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巡禮：「越境的」日語文學論

I日語文學的擴散、收縮、離散
1. 外地與原住民文學
在現代的日本，「外地」一詞已然成為死語。因為在戰敗的同時，日本放棄了包含作為傀儡國家的「滿洲國」在內的所有的「殖民地」。然而，雖說如此，現在的日本，也並非和從前的「內地」完全一致。現在的北海道，有內地人組織性地開始移住，是設置開拓使（1869年）之後的事。其後，移住者們仍然自認是「內地人」。我們應該可以認為，這是他們每天進行著追認動作，追認過去的「蝦夷地」並非日本人土地的這個史實。愛奴族經常稱呼從內地來的移居者叫做「シャモ＝鄰人」或「和人」，這同樣是為了進行確認。

觀察美洲大陸原住民的歷史和現狀，近代的國境是如何將原住民族的生活圈切斷、碎斷的，便很明白。原住民族被捲入國家間的國境紛爭，被命令從前線退去之事，也屢見不鮮。近代日本，不是作為國境地帶，而是作為國土將所謂北海道（包含樺太及千島） 地區占有，以此跨出作為「帝國」的第一步的。

合併蝦夷地之後，愛奴成為「同化」的對象，到如今，無論再怎麼從狩獵採集生活轉變為農耕中心生活，來進行「改善生活」， 他們被來自內地的移住者視為「同一」者，幸或不幸地，現狀是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歲月。內地人和原住民族的關係基礎，是建立在只能用「人種偏見」來稱呼的「歧視」構造之上的。《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1899年）中的「舊土人」的稱呼，便顯示了這點，然而，近代日本對於「新平民」的歧視，復又加上對「舊土人」的歧視。

明治時期以降，在北海道（千島．南樺太）所產生的文學中， 原住民族因為後到的入殖者給予政治上、文化上的壓力而屈服的狀況，在世界各地不乏例證。我認為大體可分成四種類型：

（1）移住（入殖）者的文學：始於以舊士族為母體之屯田兵和大規模農場的擴大或礦工、漁業的近代化同時引進的勞動者（在此之後也包含了朝鮮半島出身者），他們構成了北海道文學的主流（mainstream）。有島武郎《該隱的末裔》（1917年）、小林多喜二《蟹工船》（1929年）、李恢成《再次上路之途（またふたたびの道）》（1969年）之屬是代表作。

（2）以傳教、學術調查之名到訪的知識分子所做的原住民族文化之調查報告：英國人約翰．巴契拉（John Batchelor）、波蘭人布羅尼斯瓦夫．畢蘇斯基（Bronisław Piotr Piłsudski）、日本語言學者金田一京助等人即為先驅者。

（3）得到上述知識分子的知遇之恩，從原住民族之中登場的雙語創作者們：《愛奴神謠集》（1923年）的編譯者知里幸惠、《給年輕的同族人》（1931年）短歌詩人巴契拉八重子屬於這類。她們乍看之下，追隨著殖民地主義國家日本的多語言、多文化主義下的國策，然而首要的是，必須將她們視為，透過文字創作對抗「逐漸消亡的愛奴」此一成見的愛奴系創作者吧！

（4）試著正面接受北海道這塊土地的外地性之內地人作家的實驗作品：有初期的嘗試之作，例如，中條百合子的《乘風而來的倭人神）》（執筆於1918年）、鶴田知也的《胡奢魔犬記》（1936 年），也有武田泰淳的《森林與湖泊的祭典》（1958年）及池澤夏樹的《靜謐的大地》（2003年）等現代文學中另一種最前線的作品，批判式地重新描繪擁有原住民族的國民國家之成員，所應盡的使命。

以下將焦點集中於，日本人（內地人）和原住民族及當地民眾，在此一「外地」空間中，如何生存？其文學如何處理如此實驗性的「共生」姿態？因日本帝國陸續擴張而成為外地之空間，不僅送進內地人，並強迫內地人以外的當地人使用「國語」，促使了以此「國語」加入文學場域之動向。所謂「外地的文學」，概言之便是內地移住者和原住當地人的「合作」。在展開以下論旨之前，首先想先確認，北海道曾是此種「合作」的Prototype（最初的實驗場）之事實。

