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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納河畔
—最初巴黎鱗爪
一九八九年秋我有一本「流亡日記」開頭，第一頁上記著：
……九月十四日晨抵巴黎。被送至近郊CIMADE難民中心。此日正值中國的中秋節。海外流亡生活從此開始。個人命運如孤舟之飄蕩汪洋大海，不知何處繫纜……
九月二十五日那晚遊塞納河，夜色裡，法國輝煌的歷史在兩岸暗暗流動。遊艇上都是中國人，可大夥兒都好像故意不去議論那些著名的殿宇、雕塑，偏偏聚在甲板上齊聲高吼「妹妹—妳大膽地往前走哇」。歌聲濺落在河水裡，彷彿永遠不會得到回應似的。我伏在欄杆旁，被河上的涼風吹得直哆嗦，很想也跟著吼一聲，卻不知為什麼吼不出來。但我聽得出來，遊艇上這吼聲意味著某種深深的壓抑。大陸流亡者和海外留學生們在「六四」以後都染上了一種屈原似的亡國苦痛，據說發狂般的宣洩是經常發生的。
幾天後，我們幾個流亡者無意之中走到蒙馬特高地上的聖心教堂裡。雖然在北京我也多次走進過缸瓦市教堂，但總是帶著欣賞者的心態品味那裡面的寧靜和聖潔，卻從未有過跪下去的衝動。然而，在這裡我卻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我想祈求些什麼，一時竟想不出來。出來教堂才聽人說，這聖心教堂乃是梯也爾在鎮壓了巴黎公社後修築的，法國人頗為鄙視它。梯也爾便讓我們想起天安門廣場上的那些坦克和鋼盔，於是我又暗暗有些後悔。
坐在教堂前的山坡上，綠草地上落滿了不知道怕人的灰鴿子。我們幾個都默默地瞅著這些鴿子不說話。頃刻轉身一看，一路上說話頻率最高的老木已是淚流滿面。
我想，我們不必羨慕法國的歷史，因為我們本來擁有比他們更悠久的歷史。然而我們卻不能不嫉妒法蘭西藍天下的自由。說實在的，無論是凱旋門還是艾菲爾鐵塔，都沒有讓我特別激動。可是偏偏那些自由自在的灰鴿子，香榭麗舍大道兩旁酒店裡悠閒的巴黎人所投射出來的那種散漫而不經意的目光，卻讓我們這些從一場大屠殺、大逮捕中逃生的中國人受不了。
過去，我曾由羨慕西方人的自由精神而至羨慕西方文化，總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文化未能湧出這種自由精神而不能原諒它。《河殤》或許正是這種想法的產物，而它的偏頗可能也由此產生。港台和西方的不少學者每每指出這種偏頗，認為當今中國的問題，主要在制度而不在文化。對此，我曾不以為然，覺得他們不過是太偏愛中國文化罷了。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恨自己的落後，總是從文化上找根源，本來曾經認為，這總算找到了病根，慢慢來醫治它就是了。這十年的改革開放，大家也總認為只要觀念改變了，老百姓都懂得爭自己的權利，中國就有希望。大家都在做一種「文化救國」的夢。
在巴黎想起菜市口
繞開制度而去清算文化，自然有它的道理。我想這與其說是知識分子們的深謀遠慮，倒不如說是他們的謹慎和善良。即使有一九五七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大陸知識分子依然沒有對導致這種災難的政治制度徹底絕望，相反，由於鄧小平的改革政策，大家甚至覺得這制度似乎還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大家願意善意地幫助完善這種制度，而決然無意推翻它，這情形，頗像當年的維新黨人，協助光緒改良而絕不想推翻大清王朝。無論是直接參與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智囊團」，從學術領域裡論證各種改革難題的精英分子，或是在文學藝術創作上為改革而吶喊的作家們，哪一個不比當年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做得更謹慎小心呢？
然而菜市口的悲劇卻重演了。學潮之初，便認定學生背後有「長鬍子的人」在操縱，絕食發生後，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哭天搶地的請求，都被視為是「煽動」、「火上澆油」；及至「六四」開槍後，明令「堅決打擊」的首要對象，果然正是知識分子。掐指算算，這十年改革以來湧現的較有成就的各學科各專業的傑出人物，有幾個不被通緝、逮捕、批判、審查？
