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剃度後，病人紛紛向我傾訴
①病人傾訴的並非身體的病痛，而是埋藏在心底的話
臉上出現護身符的形狀
我成為阿闍梨，離開高野山之後，再度投身護理師的工作。參與四度加行之前，我兼任家訪護理師與醫院勤務，復職後又重返這兩項職務。
下山後，再度蓄髮也無所謂，但我仍然維持剃度的模樣。前往曾經家訪照護過的病人住處時，我暗自擔心：「說不定會招人厭惡。」沒想到，竟然出乎意料地大受歡迎。「哦，原來是你呀！」病人沒有追問關於我出家的細節，將我迎入屋內。緊接著，病人的話題突然一變――
病人指著自己的臉頰問我：「欸，你瞧瞧這兒，看起來像什麼？」我湊上前仔細觀察：「像什麼呢？」，病人回答：「你看不出來是護身符嗎？」
這位病人癌症復發，已經是末期階段。病人表示，癌症初期曾住院治療，隔壁病房的病人送給他這個護身符，受到庇佑而康復出院。十二年後癌症復發，這次病情太嚴重而留在家中療養，臉頰上竟然出現護身符的形狀。「我告訴兒子這件事，卻被嘲笑『你在胡說八道什麼！』既然你是尼姑，應該知道不少這一類不可思議的故事吧？」這位病人以前常把他的身體狀況掛在嘴邊，這是第一次談論這種話題。
無法向身為護理師的我說出口的話，面對身為僧侶的我便能侃侃而談。比起身體狀況，或許他從很早以前就希望像現在這樣吐露埋藏在心底的話。由於擔心「護理師看起來很忙，說不定對她造成困擾」、「說出這種話很可能被嘲笑」而難以啟齒。
可惜的是，這位病人已經過世了。我很慶幸他說出「護身符現形」的故事，讓他在臨終前更加舒坦安心。
只想傾訴，不需要回答
我有時以僧侶而非護理師的身分，訪視居家療養的病人。以僧侶的身分前往訪視，並不是為了向病人宣揚佛法或讀經。而是與邁入人生最後階段的病人面對面，作為「臨床宗教師」來撫慰病人的心靈，傾聽他們訴說。
這些病人表示，無論向醫療人員說什麼，只能得到「請你這樣做」的解決辦法，實在令人心累。
舉例來說，病人告訴護理師：「對某件事感到困擾。」對方只會回答：「既然如此，你試試這麼做。」或是「因為你做了這些事，才造成那樣的結果。」對病人而言，他們只想抱怨「感到困擾」、「不喜歡這樣」，護理師卻提出各種解決辦法，讓病人感覺被說教責備一頓。站在護理師的立場，聽到病人表示「很困擾」，又無法放著不管。為了幫助病人，總得提出些許建議才行。
要求家屬傾聽病人抱怨，也是很困難的事。家屬聽過一、二次之後，每每聽到重複的內容就會吐槽：「又來了！」、「你說這種話也無法改變現狀啦！」家屬其實也很煎熬，實在沒有多餘的心思耐著性子傾聽病人的心聲。
我身為護理師，非常了解護理師的思考與行為模式。假如病人表示：「最近手腕沒有力氣。」護理師立刻擔心病人是否肌力減弱，肢體可動範圍到達何種程度。「你拿得動杯子嗎？」、「三餐正常嗎？」、「排泄狀況如何？」藉由拋出一連串問題，設法擬定適當的配套措施，建議病人：「即使手腕無力，也要努力動一動比較好喔！」、「萬一拿不穩而打破杯子很危險，請改用塑膠杯吧！」
進一步仔細想想，要求病人努力動一動代表什麼意思呢？已經進入臨終狀態的身軀，無論再怎麼努力動一動，亦無法扭轉現況變得更強健。即使動一動對身體有益，病人運動手腕的時間也不可能太長。向「早已拿不動陶瓷杯」的病人提議「改用塑膠杯比較安全」，反而可能讓病人遭受二度打擊。
