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雅圖和祖科蒂公園的抗議者，以為自己已經完全了解億萬富翁們的把戲。億萬富翁們利用他們的權力來影響華爾街、世界貿易組織或甚至政府等機構，讓這些機構努力維護他們的利益，但也從而危害到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人們厭倦了總是為所欲為的億萬富翁，而抗議者們也預見情況會變得越來越糟。然而，他們卻完全無法預見下一位偉大的勞工階級擁護者會在何處出現——這位擁護者不是人們所預期的一位蓄著大鬍子、在「占領運動」的帳篷裡煽動同行者的社會主義者。反之，他是這個世界上最耀眼的鍍金億萬富翁之一。
擔心中產階級薪資成長過低的億萬富翁並不是時常會出現。過去在一九九二年總統大選競選期間，羅斯‧佩羅（Ross Perot）曾提出政見反對北美自貿協定。他是最早對美國人警告該貿易協定後果的美國政治家之一。他宣稱美國人將會感受到「巨大的吸力」，因為中產階級的工作將被吸往低薪資的墨西哥。雖然結果證明這樣的看法有其先見之明，但是當時佩羅只拿到了一千九百七十萬張選票。二十多年後，一位名叫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人則不想因此失敗。
二〇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川普在競選時所處的世界與佩羅所經歷的世界已然不同。而川普本人則是另類的億萬富翁，完全不同於那位認真嚴肅的前童子軍佩羅。在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方面，川普從他最早的政治導師「筋肉人」傑西‧文圖拉（Jesse“the Body”Ventura）那裡得到了啟發。川普是在參加宣傳世界摔角娛樂公司（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 Inc.）的活動時第一次見到文圖拉。一九九八年，這位著名的摔角明星離開競技場，回到他的家鄉明尼蘇達州競選州長。他選擇加入佩羅所創立的政黨，以美國改革黨候選人的身分參選。（當時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都不太想要讓這個在摔角生涯中充當騙子和混球的大塊頭惡霸代表他們的政黨參選。）
但最後證明這些建制派政黨錯了，這樣的模式後來在世界各地再次上演。建制派們或許是不願意也或許是沒能力察覺到改變的氛圍，文圖拉在明尼蘇達州的選民中開闢了一個相當大的利基市場。這些選民厭倦了兩黨年復一年所提名的職業政客，文圖拉則聲稱自己與人民有更直接的連結，因此取得了勝利：「筋肉人」成為了明尼蘇達州第三十八任州長。而且由於文圖拉不受任何政黨組織的約束，所以在面對州議會時，他可以完全採取任何他認為好的立場。事實證明，一個「混球」不僅可以擊敗兩名建制派候選人，還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州長。文圖拉在二〇〇三年卸任之後，成為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的研究員。這些都與他過去的競技場生活天差地遠了。
川普則關注著這一切。在過去十年裡，川普一直考慮參選美國總統，並曾公開表示二〇一二年可能就會出馬競選總統。有一段時間，他曾考慮以獨立候選人的身分參選，希望文圖拉的方式在華盛頓也能奏效。他希望把自己定位為政治局外人——而不是一個被華盛頓政治沼澤所玷汙的職業政客（在那樣的沼澤之中，特殊利益團體和遊說者手裡總是拿著支票簿喊價）。
川普肯定知道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將會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安德魯‧傑克森（Andrew Jackson）是美國最後一位以獨立候選人身分獲勝的總統（他的頭像被印在二十美元鈔票上，也被川普掛在橢圓形辦公室的牆上），而且那得追溯到一八二九年。這並不是說沒有其他人嘗試過。很多人嘗試過，但都失敗了。如今，要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就需要一個龐大的組織和政黨機器。對川普來說，這代表以獨立候選人的身分入主白宮，遠比文圖拉以獨立候選人的身分成為州長要困難得多。因此，儘管川普多年來一直稱自己更像是民主黨人而不是共和黨人（事實上他也早已註冊為民主黨人），但是他卻宣布有意參加共和黨初選，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當然，作為一位億萬富翁也有好處。與其他黨內競爭者不同，川普並不需要擔心如何籌措競選資金（雖然說他在募集資金上的表現一點也不差）。