知識分子依然被視為這個制度的頭號敵人—這是我在「六四」後才恍然悟到的。什麼「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等，原來都不過是些假面具。回過頭來看看，自「文革」結束後大陸搞過的兩次政治運動—「清除汙染」和「反對自由化」，對象都是知識分子。說這次「動亂」找不出「幕後」便拿知識分子出氣，這是一種解釋。但依我看，自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除了拿知識分子作為「敵人」外，實在也找不到其他任何「敵人」。
這便分明是制度問題而非文化問題了。中國傳統社會裡，除了末世昏君，很少有以仇視和虐待讀書人而能成功統御天下的王朝，共產黨在這方面恰恰表現出極為明顯的反傳統傾向，如果說這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一種極為病態的反智主義文化的話，則我們更需要從導致這種文化的那個制度上去尋找根源。
大陸當局並未因為《河殤》反傳統而饒恕它。相反，他們卻認為這部繞開制度而去清算文化的作品「煽動」了這次民運，是「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把它同黃色錄影帶和黃色書刊一道碾碎、焚燒。這恰恰證明他們才不在乎知識分子反傳統呢。這件事本身便提醒人們：不要再奢談文化而不敢直接面對這個制度了。
中國知識分子同這個制度的關係很值得反思。一方面，這個制度早從它在延安的雛型時期，就以王實味祭刀來表明它與知識分子勢不兩立；另方面，它在四十年前恰恰又是靠著廣大知識分子的衷心擁戴才在大陸取得政權的。這個制度一旦確立以後，便肆無忌憚地對知識分子實施「去勢」手術。問題在於，大陸知識分子基本上是無可奈何地接受了這個手術。這樣，他們便失去了審視和批判這種制度的能力，除了趨附它，就只有逃避它。「六四」以後，這種狀況應該結束了。
自由的巴黎收留了我們這些流亡者。她那無處不在的自由精神對我們不應只意味著庇護，而應成為一種刺激和鞭策。因為沒有自由而殘疾的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在這裡舔淨流血的傷口，再生為健全的自由人。
淫雨霏霏。我和遠志明搬出難民中心，挪到巴黎市共和國廣場附近的一個樓頂亭子間。我們在那個難民中心都蔫了，雖然它有二戰時代法國收留猶太人的盛名，極好的管理和服務。我在那裡面透不過氣來，也寫不出一個字。
遠志明似乎比我更沮喪。天安門的槍聲一響，他的精神就垮了。那槍聲對我倒是預料中的，而對他這個差點兒作了秦基偉祕書的北京衛戍區的驕子來說，則是轟毀了一切。在各自的倉促逃亡中，我們竟鬼使神差相遇在廣州一條繁華大街的洶湧人潮中，他在擦肩而過的一瞬間就認出了化裝的我，而我卻被他突如其來的擊肩一掌嚇得魂飛雲霄。我們先後順著同樣的「黃雀行動」、「地下管道」，同樣的香港｜巴黎航線，走進共和國廣場附近的這個亭子間裡（後來又先後走向普林斯頓），但心靈卻已在兩個世界。
九月「民陣」成立大會期間，獲知《河殤》另一作者謝選駿入獄的消息，我們抱頭痛哭，遠志明說，八月間選駿應當也在廣州，卻無緣相遇，而那時他的妻子快要臨盆，就是僥倖逃出來他也沒法交待。《河殤》的另一位總撰稿人王魯湘，也被捕三個月了，毫無音訊。為同一件事遭難，如今天各一方，我們在西方獲得自由，他們卻在獄中受苦，別人很難懂得此時我和遠志明的痛苦：覺得他們是在替我們坐牢。
一天凌晨，從香港來的電話，是《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我從夢裡驚醒：
「羅海星是什麼人？同你有聯繫嗎？」
「沒有。怎麼？」
「出事了！」
再也睡不著。兩天後外電證實王軍濤、陳子明被捕，我再打電話去香港探問，原來這次「黃雀行動」上了圈套，進去的營救者包括聯繫人羅海星均被捕，損失慘重，香港朋友說，看來不好再救人了。剛放下電話鈴又響，一位已逃到巴黎的王陳舊友，在話筒那邊放聲大哭：
「怎麼辦？為什麼會這樣……」
又是一夜難眠。
我癱在那一個樓頂亭子間裡，羅浮宮﹑聖母院和艾菲爾都視而不見，拿破崙和我少年時最崇拜的左拉也沒有吸引力。不看歌劇而去看改編成電影的昆德拉，卻始終只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拉雪茲神父墓地
