吃的那一類。）她的目光一下望向遠方：「你知道嗎？我從早上六點起床開始工作，一直到晚上七點。我的心裡一刻都沒有想過我自己，想的全部都是我的雇主家人的需求，只希望一件接一件有效率地工作，能夠準時完成所有的家務，然後能全心全意地陪小孩。只有當我端起飯碗的那一刻，我才好像可以放空一下。可以想想今天我做了什麼，想想我的家人，有時候想想我的未來。等我吃飽，放下飯碗那一刻，我又回到忙碌家務的現實；回到我的雇主家人的那個世界。只有那一點點時間，我想的是我自己。」
當一名外籍家務傭工最難的是什麼？也許不是和家人的分離，而是必須全面的棄守自己的自主權（autonomy），把勞力、喜惡、時間全部交出去。在這種困境中，唯每日晚餐那一點點的時間，有機會想起來自己是誰。（食物和人的親密關係也在此中可見一般。）對身為雇主的我而言，學到的珍貴領悟是：唯有先真心接受了「我不是你的家人」，才有可能開展一個相對平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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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文化政治學：再探復活節島大崩壞論述中的考古證據（摘錄）
戴蒙文中提到的食人考古證據，也在考古學家瑪拉．莫魯尼（Mara Mulrooney）等人針對「大崩壞」論述的回顧中受到挑戰。他們同意杭特和利波的質疑，認為太平洋史前社會本就有將人骨製作成魚勾、針具等器物的習慣，垃圾堆中出現人骨不代表有食人行為。而火葬場的人骨，也只是反映火化屍骨的儀式行為。在斐濟，出土於地窯的人骨有被切割支解的痕跡，與被食用過的哺乳類動物骨骸一致，因此被視為可能性極高的食人考古證據，但在拉帕努伊發現的人骨則缺乏這樣的痕跡。然而，如同太平洋島嶼的許多地方，當今的拉帕努伊原住民自己有著許多關於食人的傳說故事，國家公園內也有名為「食人岩穴」（Ana Kai Tangata）的景點。我們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狀況？
《食人奇談：南洋的食人傳說與活人獻祭》（Cannibal Talk: The Man-eating Myth And Human Sacrifice In The South Seas）一書的作者人類學家歐比西可（Gananath Obeyesekere）認為，我們應該先區分太平洋島嶼的「食人奇談」（cannibalism）與「食人行為」（anthropophagy）。後者是只有特定群體在進行的活人獻祭儀式行為，案例極少；前者則是西方人對他者的論述，是對「野蠻」的獵奇想像和道德教訓，並在其與島民接觸後，反而被島民採納作為面對入侵的回應方式，甚至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事實上，「食人族」（Cannibal）一詞就反映了這樣的背景。它的字源來自加勒比海的加勒比人（Kalinago），西班牙人將他們稱為卡尼巴人（Caniba），認為他們天性野蠻並且有食人習俗。歐比西可強調他不否認太平洋島嶼中儀式性「食人行為」的存在，但多數西方探險家、船員、傳教士所記載的食人案例，則是需要被解構檢視的「食人奇談」。
歐比西可的說法受到以人類學家薩林斯為首、熟悉太平洋島嶼食人習俗與相關歷史文獻學者的強烈批評。薩林斯認為，這種後殖民批判太想恢復原住民的尊嚴，反而剝奪了島民食人行為的文化內涵與能動性，並忽視西方關於食人的記載其實與當地文化邏輯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儘管如此，歐比西可「食人奇談」的理論還是有其價值。二○一一年，法屬玻里尼西亞努庫希瓦島（Nuku Hiva）上發生一起德國遊客遭島民殺害的事件。屍體尋獲時已被燒得焦黑，疑似遭到支解炙烤，西方媒體的標題幾乎都與「食人」相關，雖然後來在調查過程中已證實為無稽之談，但仍顯示在今天，西方對太平洋島嶼「食人奇談」的想像依舊盛行著。
回到戴蒙關於拉帕努伊食人證據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食人」在其論述中，是生態資源被消耗殆盡之後不得不為之的現實生存手段，沒有任何在地文化意涵，只是「大崩壞」情境下的產物，甚至可以作為人類對環境毫無節制利用的警世隱喻，這與歐比西可所分析的那種帶有道德意味的西方「食人奇談」，本質上其實無異。
食人的逆襲
拜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一項研究計畫的補助，我與台灣太平洋研究的同事得以前往拉帕努伊，一窺這「遺世獨立的玫瑰」的面貌。在當地公認對拉帕努伊考古資料最熟悉的專家艾德蒙多．愛德華茲（Edmundo Edwards）老先生的導覽下，我們探訪了國家公園內各處遺址，包括最早有人登陸並建立聚落的海灘安納坎納（Anakena）、島上大部分石像原料來源的採石場拉拉庫火山口（Rano Raraku）、豎立著一排十五座石像的祭壇東加利基（Tongariki）、鳥人傳說與競賽儀式地點奧榮歐（Orongo）等等。自稱為「考古星象學家」的艾德蒙多是智利人，後來娶了拉帕努伊最後一位「國王」之女為妻，現於島上定居並經營一個星象教育館。他對各種地方傳說與考古軼事如數家珍，認為石像的排列與天文學有關，對杭特和利波的「石像直立搬運說」則是嗤之以鼻，是一位相當有魅力的地方仕紳。
在他分享的諸多令人時而捧腹大笑、時而拍案叫絕的趣聞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內陸七尊眺望海洋的石像所在地阿基維祭壇（Ahu Akivi）的挖掘故事。這個祭壇是美國考古學家威廉．莫羅（William Mulloy）於一九六○年所挖掘重建的，艾德蒙多當時也是工作人員之一。他說一開始參與挖掘的島民工人會想盡辦法牽拖自己的氏族與這個神聖地點的關聯，直到後來有一天，他們竟挖出許多人類骨骸，上面有著明顯的「食人」痕跡。這個場景一出現，讓他們態度丕變，紛紛開始與這個地方撇清關係。他認為這跟島民已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有關。很遺憾地，莫羅並沒留下完整的挖掘報告，因此這些「食人」考古資料沒有被正式記錄下來。但艾德蒙多覺得很有意思的是，後來隨著國家公園的建立、觀光的發展，島民們又開始擁抱祖先「食人」的過去。
拉帕努伊艱苦經營的原民運動在此是一個關鍵。若考量當地人口一度只剩一百一十人的慘況，他們必須要以更多元的方式打造身分認同，而這或許包括對過去的重新詮釋。如今拉帕努伊已在二○○七年獲得智利「特殊區域」的地位，而根據二○一七年人口調查，認定自己為原住民的人口有三千五百多人，占全島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在文化展演方面，自二○一六年開始，在地原民組織「團結土地」（Ma‘u Henua）從政府國家公園單位接手經營島上觀光與文化資產的管理。每年二月的「拉帕努伊之週」文化祭（Tapati Rapa Nui）也有相當的國際知名度，是太平洋藝術交流的盛會。此外，智利的南美洲與大溪地的玻里尼西亞文化養分，也滋養出獨特的舞蹈與流行音樂風格，成為其當代身分認同的重要基礎。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對於食人證據的探索，從來就不只是一個生態環境或考古的問題而已，而與當代的文化政治息息相關。不論是「食人奇談」還是「食人行為」，「食人」的過往不總是一個不名譽的污點，在適當的情境中，它也可以成為當代所欲展演的原住民性中，一個重要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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