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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美蘇對峙的態勢已然成形，影響到美國的全球佈局以及爾後許多國際事務的處理（包括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與戰犯的究責）。二戰結束後，一種不見硝煙的「戰爭」悄然出現於美蘇之間。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倫敦《論壇報》（Tribune）的〈你與原子彈〉（“You and the Atom Bomb”）一文中，首創「冷戰」（coldwar）一詞來形容這種新世界觀（9），以及有別於「熱戰」（hotwar）的另類戰爭。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國外交暨戰略家肯楠（George F. Kennan）在署名 X 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蘇俄行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一文中，指出蘇俄在東歐、中國、朝鮮、越南、非洲等地的擴張，主張「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於蘇聯的任何政策的主要因素顯然必須是長期、耐心但堅定並警覺地圍堵蘇俄的擴張傾向」（575），以各種可能的方式來削弱對方。此即主導後來數十年國際局勢的「圍堵政策」。
為了扼阻共產主義，二戰後躍居超強的美國，以自由世界領袖自居，號召理念相同的國家建立聯盟，在歐美大陸邊緣構築防線，圍堵另一超強蘇聯及其共產主義盟邦的勢力發展，任何可能導致敵消我長的策略都在考慮之列。因此，除了政治、軍事、經濟等措施，文化外交也成為重要選項。這些文化外交活動由美國新聞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簡稱 USIA〕）主其事，運用底下的分支機構，包括各地的美國新聞處展開對外宣傳與交流，目標在於散播美國意識形態、形塑美國文化霸權、執行教化任務（civilizing mission），以圍堵共產主義。
以往有關冷戰的研究多集中於美國與歐洲。較早的如惠特菲爾德（Stephen J. Whitfield）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作為歷史的文化冷戰〉（“The Cultural Cold War as History”），提醒任何對於這段時期好奇的讀者，「要以既全球（作為地緣政治競爭）又在地的眼光來考量冷戰。」而他所謂的「在地」便是美國：「一九五○年代的反共恐懼如何影響美國社會？紅色恐怖（the RedScare）對於一般美國生活產生什麼結果？」（389）。該文也指出，「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審查了如此眾多的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以致其檔案已成為文化冷戰的關鍵參考文件」（385）。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一九九九年的《文化冷戰：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文藝世界》（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為研究美國文化冷戰的代表作，探究美國如何投入大量資源，由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透過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等機構，於西歐秘密進行文化宣傳，包括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藝術展覽、國際會議、音樂會、出版等，「以助一臂之力，讓西歐知識分子放棄對馬克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殘留的迷戀，更接受『美國的方式』」（1）。
魯賓（Andrew N. Rubin）二○一二年出版的《帝國權威的檔案：帝國、文化與冷戰》（Archives of Authority: Empire, Culture,and the Cold War）則透過大量的檔案研究，發現中央情報局透過資助文化自由議會等機構，在世界各地串連刊物，譯介反共文學作品，使得一些作家與作品受到全球矚目，包括了歐威爾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而前者翻譯的語言之多，發行之廣，幾乎達到空前。5此研究結合了全球化、世界文學、文化冷戰，從中可看出這些文化冷戰政策如何形塑了冷戰文化。