我終於也被別人拿去拍進電視，同幾位流亡者，按英國女導演的鏡頭設計，俯身將為「六四」的鮮花，放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國殉難者靈前。
BBC的電視導演露茜來找我拍片子。她到巴黎尋訪了許多大陸流亡者，逢人就問：「你們要的民主究竟是什麼？」人們大凡會對這位導演大講一通如今連西方人都不大聽得懂的民主理論，那情形好像是我們中國人在啟蒙盎格魯撒克遜人。露茜每每聽得極認真，但末了還是不懂。不過她總是知道不要讓這些中國人失望，裝出一副很能理解的樣子來。儘管露茜多次向我誇耀，她奶奶本世紀初在上海待過，但她對中國的了解彷彿只限於那座天安門，尤其令我驚訝的是她竟知道那地方在七十年前發生過一場「五四」運動，也知道那場運動好像也是一群大學生折騰出來的。中國對她來說，大概除了末代皇帝、毛澤東和鄧小平，就剩下從「五四」一下子跳到「六四」這樣一種撲朔迷離的歷史斷層。
難題來了。「怎麼什麼事都發生在這個天安門？」露茜的藍眼珠子充滿了好奇，「怎麼什麼事情都是中國大學生鬧的？你得向西方人解釋清楚這些問題！」
我舔舔嘴唇（這是我的一個毛病），驚異露茜能夠如此快刀斬亂麻地把中國人熬了七十年的苦難史簡約到這般精粹的地步。我心裡在揣摩，過去我們對西方人講中國的事總是過於彎彎繞繞，不得要領；循著他們的思路，或許倒能談得明白些。橫豎這片子是拍給西方人看的，不必像我們在大陸搞啟蒙那樣，凡事都得從古希臘民主制、盧梭和伏爾泰講起。露茜如此快捷的思路｜從「五四」到「六四」，頗像我們搞電視片時的汪洋恣肆｜從藍田人頭骨一下子侃到黃河漂流勇士。我預感我們的合作準能默契。
我認認真真地準備了劇本。三個星期後，她領著攝製組從倫敦匆匆趕來。天公不作美，巴黎那幾天淒風苦雨，沒一天好日頭，弄得我心情極壞。露茜穿了件黑色毛料連衣裙，幹起活來很瘋狂，每天把我們弄得精疲力竭。我為每一個叫到鏡頭前面來的人都設計好了「台詞」，但露茜卻全然不理會我讓他們按本子講了些什麼，她默默坐在攝影機旁邊，等一拍完，她就會跳起來，讓攝影師重新打開機器，向每個人連珠炮似地發出一連串問題：
你當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真覺得很幸福嗎？
毛澤東死的時候你多大？當時什麼心情？
在不能說真話的社會裡，你意識到自己是天天在說謊嗎？
民主難道就是選擇一個好領袖嗎？
民主對你們來說，是不是有點像宗教？
中國老百姓真的擁護你們的民主嗎？
鄧小平為什麼覺得沒有退路？學生是不是太不給他面子？
做翻譯的南茜小姐已經面露慍色。她對我說過，一個翻譯的有效時間是兩個小時，露茜卻毫不留情地讓她五、六個小時不歇一口氣。我在一旁也很惱火。原來露茜根本不要聽我們講民主的大道理，她壓根兒認為我們天天掛在嘴上的那些理論，BBC的觀眾不會感興趣。而她要的那些東西，我們總覺得很「膚淺」的，彷彿同我們流了血、死了人的那樁煞是悲壯的天安門義舉不大搭界。但露茜根本不管我是否高興，纏著每個人刨根問柢，並且一再讓南茜提醒他們：
「請用最簡單的意思表達。你就只當我露茜是個白痴。你是在對一個英國的白痴說話！」
我的天，我這才發現，我們的世界離他們的世界隔得多麼遙遠。
我們七十年來所拚命追趕他們的那個目標，竟然是我們向他們理喻不清的一件事情。難怪去年五月份北京天安們廣場如火如荼之時，美國《時代》週刊上有篇文章發出這樣一個皺著眉頭的「傻冒」問題：「中國人要的民主究竟是什麼？」我們和他們，究竟誰是白痴啊？
不但露茜，對每一個普通的西方觀眾來說，要想讓他們明白毛澤東為什麼讓人這麼崇拜？（我還想自作聰明地用拿破崙來做一個蹩腳的比擬）「文革」是怎麼回事？林彪幹麼要坐飛機逃跑？（這事在西方人看來就像上帝的弟弟跑了一樣）大躍進煉的那些鋼都到哪裡去了？（我只好說那時是把整個社會都扔進爐子裡去煉的，露茜滿臉燦笑）天安門廣場從哪裡跑出來一支摩托車隊？（我一急，說那是「小萬潤南」即個體戶，露茜高興得蹦了起來）如此等等，縱使我絞盡腦汁，到頭來發現好像都是在荒誕的層面上才足以同露茜溝通。當她明白了的時候，我卻糊塗了。
一禮拜下來，露茜要走了。我很憂慮地告訴她，這片子如果讓英國人看得懂，那麼中國人就恐怕看不懂了。她聽了以後若有所思，說：
「本該如此。」
胃與政治
一九八九年幾乎是一個「天安門廣場」年，這場廣場運動受到舉世讚揚，那時還沒有對「激進主義」的剖析和種種道德詰難。我在歐洲、台灣和北美飛來飛去，昏昏然於東西方的時差之中，內心卻只有失敗和愧咎。