2. 侵略大陸、攻略南方
侵入北方的同時，日本帝國也向亞洲大陸及南洋諸島擴大版圖，並推動內地人的入殖。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清廷割讓了臺灣（1895∼1945年）；日本介入義和團事件後，透過日俄戰爭從俄羅斯手中獲得南樺太地區；以及接受因租借權益轉讓而得的關東州（1905∼1945年）、「江華島事件」（1875年）以降，虎視眈眈地瞄準侵略的機會，終至以併吞大韓帝國的形式「合併」朝鮮（1910∼1945年）；趁著歐洲戰爭之勢進行軍事占領，其後主動以「委任統治」形式接管了舊德意志領的密克羅尼西亞（1921∼1945年）等，皆在此列（關於「琉球處分」之後的沖繩縣，將另立項目論述之）。在這些地區，自19世紀中葉以來，西洋人陸續取得治外法權等權力利益，而與此相抗衡的是，也有與日本相仿地著手建設近代國民國家的大韓帝國等案例，以及像臺灣這樣，自從清朝時代便業已產生了漢民族系入殖者與各原住民族群之間對立式共存的土地。然而，各自越是擁有固有的前史，在從「內地」移居的日本人眼中，這些「外地」越是充滿異國情趣。人口比北海道更為稠密的這些地區上，內地入殖者多為軍人、官員、商人、女性勞動者（「女傭」或「風俗業」）。像北海道這樣，以內地人為中心發起的勞動運動是相對罕見的。然而，也因此，為了鎮壓抗日的民族運動，內地人訴求強權統治（與其說是依法統治，不如說是以武力、警察權力進行的壓制）。

鐵路網的整備、中國航路及南洋航路的擴充，加速了內地和外地的人員往來。內地人所撰的「外地文學」採紀行文形式是大宗， 中日、日俄戰爭當時，由森鷗外這樣的軍人及田山花袋等從軍記者獨領風騷的「外地文學」，到了大正時期，儼然成為日本文學中， 人人可涉足的新領域。

日本以臺灣總督府為權力核心的臺灣統治，屢屢誘發武裝反抗，尤其是「原住民」所引起的事件。1920年，作為一介旅人訪台的佐藤春夫，留下數篇紀行文形式的短篇。以「原住民」暴動後餘波未定的高地為舞台的《霧社》（1925年），不僅描寫了日本統治烙印在原住民社會中的爪痕，並刻畫在臺灣深山裡苟延維生的原住民女性及日本男女的生活，開拓了「外地文學」新的可能性。《魔鳥》（1923年）則在介紹「原住民」傳說的同時，暗諷關東大地震後，惑於東京的流言蜚語而虐殺了大量朝鮮人的「文明國」，是極具文明批判的作品。「外地」對於眾多的內地人而言，提供了深具魅力的就業新天地。在「韓國合併」後的朝鮮，擔任《平壤日日新聞》記者的中西伊之助，曾因揭露日本對礦山勞動者的壓榨、虐待之由，而經歷投獄生涯。《在赭土中萌芽》（1922年）中，有效地反映了他在獄中與朝鮮收監者的人際關係。即便被收奪土地仍然訴求回復獨立的抵抗者們的運動，無一倖免皆被鎮壓的歷史過程中， 強化了朝鮮社會道德的腐敗。對此，他以透過文學呼籲連帶感的姿態所寫出的作品，在日本人所寫的朝鮮文學的嘗試作當中也十分出色。其一部分的作品也被翻譯成韓語了。

另一方面，隨著前往殖民地朝鮮擔任中學教師的父親，在當地渡過年幼歲月的中島敦，之後任職於帛琉的南洋廳。留駐期間時常懷想著，從小敬愛的R．L．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度過晚年的薩摩亞。將島上有過日本留學經驗的最優秀的菁英女性， 描繪成象徵正在近代化途中的太平洋島嶼地區實況的《瑪麗安》（1942年）。日本的1920、1930年代，在西洋文學中對標榜異國情調的作品之介紹也陡然增加，例如英語圈的史蒂文生、康拉德；法語圈的洛蒂、紀德等。在女性島民瑪麗安的書架上，發現岩波文庫的《洛蒂的結婚》的小說段落，可說是正確地反映了這個時代。

上海是以鴉片戰爭後所開啟的英美租界、法國租界為中心急速成長之港灣都市。也有許多企業家和知識分子從日本流入此處。橫光利一的《上海》（1928∼1931年），可說是在描寫上海的日語文學當中相當秀逸之作。書中精心安排了感到「肉體所占的空間，不斷地成為日本領土而流淌著」的日本男性，以至在「土耳其浴」工作的日本女性、拋棄革命後的俄羅斯流離於亞洲的俄裔「乞丐和娼妓」、中國共產黨的女性運動家等，諸多點綴了上海的登場人物， 一．二八事變當時的國際都市躍然紙上，是為嘲諷地描繪出日本人浪跡亞洲之力作。以文學史回顧二十世紀的上海，光是日語和中文是不夠的，含括英語、法語及俄語的比較文學式的解析，不可或缺。

