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國為什麼要打一場幾乎「穩死」的戰爭？〉
一八四〇年，英國對清帝國開戰之後，在長達一年多時間裡，沒有任何一個清帝國的官員敢將英方的外交文書向道光皇帝呈報。道光皇帝始終未能掌握真相、進入狀況，他一直以為是海盜騷擾、不足為慮。這不是因為道光皇帝能力不足、智慧不夠，而是他被各級官員上奏的錯誤資訊誤導，一錯再錯、一敗塗地。
直到英國艦隊從南到北一路攻城略地，道光皇帝才意識到事態嚴重，先後撤換幾批欽差大臣和前線指揮官——從漢族能臣林則徐，到身經百戰的老將楊芳；從深受寵愛的親侄兒奕山，到頗具人望的蒙古貴族裕謙，能用的人都用了，卻統統敗下陣來。大小官員個個謊報軍情、欺上瞞下，明明是「屢戰屢敗」，卻號稱「屢敗屢戰」，以此騙取朝廷的賞賜。
七十歲的老將楊芳，此前平定白蓮教、天理教和張格爾叛亂，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眼前的英國人是「陌生的敵人」。他對付英國人的錦囊妙計是「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載以木筏，出禦敵人」。當這一招不管用之後，楊芳私下裡派廣州知府告訴英國特使義律（Charles Elliot），假如皇上還要作戰，他會先行告知，雙方可以在廣州城外某個安全的地方，友好地安排一場假戲假做的戰役。那時，還未發明攝影機，否則楊芳真有可能拍攝一段雙方假作戰的影片，送到紫禁城裡道光皇帝御前，逗皇上開心。戰場上的勝負不重要，皇上開心才重要。
前線吃緊，道光皇帝派出身為「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的堂侄奕經南下「討逆」。奕經抵達蘇州後，急於享受蘇州這個溫柔鄉的程度遠大於對英軍開戰。他從未認真擬定作戰方案，他是旗人，又是附庸風雅的士大夫，喜好書法、辭章、詩歌和繪畫。其隨營畫家窮數月心血，畫好一幅《如意指揮圖》，主角奕經威風凜凜，將洋人打得落花流水。奕經動員有文才的幕僚，舉辦一場作文比賽，徵求詞藻最華麗、最動人心弦的「勝利宣言」。一位幕僚讀了中頭獎的雄文之後說：「洋洋巨篇，典麗堂皇。」奕經拿出跟楊芳相似的妙計：反攻寧波之前，由軍費中撥錢出來，買了十九隻猴子，想把鞭炮綁在猴子身上，丟到英國軍艦上。但因找不到帶猴子靠近英國軍艦的人，勇敢的猴子們未能出征。等到英軍上岸攻城略地，飼養員馮氏匆匆逃逸，這批「孫悟空」慢慢餓死在其前廳，成為人類異想天開及粗心大意的犧牲品。
歷史學家蔣廷黻指出：「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拼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歷史學者茅海建指出，對近代化的敵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解決。不是滿朝文武不努力，而是他們渾然不知近代化為何物。《清史稿》評論說：「奕山、奕經，天潢貴冑，不諳軍旅，先後棄師，如出一轍，事乃益不可為。其人皆庸闇不足責，當時廷臣不能預計，疆吏不能匡救，可謂國無人焉。」奕山、奕經如此，道光帝亦如此。道光帝救不了大清，即便康熙大帝復活亦無能為力，正如美國學者藍詩玲（Julia Lovell）所說：
這種情況不免讓人心生懷疑：清代中國是怎樣的政治、社會聚合體，一場抵抗外國侵略者的血腥鬥爭，對很多人而言竟變成不容錯過的好機會，可以詐欺政府，驅使無知、沒受過訓練的人民，去打一場幾乎穩死的戰爭。……從十八世紀進入十九世紀，中國被視為流氓國家：一個龐大、軍事化、不相容、有敵意的國度，拒絕按照最近由歐洲發明的國際遊戲規則行事。
戰爭期間，帝國的外強中乾一覽無餘：皇帝瞎指揮、大臣和將官瞞和騙、民眾袖手旁觀，上下級之間的信息溝通渠道完全堵塞、斷絕。缺乏現代國家意識，失去凝聚力和核心價值的「命運共同體」，只要遭遇外力輕輕觸碰，就如同蛋殼般破碎了。
戰後，「鴉片戰爭綜合症」成為久治不癒的沉痾，直到今天中國仍深陷於其中而不能自拔。什麼是「鴉片戰爭綜合症」？即秦漢天下秩序蘊含的反現代化本質，在遭遇現代西方的全球貿易衝動和西發利亞的國際體系衝擊時，產生的排他性「過敏」反應。
軍事的失敗不是致命傷，《南京條約》也不是多大的恥辱——其中關於國際貿易的條款，很多是一個半世紀後中國加入世貿時渴求得到的待遇。失敗以後不明了失敗的理由，不願改革，那才是致命傷。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的精神狀態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
對清帝國，「鴉片戰爭」只是皮肉之傷，除了東南沿海幾個省分，老大帝國其他區域無動於衷，它所造成的實際傷害遠不及十多年後的太平天國叛亂。一般士大夫只是將之視為「島夷騷動海疆」，魏源事後追記，用的標題居然是《道光洋艘征撫記》，彷彿朝廷打了勝仗。
胡林翼是清帝國「同治中興」的四大名臣之一（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是湘軍中僅次於曾國藩的第二號人物。
