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適應：自傳縮影
出生在一九一四年之後的年輕世代，應該很難想像，我輩之人，兒時記憶的世界和現今之間的天差地別。面對這個崩潰帝國、共產主義、原子彈、亞洲民族自決和貴族沒落的世界，我努力使自己去適應，儘管只取得無關宏旨的皮毛成功。在這陌生而不安全的世界，沒人知道明天是否還活著，古老的國度像晨霧消散不復，對於年少歲月習慣世界亙古不移的人們，要相信當前所見所聞皆屬實在，而不是轉瞬即逝的夢饜，誠非易事。遙想孩提之年，堅若磐石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如今幾乎無一倖存。我成長的環境充滿了傳統的氛圍，我是由祖父母撫養長大的，父母在我未有記憶之前就過世了。
家學淵源
祖父（約翰‧羅素勳爵[Lord John Russell，1792－1878]），出生於法國大革命初期，拿破崙皇帝在位期間，擔任英國國會議員。祖父追隨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領導的輝格黨，他認為英國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敵視失之過當，還曾造訪流放厄爾巴島的拿破崙。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法案》 ，就是他參與提出，開啟了英格蘭邁向民主之路。墨西哥戰爭和一八四八年革命期間，他首度擔任首相（1846－1852）。祖父家學傳承貴族自由主義（aristocratic liberalism），獨樹一格的事蹟就是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 ，先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這種家學淵源之下，讓我走向共和主義的理論之路，強調信奉者容忍君主，前提是只要君主承認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不得民心就必須下台。祖父不是卑躬屈膝之輩，他曾向維多利亞女王解釋這種共和主義觀點，女王雖不全然認同，但還是封賜給他位於里奇蒙公園的宅邸，我在這裡度過了青春歲月。 耳濡目染之下，我襲取了不少政治觀念和期望，大致而言，保留了貴族自由主義，但是隨著情勢所趨而不得不拒絕了共和主義。
整體而言，世界各地呈現有秩序的進展，沒有爆發革命，戰爭逐漸止息，議會政治逐步擴展至尚未享有此等進步成果的不幸地區。我祖母很愛把她與俄羅斯大使的一席話，拿來當茶餘飯後的笑談。祖母對大使說：「有朝一日，貴國或許會出現議會。」大使期期以為不可：「上帝不容，萬萬不可啊，我親愛的勛爵夫人。」今日的俄羅斯大使，可能會給出相同的回覆，只需把第一個字詞改了就行。
變動的時代：希望與幻滅
那段時期的諸多希望，如今看來頗為荒謬。冀望民主降臨，但又認定人民應該會願意聽取老牌貴族的真知灼見。期望帝國主義必將敗亡，然而又想像只要英國自願放棄統治亞、非屬地，該等民族自然而然就能領略輝格黨、保守黨分庭抗禮的兩院制國會優點，並且在這些熾烈激情地區，複製國會兩黨領袖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 和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 平分秋色的議會對決。國會雙雄風雲際會年代，正是我浸淫濡染政治偏見的高峰時期。不列顛王國可能顛危覆亡的想法，壓根沒進入任何人腦袋。不列顛女神（Britannia）威震四海，萬邦臣服，這就是顛撲不破的永恆事實。
沒錯，這期間是有個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萬夫所指的卑鄙無賴，關於這點，倒也童叟無欺。不過，當時也普遍認為，德意志民族有歌德、席勒一脈相承的高度文明遺產，必能阻止德國人不至於被這莊稼莽夫拖向萬劫不復的絕路。在不那麼遙遠的過去，確實曾有暴亂發生，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民眾抗暴超之過火，官逼民反容或情有可原；但是反過來看，反革命人士對於革命份子暴亂造反的批評詆毀，也失之誇大失真，況且若不是歐洲其他各國對法國進步派立場的愚蠢敵視，這一切原本也不至於會發生。