他也不需要像其他黨內角逐者一樣，需要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或《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上撰寫重量級的專欄文章。因為他有其他傳達訊息的方法。他的種種事蹟〔包括曼哈頓的房地產交易談判；撰寫《川普：交易的藝術》（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等暢銷書；宣傳環球小姐選美大賽；還有在自己的真人實境節目《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中擔任主角〕都讓他在八卦小報上擁有一大批追隨者。他就是在打賭會看八卦小報的人比會看主流報紙的菁英人士還要多。
更重要的是，他還押寶許多美國人已經厭倦了現狀，並且確信，對他們來說無論入主白宮的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他認為這就是許多美國人不願意去投票的原因。為了應對美國民眾潛在的沮喪和冷漠，他借用了上一任美國民粹主義總統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的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後來這句話甚至成為川普的註冊商標。
數百萬對自己和對未來都毫無信心的美國人，因為這句口號而產生共鳴。而後我們很快就在民調中發現，這樣的人遠比政治權威專家們所認為的還要多得多。川普所理解和利用的是美國社會中一股日益增長的憤恨暗流，這種憤恨感是來自於那些認為自己被拋下的民眾。「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句口號利用了人們的懷舊情緒，畢竟不久之前大多數美國人都還擁有中產階級的工作。川普經常被批評是一位憤世嫉俗的機會主義者。但在就業這個關鍵問題上，他的立場非常一致。早在西雅圖動亂時期，川普就曾公開表示美國在貿易協定中因為被中國剝削，而失去了許多寶貴的製造業工作機會。
在川普看似不可能的勝利之後，對結果不滿的分析師和評論家立即將矛頭指向「憤怒的老白人」，他們是全球化的痛苦受害者——就好像失業問題讓中年男性都變成了共和黨人。分析師和評論家忘記的是，幾十年來最進步的民主黨候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角逐總統提名時，曾提出非常相似川普的競選政見。
川普和桑德斯的政治立場天差地遠，他們的意識型態光譜就像來自極地的兩端。但大家在他們選戰故事中通常不會注意到的事情是，他們在如何看待世界貿易體系以及其影響下的美國勞工這件事情上，抱有同樣的立場。雙方都公開尋求這些勞工的支持。桑德斯無情地攻擊他在民主黨初選中的建制派對手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因為她對全球化和那些只會加劇全球化的自由貿易協定展現了無條件的支持。桑德斯駁斥了所謂「開放邊界」的進步思想，理由是這會降低薪資，增加失業率——川普在競選中也利用了同樣的議題。
桑德斯和川普都反對他們所屬政黨的既定立場，並譴責全球貿易體系從根本上就對美國勞工不公平。他們認為，全球貿易規則犧牲了美國勞工（以及其他經合組織國家的勞工），卻給了像中國這樣的低薪資國家巨大的商業優勢。最近談判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歐巴馬政府已經簽署了該協定），甚至是長期存在的北美自貿協定，都在摧毀美國工廠的就業機會，也在摧毀美國不斷萎縮的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曾經是美國經濟的支柱以及美國社會的心臟。最重要的是，川普和桑德斯都質疑中國的不公平貿易手段，以及中國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這樣的貿易順差讓美國工廠工人失去了數百萬個工作機會。
但挑戰全球貿易規則，並不在民主黨建制派或共和黨菁英的政治議程上。雙方都不認為美國產業的工人是國家未來願景的一部分。他們的國家願景包括金融科技、機器人、人工智慧和投資銀行。而工廠工人則是犧牲品——在一個經濟發展和技術進展快速變化的世界裡，為了在戰鬥中保持領先的地位，工廠工人就必須面對不幸但必要的傷亡。
被遺忘已久、在政治上幾無影響力的工業勞動力面臨了困境，但是兩黨建制派都沒有興趣將此作為選戰的中心議題。這個議題也沒有在美國企業界中引起共鳴，因為大部分企業都強烈支持全球自由貿易。
許多美國公司受益於促進全球貿易的貿易協定。例如，蘋果公司（Apple）在中國擁有龐大的供應鏈，以及龐大的iPhone銷售量。然而同時，大多數美國勞工卻被拋下了。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勞工幾乎看不到實際收入的成長。而他們並不孤單，經合組織國家的勞工都在同一條船上，或者他們失去了工廠的工作，或者為了保住工作而大幅減薪。事實上，持續不斷的工廠工作外包以及隨之而來的薪資縮減，正在讓世界上幾乎所有已開發經濟體的中產階級萎縮。在整個經合組織中，中產階級在全體人口中所占的人數比例下降了，他們在國民所得方面所占的比例則下降得更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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