當然，這些建議絕非沒有用的風涼話，它們能夠提醒病人避開可預期的危險，也能預防意外事故。協助病人改善狀態，或許能稍微延長病人的壽命，這就是醫療人員的使命。醫療人員貫徹這項使命，才能夠拯救更多人。然而，對於已經邁入人生最後階段的病人來說，他們的必需品與其他人略有不同。
②從「護理師」轉變為「具備護理師資格的僧侶」
剃度後的家訪照護經歷
離開高野山後，我與原本的服務單位討論復職事宜，提到以剃度的模樣進行家訪照護是否合宜。萬一家屬抱怨：「還不到尼姑出場的時候吧！我們又沒叫你來！」該如何應對。總之，先試一次看看吧！假如在現場遭受非常惡劣的反應，就戴假髮遮掩。於是我動身前往「出現護身符的形狀」那位病人的家。結局如同前文所述，一切順利。
接下來， 我以剃度的模樣繼續拜訪其他病人的家。即使對方露出「咦？」的表情，從來沒有人問我：「你怎麼了？」進行數次訪視之後，對方或許暗自思忖：「看她的樣子，即使問了也沒關係吧？」果然經過二、三個月之後，終於有人問我：「這是怎麼一回事？」
有趣的是，詢問我出家理由的全都是女性，男性一直假裝什麼都沒看見，彷彿渾身散發出「什麼都嚇不倒我」的氣魄。與剃光頭的病人聊到：「我們兩人的造型一樣。」他總算第一次正眼打量我：「你怎麼啦？」
總而言之，大家都是成熟的大人，看見對方的一瞬間，儘管心裡想著：「發生什麼事？」也不會開口詢問。自己飽受病痛折磨，會更加考慮對方的感受。大家的體貼真讓我過意不去。
我深刻體會到，成為僧侶、以僧侶的姿態示人，為照護現場帶來許多益處，但也不是每個地方都這樣。在病人的家裡和安寧緩和醫療病房的效果不錯，至於加護病房（ICU）和聚集癌症病人的外科醫院就不太合適。加護病房裡的每個人都拚命想要活下去，僧侶在那裡只會被嫌棄「時候未到啦！」，頂著光頭在外科醫院很容易被誤認為抗癌藥物的後遺症。「你也是啊？」面對其他病人散發的親切感，假如回答：「不是。」未免太不近人情，又不可能謊稱：「對呀！」有鑑於此，我在醫院值勤時都會戴假髮。
以下是我的親身經歷――
我去公共澡堂洗澡，一位乳癌病人誤以為我也是癌症病友，向我靠近搭話：「我們一起加油吧！」她偷偷瞄了一眼我的胸部，確認我的胸前沒有手術疤痕，便問我：「你之後才要動手術嗎？」我實在不忍心拂逆她的好意而說不出「不是。」只好含糊其辭：「對啊⋯⋯。」
經過這件事之後，只要有癌症病人在場的地方，我都會特別謹慎行事。
僧侶的「外儀」讓病人敞開心房
結束修行之後，雖然允許重新蓄髮，我依然維持剃度的模樣，平時穿著袈裟。這種儀容稱為「外儀」，我認為能夠向其他人傳達某些訊息，例如：「可以放心向此人傾訴。」、「這位僧侶與現世利益並無關聯。」
「外儀」包括向他人展現的儀容、以及呈現在他人眼中的模樣。必須端正威儀，修行時對這一點的要求非常嚴格。僧侶向佛壇頂禮膜拜時，背後的模樣被其他人一覽無遺。假如無意間踩到袈裟、正坐時無精打采地駝背、行為舉止不夠嚴謹端正，即使自己沒有發現，身後的人全都看得一清二楚。民眾不會感激用這種外儀來誦經的僧侶。
最重要的首要關鍵就是端正自己的站姿舉止。一旦端正了站姿舉止，心靈自然變得肅然莊重。
然而，維持這種模樣其實帶來不少困擾――被誤認為男性、搭乘女性專用車廂被阻擋、進入女用澡堂嚇到其他人、使用女廁被投以懷疑的眼神……等等。甚至還有女高中生互相打賭猜測我到底是男是女。
只是剃掉頭髮，周遭的人看我的眼神就變了。有些人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瞧，有些人目光閃躲不願直視，這些都是以往從未遭遇過的體驗。雖然我個人微不足道的經驗無法相提並論，我總算稍微理解因為抗癌藥物的副作用或其他原因失去頭髮之人的心情。我進一步體悟到，其實周遭的人直接發問，反而讓當事人鬆一口氣。