或許我們也該承認，在英國，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 斬首英王的舉動，也是做得很過分。但是廣而言之，任何對抗國王的舉動都應該給予掌聲，除非反抗王室之舉是出於貝克特（Thomas Becket，1118－1170） 之流的神職人員，這也確實發生過，在這種情況，就應該轉而支持國王。
童年與青少年
祖父家裡的氣氛是清教徒的虔誠質樸、清心寡慾。每天早晨八點，闔家祈禱。儘管有八名僕人，但餐桌上總是斯巴達風的清湯寡水，都已經這樣簡樸了，若有任何稍微講究的飲食，也會認為孩子們不該吃得那麼好。比方說，如果有蘋果派和米布丁，那我只能吃米布丁。一年四季，堅持我都得洗冷水澡。每天早晨，壁爐火還沒點燃，我就必須練習鋼琴，從七點半彈到八點。沒到夜幕低垂，祖母從不允許自己坐上靠背扶手椅。在他們眼中，煙、酒絕非好東西，迫於宴請賓客的社交習俗，才會勉強提供酒水，聊備一格。唯一重視的只有美德，為了獎勵美德而犧牲智識、健康、幸福，以及所有世俗美好之物，在所不惜。
對於此等束縛身心的家庭氛圍，我首度發難叛逆，是出於智識的緣故。我從小獨自一人、內向害羞、一本正經。我沒有體驗過小男孩的玩伴歡樂時光，但也不覺得錯過那樣的歡樂而感到遺憾。不過，我對於數學卻是情有獨鍾，家人對於數學卻是多所懷疑，因為似乎無助於提升道德涵養。我也不認同家人的神學觀點，隨著年紀越長，對哲學興趣也越趨濃厚，他們對此則是強烈反對。每次提及哲學話題，他們毫無閃失，絕對一字不差重複：
「什麼是心？無物一身輕。什麼是物？何必多掛心。」
（What is mind? No matter.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
一開始聽來或許還覺得頗為新鮮、好玩，但每次都這樣講，重複聽了五十、六十次之後，就覺得了無新意。
劍橋大學時期
十八歲，我上劍橋念大學，恍然發現，周遭聽見的語言如此自然、一見如故，簡直難以置信。如果我把腦子裡的想法說出來，沒人會瞪大眼睛，好像我傻氣瘋癲；也沒人會斥責我，彷彿我犯了什麼滔天大罪。早些年，我生活在暮氣沉沉的拘謹環境，鼓勵病態的道德觀，到了癱瘓心智的地步。如今離家踏進大學校園，來到重視心智和思考清晰的世界，找到自由自在的天地，那感覺真是讓人醺然如醉。
有人說，接受非正規教育，很難適應世界。這樣的經驗倒是沒發生在我身上，我在劍橋大學如魚得水。第一學期，就結交了好幾位畢生摯友，再也不必獨自啃噬慘綠少年時期幾乎無以忍受的孤獨。劍橋前三年，主修數學；大四，鑽研哲學。後來，我對當年老師所教的哲學逐漸感到不以為然，但當初學習過程確實是滿愉悅的，為我打開引人入勝的新鮮問題，我滿心期盼有能力去解決該等問題。我特別著迷於有關數學基礎學理的問題，我希望相信某些知識有著確鑿無疑的根基，並且認為找到這類知識的最大希望所在就是在數學。於此同時，我明顯看出，老師教的數學命題證明有所謬誤。我雄心勃勃希望未來能發展出更好的證明方式。日後的研究證實，我這方面的期望在某些部分是合理的。但是，這也花費了我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才找到所有似乎可能的證明，而且甚至遠遠達不到我年輕氣盛的期望。
職業路線的抉擇
完成劍橋學業之後，我面臨職業路線的抉擇，必須決定未來生涯是要投身哲學，抑或是要踏上從政之路。十六世紀以來，羅素家族一直是政治世家，世代相承多是從事政治工作，投入其他事業的想法被視為數典忘祖。一切都顯示，如果我選擇從政，自然而然會一帆風順。時任愛爾蘭政務司長的約翰‧莫雷（John Morley，1838－1923） ，安排職位給我。英國駐巴黎大使杜弗林侯爵（Lord Dufferin，） ，安插我進入巴黎大使館任職。家人想方設法，對我頻頻施壓，令我一度左右為難，只是哲學的魅力終究難以抗拒。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遭遇的重大衝突經驗，很是痛苦煎熬。從那以後，我經歷的衝突如此之多，以至於許多人想當然認為，我應該是頗為樂在其中。然而，如果可能，我應該是會樂於與所有人和平相處。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深刻信念，迫使我不得不堅持意見分歧的立場，甚至在我最不樂見衝突發生的場合，也只能忍痛堅持到底。不過，在決定選擇哲學做為終身志業之後，滿長一段時間，一切倒是出奇的平順。我多半生活在學術氛圍中，追求哲學並不被視為古怪蠢蛋。