在舊金山飛往台北的航班上，大概是吃了中西混合式的那種日本壽司，我肚子隱隱作痛，繼而上吐下瀉，昏昏然飛越太平洋。我知道老胃病又犯了。後來在台北看醫生，下了胃鏡，說是十二指腸球部有兩處潰瘍，老的一處已經癒合結痂，一處新的正在潰爛。那老傷口是十年前發現的，乃是「文革」中我當紅衛兵時一次絕食留下的紀念，折騰了我整個青年時代，後來娶了一個作醫生的妻子，平日頗注意調養，終於沒有穿孔，竟漸漸好了起來，人還發胖過一段。但由於改不了嗜菸酒的惡習，也未除根。那處新的潰瘍，想來隱伏甚久，也終於因「六四」以後的流亡生活而發作了。
說來滑稽，我這隻胃竟是個專得「政治病」的胃。倘不是它又出潰瘍，我還幾乎忘了自己也有過絕食的「壯舉」｜去年春天，當天安門廣場黑壓壓躺了一片絕食學生時，我站在金水橋邊心急如焚，心想是誰想出這麼個主意，要用戕害自己的辦法去折服獨裁者？那時我居然沒想起二十二年前自己也幹過同樣的事情。
那是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間，正是「文革」在全中國各地演成派系武鬥的初期。我當時在某省上學，參加被軍區壓制的一派。公安局逮捕了我們這一派的幾個頭頭，於是各學校組織了幾百學生到公安局門前靜坐抗議。靜坐是可以進食的，於是各學校又專門有一支送飯的隊伍。我那時就被分派往靜坐場地送飯，每天蹬三輪車跑十幾里路，送去饅頭麵條一類的食品。第三天中午，當我拉了兩大桶飯汗流浹背趕到公安局門前，頭兒說：「蘇曉康，這裡已經宣布絕食了，你不用再送飯了，過去參加絕食吧！」「那這兩桶飯怎麼辦？」我一下子懵了，戀戀不捨地瞅了一眼三輪車上那兩桶熱騰騰的饅頭麵條，便迷迷糊糊走進人群，撿了一塊空地坐下來｜就這樣，我空著肚子開始了五天一百二十個小時的絕食。
絕食的滋味自不必說。只是我們那時候絕食是無人理睬的，餓昏的人都要我們自己抬出去送醬院。周圍既沒有號哭勸食的觀眾，也沒有來回巡邏搶救的「白大褂」，更不會有那淒厲的救護車嗚笛，總之我現在彷彿回想不起當時有什麼悲壯的氛圍。大夥兒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抽菸聊天，各自講一段自己童年好玩兒的事打發時光。不能吃東西就拚命喝水，越喝越想尿，弄到後來尿出一泡去就有天旋地轉之感。如今想起來，那時憑著年輕，一百多個小時的飢餓不知怎麼回事就挺過去了。那次絕食在第五天深夜被對立一派武裝偷襲所打斷，我們都在深更半夜落荒而逃。這座城市從此進入恐怖的武鬥時期，學校也被人家占領。我記得絕食後很長一段時間沒吃過熱飯熱湯，那胃病的病根兒恐怕就在那時落上了。年輕時不在乎它，三十歲以後便漸漸受它報復，折磨是時時刻刻、永無止境的。每回我犯起病來，劇烈嘔吐，茶水不進，頭暈不敢站立，妻子便會在床邊一面給我餵藥，一面嘲笑道：「瞧你當年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有多賣力吧，自個兒餓自個兒也算革命？」換了別人，我自然只有苦笑，可她也當過紅衛兵，不知為什麼對我當年的「壯舉」竟無半分同情。
後來我從台北又飛回舊金山，聽說柴玲剛逃到巴黎時常常嘔吐，終日只能進流食，但來美國居然還能七個城市巡迴演講下來。人們爭睹這些天安門明星的風采，卻不知道他們那已然上身的病痛。
相隔二十多年，兩代中國青年學生竟都會採用這絕食的辦法，倒是一件奇事。自然，二十年前我們這些被毛澤東騙得靈魂出竅的紅衛兵搞絕食，誠如我妻所言乃是餓得冤枉，五天絕食除了弄壞自己的胃以致於終身受累，實在沒有換來半點好處，斷不可與「八九」民運中天安門的絕食運動同日而語。無論如何，今天大學生畢竟不會蠢到為了捍衛誰而餓自個兒，至少他們是為保護自己的權利而餓肚子，餓得還算值得。在天安門廣場躺過幾天的人，日後總算是可以向子孫誇耀的一段光榮歷史，不似吾輩之絕食，弄得至今羞說當年，連老婆都會拿去取笑。
不過我還總有些猜測，以為今天大學生之絕食，與當年紅衛兵之絕食，恐有點師承關係，也未可知？「文革」模式與這次「八九」民運有何內在聯繫，在今天或許還是一個有些忌諱的話題，可留待日後有歷史癖的人去探究。或許我自己從「文革」中來，總覺得相隔二十年的這兩項大規模群眾運動雖在性質和訴求上迥然不同，但在形式上卻讓人有似曾相識之感。我這種感覺或許同中國的獨裁者們不謀而合—因為我可以想像得出，經歷過「文革」劫難的鄧小平等輩，當他們看到天安門廣場前出現的標語不是「小平您好」而是「打倒鄧小平」時，是何等敏感地會聯想起一九六六年來。他們實在是被毛澤東那套「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搞怕了。他們其實並未領教過真正的西方式民主，下意識的恐懼恐怕主要來自對毛澤東和紅衛兵的恐怖記憶。所謂「動亂」之說，鄧小平在四月間就提出，卻正可視為這種心態的流露。以搞學潮起家以致於到後來最怕學潮，這一共產黨的戲劇性異化，乃是「文革」之「碩果」，是毛澤東留給他的繼承者的一份禮物。