《清史稿》中說，胡林翼年僅四十九歲即嘔血而死，是哀悼咸豐帝之死悲傷過度，以此將其塑造成忠臣之典範。其實，胡林翼之死另有原因。曾為曾國藩幕僚的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記載，胡林翼臨死前，正是清軍圍攻安慶之時。只要攻克安慶這一「鎖鑰」之地，即可將太平軍勢力分而殲之。在安慶戰役之前，胡林翼前往視察戰場地形，胸有成竹地笑道：「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懼也。」但行之江邊時，他見到兩艘洋船鼓輪西上，速度之快，非尋常風帆所能及，遂「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
面對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胡林翼頗有周瑜「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之氣度。太平軍是內憂，是農民起義，是冷兵器的戰爭，歷史上經歷過太多次，用老祖宗傳下來的經驗足以應對。然而，當他看到洋人的蒸汽渡輪開到內河，清廷卻還在用快馬驛站來傳遞消息，洋人之強與中華之弱，天差地別。帝國夜郎自大太久，早已被西方遠遠拋離。與即將鎮壓下去的太平天國叛亂相比，洋人的船堅砲利才是難以招架的外患。此時此刻，胡林翼大概想到「防兵潰散，鳥駭獸散」的失陷的京城，想到死不瞑目的皇上。因思慮過度，病情加重，不數月間，就病歿於軍中。不過，他因此不必像曾國藩，雖力挽狂瀾、位極人臣，偏偏因為處理天津教案向洋人屈服而招致謗滿天下，幾乎晚節不保。
胡林翼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西人的到來，讓菁英階層的儒家知識和歷史經驗變得不夠用。廣東巡撫黃恩彤上奏說：「迨英吉利互市開頭，粗就條理，而米利堅、佛蘭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幹。其餘各小國亦竊睨其旁，妄生覬覦。洵數百年來中外一大變動也。」薛福成說：「自古邊塞之防，所備不過一隅，所患不過一國。今則西人於數萬里重洋之外，飆至中華，聯翩而通商者不下數十國，其輪船之捷，火器之精，為亙古所未有，恃其詐力，要挾多端。違一言而瑕釁迭生，牽一發而全神俱動，智勇有時而並困，剛柔有時而兩窮。」李鴻章更是將此「變局」提升到數千年未有的更高層級：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垺，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路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胡林翼之嘔血而亡，李鴻章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意識，是「亡天下」的危機迫在眉睫。「亡天下」比「亡國」更可怕。按照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說法：「易姓改號，謂之亡國。」意即皇朝更替、國號變更是「亡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衛政權，是當政者的事，跟老百姓沒有關係。換言之，「亡國」只是上層權力轉移，不必為之哀哭切齒。
比王朝更重要的是「華夏」，即「文化中國」。《春秋左傳正義》中說：「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族是以文化劃分的。孔子的「華夷之辨」——判斷某人是否屬於華夏民族，不以種族血緣為標準，而以文化禮儀做度量。以此而論，元、清兩代入主中原，於血統而言乃外族入侵，在文化上卻奉中華正溯，依然屬華夏文明史的一部分。
與「亡國」對立的概念澤是「亡天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若文化被連根拔起，倫理被拋棄，則天下秩序就被顛覆了。
簡言之，政權覆滅而文化不亡，是為亡國；政權覆滅且文化斷絕，則是亡天下。士大夫可以接受明清易代，雖是異族入主中原，華夏衣冠不存，但三綱五常仍被統治者當作「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算不得亡天下。但到了清末，西學直接撼動儒家文化根基，亡天下的危機近在眼前。
曾以犬羊論夷夏又以夷夏比中西的中國人，第一次嘗到被別人歧視的滋味。中國曾亡於蒙古人和滿洲人，但蒙古人和滿洲人多多少少接受中國的教化，甚至被中華文化同化，中國人的自尊心得以彌補。這一次，西方人不僅用船堅砲利打敗中國，而且從根子上否定中華文化的優越性。英國外相巴麥尊自始即把中國歸入「半開化」國家，參與起草《天津條約》的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日記中稱中國人是「蒙昧的民族」，做了清帝國總稅務司的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把雇主稱作「亞洲的野蠻人」。中國的華夷之辨被這種前所未有的「逆向種族歧視」徹底翻轉。
清帝國的統治者和士大夫階層如何回應「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及「亡天下」的危機呢？
（摘自《華夏轉型兩百年》，〈第二章 現代化的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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