反戰
一切都很順遂，直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我認為，對於雙方陣營列強來說，這場戰爭都是愚蠢至極的罪惡。我希望英國保持中立，但結果並沒如我所願，我持續不斷抗議，昔日老友紛紛與我畫清界線，更讓我憂心忡忡的是，整個國家的潮流趨勢與我扞格不入。我只能返回自身，寄望於我幾乎不知道自己可能擁有的力量來源。內心深處是有某種東西，如果我是虔誠的信徒，那應該可稱之為「上帝的聲音」，呼喚我不得不堅持下去。
不論在當時，抑或是後來，我從沒認為，全部戰爭都是錯的。我譴責的就是那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不是全部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就認為有其必要，這不是因為我改變了對戰爭的看法，而是因為情況有所不同。實際上，二次大戰之所以不可避免都是由於一次大戰導致的結果。拜一次大戰之所賜，後來才催生了俄國共產主義、義大利法西斯，以及德國納粹。我們也得歸功於一次大戰的遺毒，創造了動亂不安的世界，讓我們有充分理由擔憂二次大戰絕非最後一次大戰，而且在戰後的世界，還得面對俄共暴政恐怖，德、法和昔日奧匈帝國覆滅之後的大規模文明傾頹，亞洲、非洲混亂局勢遍地狼煙，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舉世惶惶不可終日。罄竹難書的邪靈惡魔，雨後春筍般湧現無可避免的當代希臘悲劇重演，這一切全都是源自於一次大戰的餘波盪漾。
相對來看，倘若英國在一次大戰保持中立，這一切將會有何等不同的景況。戰爭不至於持續太久，德國應該會獲得最終勝利，美國不會捲入戰爭，英國仍可維持強大繁榮。德國不會推向擁抱納粹；俄國雖然仍會發生革命，但極有可能不是共產革命，因為短暫的戰爭不太有可能讓俄國陷入一九一七年全面混亂失控的局勢。雖然在我們這邊的戰爭宣傳之下，德意志皇帝統治的德國（Kaiser's Germany）被醜化為滅絕人性的邪惡帝國，但實際上只是虛張聲勢，甚至有點荒謬可笑。我曾在德意志帝國居住過，知道那個國家的進步力量非常強大，相當有希望成為邁向繁榮進步的國度。德意志帝國的自由程度，遠遠超出目前不列顛群島和斯堪地納維亞半島以外的任何國家。根據當時我方陣營的說法，一次大戰是爭取自由、民主、對抗軍國主義的戰爭。但是戰爭影響所及，自由反倒凋萎枯零，軍國主義蔓延擴張。至於民主，仍然疑雲密布，前景未明。我有時不免會想像，如果英國在一次大戰保持中立，德國迅速獲勝終結戰爭，世界是否就不至於淪落至如今這般惡劣的境況。
基於上述理由，我從沒想過，我當時的反戰立場有任何不對。我也沒有後悔，在戰爭的那些年當中，竭力呼籲說服眾人，德國人並不像官方宣傳那樣萬惡不赦，因為後續發生的許多暴戾禍害，很大一部分，乃是《凡爾賽和約》嚴苛懲罰之下的民怨反彈，而且如果不是普遍對於邪惡帝國的極度恐慌心理作祟，根本不可能定下如此泛道德的空前嚴苛條約。相對地，二次大戰的情況則是截然不同。很大程度上，乃是由於我們的愚蠢所致，面對納粹德國，終需團結奮戰，否則就無以維持可承受的人類生存處境。如果俄國人要稱霸荼毒全球，對他們宣戰恐怕也是無可避免。只是，所有這連串慘絕人寰的悲劇，追根究柢，全都是導源於一九一四年諸多錯誤的連鎖後果，如果當初避開那些錯誤，這一切就不至於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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