「文革」因毛去世戛然剎車，鄧小平等一代碩果僅存的老人們也僥倖活下來，撿了一個權力真空的便宜，卻未獲得處理「文革」模式的政治經驗，日後掌權又忌諱徹底清算老毛，阻止全民族反思「文革」，他們卻患了「恐學潮症」，稍有苗頭便要壓制，為此還把一個同情學生的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打成「世界級異議分子」，弄到八九年壓不下去便動起真刀真槍來了。「文革」是共產黨自己作孽，到頭來報復共產黨。歷史邏輯就這麼無情。但話又說回來，「文革」二十年後中國人搞起一場民主運動來，主角雖換了一代新人，論起年齡來恰是在「文革」後呱呱墜地的那一代，按理他們根本不知「文革」為何物，卻已然在基因裡遺傳了搞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天分，不知是何神機使然。
就拿絕食來說，那幾乎是發動群眾運動的靈驗之術，頗投合中國人的惻隱之心與注重飲食之身，也使絕食者自身很容易昇華到自我犧牲的悲壯境界，人我便可在忘情的層面上取得「共識」，而不必去理會各自原本的理念和訴求。凡搞群眾運動，非此種情緒氣氛不能成事，可稱之為「政治走火入魔」。若論「文革」，原本是渾渾噩噩的眾生，為那紅太陽所傾倒，為他而絕食，那理念情緒倒也相宜，記得我們那時都會唱一首歌，叫作〈抬頭望見北斗星〉，饑腸轆轆地唱得滿臉淚水，彷彿毛主席在天上也聽得見的，知道我們在為他餓肚子。這是一種頗為委屈、感傷並頗能使自己產生悲劇感的情調。由於我很熟悉它，忽然發現它竟瀰漫於八九年春天的天安門廣場。諸如〈血染的風采〉、〈便衣員警〉乃至一些所謂「西北風」的流行歌曲，本與這場民主運動風馬牛不相及，卻被大學生們反覆詠嘆，幾乎成了「八九」民運的象徵性聲音，這緣故我想就在於它所提供的某種感傷悲切的情調，頗投合廣場上學生們自認滿腔報國之心被曲解的那種感覺。然而，這種歌唱它幾遍，人便自動進入角色，自我陶醉於其中，哀怨激憤的情緒、以死相拚的情緒、「唯我獨革」的情緒，紛然而生難以控制，於是不肯撤退、由絕食而絕水而自焚，以致最後要以肉軀與坦克相拚，凡此種種，都與冷靜、理性相去甚遠，把個極為嚴酷極需智慧的政治較量變成亂烘烘的情緒化的一幕舞台悲劇。在這層意義上，它又比紅衛兵運動進步了多少呢？
西方人看中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總覺它有非理性的濃烈宗教色彩，故而常常將義和團與紅衛兵相提並論，對此我曾頗有反感，近來仔細想想，那道理也是有的。所謂調動群眾，在前理性時代，必有誘發狂熱的機制才行，如偶像崇拜、神話領袖、煽情造勢等等，以此搞一場舊式的改朝換代尚可，搞現代民主政治則絕難成功。
說到絕食，那或許是一壯舉，卻顯得古舊了些，無非證明當今中國人搞民主還得用老把式，玩不出新招。倘若我們同中南海裡那些老人都只能以昔日拳腳見陣，再打一百年中國還是老樣子。而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套拳經，也會遺傳下去。再過二十年，我們的兒子或許也會對絕食無師自通，末了同我們一樣也患胃潰瘍、吃胃得樂，腸胃消化不良，瘦得猴精，倒是免了美國人好得肥胖症的憂慮，可到底脫不了「東亞病夫」的帽子。
人間沒個安排處
從台灣反身回西方去，竟因為這裡的溫馨而倍感落魄和孤單，淒涼又襲上心來。雨霧中離開台北，飛抵戴高樂機場還是陰霾沉沉，望一眼大巴黎，憂鬱的冬雨正濃。順著鵝卵石的陌生小道，走回共和國廣場附近的那個亭子間，覺得不是一個歸宿。盼有電話來，鈴一響又心驚肉跳。縮在小屋裡頭腦空空，寂寞得一分鐘也不想多待，一出門就是演講、宴會、採訪，一副面具底下的內囊，快要被榨乾了似的，卻還是死要面子，有請必到，強撐「精英」嘴臉，心裡蒼白無力，叫苦不迭。這是一個誰的玩偶，或者調味品？我為什麼要這樣活著？夜深人靜時，我會端詳自己在外面充當的那個角色，總在想「他」是從哪裡來的？
