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版序（節錄） 第一卷嘗試從現在的中國回望，解讀中國的歷史，論述主題置於「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這個句子主語和述語都是「中國」，或許會有人不以為然，覺得不過是種同義反複（tautology）的修辭表現。然而在「中國」、「中域」這些漢字三千多年前剛出現的西周初期，當時的「中國」與今日中國，並不是單純的同義反複。 「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這個問題等於在探討「何謂中國？」。「何謂中國？」也是個常見的問題。不過仔細想想，要正確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甚至可以說，這是個沒有正確答案，或者說沒有單一答案的複雜問題。 提出「中國如何成為中國？」、「何謂中國？」這個問題時，我們在以中華為標題的第一卷中，聚焦於與「中國」相即不離的「天下」。我們試圖藉由思考「天下」和「中國」的相互關係，以投射出更加具體的「中國」。「天下」是大禹治水後創造的九州＝「中國」所形成的國土，因此又稱為禹跡。「天下」是以天子居住的畿內為核心發展出的中心周邊結構，也表現出天子與生民＝百姓的政治秩序。這同時也是「中國」的獨特國家概念。 與「天下」具備相互關係的「中國」，除了內部的中心周邊結構，也推展至外部，與東西南北等周邊地區和外部諸國形成中心周邊結構。當「中國」內部的中心周邊結構改變，包含日本在內的周邊含義也隨之改變。反之，當外部諸國、周邊地區出現改變，「中國」、「天下」的意義一樣會跟著改變。中國的意義在與周邊地區、外部諸國的相互關係中不斷變化。 試舉一例。西元六四六年，唐太宗李世民親征高句麗。高句麗某位官人（對盧）表示：「吾聞中國大亂，英雄並起。秦王神武，所向無敵，遂平天下，南面為帝，北夷請服，西戎獻款。」（《舊唐書．東夷傳高句麗》）在這段話中，中國與天下一致，周邊有北夷、西戎、東夷高句麗，各為服從、敵對的關係。 在約一世紀左右後所著的《大唐六典》中則將被八百多個羈縻州包圍的「中國」三百餘州這個領域稱為「天下」，並且在其周邊配置與其有朝貢關係的周邊各族。由此可見，「中國」和「天下」與周邊諸族的相互關係持續在消長伸縮。 連接兩個「中國」之間「如何成為」這幾個字，便是在探問「中國」與其周邊地區、外部諸國的相互關係之變化、歷史。本系列第二卷、第三卷將與北方草原地區及南方海域世界的相互關係也納入視野，再次探討「中國」。 探討著「何謂中國？」、「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這些問題寫就本書後，科林．倫弗瑞（Colin Renfrew）的論點（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1987）（日文版《ことばの考古学》，橋本槇矩譯，青土社，一九九三年）更加清晰地出現在我腦海。倫弗瑞運用考古學和語言學，找出兼養家畜的麥作混合農業發源地，還有印歐語系的原鄉，位於在一萬年前的安納托利亞西部（今土耳其共和國），之後混合農業和印歐語系隨著交易和交流，再廣傳到世界各地。這些傳播對東方的影響、痕跡，擴及到現今中國境內的東突厥斯坦。 受到約翰・米爾斯（J. L. Myers）的著作《誰是希臘人？》（Who were the Greeks?, 1930）觸發，倫弗瑞安排了「誰是凱爾特人？」這一章，考察印歐祖語傳播到西歐的過程中，凱爾特人（Celt）、凱爾特語（Celtic）等凱爾特的「民族性」（ethnicity）之起源。 比起其龐大的敘事，我個人更關注的是方法論觀點，亦即作者如何推演引導出凱爾特是「因相關、集合的相互作用而累積」，形成其「民族性」。這個論點與米爾斯在《誰是希臘人？》裡提出的答案：「他們始終處於形成的途中」彼此呼應，並且更為細緻。 假如參照倫弗瑞的考察，「中國」也可說是自史前以來各種族（ethnicity）在相互作用、交流中不斷累積、形成，現在也依然在相互作用中累積，處於形成途中的狀態。 現在的中國有五十六個種族居住在此，除了非洲和南北美的語言之外，漢語自不待言，包含使用印度伊朗語系的塔吉克族在內，這裡幾乎網羅了全世界所有語系（橋本萬太郎編《民族の世界史5 漢民族と中国社会》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當然，如此龐大的語系和種族之現狀，正處於「因相關、集合的相互作用而累積」的過程中。「中國」並非亙古不變。 本書提出與「中國」為相互關係的「天下」觀念，借用倫弗瑞的說法，嘗試將歷史上「天下」「中國」的政治整合體生成、變化過程，例如史前以來的貢獻制、西周以後的封建制、秦漢以後的郡縣制、王莽時期的古典國制，一直到隋唐時重回古典國制，視為一種「因相互作用而累積」的過程來進行討論。 「中國如何成為中國？」、「何謂中國？」，這樣的問題意識是否能在「因相互作用而累積」過程中具體開展，甚至，這種方法論觀點本身是否奏效，則有待繁體中文版讀者們的驗證。僅此為序。