然而，隨著中日戰爭的激化，包含上海的日本外地，被迫在「大東亞」的妄想版圖中，進行文化重組。以該地區為活動據點的所有創作者是不得不迎接要旗幟鮮明地選擇「親日」抑或是「抗日」的時代。（可以說以日語寫作者當中，變得幾乎沒有「抗日」的選項了。）從1942年到1944年，「日本文學報國會」主辦下所召
開的「大東亞文學者會議」，即是明瞭的一例。在此，不僅各個地區代表從日本帝國全區各地，齊聚一堂，連滿洲國及南京政府之下的「親日」作家也受到邀請。雖然以現在的時間點回顧，將之評為鬧劇很簡單，但是不僅是國際級作家會議容易陷入的黨派性和傾向，若不能將如此的作家會議或能開拓之無限可能性列入考量之中，那如此的歷史性評價也無甚意義。

順帶一提，田中英光的《酩酊船（よいどれ船）》（1949 年），出席完1949年在東京召開的「大東亞文學者會議」踏上歸途的滿洲國作家受內地之邀前往京城，並描繪出朝鮮新進作家群像的回想體小說。比起內地甚至更為遠離戰場驚怖的外地「御用文壇」被譬喻為「酩酊船」，實為妙得其韻。

I日語文學的擴散、收縮、離散
1. 外地與原住民文學
在現代的日本，「外地」一詞已然成為死語。因為在戰敗的同時，日本放棄了包含作為傀儡國家的「滿洲國」在內的所有的「殖民地」。然而，雖說如此，現在的日本，也並非和從前的「內地」完全一致。現在的北海道，有內地人組織性地開始移住，是設置開拓使（1869年）之後的事。其後，移住者們仍然自認是「內地人」。我們應該可以認為，這是他們每天進行著追認動作，追認過去的「蝦夷地」並非日本人土地的這個史實。愛奴族經常稱呼從內地來的移居者叫做「シャモ＝鄰人」或「和人」，這同樣是...

臺灣版序文 ⊙西成彥（立命館大學尖端綜合學術研究科名譽教授）
自從進入東京大學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的研究所之門，也快要邁入45年了，在大學時代專研法國文學的我，突然為波蘭文學的魅力所擄獲（我想與遭逢波蘭電影風潮的關係頗深）。當時我心想，只要能在比較文學此一範疇底下，心無旁騖地研究波蘭文學的話，也就心滿意足了。

然而實際踏入波蘭文學研究之後，我明白到如果我沒有先設定一個和想像「日本文學」及「法國文學」形式相異的「文學史觀」，我是無法論述「波蘭文學史」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和蕭邦同時代的《塔德伍施先生（Pan Tadeusz）》的作者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橫渡大西洋（Trans-Atlantyk）》的作者維爾托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或者198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他們即便使用波蘭語書寫詩和小說，卻是以巴黎、布宜諾斯艾利斯和美國舊金山灣區等異鄉土地為據點活動的詩人和作家，但也在波蘭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屬於在波蘭土地之外書寫的波蘭文學）

再者，如同《吉姆爺（Lord Jim）》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異端鳥（The Painted Bird）》的作者傑茲．科辛斯基 （Jerzy Nikodem Kosiński）這樣，無論波蘭作為一個國家的存亡與否，皆抱持著波蘭人的自覺，雖然以波蘭語為母（國）語，卻選擇以非波蘭語來書寫的作家，也為數眾多。（屬於以異國語言書寫的波蘭文學 A 類）

此外在波蘭作為一個國家存續的時期當中，也存在著許多使用國語波蘭語之外語言書寫的作家。其中像以撒．巴什維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這樣的意第緒語作家，也在離開波蘭之後， 承受對波蘭的鄉愁之苦，卻持續創作不輟。（屬於以相異語言書寫的波蘭文學 B 類）

再者，論及波蘭的記憶，主要浮現的便是，在集中營內艱辛的經驗。然而解析人生經驗當中這段時期的意義，便是其文學創作主要目的的有：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艾利．魏瑟爾（Elie Wiesel）、因惹．卡爾特斯（Kertész Imre）等作家群（屬於以相異語言書寫的波蘭文學 C 類）。

覽觀上述事例，復又自問「日本文學究竟為何物」之際，我便不禁開始思忖著，「日本文學」當中，也有「在日本之外＝外地書寫的作家」，還有「雖然有著日本人以外的身份認同，但使用日語書寫的作家」，或是「擁有部分日本人身份認同，卻作為日裔少數族群，以日語之外的語言書寫的作家」。將之各自適切標註、描繪的文學史，有其撰寫之必要。

日本文學，並非僅由日本人和以日語為第一語言的人類所佔有。日本人即便在以日語為國語之外的地區活動，也堅毅地綻放自家燦爛。

倘若人生經驗，肇因於日語而蒙受心理創傷，這些人們的文學，即便未以日語書寫，也承受著日本（語）的烙印。透過這樣的思考迴路，我思欲摸索多元的日本文學，因而出訪了我的「巡禮」之路。