為了調整文化冷戰研究中重歐輕亞的現象，亞洲學者如何既放眼全球，又根植在地，甚至串連亞際合作，就成為努力的目標。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日本學者貴志俊彥、土屋由香與臺灣學者林鴻亦合編的《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該書指出，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美國新聞總署發送的機密檔案「遠東的指令及其對象」中，列
出了日本、韓國、臺灣、香港、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越南、柬埔寨、寮國等十二個國家與地區（15-19）。其中對於華文世界的臺灣與香港，有如下目標：對於臺灣，「不僅針對臺灣進行宣傳或活動，並向亞洲各地的 USIS提供針對海外華人的宣傳資料」（16）；對於香港，「主要的目的是向亞洲各地的 USIS 提供針對海外華人的宣傳資料，並向中國大陸實施廣播宣傳」（17）。
為了遏止共產主義的擴展，向華文世界廣為發聲，美國政府選擇香港為據點。根據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頒布的「美國對香港政策」NSC5717號文件檔：「利用香港作為對大陸進行宣傳和滲透的據點的戰略設想，美國政府將利用其駐香港總領事館和美國新聞媒介駐港機構展開對中國的宣傳攻勢，以取得軍事封鎖和經濟遏制所難以起到的效果」（趙稀方 88）。香港被選中的主要原因在於：地理位置優越，為面對中國大陸的最前線，並方便連結臺灣與東南亞；政治地位中立，不明顯左傾或右傾；言論市場自由，左派與右派各行其道，彼此角力，遠非戒嚴下的臺灣或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所能及；各路人才眾多，因其特殊文化與政治位置吸引了許多人，包括南來文人；物質條件優越，在華人世界首屈一指。7 鄭樹森並稱香港為當時「唯一的公共空間」與「文化人的避難所」（14-15）。總之，在冷戰時期美國的文化外交政策下，華人∕華文世界以香港與臺北為重鎮，由於地緣、語言與文化之故，兩地的美新處關係密切，積極合作，所訴求的對象包括一千三百萬海外華人。
為了推動文化外交，香港美新處的新聞組與文化組各有所司，分進合擊。新聞組負責文宣等業務，包括出版《今日世界》；文化組負責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並出版圖書。筆者在〈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一文中指出，該社資源豐沛，待遇
優厚，譯叢以高酬禮聘港台著名譯者、作家、學者，選書嚴謹，編輯審慎，譯文流暢，印刷精美，定價合理，通路順暢，藉由長時間、大規模、有系統地譯介美國文學、思潮與文化，對當時華文知識界與學子影響深遠，成功塑造美國作為民主自由世界領袖的形象，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視為文學輸出與文化外交的範例（119, 129, 139）。
此譯叢固然彰顯了美國的軟實力（soft power），但由於閱讀門檻較高，對象多為知識青年或社會菁英，與華文大眾難免會有距離，為了貼近庶民社會，勢必得另謀管道。臺灣的美新處也不例外，提供的服務包括廣播、資料中心、電影和電視、印刷與出版，9 務期將影響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港臺兩地的美新處業務中，最普及的刊物非《今日世界》莫屬了。半個世紀前，連筆者在南投中寮偏僻鄉下都能讀到。無怪乎傅月庵譽之為當時「港台雜誌界的龍頭老大」（148），隱地也表示該刊為「人人都讀的雜誌，讀久了，腦子裡裝滿了美國」（53）。曾經任職香港美新處的董橋在近作《文林回想錄》中更明言，「美國新聞處出版的《今日世界》期刊和叢書無疑是美國文化思想的統戰媒體，臺灣香港之外還銷遍東南亞各地」（27），10 由此可見《今日世界》流行之廣、影響之深，以及背景之錯綜複雜。而香港美新處旗下的《今日世界》雜誌與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的叢書，在華文世界所形塑的冷戰文化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並且與華文世界其他相關的文化冷戰研究連結，儼然成為跨學門的新興研究領域。
《今日世界》原名《今日美國》，於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易名，表面的理由是為了名實相副（「時局瞬息萬變，世界其他各地的實況，亦在報導與分析之例」）以及回應讀者要求（「順從讀者意旨」），12 其實應是為了降低宣傳色彩，讓讀者心理上較不設防，以達到潛移默化之效。該刊原為雙週刊，自第五○七期（1973 年 5 月）起改為月刊，後因冷戰局勢趨於和緩，復以銷售量大減，故在完成階段性任務之後，於一九八○年十二月停刊，總共出版五百九十八期。《今日世界》主要發行於香港、臺灣與東南亞地區，允為當時華文世界最暢銷且最具影響力的雜
誌。13
《今日世界》的發行時間長達二十八年，內容頗為異質紛雜，不像今日世界出版社那般目標明確―其實該社出版的作品數以百計，已然相當多元―因此研究難度甚高，本書則是知難而「進」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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