我生性敏感而懦弱，是個平庸的胚子，從小我那很淡泊的父親不知為何給我灌輸了一種不靠外界靠自己的哲學，以致在社會劇變之中，竟給了我大起大落的人生，很折磨我的性格。青少時代一路挫折，漸漸染上宿命感，未洩氣卻也無野心，中年偶然出名後，便下意識不斷作驚人之舉﹐好像生怕再失去那世俗名聲。因報告文學和電視片而漸漸捲入政治裡去﹐妻子傅莉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似乎也不好攔我﹐只是不斷旁敲側擊：我願意你寫出好東西﹐可不願你從此像沒這個家一樣﹐蘇單還小﹐你悠著點。我哪裡「悠」得住﹖終於「悠」到海外來了﹐把她娘兒倆扔給員警去「抄家」﹑「傳訊」﹑不准出國……自己也沒本事逃出來﹐仗著那點「名氣」，許多素不相識的人來「營救」﹐於是平添了無數對國家民族﹑對民主﹑對俠膽義腸之士的欠帳感﹐還帳只有一途：更深地捲入政治﹐去充當自己都厭惡也絕對拙劣的角色﹐心理上還越來越依賴那個「《河殤》作者」﹐彷彿放棄「他」就會驟然跌為乞丐……
出來後，第一次往父親那裡打電話，老爺子的口氣聽上去很緊張，媽媽卻泣不成聲。傅莉和兒子另住，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心裡悵然。猶豫了幾天不甘心，忽生一計，想起北京有一美國女記者，曾請我和傅莉吃過飯，手中竟還有她的北京電話號碼，於是撥通，求她去看一眼我家。又隔了幾天，我如約再去電話，她去過了，說有「清查辦公室」管著傅莉，凡事必須彙報，不得接觸外國人，朋友們也不敢再來往；兒子也還好，對爸爸的事一清二楚，但嘴上絕不肯提一句。她寥寥數語，把我說得涼了半截。
拉雪茲神父墓地就在不遠處﹐靠近它的那座教堂鐘聲﹐常常在清晨殘夢中傳來﹐令我會有人生原本不幸﹐只是我多僥倖﹐而僥倖只是一場春夢﹐夢醒了無路可走之傷感。幾天後忽然收到寄自香港的一封信﹐厚厚一疊﹐抖開滑出幾張照片﹐兒子一張緊繃的臉﹐沒有笑容﹐傅莉卻沉靜如故﹐看不出變故的一絲痕跡﹐只有媽媽更見其蒼老﹐令我落淚。此信寄自康乃爾，由一個在北大留學的美國學生湯姆轉寄。現在才知道什麼叫「家書抵萬金」。
舊金山—芝加哥—紐約﹐每處一落腳﹐就如約往北京父親家中掛電話﹐傅莉會帶著兒子候在那邊。有一次約定的時間到了﹐我這裡卻無處打電話﹐後來媽媽告訴我﹐傅莉和兒子在那邊巴巴地候了兩個小時。趕回巴黎已有她的來信﹐附來的照片是她站在我們家中那個大書櫃前﹐比先前顯得憔悴﹐但信裡隻字不提煎熬﹐只寬慰我﹐勸少抽菸﹑胃病犯了沒有？她是只關心世界上一個人的那種妻子﹐不管這個人在天涯海角。在香港的一個親戚也側面轉達﹐傅莉已經苦不堪言﹐也動了逃的念頭。可是﹐眼下正常管道不通﹐黑道又極危險﹐怎麼辦﹖我通宵失眠﹐凌晨起身給傅莉和兒子回信﹐又只能婉言寬解﹐暗示切不可莽撞﹐要有耐心等待﹐直寫得滿紙灑淚。幾天後捱到深夜再通話﹐那邊竟是兒子接的﹐一上來就說：
爸爸﹐我背一段英文給你聽﹗
小嗓子沙啞地嘟囔一通﹐我這廂聽得心酸﹐那分明是說﹐爸爸別嫌棄我們﹐我拚命學外國話呢。
老蘇：謝謝你那天來電話。這些日子以來﹐依然感到抑鬱﹐許多無法排解的愁緒。我用不停地工作來消磨自己﹐最近身體越來越不濟事﹐腦筋也遲鈍了﹐工作效率低﹐周身疼痛﹐真有捱不下去的感覺……
這回是香港人蔡淑芳給我的來信。她在廣場上同學生一道靜坐﹐屠殺時她也在。她是唱著〈血染的風采〉神色恍惚回到香港的﹐等我們逃到這裡來﹐她還在那刀光血影中沒醒來。我逃來香港﹐借住她家的客廳﹐常常深夜聽她在臥室裡突然大叫﹐只見她先生衝出門來：「她又在夢裡驚醒了。」
我終於決定辭職了。但手停口停﹐又忙於找工作﹐有時真覺得自己太自作孽﹐無可救藥。
現在義務幫忙支聯會﹐做得又十分苦悶﹐沒人體諒﹐撐得很吃力。面對今日大陸﹐我不會甘心的﹐雖然無力正乾坤﹐也不用我們拋頭顱﹑灑熱血﹐但是總要有人堅持下去的﹐我只想這樣幹會令自己好過點而已。我常記著一句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儘管我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我仍以為要好好做人﹐一個完完整整﹑堂堂正正﹑不亢不卑的人﹐也著實不容易。
你還能創作嗎﹖知道你們流亡海外的日子也絕不好過。中國人的圈子又這麼窄﹐這麼多是非。你對未來的計畫想必很惆悵﹐人走上這條路﹐只能見步行步﹐我對自己也只這樣說﹐即使所做的一切都沒有什麼效用﹐能做便是了。現在香港在中英雙方的玩弄下搖擺﹐人人都看穿了﹐雙方都自以為替港人說話﹐其實誰也沒真正把香港人看在眼裡﹐除非有利用價值。我早就討厭這種氛圍﹐把心思放在更遙不可及的地方﹐就這樣。