進而為了完成此書，而更向前邁出了一步。我尋思著，若欲得見「日語文學」的多樣性，必須加注自身的課題是：曾經大量產生並且至今依然孕育「以日語執筆的作家」的臺灣，以及它在「華語文化圈」當中所占有的位置。

倘若我們說，日本這塊土地，內部包含許多「他者」卻又將之彈出；或者大量產出自發性地向外擴散、選擇成為「他者」的人們。那麼僅僅分析從日本統治起始以降的臺灣，狀況也雷同相仿。再者，日本人的移動和臺灣人的移動，雖然由於是在鄰國而無法避免，但持續相互連動而交錯著，也是事實。

如此的關係，在思考波蘭時，也如出一轍。如果排除與俄羅斯和蘇聯、德國、法國、英國、美國之間所培育出來的關係，「波蘭文學史」是不存在的。

我之所以現在仍然能夠持續身為一個「比較文學者」，完全是因為年輕時期接觸了波蘭文學的緣故。

日本的比較文學，是從日英、日法、日德、日俄等大國間的比較研究（以影響研究為基礎）起家的。時至今日，日本仍然屬於構想著躋身上述列強之一，並擘劃「帝國文學」的陳營。因此，應當以「比較宗主國文學研究」的形式，由後殖民的研究領域來繼承之。

然而參照波蘭文學，我所構想的方法是，對於「保留了人類移動與異文化接觸痕跡的文學」進行交互比較。此一方法，可以彌補「比較宗主國文學研究」這個方法，補足其常常必須優先考量「宗主國與殖民地」這種「非對稱性」的缺陷。而且能夠仔細拾綴打撈到「比較宗主國文學研究」容易疏漏的議題，不失為有效的研究方法。

因而，我相信未曾系統性學習過臺灣文學的我的解讀，據此也得以成立。

再者，我想此書堪稱是，我與為數眾多的臺灣文學研究者以及臺灣的日語文學研究者相識相知的機緣，所惠予我而誕生的副產品吧！本書之所以得以有中文版面世，也是由於這些學者們的盡力。

特別是，先前在申請國際交流基金出版補助之際，付出辛勞翻譯的謝惠貞教授，以及為我撰寫書評和推薦文的黃英哲教授、大東和重教授、三須祐介教授，還有在我邀請他們讓我將其精闢書評收錄此書之時，爽快慨允的三木直大教授、翊木伸明教授、日比嘉高教授。在此獻上我由衷的感謝！

翊木教授是盎格魯─愛爾蘭文學（Anglo-Irish literature）的學者；日比教授則是專研包含日裔文學等近現代日本文學的研究者。人生何其有幸，與多元領域的文學研究者們，在學問路上有志並行。

再者，回顧我初嘗文學研究秘奧的當年，對於彼時啟發我的老師和同儕們，以及華沙留學時代，以微笑包容我這個日本人對波蘭文學熱烈訴衷的華沙大學老師及同學們，藉此機會表達我的謝意。

於今此景，特別能夠深切體認到，學術研究絕非僅憑一人之力，而能畢竟全功的。

臺灣版序文 ⊙西成彥（立命館大學尖端綜合學術研究科名譽教授）
自從進入東京大學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的研究所之門，也快要邁入45年了，在大學時代專研法國文學的我，突然為波蘭文學的魅力所擄獲（我想與遭逢波蘭電影風潮的關係頗深）。當時我心想，只要能在比較文學此一範疇底下，心無旁騖地研究波蘭文學的話，也就心滿意足了。

然而實際踏入波蘭文學研究之後，我明白到如果我沒有先設定一個和想像「日本文學」及「法國文學」形式相異的「文學史觀」，我是無法論述「波蘭文學史」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和蕭邦同時代的《塔德伍施先...

臺灣版序文

I
日語文學的擴散、收縮、離散

II
去殖民化的文學與語言戰爭
前日本兵的返鄉
原住民文學的嚆矢—關於《胡奢魔犬記》的評價

III
臺灣文學的多樣性—2016年7月∼10月的每日紀錄

IV
碰觸生猛的吳郭魚肌肉
島尾敏雄的波蘭
女性們的張口結舌
後藤明生的「朝鮮」

V
外地巡禮—外地日語文學面面觀
巴西日語文學的去向
外地的日語文學—兼論巴西的日語文學

後記
解說
書評

臺灣版序文

I
日語文學的擴散、收縮、離散

II
去殖民化的文學與語言戰爭
前日本兵的返鄉
原住民文學的嚆矢—關於《胡奢魔犬記》的評價

III
臺灣文學的多樣性—2016年7月∼10月的每日紀錄

IV
碰觸生猛的吳郭魚肌肉
島尾敏雄的波蘭
女性們的張口結舌
後藤明生的「朝鮮」

V
外地巡禮—外地日語文學面面觀
巴西日語文學的去向
外地的日語文學—兼論巴西的日語文學

後記
解說
書評