一般人面對因為癌症失去頭髮的人，通常目光閃躲不願直視，也不敢提及相關話題。實際上，假如當下的情況合適，直接開口詢問也沒關係。比起病人主動表示：「其實啊……」其他人先發問：「你怎麼了？發生什麼事？」更能讓當事人鬆一口氣。這是我體悟到的心得。
這個道理不僅限於髮型，面對手腳殘缺的人亦是如此。當然，交談時一定要考量與對方的關係以及當時的情境，我們仍要盡可能率先開口詢問。舉例來說，看見手指殘缺的人，可以主動問他：「這是什麼意外造成的？」對方回答：「在工廠操作車床時受傷。」接著仔細描述發生意外的過程。每個人心底其實都渴望有人願意傾聽自己人生中發生的重大事件。而我身為僧侶的外儀，促使病人敞開心房願意讓我提問。
以往感受到沉重的氣氛就想逃避
現在的我非常重視傾聽其他人的心聲，以前的我卻對此避之唯恐不及。身為醫院的護理師，一天負責照顧大約十位病人。在時間限制的壓力下，必須完成的工作堆積如山，實在無法花費三十分鐘至一小時與一位病人談話。然而，這些都是我的藉口。其他人還是有辦法在百忙之中與病人好好說話。
老實說，根本的原因在於我沒有那麼寬闊的胸襟。即使胸襟不甚寬闊，察覺危險的雷達倒是挺發達，我能夠看出：「這位病人似乎懷著沉重的負擔，可能長篇大論說個不停。」這種情況下，即使沒有人呼叫我，我也會謊稱：「不好意思，其他人有事找我。」趕緊落荒而逃。病人說：「現在死了也無所謂。」我含糊其辭地回答：「你說的是什麼話！」、「請別這麼說。」根本不想認真傾聽。
當時的我介於三十至四十歲之間，看多了病人過世的場景，從來不曾嚴肅正視並思考死亡相關的議題。有些人二十幾歲或三十幾歲時，精神層面已成長得相當成熟，願意勇於面對死亡議題，我卻做不到這種程度。我一直到了超過五十歲之後，總算能夠正視死亡。
我剛成為護理師時，被分配到心臟血管外科。大約過了一、二個月，第一次親眼目睹病人過世的場景。病人的狀況突然急遽變化，過世時的樣貌讓我大吃一驚，忍不住低聲啜泣，招來前輩的嚴厲斥責：「你再怎麼哭，工也不會提早完成啦！」
為了病人過世而嚶嚶啜泣，實在不太雅觀。身為護理師竟然如此不專業，更讓我心生愧疚。作為專業人士，應該展現專業的態度，隨時保持平常心來處理工作。當時的我是這麼想的。
逐漸累積經驗的我，越來越擅長屏蔽自己的情緒。以往每當我無法截斷內心的感情，病人和家屬的情緒就會衝擊進入我的心裡，連帶使我感染悲傷的心情。我之所以深受病人和家屬的情緒影響，正是因為我嚴肅看待病人的死亡，將原本的自我從這個情境當中抽離所造成的結果。這只是我個人的情況，一定有其他人能夠做到即使不與病人的情感波動同調，也能認真面對病人。
順帶一提，現今的護理學校和醫療現場已經不再要求護理師「不准哭」或「屏蔽自己的情感」。當然也不能放任自己完全被病人和家屬的情緒牽著走，過度傷感而引發憂鬱症。除了叮囑護理師重視自我控制以外，也倡導悲傷的時刻就該顯露悲傷。
無效治療引起的違和感
即使我逃避不敢認真面對病人，不代表我未曾深思熟慮過。
我最初被分配到心臟血管外科，緊接著是腦外科。隨著資歷增長，我服務過消化器官外科，最後是乳腺外科。我一直待在外科領域，病人過世的案例非常普遍。尤其後來的消化器官外科與乳腺外科，大多數病人在接受癌症治療的過程中過世，我經常目睹病人最後一刻離世的場景。
當時安寧療護觀念尚未普及，病人的平均年齡比現在年輕，醫界瀰漫著一股「若不接受治療，就是向疾病認輸」的氛圍。因此，直到人生終點的最後一刻仍持續積極治療。