這次回來，巴黎春色漸顯，半月前離開時的陰鬱褪盡了，但「民陣」派系之爭漸烈，我這樣的迂腐文人看不懂門道，不知該往哪頭站，以致渾渾然在理事會上舉手表決，常常舉起來又後悔。心裡話，我該走了。
一天陰雨未斷。遠志明突然說﹐昨天他找牧師談了。他不再對人世寄希望﹐他想受洗。我未置一詞﹐只是覺得那也許該是他的歸宿。「蔚藍色」這個意象﹐最早是他想出來的﹐或許他會在那裡面走得最深。
離開巴黎時﹐他已遍體鱗傷。送他出門的當口﹐我閃過一念：
難道真的是「人間沒個安排處」﹖
決定獨自出去走走，是逃避嗎？體驗孤單的滋味，不是怕孤單嗎？逼自己走進孤獨。我其實從未孤獨過，才那麼不中用。流亡即流放，比坐牢並不好受。
我在巴黎飛往舊金山的途中記著日記。早晨去戴高樂機場時還是冷風冷雨，此刻舷窗已是陽光明媚，巴黎的天氣真如一個反覆無常的女人，給你淒風苦雨，也給你春風豔陽，看你受得了那樣。登機那會兒，心裡一陣難過，好象要與巴黎永訣。
接近紐約時，氣流很大，顛得厲害。舷窗外濃霧洶湧，飛機在五里霧中，就像我的處境，只是它有導航系統而我沒有。人屆壯年，突遭變故，會退化起來，變得脆弱和幼稚，順手亂抓救命稻草，此時人真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市，誰都可以進入你﹑耍弄你﹑操縱你﹐你卻無能為力﹐還渴望人家進入﹐生怕人家不肯﹐恐懼被拋棄。這是一種對外面的依賴﹐因為內心軟弱﹑空虛﹐無所憑依。我自覺很自信﹐有時甚至狂妄﹐可在流亡中最深的感受﹐卻是沒有一絲來自內心的自我力量﹐只有失敗和幻滅之感。我很容易幻滅﹐「文革」時遭父親問題株連時就幾乎垮掉﹐那時才二十出頭﹐人開始頹廢﹐一切意義感消失﹐這樣便在個體淪喪中也連帶著幻滅了同那個制度有關的一切﹐其中並未深思熟慮﹐也沒有新的價值觀﹑人生意義的填補﹐內心已成廢墟。所以﹐中年再遭變故﹐還會回到原點﹐無非又是淪喪和幻滅罷了。這前後二十年之間﹐我竟會以「憂患意識」而賺來世俗名聲﹐不過是那顆枯竭之心的外化而已﹐轟轟烈烈一番﹐最終留給我的還是那顆枯竭的心。
落下舊金山﹐依舊陰雨霏霏。幾天後﹐友人陪我去看金門大橋﹐那壯景被近幾日的暴雨奪去風采﹐寒風中看它也未覺動人。
旅次芝加哥﹐中西部盡在大雪中﹐芝城處處雪中暴露的鋼筋水泥﹐冷徹心底﹐密西根湖也一派封凍。偶遇落腳於此的劉再復、李陀，兩位著名流亡文人﹐他們遠離民運﹐仍在思考文化問題﹐劉再復說，十年改革中文化陣地（或資源）基本被我們掌握，公民社會初具形態，民主制要靠這些根本上的轉換，而現在全部喪盡，國內又在重建極左秩序。李陀委婉對我出來後的「文化清談誤國」說頗有質疑﹐也對我承認《河殤》確有偏激情緒不敢苟同。我只聽著﹐不加申辯﹐以為他們在一場大屠殺後還能保持文化興趣堪稱內心不躁﹐殊為不易﹐但思路上似乎對文化激進主義尚無感覺﹐依然在膜拜「五四」﹐同我因《河殤》震盪而生出的「始作俑」之感很有距離﹐這也是無法強求的。他們很欣賞「後現代」論說的一套新知﹐此刻正是西方的時髦﹐而我已索然無味。
在門檻外偷看的家
蘇曉康，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獨具個性，極富才華，他曾經真誠地信仰過他崇敬的一切……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接班人的鬥爭，在他身上，我們失敗了。
題為〈從知識精英到暴亂先鋒—蘇曉康「大膽地」走向何方〉一文中的這幾句，讓我吃了一驚：我這裡兀自沮喪，為給家人帶來的災難而深深自責，那思路竟同我的批判者十分相近，真是見鬼了。難怪傅莉來信說「你的問題又升級了」，接二連三登報將我「雙開除」（公職和黨籍）外加全國作協會員之後，在鋪天蓋地的聲討《河殤》的「檄文」之外，終於有清算我的一篇專文出籠。
平心而論，此文算是很客氣的了。叫我感興趣的是對我的所謂「文學生涯」的剖析：「蘇曉康的作品多數以揭示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為主旨，這自然無可非議，關鍵是站在什麼立場」，作者認為我是在文藝界的「叫好聲迭起」、「某些人的大力支持」和「一片喝彩聲下，興致越來越高，膽量越來越大」，「頭腦膨脹起來」的。除了「某些人的支持」以外，基本上是對的，其實「立場」早就變了，否則，會老老實實當個記者或講師，鸚鵡學舌一輩子，不去寫也不碰「重大」題材的，這是批判者無論如何不懂的，好象「一片喝彩聲」把我從他們手裡奪走了，但為什麼會有「喝彩」，卻是問題的關鍵。我被這「喝彩」所引誘大概是我最大的不幸。