臺灣版序（節錄） 第一卷嘗試從現在的中國回望，解讀中國的歷史，論述主題置於「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這個句子主語和述語都是「中國」，或許會有人不以為然，覺得不過是種同義反複（tautology）的修辭表現。然而在「中國」、「中域」這些漢字三千多年前剛出現的西周初期，當時的「中國」與今日中國，並不是單純的同義反複。 「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這個問題等於在探討「何謂中國？」。「何謂中國？」也是個常見的問題。不過仔細想想，要正確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甚至可以說，這是個沒有正確答案，或者說沒有單一答案的複雜問題。 提出「中國如何成為中國？」、「何謂中國？」這個問題時，我們在以中華為標題的第一卷中，聚焦於與「中國」相即不離的「天下」。我們試圖藉由思考「天下」和「中國」的相互關係，以投射出更加具體的「中國」。「天下」是大禹治水後創造的九州＝「中國」所形成的國土，因此又稱為禹跡。「天下」是以天子居住的畿內為核心發展出的中心周邊結構，也表現出天子與生民＝百姓的政治秩序。這同時也是「中國」的獨特國家概念。 與「天下」具備相互關係的「中國」，除了內部的中心周邊結構，也推展至外部，與東西南北等周邊地區和外部諸國形成中心周邊結構。當「中國」內部的中心周邊結構改變，包含日本在內的周邊含義也隨之改變。反之，當外部諸國、周邊地區出現改變，「中國」、「天下」的意義一樣會跟著改變。中國的意義在與周邊地區、外部諸國的相互關係中不斷變化。 試舉一例。西元六四六年，唐太宗李世民親征高句麗。高句麗某位官人（對盧）表示：「吾聞中國大亂，英雄並起。秦王神武，所向無敵，遂平天下，南面為帝，北夷請服，西戎獻款。」（《舊唐書．東夷傳高句麗》）在這段話中，中國與天下一致，周邊有北夷、西戎、東夷高句麗，各為服從、敵對的關係。 在約一世紀左右後所著的《大唐六典》中則將被八百多個羈縻州包圍的「中國」三百餘州這個領域稱為「天下」，並且在其周邊配置與其有朝貢關係的周邊各族。由此可見，「中國」和「天下」與周邊諸族的相互關係持續在消長伸縮。 連接兩個「中國」之間「如何成為」這幾個字，便是在探問「中國」與其周邊地區、外部諸國的相互關係之變化、歷史。本系列第二卷、第三卷將與北方草原地區及南方海域世界的相互關係也納入視野，再次探討「中國」。 探討著「何謂中國？」、「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這些問題寫就本書後，科林．倫弗瑞（Colin Renfrew）的論點（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1987）（日文版《ことばの考古学》，橋本槇矩譯，青土社，一九九三年）更加清晰地出現在我腦海。倫弗瑞運用考古學和語言學，找出兼養家畜的麥作混合農業發源地，還有印歐語系的原鄉，位於在一萬年前的安納托利亞西部（今土耳其共和國），之後混合農業和印歐語系隨著交易和交流，再廣傳到世界各地。這些傳播對東方的影響、痕跡，擴及到現今中國境內的東突厥斯坦。 受到約翰・米爾斯（J. L. Myers）的著作《誰是希臘人？》（Who were the Greeks?, 1930）觸發，倫弗瑞安排了「誰是凱爾特人？」這一章，考察印歐祖語傳播到西歐的過程中，凱爾特人（Celt）、凱爾特語（Celtic）等凱爾特的「民族性」（ethnicity）之起源。 比起其龐大的敘事，我個人更關注的是方法論觀點，亦即作者如何推演引導出凱爾特是「因相關、集合的相互作用而累積」，形成其「民族性」。這個論點與米爾斯在《誰是希臘人？》裡提出的答案：「他們始終處於形成的途中」彼此呼應，並且更為細緻。 假如參照倫弗瑞的考察，「中國」也可說是自史前以來各種族（ethnicity）在相互作用、交流中不斷累積、形成，現在也依然在相互作用中累積，處於形成途中的狀態。 現在的中國有五十六個種族居住在此，除了非洲和南北美的語言之外，漢語自不待言，包含使用印度伊朗語系的塔吉克族在內，這裡幾乎網羅了全世界所有語系（橋本萬太郎編《民族の世界史5 漢民族と中国社会》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當然，如此龐大的語系和種族之現狀，正處於「因相關、集合的相互作用而累積」的過程中。「中國」並非亙古不變。 本書提出與「中國」為相互關係的「天下」觀念，借用倫弗瑞的說法，嘗試將歷史上「天下」「中國」的政治整合體生成、變化過程，例如史前以來的貢獻制、西周以後的封建制、秦漢以後的郡縣制、王莽時期的古典國制，一直到隋唐時重回古典國制，視為一種「因相互作用而累積」的過程來進行討論。 「中國如何成為中國？」、「何謂中國？」，這樣的問題意識是否能在「因相互作用而累積」過程中具體開展，甚至，這種方法論觀點本身是否奏效，則有待繁體中文版讀者們的驗證。僅此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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