手術後，為了預防癌症復發而進行抗癌藥物治療；無法切除腫瘤，只能進行抗癌藥物治療；癌症復發之後進行抗癌藥物治療。為了治療癌症，理所當然進行抗癌藥物治療。當時抗癌藥物的副作用非常劇烈，病人一旦開始療程就會感到非常難受、渾身乏力，完全無法做任何事。即使醫師心底的真實想法是「其實沒什麼效果」，嘴上卻鼓勵病人：「要加油喔！」病人也把醫師的話當真，提起精神對抗病魔，以至於病人到死之前依然持續進行抗癌藥物治療，臨終時點滴還掛在身上滴個不停。
看著這樣的病人，他們明明還有其他的選擇，卻全都被抹煞了。假如不接受抗癌藥物治療，病人還保有些許行動力，能夠在剩餘的時間裡去泡溫泉、盡情享用喜歡的美食。這些接受抗癌藥物治療的病人一心一意努力對抗病魔，礙於副作用實在太難受而什麼都吃不下，哪兒都去不成，只能躺在床上無法動彈直到嚥氣。無論是否接受抗癌藥物治療，恐怕都無法改變人生最後一刻來臨的時程。既然如此，明明有機會享受最後這一段時間，卻白白浪費掉了。這個想法不斷在我的腦海中盤旋。
站在護理師的立場，為了遵守院方的理念方針，無法向病人坦言這些想法。醫院告訴病人：「打起精神，接受治療，加油！」護理師實在沒辦法在一旁唱反調：「不治療也沒關係。」
另一方面，病人本身也猶豫不定，遲疑這麼做真的好嗎？病人喃喃自語：「真的治得好嗎？」護理師當然不敢誇下海口：「治得好！」也不敢建議：「立刻停止治療，去溫泉旅行吧！」我對這樣的自己感到「十分厭惡」，只能悶悶不樂含糊其辭，趕緊逃離現場。
如今，當病人質疑：「真的治得好嗎？」、「我會死嗎？」我能夠坦率地回答：「每個人總有一天都會死。」然而，我是以僧侶的身分才能這麼說。若身為護理師的我說了同樣的話，大概會遭到病人怒罵：「你別胡說八道！」
闡述生存之道的僧侶，具備專業技能的護理師
剛剛完成得度儀式的那段時期，經常有人問我：「你現在是僧侶，還是護理師？」、「比較偏重哪個身分？」當時我絞盡腦汁思考後回答：「現在有八成的比例是護理師。」或「現在兩種身分是五五波。」漸漸地，我開始覺得這樣的想法有點奇怪。我花一了段時間才終於適應同時身兼僧侶和護理師兩種身分的狀態。
畢竟，我就是我，兩者皆非，亦兩者皆是。進一步來說，我認為僧侶意味著看待事物的思考方式，也就是生存之道，護理師則著重在技能層面。護理師具備專業技能，以此作為謀生的職業。
另一方面，這個世界上有將護理師視為生存之道的人，亦有努力學習作為僧侶所必備技能的人。例如在喪禮或類似的場合，與其喋喋不休闡述生存之道，人們更希望僧侶有能力主持一場符合規範、儀式完整的法會。有鑑於此，那些擁有固定捐獻信眾的寺院，其繼承人或年輕的住持都會積極參加佛法研究會等各種讀書會，精進佛法相關的技能。
我的老家既不是寺院，我也不需要主持喪禮。我以僧侶的身分傾聽末期病人說話時，從來不曾提起佛法相關的話題。偶爾會應病人的請求為其誦經或念誦真言，病人沒有提出要求，我什麼都不會做。末期病人的病床之前，不需要追求作為僧侶的技能，這些技能亦不適用於這種場合。
當然，從佛教當中習得的思考與感受方式，已經成為我的根基，但我不曾用「釋迦摩尼這麼說」的方式來表達。即使寺院邀請我去演講，我依然只會用自己的話語來分享自己的想法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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