「自由女神號」從馬賽港開出不久，我告別巴黎，去了美國。
你去美國時我還在台北受苦。你說慚愧不慚愧，一班外國人，傻傻的浪漫，坐這頭破舊不堪的老船，他們把船叫成「女神」這「女神」那，親膩得不得了，跑去南中國海為中國民主受盡挫折，反被各種各樣的中國人玩弄了。回來後「民陣」的人都跟我說：「我早知道不會成功」、「我早知道……」云云，可是，當然，事後風涼話特別易說，還有，我總覺得，民主不比別的投資，要有充分把握才該出馬，一句外語老師最愛說的話：學一個新字，你要把它認十次忘十次才能牢記，外語我倒有點心得，這話是真的。民主或許亦如此：你要跌倒十次才進步。我跌了一次，還要九次……
南茜跟著那條船去了，後來用電腦打了這封信給我，就是給BBC導演露茜做翻譯的南茜，其實是個中國姑娘，本名李玉葭，巴黎流亡者最初戲稱她「國民黨小姐」，因為其父曾是國軍將領，「大陸淪陷後，他跑到香港，現在他的女兒來同你們合作」，南茜總要這樣描述她同中國的關係。她長在美國，卻迷戀巴黎，從柏克萊加大畢業後即來此定居，法語英語說得都比廣東味的國語流利，中文寫得極流暢幽默，還一肚子巴黎掌故，卻崇拜吾爾開希。
「民主女神」號的點子，原本出自「傻傻的浪漫」法國人，萬潤南主政「民陣」，苦於沒有「鮮點子」造勢，自然會被這種「浪漫」所吸引，化了幾乎一半財力去搞這趟「漫遊」，還很相信吾爾開希上船就有神效，理事會討論時很多人反對，但都拗不過「萬總」，財權在他手裡。一種典型的「政治浪漫」，同無恥而老辣的共產黨，還差著幾個量級。當然，也是「傻傻的浪漫」的南茜，主要氣在中國異議分子連這玩「浪漫」的認真都沒有。南茜從來不跟我提她對《河殤》的看法，卻發給我不少粵語味道十足的文字，她也是一個「張迷」。
「六四」那天我沒哭，只想有更多、更多的資料：是政變嗎？是軍管嗎？吾爾開希柴玲他們在哪？是哪條軍隊進城？我需要用純資料、「數據」來麻醉自己，總想現在哭不是時候，明天才哭，今天我要知道是誰？哪？怎？但我還是要面對自己說：恐怕我不能在年輕時看見民主在中國，恐怕要等我現在還沒影子的兒女，也許他們成長後會看到那日子。當時雖然盡量不想那一張一張絕望的北京人民的面孔，地上一灘一灘的血，但還是十分傷心的。現在想起只有我子女有緣的民主中國，不這麼傷心了，只是帶點蒼涼的希望。也許因為這點蒼涼的希望，我去年沒有別的華僑（如香港人）般激情，現在也沒有他們般心灰意冷。
中國，我一生都在門檻外偷看的家。
大概我的性格和身分得罪了誰，竟有人在巴黎大散謠言，說我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受過高級訓練」的特務，還越說越天方夜譚，說我是高級賣淫（有人問證據，他們說我永遠「花枝招展」，這是證據嗎？還有，我真的「花枝招展」麼？當然，你要知道，世界上沒有女人站在鏡前覺得自己「花枝招展」的。如果我真的如此你要告訴我，我一定要反省。）後來竟有人說我一定是同性戀特務，派來勾引女民運分子。最後說我五官不像漢人，還見過達賴喇嘛，一定是……西藏人！我打電話跟媽媽訴苦，她初聽什麼特務，也氣得要死，又聽女兒不止同性戀還是西藏人，以後每次來電話總問「西藏公主」在否？真是有其母……
當然，你認識我，紙醉金迷的生活我還過。許家屯曾為香港九七下豪語：大限到時，「舞照跳，馬照跑」（粵語「照」是繼續的意思），我也舞照跳，馬照跑。「六四」周年後的星期一我上慕尼黑談船談民主，我說「六四」傷口沒結，我們還痛，我們還要幹下去。然後，我戴個大草帽，「花枝招展」地和其他也從俗戴大草帽的淑女們看賽馬。在西方，沒有比看賽馬更無聊的社交，是最貧血最頹廢的貴族風俗，老實說，流連在這種場合總覺得有點不是味兒，但在那些神聖的政治場合聽一個又一個大義凜然的陳詞，也同樣覺得不是味兒，總覺得都在演戲，演技還特別差……想到這裡，人生真沒意義。
有一天，我們會站在天安門樓台上大笑，笑今天好笑的，不好笑的一切。有一天，我會擠進門檻內。
如今，我也在門檻外，既沒有南茜的真情，也沒有她的幽默。
一九九五年底從零碎日記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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